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朦胧诗”热潮趋于平稳之时，作家出版社为舒婷、顾城、江河、杨炼等“朦胧诗”代表诗人合出过一部《五人诗集》。时值大批年轻校园诗人呼之欲出的时代，这部诗集的影响力那时或许还不是很大。

三十余年过去，又有几位诗人，即雷平阳、陈先发、李少君、潘维、古马，他们的代表作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结集，取名为《五人诗选》。这五位诗人，就是那批曾经年轻的校园诗人，他们的创作从1986年前后开始，而今已人到中年。就在他们随着诗歌成长的时候，诗歌已从全民热议的中心走向了边缘。这几位诗人一边品味着风霜的滋味，一边拿起笔，有的固执地写，有的写着玩。新世纪以来，他们的诗歌逐渐进入读者视野：尝试着不同的风格，写作有争议的题材，多次获奖，出版过多部诗集。在出版相对宽松的年代里，他们出版这部合集，到底想让读者看到什么？

这是一个不缺少诗歌，但缺少诗歌整理的时代。如果想找出1986年之后的多个五人组合，其实并不难。这部诗集，可以说，五位诗人是来自不同省份和地市的中年一线诗人，读者能够从他们的诗歌中相对客观地看到中国近三十年诗歌探索的成绩和诗坛的一个侧面。

五位诗人年纪相差不大。潘维年长，1964年出生；雷平阳和古马，生于1966年；陈先发与李少君，1967年生。他们所从事的职业与生长经历不尽相同。古马在甘肃，其他四位都是南方人。陈先发是新闻记者，雷平阳、李少君早年从事记者工作，现在是职业文人。雷平阳坚守云南；陈先发从复旦大学毕业后，回到故乡安徽；李少君从潇湘出发，在美丽的珞珈山度过四年诗意生活，热血沸腾地投入了海南建设，现在北京，专职从事诗歌工作。据说潘维年轻时离开故乡，四处巡游，现已定居海南与杭州，做了大学教授。西北的古马是一位公务员。

雷平阳是这五位诗人，乃至全国诗人中比较特殊的“劳模”。他本为一介生长在云南高原的草根，凭借着带有血汗气息的诗篇，收获了近年来中国诗坛的各类大奖，从“《诗刊》华文青年诗人奖”、“人民文学诗歌奖”、“十月诗歌奖”到“鲁迅文学奖”。他的诗歌为人称道之处是，立足大地，敬仰神灵，悲悯大众。他的诗歌表现生命的残缺与疼痛，“我是诗人，一个隐身于众多躯壳中/孤愤而又堕落的残废”（《我》）。无论是《八哥提问记》这类诙谐诗，还是《杀狗的过程》《复仇记》等在冷静描写中表现深重感情的诗，还是《母亲》《祭父帖》《故乡的人们》等饱含来自血肉的情怀的诗，都能使读者感觉出诗人具有一股来自生命本能的巨大力量，像汹涌的洪水，冲击着我们被平庸生活所麻木的头脑。他很用力，又似持着一把锋利的手术刀，一刀刀地向病态的生活躯体割去，让我们在他笔下看见一团团坏死的组织，并听到他沉痛的呼喊。他的诗篇中，跳动着一颗治病救人的良心。

李少君与雷平阳的职业与写作经历类似。李少君在武汉大学就读新闻专业时，与同学组成“珞珈诗派”，热衷于探讨中国新诗出路，试图再造唐诗之后的辉煌。毕业后他南下海南，先后做过《海南日报》记者、《天涯》杂志主编，出版过小说集、随笔集多部。他是一位人在天涯、脚踏大地，甘做草根，热爱思考并不时会搞出些动静的文人。他的随笔写得不逊其诗，如在《我所认识的印度知识分子》中很能看出他具有湘人的实干精神，他应该常常在想一个知识分子到底能够为民众做点什么。他的文字朴实，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几年前，他从海南岛调往北京，将未来与诗歌更加紧密地捆绑到一起。到了京城后，随着活动量增大，他的诗歌风格也发生些许变化。他眷恋自然时，写下过《抒怀》《南山吟》《山中》《自白》《神降临的小站》等如绝句一样精简干净的小诗，被读者誉为“自然的诗人”；远离自然的环境中，他有《自白》《异乡人》《我有一种特别的能力》等，本真抒情少了，更多的是反讽与调侃。然而他是一个不时调整自己的人，这种调整他会写进诗歌，使读者通过这些诗，不仅看见他的不适，也看见自己的不适。能够帮助他平衡、安定的东西，想来就是诗。他读诗、写诗，把诗歌当道场修炼，将自己打造成一个具有强烈诗歌热情的火球。他的诗歌相对雷平阳的诗，冷静克制，他诗中的力量不是层层累加上去，而是在那些貌不惊人的诗篇中，将从唐诗中汲取深厚的滋养，转换成四两拨千斤的方法，在那些看来普通的句子后面，突然穿插一个特别的句子或场景，在反转与对比中，激活诗意，使诗歌充满智慧和机趣。

同是记者出身的陈先发，诗歌颇具文人气息，不少评论者都认为这与他出生在诞生过讲究文辞的桐城派所在地有关。他写诗的经历可追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曾为复旦诗社的代表诗人。记得读到他的《前世》《丹青见》《鱼篓令》等作品时，正值中国现代诗陷入泛滥的口语写作与无节制的叙事之中，他依然故我的精致语言与相当节制的叙事、互文性写作所引发的诗歌神秘感引起过我的注意，进而还发现在他的诗歌中，并不大区分过去与现在、生与死、人与鬼以及万物之间差别，这使他的诗中伴有虚实相生之特色，也不时会有鬼魅仙家之气，好在不妖，诗歌由此生出一丝丝空灵感与荒谬感。

与陈先发出生地距离较近的是潘维。如果试图在二人诗中寻找共同点，那就是，他们的诗都有着“江南雨”那样的迷蒙感。陈诗的迷蒙来自文化想象，潘诗似更多来自酒精的迷幻。他常常借助繁复的江南意象，如丝绸、钱柜、雕花门窗等，把读者带入江南充满靡靡之音并令人迷醉的旧梦里。女性是他热衷抒写的形象，描绘她们时，他很舍得用唯美诗句。《梅花开了》等诗，又能看到他把文字当魔方，似巫师，达到呼风唤雨的程度。

古马生活在甘肃，读他早期的诗歌，容易联想起海子、昌耀等描写过西部的诗人及其苍凉雄劲的诗篇。辽阔的天地给了他更多的想像空间与空灵情感，他的诗风刚劲浪漫，常借助《诗经》或民间歌谣中常见的词汇，做现代性转换。这五位诗人中，古马的诗不仅写大地、民众，也表达个体思考，部分诗篇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尝试运用不同的语言风格。

五位诗人，散居于中国各地，生活在大众当中，连接土地与天空，也连接世俗与诗意。他们一面将草根生活写入诗中，也面朝大海与高山，为心灵寻找慰藉。他们是诗人，也是凡人。他们的诗歌，能不能成为这个时代的缩影？或许难于立刻回答。但是，过上五十年或一百年，这部诗集若还有大量读者，答案自然得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