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装饰了别人的梦”——张充和谈卞之琳与“卞-张罗曼史”

作者：苏 炜

昆明时期（1938-39）的张充和（摄于呈贡云龙庵）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卞之琳《断章》

卞之琳《断章》手稿（应是1980年的重滕稿）     

喜欢现代白话诗歌的人，都会读过卞之琳的这一名篇。从某一种意义上说，卞之琳（1910-2000）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中的巨大声名，是直接和这一个《断章》名句联系在一起的，正如《再别康桥》的“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之于徐志摩一样。

一直听闻，卞之琳这一名篇，就是为张充和写的。诗中的那个“你”，就是卞之琳苦恋了几十年的、昆明、重庆时代著名的“张家四姐妹”中的四小姐——张充和。所谓“卞-张罗曼史”（“什么罗曼史哟，一点儿也没发生‘罗曼’。”张先生在审阅此稿时笑叹），虽然不若现代文坛掌故里那几段著名的罗曼史那么有名——比如，徐志摩与林徽因、陆小曼之恋，郁达夫与王映霞之恋、张爱玲与胡兰成之恋、徐悲鸿与蒋碧微之恋，等等；但是，在文学圈子和广大读者中，“卞-张之恋”，也早已蜚声遐迩，传扬久远了。

可是，与张充和老人有过这么多的来往、交谈，我一直小心回避着谈论卞之琳，甚至是有意无意地想延后进入这个话题（因为一定是会遭遇到的）。我担心触碰到老人家的一段伤感往事。然而，我随后就发现，这种小心和担心，完全是多余的。

那天去看望张先生，看见茶几上散放着一本“卞之琳纪念集”，好像是亲友刚刚寄赠的，我便借着这个话题，略带迟疑地开了口：“张先生，能给我谈谈卞之琳么？我知道卞之琳这段苦恋的故事很有名，可是一直不好意思问你……”

没想到，张充和朗声笑道：“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这可以说是一个——‘无中生有的爱情故事’，说‘苦恋’都有点勉强。我完全没有跟他恋过，所以也谈不上苦和不苦。”

这个答案有点出我意料。本来，我等着要听一出凄美悱恻的“罗曼哀史”呢。

年轻时代的卞之琳

“你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认识就很早了。卞之琳出北大的时候，我进的北大。可我还没进北大的时候，在北大校园就见过他。后来又在沈从文的家里碰见过。我记日期总是很差，可是从那时候开始，他就一直给我写信。”

从资料上看，卞之琳是1929年进的北大英文系。张充和是1934年考入北京大学，在此以前，曾在北大旁听课程。

“这么说来，卞之琳对你是一见钟情了？”

张充和笑笑：“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一见钟情，至少是有点一厢情愿吧。那时候，在沈从文家进出的有很多朋友，章靳以和巴金那时正在编《文学季刊》，我们一堆年轻人玩在一起。他并不跟大家一起玩的，人很不开朗，甚至是很孤僻的。可是，就是拼命给我写信，写了很多信。”

“那，你给他回过信么？”

“没有。那些信，我看过就丢了。”

“他给你写过多少信？”

“至少有过百封信吧。我从来没有答应过他，更没惹过他。”这个“惹”字，我注意到她随之用了好几次，“他是另一种人，很收敛，又很敏感，不能惹，一惹就认真得不得了，我们从来没有单独出去过，连看戏都没有一起看过。” 

（“我年轻的时候爱玩，”张先生一边审看此稿，一边补充着，“我其实是常常和别的人单独出去玩的。唯独就是不能跟卞之琳单独出去，我不敢惹他。”张充和呵呵笑着。）

“噢？那，他是典型的单恋了？”我确实大感意外，我所熟悉的“五四青年”那一代人的恋爱故事，若不是“狂飙突起”，也至少不乏“花前月下”的。

“完全是单恋。”张充和的回答很直接，“不过感情很强烈。前后持续的时间大概有十年。我不理他，他就拼命写诗，写了很多无题诗。”

张家四姐妹，左起：充和、兆和、允和、元和     

我打开案几上的“卞之琳纪念文集”，翻到里面的黑白图片，问：“那时候的卞之琳，是不是这个样子？”图片中，是一位五官平实、戴着圆框眼镜、神情木纳耿严的年青人。

“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老人默默点头，“他人很好，但就是性格很不爽快，不开放，跟我完全不相像，也不相合。我永远搞不清楚他，我每一次见他都不耐烦，觉得他啰里啰嗦的。”

我问：“你不爱他，怎么不跟他说清楚呢？”

张充和笑道：“呵呵，从来大家都这么说，你为什么不跟他说清楚呢？我说：他没有说‘请客’，我怎么能说‘不来’？他从来没有认真跟我表白过，写信说的也只是日常普通的事，只是写得有点啰嗦。别人不了解，以为是我惹了他又不理他，他自己也老对别人说，我对他有意思。——其实完全没有，说良心话，一点意思都没有，从来没有惹过他。”

“是不是你的什么善意的表示，给他带来误解了呢？”

“他后来出的书，《十年诗草》、《装饰集》什么的，让我给题写书名，我是给他写了；他自己的诗，让我给他抄写，我也写了。可是我也给所有人写呀！我和他之间，实在没有过一点儿浪漫。他诗里面的那些浪漫爱情，完全是诗人自己的想象，所以我说，是无中生有的爱情。”

我笑着说：“张先生，那我当面想求证一下，都说卞之琳那首最有名的诗：‘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那里面的那个‘你’，就是你张充和——张家四小姐，对么？”

张充和微笑着：“大家都这么说，他这首诗是写给我的，我当时就有点知道……”

“那大概是哪一年，在什么地方写的？”

“具体时间我不太记得了——大概是在昆明那一段吧？我们在一块儿的时间并不长的。我们在北京认识了以后他就开始给我写信，可是随后我进北大，他却离开了北大。后来抗战开始，我在成都时，他在川大教书，川大以后他就去了延安，去了延安信就很少了；他好像从延安又到了昆明联大，我们又在昆明遇上了。可我后来就到了重庆。抗战胜利后回到苏州，他专门来看过我，但是我们还是没有单独出去过，要出去玩，都是一堆人在一起。”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从延安出发的卞之琳

我记得在哪个资料上读过，卞之琳晚年整理他的文集，还把他与张充和在虎丘的一张合照放了进去。我猜想，想必就是那次苏州造访，“一堆”结伴出游的年轻朋友们，当时起哄让他们合照的。

“……随后我就跟汉思结了婚。我到美国后，卞之琳还来过信。我听说他直到四十五岁才结婚。文革结束后我到北京，他专门要请我的客，我还到他家见到他的夫人。……呵呵，那就是一种老朋友的感觉了。”她顿了顿，摇摇头，又轻轻笑了起来。

我拿起桌上的卞之琳纪念文集，随意翻着，笑道：“看来，这段单恋和苦恋，没有成就出伟大的爱情故事，却成就出了一个伟大的爱情诗人。我相信《十年诗草》里面许多有名的爱情诗，都是为你而写的。我还记得有一首叫《鱼化石》，写得很美，但表述得很含蓄。” 

“也许吧。”张充和眼瞳里似含着一丝苦笑，“我写旧诗，他却不写旧诗。我不太看得懂他们写的新诗，包括卞之琳埋头写的那些新诗。”

我顺口提起了民国时代那几段有名的罗曼史——徐志摩与林徽音、陆小曼，郁达夫与王映霞什么的，都曾经轰动一时，便问：“都知道你们‘张家四小姐’，在昆明、重庆时代很有名，你又是四位小姐当中唯一单身的，那时候，一定会有很多追求者吧？”

“我从来没有过那种轰轰烈烈的感情，”张充和的回答很平静，“确实有另外一些不相干的一起玩的人，追求过我，但都不如卞之琳这一段来得认真，持续的时间长。他的好意我是心领了，但这种事情不能勉强，我自始至终对他都没有兴趣，就看见他在那里埋头作诗，你说我能怎么办？”说着老人就转移了话题，“陆小曼我倒是见过的，那是战后在上海，不知和谁一起见的她，不过那时，她已经很见衰老了……”

这个话题自此就打住了，老人似乎再无意细述下去。那天是雪霁初晴的天色，老人心情很好，谈兴一直很高，随后谈到与胡适之、张大千、章靳以等年长辈老友交往的故事，老人似乎比谈论这段“卞-张罗曼史”有着更高的兴致（有关故事将另文记述）。我确实也注意到，在很多人那里——除了卞之琳本人，也包括沈从文，更不必说坊间的流传——曾经重笔渲染过的这段“卞、张之恋”，在张充和以往的口述实录里（比如《合肥四姐妹》），反而一直是分量很轻，一笔带过的。“剃头挑子一边热”。这，大概正真实反映了这一段著名的民国罗曼史之一的失衡与失重吧。

末了，我想请出两位“当事人”的文字，为读者存真，也为本文作结——

卞之琳在他的《〈雕虫纪历〉自序》中，对此“单恋”，其实有所述及：

谈话于2008年1月19日

2008年7月8日整理毕于康州衮雪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