一张“名片”过于闪亮，反而会遮蔽主人的光芒。余光中在诗歌创作、散文写作、文学翻译上的实绩与影响，远非一首《乡愁》所能覆盖，但对于相当多的普通读者，那些都是陌生的。他本人在许多场合表达过自己的无奈，曾说“强调我是‘乡愁诗人’，虽然也是美名，却仍不免窄化了我”。但即便如此，每次余光中来大陆做讲座，台下拥挤的听众依然往往会在最后，请诗人朗诵一遍《乡愁》。

争议也有。上世纪70年代，余光中曾在“台湾乡土之争”时期攻击台湾乡土文学，称乡土文学“联共”，引起广泛争论，至今仍因此收到抨击。如今，斯人已逝，一切都尘埃落定。我们采访了几位诗人、学者、评论家，请他们谈了谈对余先生的评价。

更深的了解，是更好的纪念。

采访  |  新京报记者 张进

1 于坚，诗人

“ 我与光中先生见过三面。谦和的长者，他最好的诗不是大陆流传的那些，我在台湾看过他的另一些诗，非常好，大陆对他误读严重。他与他同时代的大陆诗人不同，有一种已经失传的彬彬有礼的风度，说话声音很轻而有份量，尊重后辈诗人，不以名流自持。

有一年，我们在湖北秭归参加祭祀屈原的活动，五月的湖北，天气正在发热，太阳虽然藏在雾气蒙蒙的天空后面，但还是热。余光中孤零零地坐在一排椅子的边上，白发苍苍。焦等了二十多分钟，一群人被记者们簇拥着走进会场，领导来了。其中有台湾新党主席郁慕明，他忽然离开那一群，走到正坐着发呆的老诗人余光中面前，与他握了握手。

诗歌语言“乡愁”今天成为一个意识形态术语，他功莫大焉。诗人一生写了无数，其实不过是为文明复活贡献几个词而已。斯人虽逝，文章继续。乡愁会越来越重，人们也会怀念这位提醒“乡愁”的诗人。”

2 杨炼，诗人

“ 余光中先生，不止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他还有第三只手——做翻译。余光中先生的诗，曰唯美：传承古典中文诗的音乐性形式；曰抒情：保持汉语诗传统的自然感性；曰贯通：暗合十九世纪以来英诗传统。他上承闻一多、戴望舒、卞之琳，下启八十年代中期大陆“港台风”，堪称中文新诗百年递进的衔接点。他的诗歌形式意识，将如血脉注入中文新诗远未完成的“艰难的成熟”，在将来诗人们更深刻、更精彩的杰作中发出回声。”

3 王家新，诗人，诗歌评论家

“ 闻知消息后我很震惊。余先生的突然离世是汉语言文化的一重大损失。像他这样学贯中西，在诗歌、散文、翻译和文论上都做出了卓著贡献，半个多世纪以来笔耕不缀并影响了数代人的诗人并不多见。从方方面面来看，他都堪称大家。

他对大陆普通读者的影响，不用我多说。他对大陆诗歌也是有影响的，主要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他的诗集《白玉苦瓜》我早就读过。余先生在早年受到西方现代主义的洗礼，后来又致力于发掘和整合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和新诗的艺术经验。他的艺术追求，可称为现代汉诗的“新古典主义”，它不仅浸透了一种语言和文化的乡愁，也为汉语诗歌带来了一种新质和新的可能，八十年代的许多大陆年轻诗人，比如张枣，等等，可能就受到启发。我个人虽然不走在那条一味回归古典的路上，对余先生的一些诗学主张和作品也持保留态度，但我很尊重这样的追求，也很佩服余先生的语言文化功力。

一般读者只知道他的《乡愁》，但他肯定还有许多更有艺术价值的诗篇有待我们充分认识。另外，他的翻译也很值得研究，那也是留给我们的重要遗产，去年我就让我的一个研究生专门研究他对济慈的翻译。

很佩服余先生的语言功力，他对汉语言文化的热爱也唤起了我们的“乡愁”作为一个汉语诗人的责任感，他的一些尝试，比如重新整合、锤炼文白和古今，对我们的诗歌创作和语言文化都有益，但是过于雕琢、修辞过度也带来一些问题。另外，他批评“汉语的西化”也有点偏于一端，忽视了求新求异对语言发展的重要性。”

4 陈黎，诗人

“ 我是台湾师范大学英语系毕业的学生，我读大学的时候，余光中老师是系上的老师。如果说毕加索和贝多芬是音乐领域的代表，作为写作者的余老师，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在台湾的代表。他是台湾最重要的一个文化人。

除了写诗、译诗，余老师还写散文、写评论。与此同时，他还跨界和不同领域的艺术家，包括一些当代画家和民歌写作者合作。他对于台湾整个文化的影响力是全面的。

听到余老师去世的噩耗，我是真的难过。他是这么一个亲切的、对很多东西是真的有渴望的长者，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感觉到很多东西是美好的。

我自己也是一个翻译者，但是如果没有余光中先生，我是不会走上翻译这条路的。我年轻的时候看他翻译的两本《英美现代诗选》，觉得很震撼。当时他把很多英美广义的现代主义诗人介绍给台湾的读者，我们看了就非常羡慕，心里想着自己什么时候可以做这样一本现代诗选。我和我太太后来做《拉丁美洲现代诗选》，就是受到当年余光中先生的鼓舞。如果不是他这样的有开创性的成果，我们年轻人不会有这个勇气和胆识来做類似的事。

我们年轻的时候，如果不是他在诗歌、散文的写作中，具体地示范我们如何让中文变得更有力、更有弹性、更富趣味，后來的我们可能也不会写出、翻译出那么多样的东西来。他广泛的兴趣很让我们羡慕、景仰，从而模仿、学习他。

我们在花莲做了一个太平洋国际诗歌节，今年已经是第十三年了，前几年每一年我们都请他来。他念诗的時候，一大群写诗与爱诗者都围着他专注地聆赏；轮到別人念诗的时候，他也端坐在下面，从头听到尾专注地听。我们就觉得很感动。他真的对诗歌很虔诚，并且以身作则。

余老师非常幽默、风趣、大度，不吝惜于提携后进。他写过两首诗给我、鼓励我，我受宠若惊、诚惶诚恐地回呈给他一首《与永恒对垒》，诗的最后几行，我写说：“……此刻/ 他应在晚风的窗前笑我，笑我踌躇游移/ 手忙脚乱，不知该选那一支球拍或诗的节拍/ 把这强劲的变化球反击回去，一枚周而复始/ 生生不息的老太阳。他大概没想到，这次/ 我转换战略借力使力，用力把球挥向未知的/ 远方，和他站在同一战线，与永恒对垒”。在我心中，余老师永远是一位勇健、优雅的诗的好手，启迪我们（一如眼前的他），用诗歌与永恒对垒，透过文字、音乐，把人间的美与爱储存进时间的银行。”

5 陈东东，诗人

“ 我对诗人余光中的离世表示哀悼。记得我第一次见到余光中是在去参加一次诗会的半路上，在高速公路的一个休息区放着一台电子秤，有位矮小精干的银发老叟穿着背带裤，正踏上去称自己的份量——我那时跟他还不认识，但一眼认出这就是余光中，我知道他也在去那次诗会的路上。那个场景，蛮有点意思……

后来我见过他几次，还一起吃饭喝酒，还曾帮着安排过他的讲演和朗诵，但我却并没怎么去读他的作品。台湾那边的情况我没办法充分了解，大陆这边，许多对余光中明显宣扬溢美、甚至着眼点和用意并不在诗的评论，尤其媒体对其形象一味的塑造，贴给他的那些标签，使得我很难去认真对待他的写作。这些年来，中国的诗界、文学界有不少有趣的现象，余光中现象就很可玩味。他的诗歌高下如何且不去说，我认为我们的现代历史和当代现实造就的某种格局、意志和观点，让人们对他的阅读，会产生被扭曲和损伤的东西。”

6 温儒敏，学者，北大中文系教授

“ 余光中先生的过世是现代文学的重大损失。他可以说是现代最杰出的诗人之一。他的诗歌反复书写对祖国、对中华文化深深的眷恋之情，用我们普通读者熟知的审美意象表达自己对祖国的感情，也在促进两岸统一这方面起到了精神上促助的作用。他的一些诗被大陆选入中小学课本，是大陆之外的华人作家中最被我们读者熟知的一位。

从诗歌艺术上来讲，他早期受到现代派影响，但他很好地消化了现代主义，能够用中国传统的审美和意象来表达个人的思想感情，雅俗共赏。

有一些文学界的人用一种比较过时的意识形态的观念对其进行批评，说他早年反共。但这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一种状态，我们不必去纠结这些事情。”

7 魏英杰，媒体人、专栏作家

“ 1971年，余光中思乡情切，在台北厦门街的旧居里写下《乡愁》。40多年来，这首诗在海内外广为传诵。

可是说起来好玩，余光中在公众场合其实并不喜欢吟诵这首诗歌。这或许是因为被人邀请多了的缘故，但或许也和这首诗过于出名，从而遮蔽了他在诗歌上的真正成就有关。

他曾有一次在公开场合表达过类似观点。那是2014年的时候，他在参加海南大学的一场活动上，婉拒吟诵《乡愁》。事后他说，希望大家看看他其他主题的诗，而不仅仅是《乡愁》。

他自己就经常说，这首诗他不过花20多分钟就写出来了。但他诗集里的许多诗歌，却是费尽思量，有的诗歌甚至没有一定长度的人生体验，是写不出来的，比如《三生石》。

但是，他仍难以避免被人冠以“乡愁诗人”的标签，这是时代使然，也是人心使然，是在两岸长期隔绝背景下，两地人们发自内心的情感使然。他的《乡愁》因也其浅显易懂、脍炙人口而成为这种情感表达的代表作。

实际上，两岸互通以后，余光中先生多次来大陆，重游南京、杭州、厦门等曾经学习、生活过的地方，前年（2015年）还到过他的祖籍福建永春，参加余光中文学馆开馆仪式。所以，如果说余光中还有什么“乡愁”，也是更深层面意义上的一种情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