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我注意到，近几年来，您每年都受邀到国外参加诗歌交流活动。请介绍下您参加了哪些国家的活动？

赵四：的确是，从2012年开始，我连续每年都有受邀参加国际诗歌节、文学节的机会。有时候自己都感到有点奇怪，觉得命运似乎在这方面对我特别网开一面。后来反思一下，发现其实是有连带效应的。比如2013年时蒙托马斯·萨拉蒙推荐，我参加了中欧地区最重要的文学节之一的斯洛文尼亚第28届维莱尼察文学节，在这个文学节上遇到了马其顿国际诗歌之夜的主管米泰和斯洛伐克“诗艺”诗歌节的主管马丁，当时和他们有些交流。结果2014年意外地收到了米泰的邀请。2015年初，收到马丁的合作者“诗艺”诗歌节另一位主管马丁娜的来函，不仅邀请我本人，还希望帮助他们在2015年的诗歌节上组织一个3-4位中国诗人参加的“中国主题”。而在“诗艺”诗歌节上，我又遇到了慕尼黑“羞岩裙”国际女诗人诗歌节主管和土耳其国际伊斯坦布尔诗歌节的协调人，这就有了2016年的两度获邀。

问：您选择什么样的诗进行交流？

赵四：我出去基本上坚持以诗交友，我选择翻译去参加诗歌节的诗歌都是属于老艾柯说的那种“简单和独立的意象仍然是文字跟读者沟通的最好方式”，这些直入人心、有心理深度的诗歌拿出去是真正能够征服人的。记得当时寄了10首这样的诗歌英译给萨拉蒙，这位中欧领军诗人读后立即回复，毫无保留地赞誉它们“不可思议的感觉……我真希望我也有这样一种天赋。它即刻表明你的诗来自一个无限的传统和辽远广袤的空间，但它又是完全出自我们这个时代的非凡。所有的诗都给予我很多很多……我热爱你的诗。”这是我的人生收到的第一份对我的诗歌的高度肯定，一个人再自信，也需要内行的肯定。何况，我不是一个自信的人。所以，在写诗上，我真心认为萨拉蒙是我的伯乐。

问：世界诗人之间交流畅通吗？这里不仅指语言，还包括文化、对诗歌的认识。

赵四：我不认为交流是很畅通的，一个译者诗人肯定比一个单纯的诗人国际道路更畅通，但这也是双刃剑，有时译者身份一定程度上也会遮蔽诗人身份，尤其是还没有特别老资历的时候。交流主要要通过翻译，而诗，尤其好诗，很多都有切实“不可译”的成分（参阅我在第8期《当代国际诗坛》上写的长文《译可译，非常译》），所以交流的时候，选择什么样的诗歌来交流是非常有艺术性的，因为如果你拿出来的诗不能一眼征服人，可能就没什么机会了，至多也只能获得礼貌性的肯定。这个时代好像已经不相信灵感了，但能一眼征服人的诗歌，一定是灵感到来才能有幸获得的诗歌，有时甚至得是数个不同时灵感在一首诗中的累积。所以，这一类的诗歌走到哪里，都是交流通畅的。

问：在国外，诗人在社会上的地位如何？国外诗歌热度怎样？

赵四：国外诗人在社会上的地位我无法准确获知。英语世界中现在很多大学都有原创性写作专业，这些系科的教职据说现在是养活了一大批诗人。国外诗歌的热度和各国的诗歌传统有关，比如斯洛文尼亚就有强大的诗歌传统，200多万人口的国家，据说有的诗人的第一本诗集就可以卖到1000册，欧洲各国诗集印数500、300册是比较正常的，所以这应该可以说明一点问题。国外的诗歌听众基本上都是一些资深的读者，他们真正在岁月中积淀下了诗歌爱好，比较稳定。比如我今年参加的加拿大三河国际诗歌节，最重要的一场朗诵演出是卖票的，目测现场有150多人，这就意味着有这么多人买票来听，因为活动安排上有规定，就是参加朗诵的诗人家属要听，也要买票。

问：外国诗歌进入现代主义诗歌后，其主流特点是什么？发展至今，在美学追求上有什么变化？目前的主流写作是怎样的？

赵四：西方浪漫主义文学运动之后，抒情诗成为诗歌的典型范式。现代诗歌，即现代抒情诗在外观形态上与古典诗歌乃至浪漫主义诗歌都有巨大差异。这种差异并非“现代主义”实验性方面的表演，而是本质要素的革命性变化。韵律与意象、场景始终是诗歌的本质要素。在韵律方面，现代诗歌以“联想节奏”取代了传统的“韵律节奏”，其声音和意象成分也是一个诗人语词智性能力的构成基础。在意象、场景方面，则充分显现出坚实性“客体”特质的高扬，并且西方现代诗歌已形成一个包括诗人认识、诗歌形式及诗学见解全方位的“客体”传统。现代抒情诗人的创作过程似可描述为：在源点性冲动的基础上于构思和写作过程一体化的自发性工作机制中，诗人凭借语词智性能力成序，生成“存在物”般的新经验、新自我，和每一首诗歌的独特形式。

问：您认为当前的中国新诗与国外诗歌的差异或差距有哪些？或者说，中国新诗的现代性如何？

赵四：我研究过西方现代诗学，我是研究真问题的人，所以我觉得直接给你我这篇论文《试论西方现代诗歌本质要素之革命性演变》的内容提要，你便可从中自行比较，得出中国新诗与其的差异。总体上，我个人一己观感中国新诗目前的生态仍是相对芜杂的。

问：中外诗歌和诗人的交流现状如何？中国诗歌需要更多地走出去吗？

赵四：这个问题好像需要专门研究中国诗人在海外出版情况的人来回答，因为目前看来，有效交流仍是以出版为主。中国诗歌相对来说，比小语种诗歌少些交流焦虑，没有那么强烈的紧迫感。汉语和西方语言相距甚远，审美趣味、文化旨归各方面的差异都较明显，获得好的译本难度也更大。能走出去当然要走出去。

问：您个人在写作上受国外诗歌的影响有哪些？学习和吸取外国诗歌重要吗？

赵四：只讲一句原则：广泛阅读，勇敢抛弃。你的原创力才能成就作为诗人的你，别的全部的作用是刺激和滋养。

问：我们知道您是东欧著名诗人萨拉蒙的研究专家，请谈下您理解的他。

赵四：我和诗人张曙光有一次在微信中的聊天内容可以代表我理解的萨拉蒙，抄录如下：

萨拉蒙以一己狂热天性、语言天赋和现代艺术理解力执意开拓着诗歌与自我与生活的边界地带，将不能或难能入诗物事带进语言的漩流中无碍地变身为诗，做到了再无第二个人可以做到的让自己摇身为一支“点诗指”——点什么便变什么为诗。

但是，他同时也放弃了面对那铁律——最好的诗产出自最好诗歌的“深度”世界：有深度的灵魂、精粹的语言意识、能产的创造性焦虑机制、好诗中再生出好诗的阅读激励。笼统而言，这些他也大抵具备，所以他仍是一个无疑的好诗人，他只是在焦虑机制全方位面相的（包括社会学面相）驱动下，浪掷了或者说过于相信了自己的能产机制在于“不停地写”，如同那句老话，你长丑了不是错，拿出来吓人就是你的不对了。

不停地写是不可能不产出垃圾习作的，诗是所有艺术中最具跌宕起伏形体特征的美人或女妖，只有在情绪力量、情感强度、书写意志、语言敏感度都处在一个“灵感”水平时，才具备出现精品好诗的可能，而且“一首诗”，都很可能是数个这种水平状态下文字产物的合集。“不停地写”不是错，甚至是必要程序，因为那个最佳状态从来不会在一个不写的人身上突然降临，但发表、出版是错，无疑也同样是伤害森林资源的行为。

但他的出版可以相对庞大些，因为他是个独一无二的个案，理解他、接受他的诗歌教育是件重要的事情，并且他独特的神性高度可以保证他永远不会是在群魔乱舞。他可能也是所有“大”的诗人中唯一还具备一定的“负面”教育价值的诗人，别的诗人要么好，要么不好，萨拉蒙就连不好的方面你都不能忽视，但你有了真正的判断力（他的不好甚至会培养你的判断力）之后，你会知道那是你不能取的姿态，那是你应当避免的，因为你没有消化它的背景之得天独厚。萨拉蒙是属于蒙恩的诗人之一员，被天赋了这种特权，别的人没有恩可蒙，只能凭一己最高实力去博取诗的认可。

问：您最喜欢的外国诗人还有哪些？他（她）们给您的印象是什么？

赵四：我的阅读胃口比较好，所以谈不上最喜欢谁。总体上喜欢写得精粹的诗人，比如我译过的诗人中，我无保留地赞赏的是捷克诗人弗拉迪米尔·霍朗的一千二、三百行的长诗《与哈姆雷特之夜》，这个篇幅你知道他写了多长时间，5年多，为什么？因为他的写作方法是只记录有灵感时的诗句，小纸片上、香烟纸盒上……最后整理出来的，所以句句是精品，没有水分，没有从喉咙里出来的东西，都是灵魂深处的东西。

在此之前，看汉译，我不是很能体会莎士比亚究竟有多伟大的原创力，通过这部作品，通过霍朗创造了一个极具现代感性的哈姆雷特，我体会到了莎士比亚的伟大。伟大诗人就有这种深化能力、引导能力，还可以成为别的伟大之物的桥梁，所以捷克诗人并不说任何一个别的诗人，不说塞弗尔特，不说赫鲁伯，而只说霍朗是他们语言中“诗人中的诗人”。

问：请向读者推荐您认为最需要阅读的外国诗集。

赵四：各人自取所需。会给每一个诗人以激发的诗人不会都只是那几位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