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7月，台湾大地出版社推出席慕蓉诗集《七里香》，出版一个月即再版，并以平均每两个月一版的速度突破现代诗的销售纪录；半年后两本散文集《成长的痕迹》、《画出心中的彩虹》也在一个月内再版；1983年2月大地推出诗集《无怨的青春》再一次造成轰动；同年出版的散文集《有一首歌》半年就印到第六版。[1]  后来进一步的数据表明，《无怨的青春》从1980年至1986年为止共销了36版，《七里香》从1981年7月至1990年12月共销了46版，《时光九篇》从1987年元月至1990年为止也销了27版。[2]

围绕“席慕蓉现象”，当时台湾诗坛出现过热情的赞扬和激烈的否定。随着时间的推移，完全否定之声不见闻，对席慕蓉诗歌的研究拓展了很多领域，席诗亦“名正言顺”地纳入了各种诗歌选本。但是，在这种“名正言顺”背后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席慕蓉现象”一直是梗在台湾诗坛的一个“心结”，总会不时被拿出来反复讨论。三十多年来，席慕蓉诗歌以一种不被认可的方式被认可，以一种无法经典的方式被经典。虽有批评者不断为席诗正名，台湾诗坛依然表现出对席诗既承认又难于承认的纠结心理，对席诗的价值认定也基本跳不出八十年代“结论”，席慕蓉诗歌批评陷在一种走不出来的困境中。本文通过梳理三十多年来围绕“席慕蓉现象”及其诗歌所发生的重要批评文本，厘清了这一批评困境发生的脉络，进而分析指出这一困境实质源于批评者自身的立场偏好以及由此而来的论证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更深层次的对新诗合法性的焦虑。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反思了围绕“席慕蓉现象”及其诗歌批评中的一些似是而非的批评概念，确认“席慕蓉现象”及其诗歌为新诗批评者提供了一个重新反思自身批评立场和诸多新诗诗学观念的机会。

一、批评困境之发生：“席慕蓉现象”及其诗歌批评的回顾

与一般人的想象不同，席慕蓉并非随着“席慕蓉现象”才登上诗坛。席慕蓉早年读书时期即开始写诗，也一直有诗歌作品发表。大地出版的《七里香》（1981）并非席慕蓉第一本诗集，而是《画诗》（台北：皇冠出版社，1979.6）。而且，在“席慕蓉现象”发生之前，就已经有对席慕蓉诗歌的评论。将“席慕蓉现象”发生之前的评论一并考察，可以对“席慕蓉现象”及其诗歌批评的大致脉络看得更清楚。席慕蓉诗歌批评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可以称为批评的平淡期，发生在“席慕蓉现象”之前，以七等生、张默为代表，诗坛和市场的反应都比较平淡。在皇冠推出席慕蓉《画诗》后，七等生在《联合报》发表《席慕蓉的世界——一位蒙古女性的画与诗》（1979）评论该诗集。七等生是以一种基于美、善、真的古典艺术立场来评论席慕蓉诗歌，认为艺术品“可以省思现实人生的遗憾”，艺术之美可以“补偿，安慰悸动的心灵”，“‘美’是外形，内涵道德意识的‘善’，瞧见朴实虚怀的‘真’”，艺术是“求取天地人事的和谐和平衡，获得自由和意志的抒发”，[3] 以此来分析席慕蓉诗歌中蕴含的生命感知和意识，同时也稍微讨论到席慕蓉画与诗之间的联系，以及席慕蓉蒙古族裔身份的影响。七等生的评论是一种感悟式、印象式的评论。此外，在《七里香》出版之前，还有批评家张默主编了台湾现代女诗人诗选《剪成碧玉叶层层》（1981），选入席慕蓉五首诗，包括后来广为人知的《一棵开花的树》，集中女诗人的配画均为席慕蓉创作。张默对席诗有一段简单的评语：“语言平白，意象单一，节奏流畅，她那十分精致的小诗，再配置一些梦幻型的素描，席慕蓉的作品，给于读者的感受是多面的，而为她独自描摹的经验世界，也是尽在不言中。”[4] 虽然《画诗》和《剪成碧玉叶层层》的影响完全无法与轰动华人世界的“席慕蓉现象”相提并论，但可以知道，在“席慕蓉现象”之前，席慕蓉已出诗集，也已为诗坛注意，并且对她的诗歌有比较清晰的评价。事实上，对席慕蓉诗歌价值的基本认定，三十年中大致相同。

第二阶段是观点尖锐对立的论争期，发生在“席慕蓉现象”热议之时，以曾昭旭、萧萧、渡也等为代表。随着《七里香》《无怨的青春》的出版，席慕蓉诗文轰动台湾，各种议论亦随之而起。到1983年，诗坛开始正面回应“席慕蓉现象”及其诗歌。曾昭旭《光影寂灭处的永恒》（1983）一文有为“席慕蓉现象”辩解之意。针对席诗不外是寄托少年梦幻、多愁善感的说法，曾文指出，文学艺术“本来不是事实的叙事而是意境的营造”，而意境是无限，无限又不可言传，因此诗人只能取“有限的事相……以暗示烘托象征，指引出诗人心中那永恒的意境”，人们对席诗的误读是因“将意境的营造看作是实事的摹写，遂不免于错看误解了”；文章正面肯定并辨析了席诗在“藉形相上的一点茫然，铸成境界上的千年好梦”方面的价值。[5] 另一位评论者萧萧《青春无怨，新诗无怨》（1983）一文不仅进一步为席诗正名，而且大大提升了席诗的意义和价值。萧文将席诗“置放于三十多年来在台湾的现代诗史之流里衡量”，认为“她的出现与成功，都不应该是偶然的”，“甚至于可以说，她是现代诗里最容易被发现的‘堂奥’，一般诗人却忽略了。或许真是诗家的不幸、诗坛的不幸”。[6] 萧文进一步指明，席诗的奥秘即在于现代诗所缺乏的“抒情”、“押韵”、“本事”。

在曾、萧等人的文章之后，渡也在《台湾时报副刊》发表了言辞激烈的《有糖衣的毒药》（1984）批评席慕蓉诗歌。曾、萧二人并没有区分“席慕蓉现象”与“席慕蓉诗歌”，与之相反，渡也则明确区分了“席慕蓉现象”与“席慕蓉诗歌”的界限，分析了造成席慕蓉诗歌“异常轰动”的几方面原因。文章肯定了席慕蓉诗歌在意象、押韵、语言方面的优点，但强调席诗“素质不高”，是“艺术的赝造品”，“对大众有普遍的恶影响，尤其严重影响青少年身心发育”， [7] 并且一一列举批判了席诗主题贫乏、矫情造作、思想肤浅、浅露松散、无社会性、气格卑弱、数十年如一日等七大毛病。渡也文章一出，在《时报副刊》还引发了一场争论，呼应其观点的还有羊牧、廖莫白等人。据渡也说，“有十几位诗人来函，其中支持我的喝彩远超过反对的声音。”[8] 伴随着这场论争，原本只是私下的议论、立场和观点浮上了台面。

第三阶段呈现为批评的纠结期，发生在“席慕蓉现象”论争之后迄今，参与批评者和批评文章都大大加增。表面看，不再有论争期反对方那种带有个人意气的批评方式，总体呈现出平和、讲究学理性等批评特点。但是，这一阶段的批评依然表现出“分裂”的症状：一方面，席慕蓉诗歌在音韵、意象、语言等方面的优点，从第一时期到论争时期，评论者几无分歧，对席慕蓉诗歌的批评研究基本上是沿着这一方向展开，主要表现为对其诗歌音韵、意象、题材、诗画等研究的不断细化和深化。同时，因着文化研究的兴起，亦涉及对其蒙古族裔身份、性别等的研究；另一方面，围绕着“席慕蓉现象”，论争时期所呈现的巨大分裂并未缝合，很多批评者总会或多或少、有意无意地不断重评“席慕蓉现象”，继续着这场已经结束却从未结束的论争，但诠释却从未达成一致。

这一阶段席慕蓉研究中几篇重要文章都涉及如何认识“席慕蓉现象”及其诗歌。孟樊《台湾大众诗学——席慕蓉诗集畅销现象》（1991）是在“席慕蓉现象”激烈论争之后具有开拓性的论文。孟文通过引入大众文化工业和“大众诗”概念，透过考察台湾大众文化的成形及特点、出版商的运作、大众传播手段等对席慕蓉诗歌畅销的作用，认为“大众诗”的流行依赖于“‘娱乐’的效果”和“纯商业的经营手法”。[9] 席慕蓉诗集的畅销便依赖于这两个方面，“席诗中展现出来的那种柔情似水的爱，由于在现代社会中难觅，很能引起人间男女的向往，读者读诗之余，心理得到替代性的补偿外，尚可获得亚里士多德所谓的‘净化’的发泄，产生一种无害的快感，这‘无害的快感’可说是另一种娱乐”，“席诗的插画、用纸等包装设计，突破了以往的传统，令人耳目一新，并经广告的宣传、畅销书排行榜的助威，终于连连缔造诗集畅销的空前纪录。”[10] 杨宗翰《诗艺之外——诗人席慕蓉与“席慕蓉现象”》（2001）一文有为席慕蓉辩解之意，不是直接处理席慕蓉现象和诗歌，而是另辟蹊径，通过考察台湾现代诗史/文学史（家）如何再现诗人席慕蓉及其诗作，富于洞察力地指出了文学史撰述中存在的偏见和盲视。文章指出，席慕蓉是以畅销诗人、女性诗人、蒙古族诗人、非诗社成员的（非）诗人等四种身份进入到不同的台湾现代诗史/文学史叙述中，在这些文学史叙述中，既存在对席慕蓉诗集畅销所形成的的先入为主的刻板印象，也存在相互对立的文学史叙述，以及文学史论述中的“诗社”迷信。陈政彦《“席慕蓉现象论争”析论》（2006）一文则通过细致梳理论争过程，以皮埃尔·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作为研究方法，辨析了笼罩在“席慕蓉现象”及其诗歌批评立场中的权力博弈问题，围绕席慕蓉诗歌产生的古典/现代诗学立场的冲突，其实质是文化场域的权力博弈。针对席诗“媚俗”的否定性看法，其背后亦存在权力和利益博弈，因为“文学是以作为社会中的文化象征的方式来与经济场、权力场互动，因此在文学表现上必须表现出对利益的排斥，越是如此，其作为象征的代表性才越强”，“越愿意牺牲经济利益，越赔钱的作家所获得的名声报酬也越高。”   [11]

在这一阶段，大陆批评家对“席慕蓉现象”也有一些思考，比较引起台湾诗坛关注的是沈奇《重新解读“席慕蓉诗歌现象”》（2002）一文。沈文从诗歌类型和文学史撰述来讨论席慕蓉诗歌之热和批评之冷。沈文区分了两种类型的诗人诗歌：一类诗人是“拓荒者，是诗人中的诗人，为诗人的写作”，坚持前卫性、实验性，关注提高新诗的艺术质量，探究其新的生长点与可能性；一类诗人是“耕种者，是普通人中的诗人，为诗爱者的写作”，主要是“吸收已然为创作与欣赏均普遍认同的诗歌质素，落实于整合性、常态性的写作，使新诗的总体发展，有一个坚实的基础，以稳固并丰富其已有的成就”，而席慕蓉显然属于后者。沈文强调，这两类写作各有存在的合理性，即所谓提高与普及的双重必要，但是，由于文学史撰述往往集中于实验性诗歌写作而非常态性诗歌写作，“遭遇批评的冷淡是整个常态诗歌写作层面，而非席慕蓉诗歌之特别际遇。”[12]

除了这些专门讨论“席慕蓉现象”的文章，在论文中顺便评论就更多了。例如，李癸云《窗内，花香袭人——论席慕蓉诗中花的意象使用》一文从原型角度考察席慕蓉诗歌，为席诗辩护说：“以原型的普遍性来看，席诗的语言简单浅白，那是因为她已经捕捉了人心的相同情感板块，又何必曲折隐晦呢？”[13]同时也呼应杨宗翰、沈奇等的观点：“席慕蓉的畅销，是否真的提醒现代诗的发展该往常态写作前进？席慕蓉只是碰巧的位于这个敏感时代的畅销位置？笔者认为现在来断定现代诗该如何发展，或者常态写作与前卫创新的主流/边缘位置，甚而是优劣与否的价值，都也匆促。诗人们还在辛勤创作中，各种风格都值得鼓励与观察，边缘里必定有很多读者未察觉的‘珍宝’，市场与时代并不能用来作为现代诗风格的指标。”[14]

这一时期围绕“席慕蓉现象”的研究，最大的成绩是去除了一些笼罩在“席慕蓉诗歌”中似是而非的“成见”和“定论”，特别是揭示了以诗社流派、以先锋诗歌为中心的文学史撰述模式及其存在的问题，也呈现了论争背后存在的权力博弈。但是，究竟如何看待“席慕蓉现象”，虽然两岸都有诗评家加入，批评者立场的分裂并没有弥合。同时，围绕“席慕蓉现象”却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研究格局：一方面，不再有论争期那样高度肯定或激烈否定的截然对立的声音；另一方面，正反两种立场依然存在，只是表现为一种“否定无力”、“肯定无力”的纠结、胶着的困境状态，好像一直在原地打转。“席慕蓉现象”不断被重评，却又始终没有结论，“席慕蓉现象”笼罩着席慕蓉诗歌，使得对席慕蓉诗歌的研究始终在透明的天花板下，虽有拓展，但无突破。

二、批评困境之根源：立场冲突、论证问题与新诗的合法性焦虑

为何围绕“席慕蓉现象”及其诗歌批评会产生如此奇特的批评格局？从批评者方面及批评文本来看，至少可以看到几方面因素的相互纠结和缠绕：其一，由于席慕蓉诗歌所表现出来的某种“保守”特质，被理所当然地视为新诗内部保守立场的证明，成为引发论争的导火索。围绕“席慕蓉现象”及其诗歌批评，从一开始就成为了新诗批评者不同诗学立场的表达。其二，由于立场冲突一直或显或隐地置身于整个席慕蓉诗歌批评过程中，导致批评论证常常陷入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逻辑里。同时在这种冲突和矛盾的缠绕中，由于不同立场批评者在某些问题上其实共享着同一个诗学前提或“成见”，导致在立论和反驳时看似有力，实则无效。加之席慕蓉诗歌批评者又被缠绕了一些重大诗学概念和问题，如古典/现代、畅销/媚俗、大众/精英、常态诗歌/先锋诗歌、女性主义等，使得围绕着“席慕蓉现象”的云雾一边在离散，一边又在堆积，扑朔迷离，难见庐山真面目。其三，“席慕蓉现象”及其诗歌批评困境的实质是新诗关于自身合法性焦虑的表现和“症状”。

席慕蓉诗歌批评的第一时期并没有发生论争，但是，因其诗歌而可能导致的诗学立场冲突和矛盾已经隐现，这在七等生的评论中体现出来。在这一时期，作为诗评家的张默仅仅指出了席慕蓉诗歌的基本特点，并未过多延伸。与之相反，七等生基于真、善、美的古典美学立场评价肯定了席慕蓉的诗与画，并进而对现代激进思想意识提出了批评，“女作家常有她们现实的尖锐情感，流于褊狭和责怨”，[15]  “现在激进分子的意识就是常常将事理本末倒置，不先健全个体，反要先强大群体结合的幻象，受情绪的左右而混淆了概念和实体所代表的时空位置”。[16] 不过，七等生的批评并非专指诗歌，而是一种泛艺术批评，并没有在诗坛引起反批评，何况“席慕蓉现象”尚未发生。这一阶段的批评虽少，但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七等生的批评已经初步涉及到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纠缠不清的古典/现代的美学和诗学观念和立场的冲突。

席慕蓉诗歌第二阶段批评所发生的论争，表面看是针对如何评价“席慕蓉现象”和诗歌，其背后却是新诗内在焦虑的爆发和诗学立场冲突的集中呈现。“新文学革命”一个世纪以来，从文体角度看，小说是最大的赢家，虽有《红楼梦》这样似乎不可企及的古典小说典范，但现代小说的成就、地位都已经无可置疑。然而，新诗却没有小说这样的好运气，笼罩在古典诗歌辉煌灿烂的成就下，对新诗合法性的质疑从来没有间断过，无论面对读者还是面对市场，新诗远没有小说那种理所当然的底气。新诗的内在焦虑是一种身份焦虑、认同焦虑、价值焦虑，在历次诗学论争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诗学史上不断出现的“纯诗理想”、“大众化道路”等貌似相悖的中/西、雅/俗、保守/先锋等诗学理念，都笼罩在这种焦虑下，而新诗诗内部无论是保守派还是激进派，都承受着这种焦虑。

这种内在焦虑在围绕“席慕蓉现象”论争的双方中都表现了出来。曾昭旭、萧萧代表着新诗内部比较保守的诗学立场，而渡也等则代表新诗内部比较激进的诗学立场，在其批评背后，表现出这种内在焦虑的一致性，只不过选择的路径不同而已。曾昭旭的批评只是呈现了保守诗学立场对席诗的解读，而萧萧的评论已经溢出了席慕蓉诗歌，就诗（席诗）论诗（现代新诗），作了更大的引申和发挥。萧萧行文温和，但却不乏锋芒，借“席”发挥，直指“新诗”，指席诗之情、韵、事为“新诗之堂奥”。可以大胆设想一下，若无“席慕蓉现象”，席诗是否可以被视为“新诗之堂奥”的代表，“新诗之堂奥”是否“情、韵、事”，显然是大可质疑的。比较一下前一时期的批评更可以看到，如果就批评风格而言，七等生对现代艺术的批评是尖锐的，而曾、萧二人是比较温和的，但前者并没有在诗坛引起任何反批评，反而是后者引发了轩然大波。大致可以推论如下：首先，七等生的批评是一种比较广泛而没有针对性的艺术批评；其次，对于一个出于个人兴趣爱好写写诗的蒙古族女画家，诗坛确实没有任何理由给予更多的关注。如果没有“席慕蓉现象”，对席慕蓉诗歌的赞赏也好，对现代艺术（诗歌）的批评也好，再猛烈大概都不会引起诗坛的注意，因为类似的批评太多了，不需要一一回应。评价然而，萧萧等人的评价带来的效果则完全不同，直接引爆了新诗的内在焦虑。萧萧等对席慕蓉诗歌的高度评价透露出新诗内部巨大的焦虑：新诗太渴望得到认可了！作为新诗界极其少有的新诗畅销现象，“席慕蓉现象”对新诗是一个强有力的支持，而席诗“保守”的质素，也恰恰“印证”了新诗内部“保守”的诗学立场。

这样一来，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渡也这样持先锋立场的诗人兼批评家的激烈态度了。如果基于保守诗学立场对席诗的解读被接受，而席诗可以成为“新诗之堂奥”的代表的话，那么，席诗的畅销虽然缓解了保守立场者的焦虑，却大大加重了先锋立场者的焦虑，无怪乎渡也会发出“有糖衣的毒药”那样激烈的批评言词，并且坚持自己的批评动机纯正，是“站在首先、客观、公正、善意的立场，为日渐萎靡的诗坛尽一份心力”。[17] 引发渡也如此激烈批评的，是席诗所呈现的以及肯定席诗的“保守”的诗学立场和诗歌趣味，如果确定这是新诗的方向，这会直接动摇先锋立场诗歌的意义和价值。当然，这里面在很大程度上也存在着陈政彦所说的文化场域和权力博弈问题。某种意义上，与其说渡也等人反对的是席慕蓉诗歌，不如说反对的是保守的诗歌诗学立场。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当曾昭旭将席诗的价值归于意境营造的成功时，渡也采取的是一种绝对的反对态度：“诗如果仅是、全是‘意境的营造’，那么这种艺术、这种诗实在令人担忧”，“席诗假若仅是‘意境的营造’，则虚无缥缈，一点价值都没有”。[18] 渡也对席诗的问题列了七条，但最核心的是批评席诗“忽视文学的功用”：

她的诗作就如同流行歌曲〈就在今夜〉、〈冬天里的一把火〉，盛行一时，却不能登大雅之堂……最严重的毛病便是她完全忽视文学的功用，文学必须具有社会及时代使命，诗圣杜甫之所以伟大即在于其时时关心民生疾苦，忧国忧民，具有极高极大的理念，其诗作够得上称为真正的艺术，席诗则不然。[19] 

渡也是一个强烈关怀现实的诗人，他以社会性来衡量席诗，多少显得有点强人所难，而他对席慕蓉诗歌风格的批评，一方面表现出诗人自己的诗歌偏好，另一方面也很清楚地呈现了中国文学“文以载道”观念的长远影响。这些其实都已经离开了席慕蓉诗歌本身。正如后来的批评者所言，早期的席诗虽然主题单一集中，但其中亦存在相当细微的差异性和丰富性。

对于诗坛来说，席慕蓉诗集的畅销其实是比较尴尬的事件。长期以来，文学史/诗歌史一直在时间、进步的现代性框架里来处理新诗，实验性、先锋性诗歌及思潮成为诗歌史的关注焦点，也成为新诗之正宗，新诗与市场划清界限已然成为新诗不言自明的标签之一。因此，席诗畅销不仅没能缓解新诗的焦虑，反而加重了新诗对于自身合法性的焦虑，使得诗坛在评论席诗时进入左右为难的局面：一方面，席诗的畅销证明了新诗的价值和影响力，渡也等亦承认席诗对于大众了解新诗、新诗的推广“功不可没”；[20] 另一方面，如果承认席诗代表真正的新诗，将陷众多先锋诗歌和文学史/诗歌史于“不义”。

因此，第三时期批评的左右为难就是必然的结果了。诗学立场的冲突还在，焦虑也还在，但不再有论争期那种高度肯定和激烈否定，反而是肯定无力和否定无力的状态，对席慕蓉诗歌的评价也无法超出前期的定位。事实上，无论是对席诗持肯定态度或否定态度的诗评者，虽然有立场的差异和诗学观念上的差异，但由于共享着很多现代性诗学前提，所以双方都表现出对席诗既承认又无法完全肯定的态度。

孟樊文章以“大众诗”命名席慕蓉诗歌，以区别略有贬义的“通俗诗”等命名，并主要以销量作为评判标准。孟文对于读者、销量等的界定，很明显承袭了新文学以来的大众/精英的对立思路。孟樊对大众诗有一个很简单的定义：“被大众所喜欢或接受的诗。”[21] 一方面，大众诗与通俗诗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大众诗不含贬义，但与“通俗”有联系；另一方面，针对新诗主流的小众化来定义大众诗。新诗的主流长期以来是“小众”，而非“大众”，亦导致其销量少；而大众诗面对的是大众，而非小众，往往销量高。此外，大众诗与大众社会、大众文化和文化工业在1980年代以后的逐渐形成紧密相关。衡量是否大众诗，孟樊主要强调畅销，但却针对不同诗人采取了“畅销有别”的态度。以高版次进入书籍畅销榜的诗人有郑愁予、余光中、席慕蓉等，但孟樊强调，郑、余二人的畅销是长时间才卖到十几二十版，而席慕蓉诗集是在短期内达致高版次，短期内流行的，据此将郑、余二人的诗歌排除在“大众诗”之外。同样，诗人夏宇自资出版《备忘录》（1985），初版和再版都较快卖光，也被排除在大众诗之外。与此同时，孟文对大众诗特点的强调，诸如语言浅白、音韵自然、情节定型化、结局悲剧化、反模拟写实，营造空幻的爱情世界等，基本上是以席慕蓉诗歌为标准进行制作的。这样一来，这个为席慕蓉量身定制出来的“大众诗”概念，自然也就容不下其他诗人和诗歌，席慕蓉不能不成为“大众诗”孤独的代表，立在大众文化的畅销榜上。此外，大众诗崛起的环境，孟文基于西方大众文化研究提出了社会富足、消费者等因素，如果说以此来印证八十年代台湾大众文化的形成差强人意的话，但席诗在八十年代的大陆亦引起了轰动，则是很难用西方大众文化理论来加以阐释的。总的来看，孟樊文章造成的最大困惑在于，“大众诗”事实上成了为“席慕蓉诗歌”量身定制的一个概念和标签。

孟文对席诗暗含贬抑，而在为席诗正名和辩护的批评者文中，同样表现为无法给予席诗更高的评介。沈奇文章虽从正面为席慕蓉一类的“常态诗歌写作”辩护，但依旧笼罩在大众/精英的阴影下走不出来，多少显得有些无奈。杨宗翰、陈政彦二人为席慕蓉强有力辩护的文章中，主要是指出了文学史对席慕蓉的“偏见”，并没有提出“正见”，使得对“席慕蓉现象”及其诗歌的评价依旧模糊。此外，辩护者在辩护中对席诗也有所保留。比如，针对席诗的“女性立场”，杨宗翰就认为“这是席诗最应检讨的地方”，[22] 估计这也是席诗让很多新诗批评者难于认同的地方。甚至在辩护之中，也往往落到相似逻辑的“陷阱”里。杨宗翰批评以“诗界琼瑶”来安置席慕蓉不当，其论证却依然落进了与否定者一样的思维逻辑里：

两人作品虽然同样造就了惊人的市场销售，却不宜在这点上将两位作者归为同类。原因很简单：琼瑶‘除了参与过《皇冠》的编务以及自组电影公司，可说不曾真正在社会上有过正式职业。她是纯纯粹粹的专业作家’（林芳玫，1994：26），而席慕蓉却正好相反。她长期在新竹师范学院任教，教书是她的本业，绘画是她一生执着的追求；至于写诗，既非她的专业，更不是她的工作。显然，作为一个专业/职业作家，琼瑶必须肩负的市场压力是相当巨大的。[23]

没有仔细辨析琼瑶与席慕蓉畅销的不同原因，而是通过其身份和预定的写作动机来解释二者的区别。很显然，在这样的逻辑里，如果席慕蓉的畅销与琼瑶的畅销本质不同的话，那么就必须承认，孟樊把席慕蓉的畅销与余光中、郑愁予、夏宇的畅销分而述之是对的。既然双方都有一种“畅销有罪”的心理前设，又如何能为席慕蓉的畅销“洗罪”？这样的解释事实上已经承认了严肃作家＝非市场化/非畅销作家这样的逻辑前设，也让席慕蓉的畅销显得相当尴尬，不能不一次次成为“原罪”的铁证，根本无法把席慕蓉从畅销的“原罪”里拯救出来。

总之，席慕蓉诗歌批评困境的发生并非偶然，从最初的评论就附着了艺术立场特别是诗学立场的矛盾和冲突。围绕“席慕蓉现象”所发生的批评困境，不过是将新诗诞生以来的焦虑、矛盾和冲突放大了，因“席慕蓉现象”而不能正常地评价“席慕蓉诗歌”，这在肯定方和否定方都有类似的表现。试想，如果一个当代诗人及其诗歌身上纠缠了古典/现代、媚俗（畅销）/严肃、大众/精英、女性主义等等重大的当代诗学概念和问题，而这种种问题和概念本身又是问题成堆的，要想洗清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件事了。这也就不难理解“席慕蓉现象”何以成为剪不断、理还乱的“现象”，也无怪乎“席慕蓉现象”总是不断成为话题，却又总是没有结论。

三、批评困境之超越：从反思批评立场和诗学观念开始

“席慕蓉现象”及其诗歌批评所显示出来的困境和“症候”表明，要走出批评困境，首先需要解决批评者自身的问题，突破“成规”和“成见”，也释放新诗的焦虑。从上面的梳理可以看到，“席慕蓉现象”及其诗歌很像一个“陷阱”，批评者一不小心就可能掉进去，因此特别需要批评者保持警醒，自觉意识并修正自身立场的偏颇，对“席慕蓉现象”及其诗歌采取一种开放性视角。只有突破批评自设的樊篱和捆绑，才有可能为席慕蓉研究提供新的机会和可能性。当批评者愿意以一种开放的态度来面对“席慕蓉现象”时，可能会意识到，这一现象为重新认识诗歌和反思诗学命题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因为极少有诗人诗歌像席慕蓉诗歌这样附着了如此多的诗学命题，这将为重新认识新诗传统开启不一样的空间。

但是，重新认识并不意味着从头开始，走出批评困境，也并非否定此前的批评。恰恰相反，三十年来，对席慕蓉的肯定也好，否定也好，毫无疑问是大大丰富了“席慕蓉现象”及其诗歌的内涵，而且提供了许多相当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这也是批评者可以重新出发的基础和可能性。批评者需要对围绕“席慕蓉现象”及其诗歌的种种概念（古典/现代、媚俗（畅销）/严肃、大众/精英、女性主义等）和自我的批评立场等进行深入反思，避免先入为主。对于过往的研究成果，需要更细致地梳理和辨析。“席慕蓉现象”及其诗歌批评困境的产生在于缠绕了众多“似是而非”的批评话语，但这些批评话语从另外的角度看却又可呈现为“似非而是”的面貌。批评者的每一次批评，消解了一些东西，同时也刻下了另一些东西，这就需要批评者做“剥离”与“还原”的手术，将“席慕蓉现象”还原为“现象”，剥离缠绕“席慕蓉现象”种种似是而非的概念和话语，同时也保留其中有相当价值的研究成果，以探索新的可能性。

批评者都意识到席诗与新诗主流之间的差异性，但问题在于，是以削足适履的主流批评概念去考察席诗，还是找出席诗自己的独特性？比如，对席诗“保守”的认定，其背后是现代性以来，新文学革命基于“死的文学”、“活的文学”的逻辑所建构的古典/现代诗学立场的反映。近些年，学界对于“现代性”概念已有相当深入的反思，在重写文学史的思潮中，也不断有学者提出，当代诗歌不仅要重视边缘诗歌、非主流诗歌，甚至也不能对当代旧体诗词视而不见。但落实在文学史/诗歌史的撰述中，这种反思的成果并不明显。事实上，古典和现代不能仅仅在线性时间上进行理解，现代（艺术）相对古典（艺术）不可能是一种简单的替代关系（值得一提的是，席慕蓉诗歌对于时间的复杂性有相当深的思考）。很明显，诗歌的革新完全可以有多种可能性，既可有布鲁姆式的反抗传统，亦可有艾略特所说的汲取传统，这在历代诗歌革新中都不乏先例。那么，对席慕蓉诗歌“传统”、“保守”的认定，是否正反方批评者都共享着现代性诗学的“成见”？对席慕蓉诗歌，除了“保守”以外，有没有其他的认识角度？

再如，席慕蓉诗歌中的“女性意识”，这是席诗让很多新诗批评者无法认可其价值的一个方面。但对于批评者来说，我们首先需要反思的是，对于席诗思想意识的解读，女性主义/非女性主义的解读模式是不是最恰当的角度？有没有其他的解读可能性？事实上，这种对女性诗歌进行女性主义/非女性主义的解读，不仅可能导致误读像席慕蓉这样的“非女性主义”诗人，即使是女性诗歌代表诗人的其他创作也处于被遮蔽的情况下。例如，评论者在推崇舒婷《致橡树》的同时，往往会漏掉同一时期的很不女性主义的作品。女性诗歌代表诗人翟永明就表示过对于“被批评家塑造成反抗男权统治争取女性解放的斗争形象”，“仿佛除了《女人》之外我的其余大部分作品都失去了意义”的不满，[24] 并对“女性诗歌”提出过直率的批评。[25] 关于诗歌的“女性意识”，翟永明曾提出过不同的见解：“我认为女诗人作品中的‘女性意识’是与生俱来的，是从我们体内引入我们的诗句中，无论这声音是温柔的，或是尖利的，是沉重的，或是疯狂的，它都出自女性之喉，我们站在女性的角度感受世间的各种事物，并藉词语表达出来，这就是我们作品中的‘女性意识’。”[26] 对于批评者来说，需要认识到“反抗意识”、“性别意识”并非当代女性诗歌的唯一维度，更非女性生命和女性意识的全部，诗歌的“女性意识”是可以容纳丰富的、多向度的、完整的生命感受的。如果说对于诗坛某类女性诗歌创作可以用女性主义视角进行解读的话，那么，面对根本就不着力于表现反抗意识和性别意识的席慕蓉诗歌，这样的角度是否最合适？总之，对于附着于席慕蓉诗歌中的各种冲突的诗学立场，都需要进行更深入的反思和辨析。这种反思和辨析可以帮助我们走出新诗的很多迷思，让我们更多地来面对诗歌本身，因为诗歌可以不活在文学史中而照样活在其他地方。而且，如果不进行这样的反思，类似的“席慕蓉现象”还有可能来困扰新诗和新诗批评，正如席慕蓉所说，“如果不是我，也会是别人。”[27]

同样，面对“席慕蓉现象”，也不能以一些似是而非的概念来定义，需要弄清楚“席慕蓉现象”中的诗歌因素和非诗因素。否则，完全可能只是在新诗自以为是的思维逻辑里运行，却忽略了来自诗歌内部的“呐喊”和“吁求”。对新诗来说，内心其实是多么渴望能被大众接受，再现古典诗歌的辉煌，为新诗的合法性、合理性正名。各方批评者都需要跳出以现象来肯定或否定席诗的倾向，要认识到“席慕蓉现象”不是一个孤零零的诗歌现象，而是多因素作用下的文化现象，同时还涉及跨界艺术的问题。很遗憾，三十多年中，太多从立场和观点出发的批评，缺少更细致的辨析。应当提到渡也的批评。虽是站在否定席慕蓉诗歌倾向的立场，同时也是相当简略的勾勒，渡也却是第一个对“席慕蓉现象”作出较为全面解释的诗评家，而且，三十年来，似乎还没有人超出其最初的框架来进行讨论：

席慕蓉的诗之所以异常轰动，广受大众，特别是青少年喜爱，细究之，至少有下列几个因素：（一）席慕蓉情诗产量繁多，而情诗是新诗里最易了解、最易有感受者。（二）传播工具的大力推介、吹嘘，尤其大报竞相刊载她的作品。（三）语言平浅，内容并不艰深难懂。（四）诗句流畅，十分顺口。（五）有一段曲折的爱的故事，颇能引起青少年的同情与共鸣。（六）诗有古典秀丽、纤细清晰的针笔画配图。[28]

渡也对于“席慕蓉现象”的认识，至少涉及了四个方面的因素：传播工具、受众、诗画艺术以及诗歌本身的因素。遗憾的是，虽然席慕蓉整体研究基本上没有跳出这四方面，但对“席慕蓉现象”的批评，却没有同时考虑这多重因素进行研究，对立双方都因为太急于反对或赞成，要么只涉及某一方面的因素，要么因着在“现象”与“诗歌”之间划等号而直接予以肯定或否定。

席慕蓉诗集不仅在八十年代的台湾，同时也在经济、文化、制度多有差异的大陆地区引发了流行，而且其影响力至今仍存。对新诗来说，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文化研究案例，可以追问的问题很多。就席慕蓉诗集出版而言，何以第一本诗集《画诗》（1979）没有引起轰动效应？大地在推出《七里香》有些什么样的动作？传媒是如何介入的？“席慕蓉现象”中传媒、文化出版的多种互动，是相当有意思且值得仔细考察和深入探究的课题。遗憾的是，三十年来，除孟樊文章外，这方面的研究相当匮乏。孟樊文章敏感到文化出版在“席慕蓉现象”中的作用，也提供了很多文化出版方面相当有价值的信息，但由于其已经先入为主地设置了“席慕蓉诗歌＝大众诗”的前提，其结果也就无法让我们真正弄清楚文化出版在“席慕蓉现象”中的真实作用。事实上，只有把大众传媒、文化出版与“席慕蓉现象”之间的关系作更深入仔细的客观考察，我们才能够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什么因素在推波助澜，什么因素又在抵消化解。如果沿这个现象推究下去，我们或许可以看到，所谓的“大众文化工业”根本不是想象中的铁板一块，也远没有想象中那种点铁成金、呼风唤雨、化腐朽为神奇的魔力。“大众”如果不是子虚乌有、不可捉摸，至少也是如“民族”这个概念一样，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诗歌断然拒绝“大众”、“畅销”，对他者采取了一种本质的、排斥的立场和态度，除了表达内心的焦虑外，对新诗的发展和传播并无好处。只有让席慕蓉的归席慕蓉，让别人的归别人，才能对“席慕蓉现象”作出更客观、有价值的判断。更重要的是，这样的研究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大众传媒和文化出版在文学、诗歌传播中的作用，而不是简单地将其“妖魔化”。当然，这样的研究对研究者本身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有扎实的田野功夫，而不能仅仅依赖于文献或使用一些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概念而已。

“席慕蓉现象”及其诗歌对诗坛和批评者是一个挑战。“席慕蓉现象”及其诗歌的批评困境并非独此一家，不过是新诗困境、诗学困境的投射，而这种困境在很多新诗批评中都或多或少、或显或隐地存在着，相当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一百年的新诗革命，已经形成了一种新诗批评的先锋传统。在这样的传统中，很难给予席诗更高的评价，但又不得不承受“席慕蓉现象”所带来的沉重压力以及“新诗合法性焦虑”。新诗批评者需要以积极、开放而非消极、封闭的态度来应对这种挑战，不仅仅是针对“席慕蓉现象”及其诗歌批评进行反思，更是可以借此反省批评者自身的限度，反思新诗传统中诸多概念、术语的内涵和合理性，为新诗的发展开辟更广阔的空间。

参考文献：

[1][27]夏祖丽：《一条河流的梦：席慕蓉访问记》，《新书月刊》1984年5月第8期，第12页，第13页。

[2][9][10][21]孟樊：《台湾大众诗学——席慕蓉诗集畅销现象》（上），《当代青年》1992年1月第1卷6期，第49页，第51页，第51页，第48页。

[3][15]七等生：《席慕蓉的世界——一位蒙古女性的画与诗（上）》，《联合报》1979年12日18日,第8版。

[4]张默编：《剪成碧玉叶层层》，尔雅出版社有限公司1981年6月初版，1988年4月印，第183页。

[5]曾昭旭：《光影寂灭处的永恒——席慕蓉在说些什么》，原载台北大地出版社1983年版《无怨的青春》，见《无怨的青春》，广州花城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101、103、102页。

[6]萧萧《青春无怨，新诗无怨》，《文藝月刊》1983年7月第169期，第105页。

[7] [18][19][20] [28]渡也：《有糖衣的毒药——评席慕蓉的诗》，《新诗补给站》，台北：三民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24-26页，第32页，第25页，第38页，第25页。

[8]渡也：《我与席慕蓉》，原载《时报副刊》1985年1月23日，收入渡也《新诗补给站》，台北：三民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41页。

[11]陈政彦：《“席慕蓉现象论争”析论》，《台湾诗学学刊》2006年5月第7期，第148页。

[12]沈奇：《重新解读“席慕蓉诗歌现象”》，《文讯》2002年7月第201期，第10-11页。

[13][14]李癸雲：《窗內，花香襲人－論席慕蓉詩中花的意象使用》，《國文學誌》2005年6月号第10期，第18页，第22页。

[16]七等生：《席慕蓉的世界——一位蒙古女性的画与诗（下）》，《联合报》1979年12月19日，第8版。

[17]渡也：《我与席慕蓉》，原载《时报副刊》1985年1月23日，收入渡也《新诗补给站》，三民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42页。

[22][23]杨宗翰：《诗艺之外——诗人席慕蓉与“席慕蓉现象”》，《竹堑文献杂志》2001年11月号第18期，第68页，第73页。

[24]翟永明：《再谈“黑夜意识”与“女性诗歌”》，《诗探索》，1995年第1辑，第129页。

[25]翟永明批评粗制滥造的“女性诗歌”：“固定重复的题材、歇斯底里的直白语言、生硬粗糙的词语组合，毫无道理、不讲究内在联系的意象堆砌，毫无美感、做作外在的‘性意识’倡导等，已越来越形成‘女性诗歌’的媚俗倾向。不知从何时起，更形成了一股‘黑旋风’……如果说我开了个很不妙的头，那么这种群起而攻之的‘黑’现象仍使我担心和怀疑，它使‘女性诗歌’流于肤浅而且虚假无聊，更为急功近利之人提供了快捷方式。”见翟永明：《“女性诗歌”与诗歌中的女性意识》，《诗刊》1989年第6期，第11页。

[26]翟永明：《完成之后又怎样？——回答臧棣、王艾的提问》，原载民间诗歌刊物《标准》创刊号（1996年），后收入《完成之后又怎样》（翟永明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