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德安：诗心仍在 诗画同源

福建诗人吕德安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与诗人画家同仁创建诗社《星期五》，并成为南京著名诗社《他们》的主要成员。他曾数度出国，如今是行走于诗界与绘画界的“两栖人”。

作为当代诗歌的亲历者，吕德安觉得每年一次的“诗歌人间”对自己有着特殊的亲和力。其活动内容的丰富多彩，让人感受到诗歌的积极力量。从开阔的学术情怀和视野角度看，“诗歌人间”在整个中国诗坛的影响力也是标志性的。

吕德安认为，中国古称诗国，大概缘于它有着一个以诗载道的悠久传统。此次“诗歌人间”活动主题是“以境映心——新时代·新诗篇”，如果说这是出于对传统诗歌精神的关怀，不如说更是基于当代诗歌造诣上的一个大议题。它意味着作为一个文学艺术载体——诗歌的历史性使命，并且关系到每一个具体的诗歌写作者直面现实的能力问题，以及诗歌的精神向度和高度全部尺度。它是落地的，具有实际的意义，为此他愿意相信它同时也是令人兴奋的。

微信上近期流行一句话——“诗人是醒着的那种人”。吕德安觉得此话俏皮而富有意义。他说，可以将其视为人们对当下诗歌的美好期盼。“或者至少对我而言，我愿意相信诗歌是一种精神构建的社会性表达，以及它向来所具有的人间世俗的意义。诗歌的核心意义，在于它既是个人的，也是每个人的。它永远暗示着在诗歌的文字存在中‘存在着一种无所不在的更伟大的力量和秩序’。这也许还是一个传统的观点，但我愿意相信它对今天也是适宜的，尤其是当我们置身于当下的多元文化语境里的时候，正是坚持相信这种‘伟大的力量和秩序’，使诗歌与时代共存共生同时保持其深刻的、多元的、自由的尺度。我想这是所谓的诗人的天职及其意义之所在。”

吕德安喜欢美国伟大诗人弗洛斯特的说法“我写诗是因为前人写诗”，实际表明的是一种对传承的尊重。“他当然也是我认为的那种现实的诗人。我也愿意从这方面认识自己的诗歌价值取向。虽然近年来我侧重于艺术创作而一定程度上疏于诗歌写作，但诗心仍在，诗画同源并不是一句俗话或套话。我感到它之于一个诗人或艺术家，意味着同样的当下的多重的负载。所以这次诗歌人间活动，我将它视为一次活力的呼唤，我是为此而来的。”（王 樽）

潇潇：好好写内心感觉到的真相 

潇潇从很早的时候就跟诗歌结下了缘分。她1983年开始写诗，发表作品。1988年获首届“探索诗”奖、 “中国第三代诗歌功德奖”，长诗《另一个世界的悲歌》被评为上世纪九十年代女性文学代表作之一。

谈到新近创作的诗歌，她坦率地说，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在她看来，对一个创作者来说，最近的创作并非都是新成果，或者说最近的作品都是新成果。这很难以界定。“让一个诗人解读自己的作品是困难的，犹如让一只蜜蜂解读它的蜂蜜。”

她告诉记者，由音乐人云杰作曲的那一首《我的四川，我的故乡》的故事。原诗仅仅42个汉字：“四川/川/就是三根线/一根/是妈妈/一根/是爸爸/还有一根/是岷江/——岸边老屋/窗棂/泻下的/那一缕/痒酥酥的/阳光。”足足表达了她这一代北漂或南漂，在路上的新的乡愁……因为是民谣演唱作曲的规律，云杰向她提出了增加语言叙述。这让她有些挑战自己的感觉，一首好的诗歌要尽量做减法，把所有多余的词拿掉，而面对一首自己成熟的作品要添加枝叶，的确不易。“但愿我的这个演唱版能让读者、听众喜欢。”潇潇如是说。

潇潇谈到未来的计划时表示，将于今年年底出版一本新诗集，大部分都是新作。按计划，明年她要去西藏体验生活半年，同时拍一部纪录片。“诗歌像血液一样在我体内流淌，我的生命因为诗歌充满温暖和无限可能……”

一个优秀的诗人，自然是打开自己的每一个触角神经与他（她）的时代融为一体的，他（她）的生命与诗行是互补、统一的飞翔，而不是分裂的。如何深入？在她看来，只要走出象牙塔，把自己像一棵草一样放低，向蚂蚁学习，像蚯蚓一样踏实……自然而然词语就会为你生活的时代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

在潇潇看来，“一个诗人尽本分，好好读书，好好写内心感觉到的真相，面对灵魂诚实，相信缪斯姐姐会奖励他（她）的。”她说，“诗人是用词语的盛宴喂养灵魂的贵族，诗人只能用贴近良心的词语，骑着语言那头忧伤而缓慢的驴，用一生的时间缝合被后现代支离破碎的灵魂。”（尹春芳）

育邦：紧紧保持对自己时代的凝视 

“我背负木剑/从世界的另一边/乘船归来/车轴河里落满了我的光阴/在海的那边/靠近星辰居住的小镇/是我的故乡……”

在一首题为《返乡》诗的起首，育邦如此写道。在写作领域的多重身份转换中，无论是诗歌，还是小说随笔，育邦的写作，正如有评论指出，都呈现出一种博学而豁达的大家风度，一种融现代性和古典性于一身的文学范例。也有人索性称育邦是一个“星空下的悠游者”。诗人、作家韩东也在评价育邦时说：“育邦是一个独自写诗的人，读书、写作构成了现实之外的另一种秘密生活，他的诗因此也与流行相异，而与书本暗合，在文雅、唯美的修辞中内心的激情穿越而过，有时甚为动人。”但这并非意味育邦的写作是“隐逸”和“避世”。他依然保持着关于同时代诗人的思考，他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讲，诗人同样需要直面“同时代人”命题的诘问。即：我们与谁以及与什么同属一个时代？同时代意味着什么？同时代诗人到底是谁？

同时代诗歌与时代到底有怎样关系？对此，在一篇短文中，育邦引述阿甘本的阐述：“真正同时代的人，真正属于其时代的人，是那些既不完美地与时代契合，也不调整自己以适应时代要求的人。因而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也就是不相关的。但正是因为这种状况，正是通过这种断裂与时代错误，他们才比其他人更有能力去感知和把握他们自己的时代。”育邦认为，同时代性也就是一种与自己时代的奇异联系，同时代性既附着于时代，同时又与时代保持距离。更确切地说，同时代是通过脱节或时代错误而附着于时代的那种联系。与时代过分契合的人，在各方面都紧系于时代的人，并非同时代人——这恰恰是因为他们（由于与时代的关系过分紧密而）无法看见时代；他们不能把自己的凝视紧紧保持在时代之上。

育邦强调，真正的诗人，即我们所言的同时代人，必须紧紧保持对自己时代的凝视。借用阿甘本进一步的定义就是：“同时代的人是紧紧保持对自己时代的凝视以感知时代的光芒及其黑暗的人。”对此，育邦认为，这也是对同时代人提出来的道德担当，是赋予诗人的深切期望。育邦希望如此，希望我们正走在成为“同时代人”的路。

作为第一次参加“诗歌人间”活动的诗人，对于本届“诗歌人间”研讨会主题定为“以境映心”，博学的育邦也有着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以心造境，以境映心”，这是一种中国式的艺术抒写方式。它隐喻了天人合一的向往，试图揭示人、大自然与尘世之间的隐秘关系。他坦言，如果也谈及诗人与他的时代，诗人不可避免地要勇敢地面对“心”与“境”。（张樯）

苏野：重返精神的现场 

1976年出生的苏野，作品散见于《诗刊》《诗江南》《诗歌月刊》等处及多种诗歌年选，2013年入围“江苏青年诗人双年奖”，2016年获“诗建设”诗歌奖。

定居江南十年后，苏野说，自己对写作的价值根基和意义本源有了新的认知，他坦承，这既源于对博尔赫斯、阿米亥等诗歌大师和宇文所安、田晓菲等海外汉学家的持久阅读，也源于江南历史传统和文化遗迹的召唤。相比“奉肉体和现世为神”的写作，他更愿意书写过去，通过以历史人物为主题的“拟古”式诗歌，“表达对古典人物的理解和追崇，对时间的不胜往昔之感，以及面对汉语诗歌和文化传统时的敬意和谦卑”。

苏野承认，其大部分诗作都在反复确认人的渺小与虚无，“十几年来，我在诗歌中书写了一些区域性的、小号的古代文人，他们狂热地抱持着不朽的意识，却又共同分享了被时间的火山灰深埋的普遍性命运”。他表示，他会沿着经典化和区域化的方向，继续将触角探入历史记忆中。杜甫、李商隐、苏轼、元好问这类古典文化的一流人物，以及紫柏、徐枋、柳如是、吴兆骞这些苏州先贤，一直都是他渴望书写的对象，他希望能够以诗歌的方式向他们表达他们应得的缅怀和尊重，让他们重返精神存在的现场。

谈及本届“诗歌人间”活动主题：“以境映心——新时代、新诗篇”，苏野阐释说：“在积极的意义上，时代之求新、诗歌之求新，均表征出对‘旧’的越界和突破的勇气。就此而言，诗歌理当拥抱新时代，以新时代之新境域映照新诗歌之新诗心。但‘新’与‘旧’纠结缠绕、混合交融，两者之间潜伏着广阔的灰色地带，纯洁无瑕的‘新’或‘旧’，事实上都不存在。求新意志敞开了诗歌写作的可能性，但同时如何克服詹姆斯·伍德指责的‘歇斯底里现实主义’，如舍斯托夫所说‘在变化之物的下面寻求永恒之物’，为新时代的新境域安装人性内核的源代码，在尊重语言良知的前提下，将飘浮的新语汇引渡到汉语的夜航船上，既凸显诗歌的陌生化，又保持诗意的连续性，在‘新’与‘旧’的视域融合中熔铸诗歌的舍利塔，使新时代之新境域能映照诗歌的普世之心，这仍然是具体而尖锐的现实。因此，史蒂文斯所说的‘现实主义是对现实的损毁’，仍然是一个善意而必要的警醒。”（王樽）

冯娜：自觉承担书写时代的使命 

在诸多80后诗人那里，从“地理”到“心理”的流徙经历俨然已为常态。年轻的女诗人冯娜更为典型，由云南到岭南，再入京驻校，频繁穿梭于南北中国，文化迁徙为其提供了丰富而独有的经验元素，也使其写作的方向意识日趋明朗。

有评论指出，冯娜虔心为凡俗的细小、静谧之物作经验提纯，凭借对生活的洞察力和下意识的直感，以圆熟出色的语感逡巡在具体可感的场景中，揭示常人习焉不察的细节，进而抽丝剥茧似的发现经验的多层次存在。

谈及诗人如何搭建与时代的关系，冯娜认为，很多时候，我们处在一种媒体营造的“拟态环境”之中。我们通过互联网等渠道，关注到社会很多角度和层面的现实。作为一个诗人，无法过滤和忽略这些现实。她曾写有一首叫作《中国寓言》的诗歌，虽取材于早年生活经验，但更多的是截取了时代中的一个面影。这些面影像大量的暗物质，也许模糊、残缺、不易觉察、无法被清晰命名和指认，但冯娜坦陈它们共同组成了时代的风景。记录它们，正是艺术的使命。

第十一届诗歌人间研讨会主题定为“以境映心”，对此，冯娜也自有一番见解。她认为，“境”是我们所赖以生存的世界，也是我们创作的源泉。诗人即使不能承担起作为祭司和先知的使命，至少也应该自觉承担起书写这个时代的使命。冯娜认为，“以境映心”，以诗映境，以诗见心是每一个诗人毕生要修习的功课。在任何一个时代，诗人们都要试图深入和理解自己生活的时代，要处理自己与时代的关系，在过去时代的经验和未来时代的瞻望中获得新的体认。她同时也承认，在这样一个新事物不断涌现、人们的需求不断被制造的疾速时代，对诗人的考验更加严峻。五花八门的时代趣味、人类纷繁复杂的精神世界、人类面临的共同命运等等，无一不考验着一个诗人对时代的理解和洞察力，也考验着诗人在变幻无常的世事中是否保持着耐心和定力。

对于新诗跨越百年之后，在新的时代诗人应该如何发声，如何调整创作方向等命题，冯娜认为，中国新诗虽有百年，但某种程度上，我们似乎长期处在一种漫长青春期的混沌探索中。如何从世界范围的古老诗歌传统那里获得力量；如何在自己所处的时代中寻求解决困惑的方法；如何超越自身的局限，超越自己所处的时代，等等，其实都是一个诗人所面临的具体而微的问题。“语言是时代中进化得较慢的部分，诗人缔造语言，就是在缔造一种新的思想、一种新的寓言（或预言）。另一个意义上，诗人所坚守的语言，也是在挽留和保存一种时代的精神。”冯娜如此言明身为诗人的立场和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