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短暂的文学史断代谱系中，王家新是我的文学前辈。这种断代史会造成一种错觉，你会觉得你的那些文学前辈们已经老了，并且在慢慢退出历史。风起云涌的诗歌江湖更加速了这种代际嬗变，后浪推前浪，事实上每一浪都拍在相同的沙滩上。王家新在“代际”的意义上，会给人一种“前辈”的感觉，但在写作现场，他不仅仅是始终的在场者，更是这个场域里的某种象征。自1970年代末期汉语诗歌的勃兴，至眼下纷乱的江湖症相，王家新可以说完整地经历了这四十年。如今他已波澜不惊，更加专注于自我，进入一种类似于萨义德所言的“晚期风格”。

在萨义德看来，“晚期风格”首先是身体状况与美学风格之间的关系，“身体，它的健康、它的忧虑、组成、机能与兴旺，它的疾病和死亡”，这些属于“自然秩序”的因素会不可避免地影响一个人的美学风格。尤其是，当你的生命来到真正的晚年，你会很自然的考虑人的必死性，你会主动或被迫处理这种终极难题。通常人们会认为，艺术家的晚期作品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体现出一种特殊的成熟性，“反映了一种经常按照对日常现实的奇迹般的转换而表达出来的新的和解精神与安宁”。我们触目所及，随晚年而来的“和解与安宁”比比皆是，但相反的例证似乎更说明问题。萨义德举出了易卜生、贝多芬的例子，在他们身上，“属于艺术上之晚期的并不是和谐与决意，而是不妥协、不情愿和尚未解决的矛盾”，这种晚期风格“包含了一种不和谐的、不安宁的张力，最重要的是，它包含了一种蓄意的、非创造性的、反对性的创造性”。（萨义德《论晚期风格》）

如果用萨义德的“晚期风格”来观察王家新的创作，似有削足适履之感，比如说，身体上的晚年并没有真的来临，他的创作面积和文学活力正处盛年。但在一种“不安宁的张力”上，在“反对性的创造性”上，甚至在一种个人创作的“灾难性后果”上，说王家新的创作正在创造他的“晚期风格”，似又可说得通。像他这样将自己的创作生涯旺盛地持续了四十余年的诗人，经历过那么多外在经验的冲击与内部的自我修补，将自己的写作引入一种“老去诗篇浑漫与”的境地，自是题中应有之义。他近年的写作也的确放慢了速度，诗的节奏也应和着身体的节律与呼吸，既是行进，又是逗留。节奏是慢下来了，但情感的厚度在堆积，变得更加沉郁；作品量少了，但每一首诗的精神当量在增加，更具有摧毁性。“不安宁的张力”表现在他身上，主要是一种精神张力——他依然携带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精神基因，也就是说，他没有轻快地跳跃过他那个时代，从而进入一种“苦行的平静或老练的成熟”；也没有俯就那种“空洞的、兴致勃勃的刺激”，从而进入轻佻的或幻灭的新世纪，而是孤立地坚守在他的理想主义晚期，以一种不合时宜的庄重和持守，对抗一切时尚话语的冲击。

说实话，新世纪也不太新了，已经快来到它的第二十个年头，而王家新像一直携带着十九世纪的曼德尔施塔姆一样，处在他的“九十年代”里。在一切伟大的作家里，我们总能找到他一以贯之的精神基因，不被任何外界力量所整合，这种独立性贯穿在全部作品里，并在其中聚集为“一”。用阿多诺的说法，“文章在当代的实用性，就是那种不合时宜的实用性”，要成为阿多诺意义上的诗人，就必须与一切时尚的东西构成一种紧张的关系，既要对抗，而又身处其中。王家新身上似乎一直携带着一个沉痛的“旧时代”在生活，因而他是不快乐的。没有历史重负的诗人们自可以轻装上阵，甚至可以轻佻，可以嬉戏，但王家新不可以，也不可能，他已跟过去的历史画了押，被盖上了戳记。在诗歌中，这种精神的不安宁，通常会被打上“知识分子写作”的标记，但此处的“知识分子”与“知识”关系不大，更多的是一种“身份”认领，领受这种身份需要的并非知识或智慧，而是良知和勇气。诡异的是，在如今，对这种身份的自觉领受，不仅得不到同行的祝福，甚至会引来中伤和轻蔑。怎么说呢，在很多无可奈何的时代，当公共空间被剥夺时，诗人们通常会选择无视它，或躲进个人的思想自由世界。如阿伦特所言，“在这样一些时代，如果情况非常糟糕，就会发展出一种特殊的人性。”一种什么样的“特殊人性”？说轻松点，就是一种轻微的犬儒主义，如《智者纳旦》所表明的主题——“做一个人就足够了”，对这个无可奈何的现实世界保持“最低限度的人性”；说严重点，就是一种“精致的利己主义”，抱着一种精英主义的、清醒的认知，与时代和其光，同其尘。如果这种状况普遍而持续，一个时代的精神状况将会变得非常糟糕，会造成一种“丧失”——首先从常识的丧失开始，继而是美感与趣味的丧失，最终会发展成一种“无世界状态”，公共空间被遮蔽，私人趣味也变得无聊而卑下。而无世界状态，说到底，“它永远是野蛮的一种形式”。也就是说，无论是出于高贵的天性，还是出于卑下的恐惧，以及“无论人是多么渴望屈从于这种诱惑而躲藏到自身灵魂的避难所中”，对现实世界选择“无视”，其结果“都永远是一种人性的丧失”。（阿伦特《论黑暗时代的人性：思考莱辛》）为了对抗这种“人性的丧失”，王家新选择一种将历史加诸自身的喋喋不休的“回忆”，以及对现实世界的直视。“只有通过谈论世界和我们自身中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才能够把它们人性化，同时，也正是在谈论它们的过程中我们学会了做人。”“学会做人”，这不仅仅是诗人，而是作为“人”的最低要求。在“人性”层面上，诗人并不拥有特权。绝不放弃“人性”，这是王家新执拗而凛然不可冒犯的要求。这看似简单，但在很多历史情势下，它不啻为一种英雄主义。

这样的选择既非天然就具有一种道德优越感，也并非一种道德命令，而是“不得不如此”。这与人的出身、经历、境遇和秉性密切相关。事实上，“优美与崇高”（康德）、“感伤与素朴”（席勒），甚或“丈夫与情人”（桑塔格），本无高下之分，尤其是在当代语境里，厚此薄彼实无必要。王家新身上所体现出的“不安宁的张力”，是他“对世界负责”的自我选择，这是一种艺术路径的自觉选择，更是一种追求人性的良心选择。当一个人专注于自己的内心，独立于任何组织与流派，不为时尚和荣誉所诱惑，不惧失败和命运的打击，他便会因过于自我而显得无趣或严肃，而同时，他身上也自会散发出一种迷人的光芒。在我们有限的交往中，王家新就是这样一个人，他过于专注自己的内心，但他同时也有能力创设一种“我与你”的交流空间，并用一种人性的光辉照亮它。很多年龄超过五十岁，或创作生涯过长的诗人，会自然地生发出一种固执己见的禀赋，对一些新鲜的经验便不屑一顾了。王家新一直在丰富着自己的经验（通过诸如阅读、游历、翻译、与青年们的交流等等。不得不说，他热爱青年），但当他将全副心力付诸一端，似乎对文本的探索与创造就看淡了，真真是“老去诗篇浑漫与”了。你想在他的文本里去寻找漂亮的修辞，格言或警句，大概是要失望了。这也是他“反对性的创造性”的具体体现，也就像王阳明所言：“持志如心痛，一心在痛上，岂有工夫说闲话，管闲事。”念兹在兹，皆在一痛之念，哪还有功夫闲说话？这也只是表象，事实上，王家新不愿意在文本上耍花活儿，更体现出一个“诚”字。“修辞立其诚”，王家新只是在“诚”字上下功夫，有时甚至到了笨拙的程度。哪怕笨拙，老实巴交，也绝不轻佻油滑，将一番心思付诸修辞。“过度修辞的后果之一是将世界修辞化和文本化。”（吴晓东语）而王家新是要坦诚地面对世界，进入世界，从而创建一个敞开的世界，因而他的诗是“走心”的。惟其“走心”，才会诚心正己，不自欺，才能坦然地将心比心，不修饰邀宠，坦诚地与读者对话。敬文东在评论欧阳江河的诗时，区分过“走心”与“走脑”两类诗人，在他看来，欧阳江河的写作属于“唯脑论”，“（在）唯脑论驱使下、催促下，会越变越滑溜，越变越圆滑，也越变越玩世不恭——一种词语自身的虚无主义，一种词语自己不把自己当回事的破罐破摔，一种词语溜冰后产生的迷幻状态。”因此，“为新诗的现代性考虑，有可能对抒情特性抱以警惕之心，但新诗终将与心相关，与心相依偎，诚所谓‘凄然不作零丁叹，检点生平未尽心’（汪精卫：《舟夜》）。”（敬文东《从唯一之词到任意一词——欧阳江河与新诗的词语问题》）而王家新无疑属于“走心”的诗人，他那种简朴、明晰、沉郁的诗学风格，使他创建了一种类似于卡瓦菲斯的“非创造性的美学”风格（萨义德语）。这就是王家新值得信任的原因之一，我曾经如此评价过他的诗：“王家新的诗里有一种‘持志如心痛’的痛，有时这痛呜咽得如鲠在喉，有时爆发为‘喉头爆破音’。他以全副怀抱，创造了自己热情、耿介、沉郁的诗人形象。在汉语新诗里，多少语言的泡沫破灭了，王家新的诗却以其‘诚’而立。”（《青春》杂志“诗语空间·主持人语”）在我们短暂的新诗史里，有多少盛极一时的花哨的写作都失效了，沦为空洞无比的文字垃圾，但王家新的写作却一以贯之，任何时候读起来，都能够与其“会心”。

在这个以新为尚，走“新”而不走“心”的时代，王家新的这种写作方式很容易被视为“落伍”的，“不合时宜”的，也是绝不讨好的。但他通过“走心”的苦心经营，不仅从自身历史的苦难中挖掘富矿，还从俄罗斯借来镜子，从策兰那里盗取火焰，并通过将自己的全部赤诚交还给公共空间的冒险行为，将一种人性化的信仰和生活方式诗意地表达出来。在现代性的背景下，这种表达多少显得有些老派或不合时宜。汪民安在其《现代性》一书中说：“现代性的标志之一，就是内在于自由主义的自然本性的世俗泛滥，就是各种私欲和意志被赋予了正当权利，就是将权力凌驾于善和正义之上，就是将个人价值凌驾于整体价值之上。而这，终将引发一盘散沙的虚无主义，现代性的动荡危机由此而生。”很难说王家新的写作就是对现代性的超越，谁身处其中都难言超越，他至少是抵抗了一阵，抵抗虚无主义和心灵的荒漠化，抵抗“将权力凌驾于善和正义之上”。哪怕这种个人的抵抗显得是那么的虚无和悲壮。某种意义上说，他诗中的迷失感同样强烈，但他没有为了取得一致性和总体性，而将自己的创作引向一个总体解决的诗学路径。他依然保持着早期的那种坦诚、沉郁的碎片化风格，诗里依然有更多的雾，更多的雪，更多的惶惑和迷惘。这种“失落的总体性”，也是“晚期风格”之一种——“属于艺术上之晚期的并不是和谐与决意，而是不妥协、不情愿和尚未解决的矛盾”。阿多诺在论述贝多芬时也发现了这一点，“晚期作品的成熟，并不像人们在果实中发现的那种成熟。它们……不是丰满的，而是起皱的，甚至是被蹂躏过的。他们没有任何甜味、苦味和棘刺，不让自身屈从于单纯的享乐”。（萨义德《论晚期风格》）“文章千古事”，“写”本身即意味着救赎，汉语诗歌自传统上即无条件信任这“写”本身。王家新深信这一点，诚如他诗中所言：“我也只能从我的歌哭中找到/我的拯救”。

如此，以这种“人性的，更人性的”方式，王家新邀请我们进入他坦诚敞开的诗歌文本里，与他一起歌哭，一起期颐。在一个特殊的时代，这种坦诚相邀会让我们强烈地感受到一种命运共同体的感觉。也正是这种坦诚相邀，让我们彼此充满信任，心靠得更近，进入一种对话和友爱的关系里。我们可以在其中感受到爱与光明，也同样会感受到相似的迷惘与无奈。我们彼此奉献出的迷惘与无奈，叠加在一起并不是一团黑暗，而是一种微弱的“启明”，一种人性的慰藉。

                        （载自《草堂》诗刊2017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