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他从不懂26个字母的工厂青年，变成国内最受欢迎的翻译家

黄灿然，三年前从香港辞职搬到深圳的洞背村隐居。他的状态令其他作家向往。

黄灿然是谁？诗人、翻译家。

他中学时期从山村移居香港，如今又从香港搬回山村。当过工人，辍学六年后考上大学，由一个不懂26个字母的工厂青年，成为国内最受欢迎的翻译家之一。

对于中文读者，黄灿然的名字常常和苏珊·桑塔格、布罗茨基、聂鲁达、曼德斯塔姆、卡尔维诺等一长串大师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他在诗歌翻译上的成就为他赢得声名，但并未带来财富，如黄灿然所说的，文学翻译，常常越做越穷。

今天跟着书评君，就去理解黄灿然的生活和文字，就去理解一个困惑的少年如何变成眼前这位诗人和翻译家。

黄灿然，诗人、翻译家。1963年生，福建泉州人，1978年移居香港。1988年毕业于暨南大学。2014年辞去任职近25年的香港《大公报》国际新闻翻译工作，迁居深圳洞背村。著有诗选集《游泳池畔的冥想》《我的灵魂》《奇迹集》等；评论集《必要的角度》《在两大传统的阴影下》；译有《见证与愉悦》《聂鲁达诗选》《里尔克诗选》《巴列霍诗选》《论摄影》《关于他人的痛苦》《新千年文学备忘录》《内心活动》《如何读，为什么读》《诗的见证》。译作布罗茨基随笔集《小于一》是新京报2014年致敬译作。

年轻时，想的最多的是自杀

15岁到19岁，黄灿然想的最多的是自杀。他想要逃离人人渴望移居的香港，又发现无处可去。家人们都在这里，故乡已不存在。

对他来说，活着就是每天醒来去工厂重复同一件事——给牛仔裤装金属扣。黄灿然住观塘的简陋工棚，抬头就是逼仄的空间，没有朋友，没有方向，现实是赤身踩在无止境的流水线上。

对工友们来说，黄灿然沉默，甚至有些孤僻，有着不合时宜的爱好：阅读。他们拿到薪水后，往往用于赌和嫖，黄灿然却几乎把钱花在了买书和订杂志上。他对书的痴迷，有时会被他们揶揄，“读书有什么用？毕业以后还不是要出来赚钱？“

父母对他热衷阅读的行为，也只是默许，因为毫无用处。80年代初，如果你是一名香港工人，只要勤快又愿意加班，甚至能月入过万。大学毕业的文职工作，收入不过两三千。

高中二年级，黄灿然和两个姐姐移居香港，因为祖母。她的经历后来被黄灿然写到诗里，祖母年轻时嫁到宴田，丈夫娶她后就独自去了南洋。五十年代她去了香港，但没有去南洋，因为丈夫在那已经儿孙成群。她领养了两个儿子，长子黄定富是黄灿然的父亲。

1978年，她把儿孙相继接到香港跟她团聚。那年，黄灿然15岁。

当他在睡梦中抵达异乡，离香港不远的广东正面临汹涌的偷渡风潮。根据广东省委边防口岸办公室1979年的《反偷渡外逃汇报提纲》，有9.8万人涌向深圳等待外逃机会，逃出1.8万人，收容所人满为患，卷入逃港风潮的不只是边民，更是遍及广东全境。在广州，凡有偷渡成功者，皆鸣鞭炮祝贺。偷渡潮背后是巨大的收入差距，50年代香港制造业兴起，70年代到达顶峰，工人供不应求，收入却是大陆百倍。

刚到香港的黄灿然被卷入这股潮流，成了制衣厂的一名工人。

存在主义小说，对他意味着生活本身

他出生在1963年，中国刚刚经历一场灾难，数千万人死于饥饿。对童年记忆最深的，是食物的匮乏：小时候吃的最多的是番薯，见的最少的是肉，饥饿感控制着中国农村大部分人的生活。

另一些令他印象深刻的，是春天弥漫的大雾和无穷尽的高山。小时候像生活在半空中，有时一个人上学，一天来回四趟，得走两三个小时。眼前的道路消失在清晨的浓雾之中，他担心自己随时会从悬崖摔下去。

在香港第一年，黄灿然住贫民窟，几乎没休息，早上八点多干到晚上。有时为了双倍工资，得通宵。除了高强度的工作，工厂生活还意味着身体受伤的风险：容易被针擦伤，严重的时刻，左手大拇指偏指甲一寸左右的位置，被钉子整个击穿。

他觉得这些都没什么，比工伤更令人烦忧的，是对未来的茫然。年轻人总是不知道如何生活。他不懂广东话、不会英文、甚至认不清26个字母，又与工厂格格不入，唯一可做的就是拼命阅读。

他从香港的三联书 店订阅所有他能买到的重要刊物，包括学报、社会科学、哲学研究……在《信报》上了解德里达、福柯的新潮理论。黄灿然现在仍清晰地记得，自己跟着文学史读新文学以来的作家，穆旦、何其芳、卞之琳和李广田……有些原书已经绝版，只剩影印本。他偏爱叶芝和加缪，那时候，存在主义小说对他意味着生活本身，荒谬、试图反抗，他又怀疑这反抗也是浪费。

黄灿然曾沉迷电影，可能是因为家里人多，工厂人多，到处都太吵、太杂，电影成了一种逃避，它提供另外一种可能性，一种不妥协的可能性。80年代的香港电影小团体，常常在湾仔和旺 角租戏院组织放映，依靠《明报》传递信息，黄灿然看到后，第二天就会赶去，从默片看到《天云山传奇》。18岁那年，他看了大岛渚的《感官世界》，艳情的画面让他深受刺激。

音乐是另外一种安慰。1982年，祖母去台湾探亲，黄灿然拜托她带一张罗大佑的唱片——之乎者也》，香港一年后才有。这是罗大佑第一张个人专辑，他自由的灵魂，对现实的反抗，深深地打动他。出这张专辑前，罗大佑的身份是爱好音乐的实习医生，他没想到，这张唱片一经问世就风靡台湾。再过几年，他的音乐的影响力将扩大半径，席卷整个中国，用另一种幽默的方式，唱出1997年香港回归时刻的人心动荡。

切勿写诗，这是父亲惟一的忠告

黄灿然对生活的茫然，因为大舅的一句话出现转机。

大舅是老右派，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1981年，黄灿然回乡探亲，大舅知道后就跟他说，”灿然，你这么喜欢看书，应该去读大学。暨南大学专门招侨胞，还会有优待。”

舅舅的鼓励让他迅速找到方向。回香港后，黄灿然报名夜校，白天做工，晚上上课，回家再坚持自学一个半小时以上。听英文歌的时候，有些唱片背后附歌词，他就查《新英汉词典》，密密麻麻地写满注释。这本词典一直陪伴他到报社考试，终于被翻烂。

读夜校后，自杀的念头没了，因为逐渐明白自己要做什么。两年后，黄灿然顺利考入暨南大学新闻系。很快过上昼伏夜出的大学生活，他喜欢晚上看书，有时读到凌晨三四点，睡到中午，新闻系的课基本在早上，下午就无所事事。

逛书店重新变成生活的一部分，像在香港一样，他很快摸熟广州的书店，星期二和星期五，他骑着自行车，晃悠悠地在北京路一家一家地逛，拿寒暑假在香港打工的钱买书。等大学毕业，书已经有整整25箱。

刚进大学时，隔壁宿舍的同学听说有一位叫黄灿然的书很多，过来串门，找他聊天，谈文学。他说，楼上有一位师兄可以见见，他那边有北岛、舒婷的诗集。这位师兄是诗人沈宏非，已经毕业，只是还没分配，就住在学校等。当晚，黄灿然去见他，九点一直聊到凌晨两点。沈很高兴，说，你来红土诗社吧。于是黄灿然开始做诗刊，办报纸，天南地北地跟朋友通信交流。

临近毕业，黄灿然出了自己的第一本油印诗集《某种预兆》，当时印了几十本。其中有一首，以父亲的口吻，写给自己未来的孩子：

“切勿写诗，这是父亲惟一的忠告 

坏诗糟蹋艺术，好诗为诗所误 

好或坏，一旦陷入，就无法自拔 

我落得如此狼狈，就是一个例子 ”

             ——《倾诉》

后来有天傍晚在校园，黄灿然遇到班主任郭一鸣，说看到《十月》上有他的诗，《倾诉》和《收获的季节》。黄灿然很惊讶，因为他没有投稿，也没有收到采用通知。不久，黄灿然收到五十多块稿费。在80年代，这是相当大的数目，够他在天河酒店请几个朋友吃饭。

黄灿然至今不清楚自己的诗为何被选入，可能是北京诗人黑大春来广州时，带走一两本他的诗集，回北京后，被诗人骆一禾看到，选入《十月》。

大学第一年，黄灿然的诗也曾被诗人孟浪带走，后来孟浪一路去到拉萨。黄灿然的诗被拉萨副刊主任杨滔读到，他很喜欢，就发在了《拉萨晚报》上。

“念大学时，过几天就会有十块、八块来自拉萨的稿费。”

余生都用来服务别人

这是黄灿然回香港十多年后的事了：

他刚从九龙塘下地铁，坐上的士后座，准备去香港电台参加一场读书节目的采访。

“你是黄灿然吗？”司机问。

他愣了一下，没反应过来。

“我是你的工友。开出租十多年了。几年前在电视上看到过你。”司机说。

他们聊起打工时的生活，说现在经济的不景气，感慨十多年前的高收入。当年彼此的不理解，已经被新的生活消解。

但黄灿然坐后面，看不到司机的样子，始终想不起这位工友的名字。直到下车，终于瞥见司机的脸，记起是读夜校时，他在工厂的包工头。

80年代末，黄灿然回到香港，能从空气中弥漫的紧张感发现，时代在改变。香港的”去工业化“政策，瓦解了过去劳工在市场上具有的价值，曾经的工友几乎都面临转行，他们得学会放下尊严，被迫接受低廉的薪水，否则等待他们的就是失业。

黄灿然也面临新的生活，大学毕业、结婚、女儿出生，她们都在家乡，移居申请迟迟没有通过，让他时常怀疑自己为何待在香港。为了养家，有一两年时间，他最远去到葵涌工作。每天两三个小时的地铁，从观塘坐地铁到葵涌，中间在太子转车，地图上形成一个三角。在地铁上的两三个小时，成了他一天主要的阅读时光，他的阅读也转向了西方现代诗歌：艾略特的荒原、穆旦翻译的普希金……

但高强度的工作和阅读，身体逐渐撑不住。原本大学时期就日夜颠倒，加上一直以来抽烟、喝茶、不懂得运动。黄灿然28岁左右，进入大公报的第二年，他生了场大病。

这场病，彻底改变了他。

他开始觉得人是物质的，从消极变得积极。他学会调整身体，注重饮食，每天吃牛肉、龙虾、三文鱼，早上起来会先喝两杯温水。现在有些年轻读者见到他，甚至觉得“黄老师”很会聊天，不像想象的那般沉默。 

到90年代，太太和女儿来到身边，黄灿然对香港不适应的部分终于消失。他开始大量地翻译，二十年如一日地工作。 

对于接下来的人生，黄灿然说自己三十五岁的时候就想明白了。他说，有一天觉得活着实在是很累，不是说贪图安逸，相反，安逸对他毫无吸引力，但他突然想到，既是这样，那么为何不就多做翻译，把下半生都用来服务别人。这样下了决定后，生活顿然轻松起来。这种一定程度的无我，反而让他看到世界的光彩，并顺手变成诗。

对于中文读者，黄灿然的名字逐渐和苏珊·桑塔格、布罗茨基、里尔克、聂鲁达、米沃什、曼德尔施塔姆、巴列霍、亚当·扎加耶夫斯、卡尔维诺等一连串知识分子和诗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除了黄灿然自身的勤奋，还有一部分源于香港为他提供了极为珍贵和丰富的文化资源。大公报的工作，让他有机会读到国际先驱论坛报、泰晤士报、时代杂志、纽约时报这样的一流媒体，距离报社不远的曙光书店，有伦敦书评、纽约书评和各种新潮理论。

另一个去处是美国领事馆在金钟设立的图书馆，黄灿然记得，那里有很多外文书和杂志，碰到喜欢的内容，他就复印下来带回去看。正是在那段时光，黄灿然接触到沃尔科特、阿什伯利、布罗茨基……那时候，布罗茨基经常在纽约客发作品，每次读到他的诗，黄灿然就会复印那一页，再剪下方块大小的诗，带回去翻译。

90年代中期，美国经济下行，图书馆关闭。不过很快，互联网来了。它带来了更加丰富和庞大的文学资源，而且更容易搜索。

1996年底，同事给黄灿然介绍互联网，说，现在互联网太厉害了，你来看看。黄灿然一看就傻了，”那种冲击好大，互联网是个大进化。“

第二天，立马买了电脑，为了方便在亚马逊买书，黄灿然申请了人生第一张信用卡。

这是他和父母一生中最亲密的时刻

黄灿然出生地在福建晏田，山上只有十六户人家，人口与他现在定居的洞背村相似，不同的是，洞背除了山，还有比山还高的海，从客厅的窗户望出去，能远远看到一些渔船。晚上八九点，山里便悄然无声，渔火在海面若隐若现。 

2014年，黄灿然从大公报辞职搬到洞背，继续做不挣钱的文学翻译，写没什么人读的诗。去年在洞背和他见面，他说，已经做好随时死去的准备，而最好的死法，就是倒在工作台上。但比起在香港，他有更多的时间可以休息。

在洞背的三年多，他每天会提着一红一蓝两个塑料桶，到村口路边那眼用塑料管引出来的山泉打水。每次打完水，他总是习惯性地想顺手关掉那个并不存在的水龙头。

2015年，黄灿然在上海和澳门参加完活动，回到洞背第二天，突然接到母亲患上癌症的电话。他立马回到香港和两个姐姐一起照顾母亲。家里所有的决定都需要他。

接下来几个月，黄灿然每天穿梭在医院和家之间，每天去三趟医院。有一次，他从母亲病房出来，走到楼下，感到肚子一阵剧痛，头上冒着冷汗，当场跪了下来。他缓了一会儿，慢慢挪到急诊，医生立马让他住院观察。因为体力透支，黄灿然在医院住了三天。

住到第二天：母亲住六楼，黄灿然躺在三楼，他吃了点药，就穿着病服去看她。令周围的人很羡慕，只有黄灿然母亲的病床随时会有家人在。这段时间，大姐和二姐煲汤，黄灿然每天去医院照顾母亲起居，帮她洗脸，像他当时为父亲做过的一样。母亲比较听他的话，吃饭如果有他在场，她会比较安心。妹妹负责在家照顾黄灿然的饮食。

四个月的照顾取得了成效，母亲原本手术后全身浮肿，黄灿然就在母亲脚上太冲穴的位置按摩，每次半小时，浮肿三四天之后便消掉了。母亲出院后，由妹妹在家照顾，黄灿然回到洞背。最近，她已经可以自己下床活动。

你可以从黄灿然在诗中读到，他的父亲也曾在这住院，将军澳医院。术后他喂父亲吃饭、小便，这是“他和父亲一生中最亲密的时刻。”

小时候，父亲长期在外工作，当1978年，他们一家在香港团聚，黄灿然已经长大，两人都是沉默的性格，他们一直很少说话。

当黄灿然成家立室，搬出来住，他跟父亲的关系又再生疏。每逢他打电话回家，若是父亲来接，他会像一个接线员，说声“等等” 。便叫母亲来听。

尽管黄灿然知道 ，“他们彼此都怀着难言的爱。”

对话黄灿然

“人最悠闲的时候，往往最没时间”

新京报：从《大公报》辞职定居洞背村后，你会有更多的有时间写作和翻译吗？

黄灿然：我有一个理论，觉得人最悠闲的时候，往往最没时间。所以我不认为我现在的工作成效会比香港更高，但现在有足够的时间休息。每天只要有时间还是会做翻译。一些成果也出来了，我在洞背已经有满满一本诗集，一两百首诗。我和老孙（诗人孙文波）产量都高。

新京报：阿巴斯这本诗集对你意味着什么？

黄灿然：是一本例外，原本不在我的计划，像德国戏剧大师布莱希特，因为奥登才读到，一个一辈子做戏剧的人，悄悄写诗，死后发现有2000多首，到现在真面目都看不清楚。阿巴斯也是这样，一个电影导演，坚持写诗。当时出版社买的版权是阿巴斯谈电影，我说，你捡到宝了，后面的（指阿巴斯诗集和编选的古波斯诗集）更有意思。

新京报：古波斯诗歌会不会很难进入？

黄灿然：其实古典的文本，有一个共通点，翻译过来后，会不像我们观念里的”诗“。读者需要一些耐心，相信它们是好的，才能看出一些好处来。很多现代诗观，是一个咒，很多人出不来。要复杂，要深度，要看着很深刻，有些都是在骗自己，读者也在骗自己。

新京报：你如何看待阿巴斯的诗？会不会有些单薄？

黄灿然：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诗。如果你用某种沉重来要求，可能会忽略掉生活轻松的一面。阿巴斯，就是轻，属于俳句一样的诗。他是对世界的观察，不挖进去，只是呈现。他有原创的东西，但不会把这种原创，写成我们理解的现代诗。奥登我很佩服的，他什么都看，看三流小说或者荒谬的打油诗，你觉得浅的东西不一定真的像你想的那么薄。

新京报：你如何规划自己的翻译？

黄灿然：主要集中在诗歌和诗论，也是最没市场的。我翻译的目的都是国内缺什么，我就给补上，比如卡瓦菲斯、里尔克、聂鲁达。明年会更集中翻译诗歌。要建立一个系统，不能随便翻译。很多商业的翻译价钱很高，都推掉了。之前有次出版社找我，一本书，不到100页，10万块，一天一页，三个月就搞定了，10万，好需要这笔钱，但是违背原则。

新京报：是什么样的书？

黄灿然：经典重译。

新京报：经典也不愿意吗？

黄灿然：人家已经翻译的很好，你扮什么英雄。一些经典，已经有很好的译本。

新京报：你怎么看待自己的诗？

黄灿然：35岁之后，还在不断思考这些问题。什么是我自己的，不断在变。你读了普希金，有新的想法，你读了拉金，也会产生变化。很多人写诗是一种范式，在这个范围内无限延长，再也没法突破。

新京报：你是一个一条道走到黑的人，和你的出生地或70年代的香港精神有关系吗？

黄灿然：更多的是文学上的榜样，像卡瓦菲斯、佩索阿、拉金，大半辈子都是沉默的，待在一个地方，不出门，自己干自己的事。比如杜甫，颠沛流离。这些人对我是榜样也是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