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日前，中国南社文史馆在苏州成立。南社是1909年成立的文学社团，其创始人柳亚子、陈去病、高旭、苏曼殊等更是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诗人,他们留下的文化遗产值得研究和保护。中国是诗的国度，诗歌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当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诗歌的创作和学习出现了繁荣局面：诗词大会热播、诗歌网站如雨后春笋，诗歌吟诵活动成为文化热点……诗歌复兴也标志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得到新的发展和繁荣。为此，近日本报采访一些作家和学者，请他们谈谈这一现象背后的文化内涵以及有关中华文化复兴的话题。

中国诗歌传统从未间断

“中国是诗歌大国，自古至今，我们的诗歌传统从未间断！只是诗歌的形式在不同的时代发生着变化。”在谈到中国诗歌的历史文脉时，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中国南社研究会名誉会长张炯说道。

在张炯看来，从中国古代的《诗经》到汉代的乐府，再到唐代的绝句、律诗，宋代的词以至元曲，这些都是诗歌在不同的朝代以不同的形式在发展传承，五四以后的新诗歌是以白话诗的形式兴起的。诗歌的形式是不断变化的，它往往和音乐结合在一起，诗歌也在发展，音乐也在发展，所以在传播上，它们往往起到一个相互促进的作用。五四以后的100年来，新诗和旧体诗都在发展。旧体诗在五四之后有一段时间不被看好，但是也有很多人继续写，特别是毛泽东诗词发表之后，旧体诗的影响非常之大，至今全国各个县都存在着诗社。现在有一个中华诗词学会，会员将近100万人，可见学习创作旧体诗的群体很大，包括海外港澳台地区也有很多人在写旧体诗。中国作家协会主管、中华诗词学会主办的国家级诗词刊物《中华诗词》的发行量一直维持在2万份以上，这本读物的读者也很广泛。很多诗社也都有自己的刊物，旧体诗词的形式虽然是旧的，但是近百年来也有新的发展，那就是新古体诗的出现。以新诗创作成名的著名诗人如臧克家、贺敬之、何其芳等在老年时期都写旧体诗。新古体诗的格律不那么严格，但是基本上还是要讲求押韵的。新古体诗的写作成为当代诗歌中一道很重要的风景。而新诗经过近百年的发展，也基本上呈现出两种倾向：一种是认为新诗要讲究格律。比如闻一多当年就提倡，诗是“带着镣铐跳舞”的，意思是要有一定的形式限制，不能够过于自由。何其芳、卞之琳等人也主张诗歌要有格律。另一种主张诗歌要自由一些，不要过于严格，比如光未然先生。像贺敬之的诗就是有格律的。也有的是自由体的诗，有的甚至完全接近于说话，比如云南的诗人于坚的诗等。“所以现在诗歌的形式是多样化的，我想这种状况未来还会维持相当长的时间。”张炯说。

民间诗歌的旺盛少数民族诗歌的伟大

所谓“真诗乃在民间”，《诗经》《汉乐府》等经典著作皆是在民间诗歌的搜集和整理基础之上而成的。所以，直至今日，诗歌在民间仍然具有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和蓬勃的生命力。对此，张炯和曾任两届《中国诗刊》主编的全国政协委员高洪波都有深切的感受。

张炯说，全国自发组建的诗社很多。广东有一份《华夏诗报》，早在几年前曾统计全国仅新诗的诗社就有3000多个，印行的刊物就有700多个，这还是很多年前的数字，现在诗社的队伍会更壮大。在张炯的老家福建省每个县都有诗社。有些诗社是农民自发组织的，同时，他们还印行刊物。高洪波委员曾于上世纪90年代末到浙江省的青田县去考察，青田县写新诗的人很少，但是写旧体诗的却有上千人。

张炯说，中国民间诗歌的兴盛，一定不能忽视的，还有各民族的民歌，尤其是少数民族的民歌，比如青海的花儿，陕北民歌等，很多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歌，这也是我们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中国少数民族的三大英雄史诗：藏族民间说唱体长篇英雄史诗《格萨尔》、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传记性史诗《玛纳斯》。《格萨尔》是全世界最长的史诗，古希腊的《荷马史诗》有2万多行，印度的《罗摩衍那》20多万行，一部《格萨尔》就是100多万行。《江格尔》、《玛纳斯》在世界文学史上也都是很有名的。近年来，在贵州的苗族又发现了史诗。有学者告诉张炯，仅蒙古族的史诗就有180多种。张炯认为，在新的时代还会产生新的史诗。作家周而复在他的作品《长城万里图》中写了一首长诗有4万多行，他说，这也可以叫做史诗。“史诗也是我们的一个诗歌传统，将来也会发扬光大。”张炯认为。

是时代号角有家国情怀

在时代的转折变化面前，诗歌总是最先发出声音。北京语言大学教授路文彬认为，诗人总是能够率先感受到时代的变化，并用诗歌表达他们对于时代的真切感怀。比如战争时期，首先号召民众起来反抗、战斗的就是诗歌。在五四时期、在抗日战争时期等，是一篇篇诗歌先在民间流传开来。诗歌的形式简短，创作的速度要比小说、散文等体裁要快，这也是诗歌能够先于其他文体在民间流传的原因。

高洪波说，自古以来能够流传下来的诗歌，都是具有家国情怀的。屈原的《离骚》《九章》《九歌》《天问》，都是爱国名篇；霍去病的“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诗圣”杜甫的忧国忧民的诗篇更是家喻户晓；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辛弃疾的“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陆游临终咏《示儿》：“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这些无不是国家动乱之时，诗人忧国、伤时、念家、悲己的情感表述。苏东坡写给自己弟弟的一首《明月几时有》，从一个没有发达传媒的时代，流传至今，成为千古绝唱，为什么？正是因为诗人们将自己的命运与家国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们诗中所体现的人生思考、生命态度，是和国家、世界、宇宙联系在一起的所谓“命运共同体”，这才是真正的文人应具有的文化情怀。

近现代以来也是如此。高洪波继续举例，毛泽东、朱德、陈毅、叶剑英、董必武等很多伟人都写过旧体诗。这些诗都是在战争的残酷环境中，在对未来的不可预测中，充满着革命理想的创作，并且大多是一挥而就。毛泽东的“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陈毅的“此去黄泉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体现的都是革命者们不惧牺牲的高尚灵魂和共产党人崇高的信念。同时，也饱含着大量的文化信息。新中国成立前后，新诗迎来了辉煌。有一批优秀的诗人发出过振聋发聩的声音，像雷抒雁、艾青、臧克家、戴望舒、田间、魏巍等，在民族危难时刻都表现出诗人的睿智，他们用诗歌鼓舞民众抗敌。改革开放后，一批诗人在思想解放的大潮下，也引领着时代的前行，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舒婷的《致橡树》，都让我们感受着时代的脉搏。诗歌始终是一个时代的传声筒，喊出了人人心中有、个个笔下无的内容，他们都与自己的时代同呼吸、共命运，有家国情怀，为人民发声，留下了诗歌领域中令人称颂不已的佳作。

“听觉”文化的复苏回归传统的自觉

对于近年来诗词的复兴，路文彬从“视觉文化”与“听觉文化”的角度来解读这一文化现象。他认为诗词是我们回归传统文化的一种自觉的意识。

路文彬提出，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本质差别是，前者是建立在听觉基础上的，后者建立在视觉基础上。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认为：中国人是一个心灵手巧的民族、优雅的民族、善于用耳朵的民族……陆文彬认为，唐诗宋词的意境美就是通过听觉带来的，这种美学贡献是世界性的。这与中国文化当中的很多门类有相通之处。比如中国人把看戏叫做“听戏”。中国的绘画不是对眼前的模特进行“透视”，比如画一棵竹子，并非你眼前看到的任何一棵竹子，而是“胸有成竹”。中国诗文当中有一种描写手法，叫做“通感”，中国人善于将看见的东西转化为听觉感受。比如朱自清在散文《荷塘月色》当中描写层层叠叠的荷叶时，他形容，“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再如贾岛的《题李凝幽居》中的“僧敲月下门”，如果在西方文化体系中，可能“推”字更好，它更能体现推门的优雅，但是在中国文化体系当中，可能“敲”字更好，人们感受到的是寂静的月下，听到了一个和尚敲门的声音这样一幅美好的画面。中国人把“看书”叫“读书”，古人读书一定要读出声音。而一个声音消失之后，面临的就是失去的世界，所以中国的诗词中有着一种愁怨的悲剧情绪。而视觉文化的特点，是要求不断有新的视觉刺激的出现，容易使人急躁、冒进。所以，诗词的复兴，正是在视觉文化的冲击下，对听觉文化的唤醒，是在喧嚣的时代当中，人们对于宁静致远的一种追求。静，是通假字，通“情”，所以，静，指内在、内心。今天，人们更加期待灵魂的休憩。诗词是人们拒绝浮躁的一种认知，是对美好的情感，美好的理性的追求，是回归传统文化的自觉意识在复苏。

路文彬说，我们从诗词书籍的出版上也可以看得出今天人们对于诗词的热爱。这几年，不但中国诗词的销量大了，而且诗歌的引进做得也不错。前几年，诗词方面的书籍销量很小，尤其在上世纪90年代几乎无人问津。今天，不但出诗选，也出诗集。比如里尔克、阿克玛托娃等很多作家的诗集在中国都受到了欢迎。

路文彬认为近年来出现一些所谓的诗歌创新如“梨花体”等，之所以有争议，至少在听觉上无法使人得到美的享受。但是无论如何，很高兴的是，我们看到了这种“听觉文化”的回归。

是文化的高地是文化的自信

如今，诗歌在很多国家都处于衰落的状态，但是中国诗歌的传统是悠久的，诗歌发展到现在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至今仍是主要文体之一，并且从未间断。诗歌为什么在中国从未间断？张炯认为，这种发展大概也体现了中华文化的一个特点。中国诗歌强调“诗言志”，这句话出自《尚书·尧典》。这里的“志”讲的是思想和情感两个方面，诗歌在中国人交流思想和情感时一直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高洪波认为，诗歌近年来的复兴和发展体现了我们对于自己文化的自信和文化的复兴。记者采访高洪波委员时，他说，正巧，他的手边正放着一套2015年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好诗词鉴赏文库》。这套旧体诗集与其他诗词集与众不同的地方是：作者并非专业的诗人，而是一批我们熟知的小说家、儿童文学作家等。这套文库里有叶辛的《叶辛山水情韵》、熊召政的《故国山河集》、肖复兴的《复兴诗草》，还有高洪波自己的《几度长吟集》。为什么这些在写作的其他领域已经响彻文坛的作家们会出一本旧体诗集？高洪波委员说，这是中国文人心中的一块文化高地，这是值得自己敬仰和攀登的文化圣山，是对于中国诗词这座文化圣山的礼敬！

2014年周啸天以《将进茶——周啸天诗词选》获得了鲁迅文学奖，王蒙先生为此书作序。高洪波说，王蒙的旧体诗写得非常精彩，他为周啸天写序，说明文体是相通的。也说明大家在旧体诗中能够找到共同的情感。

近年来，叶嘉莹先生的文与论都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关注，电视上的诗词大会也一度受到观众追捧。对于旧体诗词的回归，高洪波认为，这是五四以来一个特殊的文学现象，包括鲁迅、毛泽东、郭沫若等一批政治家和文化大师，他们对于旧体诗词始终有着偏爱。臧克家先生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是一个两面派，新诗旧诗我都爱。”臧克家先生是以新诗出名的，为什么他也回归到旧体诗的写作当中？这就是中国数千年文化的魅力，是中国人一代代融化在血液中的文化基因所决定的，它有不可抗拒性。

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习近平总书记引用一句诗结束自己的讲话，“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高洪波认为，这一句诗情画意的定场诗，使人们感到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何为“清气”、“颜色好”？这是对人民的许诺，是对世纪的许诺，这里的“清气”是政治生态、文化生态、自然生态的清气，这一句诗，在向世界宣告，我们的党在未来会为我们的人民做什么，在这种庄严的场合下，以一句诗来收尾，一句顶万言！

在文化学者、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看来，诗歌热实际上是近年来已经持续了很久的国学热、传统文化热之中的一个部分、一个延续。诗歌这几年受到热捧的原因，张颐武认为主要有三点：第一，诗歌是特别适合大众传播的载体。自古以来，中国民间就有很多关于诗迷的游戏，比如对对子、“曲水流觞”仪式等传统，它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诗歌讲究韵律，朗朗上口，每个中国人从小学开始就学习诗歌、接触诗歌，自古以来，它最为国人所熟悉，所以在传统文化中，诗歌显然具有更易于传播的优势。第二，诗词教育是人们提高文化修养和综合素质的一个很好的方式。诗词让人富有灵性、精神愉悦，无论对于成年人还是青少年，对于提高他们的自身修养都有很大的帮助。第三点，也是很重要的一点，今天，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走在世界的前列，我们经过了很多历史的变革和急剧的社会变化，在全球化的影响之下，我们需要自己本民族的文化认同，需要寻求自己文化的差异性和世界文明的丰富性，这就需要从传统文化的根脉去发力，而传统文化最深厚的载体就是诗词。通过诗词这种具有广泛传播力的传统文化的复兴，也必然会为传统文化的整体的复兴推波助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