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瑛：诗使我变成孩子

《诗使我变成孩子》也许是我70多年诗歌创作生涯出版的60多种书中的最后一本诗集了。

这本书共收抒情短诗120首，绝大部分是2013年之后的新作。此外，也有十几首是前些年的旧作，都发表过，但由于疏漏，未及时收入当时编印的集子；近年来，热心的朋友和细心的读者发现了它们，来信相告，并附来剪报，建议将它们收入诗集以免散失。真要感激这些朋友和读者的殷殷深情。

这些诗涉及的生活面很宽，表现形式也不尽相同，但都是我这几年生活中的所闻所见、所思所想的情感投影，是我生活经历的诗记忆，是我的认识和发现。我曾经说过，我骄傲我们民族博大精深的古文明，深刻的思想智慧，深邃的哲学理念，崇高的人生精神，灿烂的艺术美学，它们孕育了我创作的基因；我也敬畏西方不同宗教、不同种族所创造的恢宏的精神世界，特别是晚近世纪以来，人文艺术领域所展现的新流派、新理念、表现上的新手法、新技巧，它们穿透时空的力量，又生动、又新鲜的审美元素，给了我巨大的启示。这些丰富的营养滋育了我，使我成长。

我有幸生活在这个轰轰烈烈的有声有色的大时代里，祖国腾飞、民族崛起，在朝气蓬勃的时代精神浸润下，生活中每分钟都有奇迹发生，人们的心灵世界变得更丰富、更生动活泼，也更复杂。由此常激发自己产生种种独有的人生体验和感悟，并敏锐地找到传达这种直觉感应的形式。我就是这样怀着难以抑制的创作欲望，观察、倾听和抚摸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并描绘它们的；或者也可以说，这个充满太多矛盾、斗争、欢乐、痛苦、恐惧和希望的世界，怎么也无法阻止我用满腔的激情来抒写它们，点染它们，歌唱它们。

……

毫不讳言，我是怀着使命感来写作的。读者朋友们啊，我写出的这些我个人心头的秘密，能给你们一些有益的东西么？我不敢企望它所延伸到语言之外的力量能使人的心灵在潜移默化中变得美和崇高，我只想说，它们若能使你们有所启迪，看到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的自然和真实——像孩子的眼睛看到的那样，这就够了。

我的诗会告诉你我在哪里——读李瑛诗集《诗使我变成孩子》

雷从俊

我们常说，作品是作家的通行证。李瑛自1944年17岁时以五人合集《石城底青苗》向诗神报到，1977年以轰动全国的政治抒情诗《一月的哀思》跻身当代知名诗人之列，而今已在中国诗坛和一茬茬读者心中“通行”了70多年。李瑛先生新近推出的诗集《诗使我变成孩子》，使我们得以站在诗人蜿蜒澎湃的诗歌长河一端，领略其对祖国、对军队、对社会万象、对生活细节、对生命体验至真至纯的诗思。

诗集收入的120多首抒情短诗，都是近几年的作品。他说：“我庆幸生活在这个轰轰烈烈的有声有色的大时代里”，他的诗心非常敏锐地感受到“生活中每分钟都有奇迹发生，人们的心灵世界变得更丰富、更生动，也更复杂”。诗人以孩子的视角瞭望世界、凝眸生活，又以一生的体验把握时光，舒缓从容地迎接诗歌的降临。“我的诗会告诉你我在哪里”，这是诗人作品中的妙句，亦不妨看作是壮心不已的宣言，或向读者透露的“实时定位”。诗人在哪里呢？在依依亲情的柔肠百转中，在爱与美的舞蹈之上，在给朋友们写下的字里行间，在布满惊奇和喜悦的点点旅踪，在战争与和平的咏叹里。

面对德高望重的军中前辈，面对几十年都在为战士歌唱、为军人抒怀的诗人诗作，我们似乎习惯性地去寻觅诗行中的土味汗味硝烟味，去邂逅阳光白鸽、清风白杨。凭吊战斗遗址，诗人看到“层层波浪，页页历史/写的都是强大的尊严/能穿透死亡”（《乌斯浑河的十月》）； 面对战场遗物，诗人感慨“它使我们像认识太阳一样/认识了一个悲壮的时代”（《一盏旧马灯》）；思及战争中女性的冤魂，诗人预言“血写的历史不会褪色/石头里的火种不会熄灭”（《为她擦去眼泪吧》）。火是文明的重要肇始者，也是战争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诗人从战争中提取出意象，也提炼出思想。火，非但“烘暖通红的脸、麻木的脚/烤热冻僵的干粮和水壶”，甚至“战马蹄下飞迸的火花/都是一个民族/翻飞的旗帜或滚烫的热血”。由此，火从一种事物成为一种象征，一种图腾。回望征程、回顾军史，诗人的笔触有时是激昂的，书生意气伴随战士狂歌，抒情状写中透着思辨色彩。也有时，诗人宛如一个远行归来的孩子，稳稳心神、理理思绪，不饰雕琢地讲述刚刚发生的事情。如《信仰的故事》《趟过冰河》《战争胜利的那一天》等篇章，多以诗性笔调讲述微观战史，或有场景、有情结，或有人物举动，或有“我”对于战事的感思。“自古知兵非好战”。真正的军人都是和平主义者，真正的军旅诗人更是以和平之笔抒写风云虹霓。对于战争与和平，诗人的目光是深邃的、悠远的，也是宏阔的、博大的。他一边抚摸祖国和民族过往岁月里挥之不去的隐痛，一边以诗歌的名义颂扬和平、吟唱生活。他既《为一艘新船下海而歌》，“去吧/去认识经线和纬线/漂移的大陆 旋转的星斗/去认识一浬一浬的爱养大的水族/和我们这个不断熄灭又燃烧的世界”，也因《一只阿拉伯单峰驼爬上了黄山》而惊喜地发现“它的单峰成为这里的/又一座山峰”。甚至，藉由朋友从瓦尔登湖畔寄来的《一片枫叶》，他都能“在浩渺的时空中/追索人生”。日常生活中，诗人敏锐地感知阳光的味道，也时刻关注硝烟战火带给人类的痛楚。对于遥远的异邦那些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人们在战争中的遭遇和命运，诗人寄予真挚的同情与祝福——“死寂的空间里/干旱的风,吹着/期待一千次死亡之后/有一千零一次复生”（《受难的土地》）。

他热爱民族文化，热爱这方山水，诗中充沛着悠远而深沉的家国情怀。在《我的诗的诞生》中，他写道“……当历史睁大眼望着今天/比如一山岩画，一片龟甲，一只竹筒/或一只不死的多梦的陶埙/从3000年前烟云深处跋涉到今天/即使喉头沙哑/也要自豪地站在国家大剧院舞台上/歌唱一个民族不朽的光荣和未来——我的诗便在那里诞生。”诗人把民族文化看作自己作品的母体和思想灵感源头，我们也更能从他的作品中体味民族文化的精华。他诗行里冲淡平和的思想、清新颖悟的视角、氤氲袅袅的气息、质朴优雅的语感，以及那白描般的叙说与状写，那写景抒怀之间不动声色的哲学意趣，都是民族文化的中锋正脉。正由于民族文化的深深濡染，诗人对祖国之爱成为自然而然的情感流露。祖国的发展建设不仅是进步、是喜讯，目之所击的美丽与风情不仅是游历、是体验，更是与自己人生息息相关的“命运共同体”。由此，在诗人心灵深处，曾熟悉的曹妃甸便不止是国家重点开发区，这“醒来的大荒滩”让他思索“神话和理想，谁最美/精神和钢铁，谁最强/抒情诗和经济建设的关系/以及在生活最高的现实中/诞生和死亡”（《曹妃甸印象》）；由此，他眼中的《海港城》便有“吊塔用手臂/召唤远方的灯火/集装箱在光影跳荡里/排列着，堆积着，做梦”；由此，他更坚信“明天，我们的生活里/汗，将变成珍珠/泪，将变成星光/血,将变成花朵,遍地盛开”（《我们创造未来》）。有道是“老年人常思既往”。许是年龄使然，李瑛这部诗集中有大量怀旧之作。他“在一百次呐喊和一百次枪声之间”回望燕山，理解故乡；他以梦为马走遍故乡的田野山岗，在与小蘑菇、花斑鸠、布谷鸟、小蚱蜢、小蜗牛及至一棵古树、一片落叶、一颗顽石的深情拥吻中重返童年、重拾激情，直至忘乎所以。对于故乡，他甚至写道“如果不是为了躲闪一匹/驮了一垛子货的毛驴过去/我真愿做那里的一棵树/一寸不移”（《寻找我的故乡》）。如此泣血深情的诗句让人不难想见，家乡不仅是诗人出生之地、生长之地，更是他的“祖国”，他灵魂深处的“理想国”。

在过往的漫长岁月里，诗歌与李瑛相伴相随,须臾不分。无论是边读书边从事进步学生远动，还是参加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抑或是在和平建设时期担负军队文艺事业的组织领导工作，“诗人”一直是李瑛的重要身份。他的新作近作，特别直接关乎人生体验的一系列作品，显得更加从容，更加单纯，生活的意味、生死的慈悲、生命意义的追问也显得明净而率真。有的诗作，如《什么是孤独》《谈痛苦》《关于生命》《关于爱》《关于死》《关于我们的身体》《我们会认识自己么》等，单单从题目便可明了诗人意之所涉、情之所向和美学追求。也有的作品，如《灵魂是一只鸟》《我活在我的记忆里》《瞬间就是永恒》《游野生动物园想起自由》等等，其标题往往就道出了诗作中具有启示意义和哲学意味的内核。在诗歌中，诗人返老还童，童心烂漫、童言无忌、童叟无欺地言“我”心声，写“我”所想。从李瑛这部诗作中，似乎很少看到所谓的技法，却处处能够感受到行云流水般的诗思。宛如优秀的歌唱家，你几乎感受不到他对音准的拿捏、对节奏的把握、对气息的控制，因为这些早已自然而然地化作艺术的自由状态。李瑛认为“限制会使诗获得更强的生命，完全放任的自由会使诗死亡”。诗人所言要“限制”的，无疑包括叙事的泛滥、意象的繁复、引喻的庸常，还包括语言的过度晦涩等等。或许正因为在自律中获得飞翔，在限制中真正自由，李瑛的诗歌长河在“下游”更见宽广澄明，别开生面。尤其是《母亲》《母亲的目光》《倾诉》《挽歌：哭小雨》《抚摸你的手》《等你归来》等一批思亲悼亡之作，舒缓而具深情，沉郁而有力量，呈现出源流绵长、静水流深的气象格局。在为母亲去世40周年而作的《倾诉》中，诗人以孩子般的赤诚追问：“墓上，青草摇曳/可是沿草根要传给我/母亲的叮咛”；在为女儿去世周年所写的《滴血的思念》中，诗人怀着“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挽惜和慈爱写道：“今天，我从这屋走到那屋/找她，什么也没找到/又从那屋走到这屋/死寂里，遇见的都是他”；在怀念爱人的《短歌》中，更见诗人呕心之诚：“把我对你的想念装进篮子/把对你的爱放在伤口烈焰里/我把我的孤独放在一盏灯下/把愚蠢全部捧给你”。这样的诗句，不禁令人感慨：诗，的确使老人永葆童心，使诗人变成孩子。

（本文发表于《文艺报》2017年10月27日7版）

《诗使我变成孩子》，李瑛

昆仑出版社，2017年8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