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诗歌热。电视上，手机上，诗好像随手就来。其实，那远远不是当下中国诗歌的全部。还有很多诗人，他们离互联网的浪潮比较远，待在僻静的角落，上下求索为诗工作几十年，他们付诸巨大的生命热情，充分发挥自己的语言天赋，在勤奋和热爱的双翼动力下，已经耕耘出丰硕的果子。走近一个具有智慧含量的标杆性诗人，聆听他们对诗的声音，与诗耳鬓厮磨的心得，或许更有助于我们接近诗意，感悟诗的本质，拥有更多的诗意时刻。华西都市报周末文化副刊之当代书评，一直关注国内诗坛有成就的实力派。本期走近诗人、诗歌翻译家、诗歌批评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家新。

王家新：

站在“写诗、译诗、评诗”三驾马车上   奔向诗意的王国

“小时候，我常伏在窗口痴想--山那边是什么呢？妈妈给我说过：海。哦，山那边是海吗？”这首被人民教育出版社选入了初中语文课本的诗《在山的那边》，很多80后读者都很熟悉。它正是出自王家新之手。早在八十年代求学时代，王家新就开始诗歌创作。《在山的那边》是他武汉大学读大二时创作的。作为当代少有的创作生命力持久旺盛的诗人，在朦胧诗时代，王家新就与海子、西川、北岛、江河、杨炼、顾城、舒婷、欧阳江河等诗人，在诗歌上有深入的来往。而在之后至今的30多年里，许多80年代红极一时的诗人纷纷淡出诗坛的时候，王家新一直依然坚守为诗歌工作的一线，创作、译作佳作不断，彰显出一名诗人的坚韧和执著。

1991年，王家新发表了对于他和许多人来说都很重要的诗作《帕斯捷尔纳克》，“不能在你的墓地献上一束花/却注定要以一生的倾注，读你的诗/以几千里风雪的穿越/一个节目的破碎，和我灵魂的颤栗”，震撼很多人，真的去穿越风雪，于次年远赴伦敦，开始了长达两年的欧洲旅居生涯，并到美国等国家游历、访学。这种经历为他的诗歌打开了一个宏阔的世界文学的幽深背景，使他的诗歌变得越来越深远和宏大。王家新的思考也远远越出了本土的界线，开始与更广阔时空中的诗人、作家对话。在《伦敦随笔》中的一首诗里，他这么写，“在那里母语即是祖国/你没有别的祖国/在那里你在地狱里修剪花枝/死亡也不能使你放下剪刀/在那里每一首诗都是最后-首/直到你从中绊倒于/那曾绊倒了老杜甫的石头……”

之后王家新发表诗集《纪念》、《游动悬崖》、《王家新的诗》、《未完成的诗》、《塔可夫斯基的树》、《重写一首旧诗》，诗论随笔集《人与世界的相遇》、《没有英雄的诗》、《为凤凰找寻栖所》、《雪的款待》、《在你的晚脸前》、《黄昏或黎明的诗人》，翻译集《保罗·策兰诗文选》、《带着来自塔露萨的书》、《新年问候：茨维塔耶娃诗选》、《我的世纪，我的野兽：曼德尔施塔姆诗选》、《死于黎明：洛尔迦诗选》，至今是当代诗歌阅读不容错过的文本。在诗歌评论界内部，王家新被公认为“近二三十年来中国当代最重要的诗人之一。”在创作的同时，他的诗歌批评、诗学随笔和翻译也产生了广泛影响，其以诗歌为核心的全部写作被人称为“中国当代诗坛的启示录”。

曾经有一篇网文《诗坛英雄排榜》流布很广。作者戏仿《水浒》一百零八将，对中国当代诗人做了一个排行榜。每一个人的入选还有一些特别的理由。比如于坚是玉麒麟卢俊义，西川是大刀关胜，欧阳江河是双鞭呼延灼，而王家新则是及时雨宋江。王家新的入选理由是这样写的：“王家新成名甚早，原为朦胧派嚎杰，流落欧洲数年，诗风大变，仍不失温柔敦厚，现闲居京城，隐然为北京帮龙头老大，军师程光玮对他忠心耿耿，推崇备至，故应列为大头领首席。”这样的游戏类比，自然有很多不妥之处，但也可见王家新在诗坛中被认可的程度不俗。

潜入“他者”

为他热爱的诗人在中文世界写诗

不能让你为之流泪的诗人就不要翻译

王家新不只是诗歌创作一流，更可贵的是，他用写自己的诗一样的高度和标准，要求自己的译诗。他翻译诗歌的水平，让很多读者视为“刷新了我们对许多外国诗人的认知。”在他身上，诗歌翻译与诗歌原创，互相喂养，难分彼此，不分伯仲。他的诗歌原创力让他有能力翻译出很高的诗意含量来，他对一流诗歌卓越的翻译又反过来滋养他自己的原创。更妙的是，在写诗、译诗的同时，练就的本领和眼光，又促成了他对诗歌的本质的高度理解和自觉性。于是，他的诗歌批评就成了。他的批评文本被认为“包含诗情与思想、个性与高度的文字，发展和丰富了新诗以来的批评文体，给这一饱受争议的工作增添了存在的理由。长久以来，中国当代诗歌广泛受惠于他的创作、批评和翻译。”写、译、评，成了王家新不断迈向诗歌的黄金王国的三架马车。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这是他为诗歌工作的三种方式。王家新在做三件事，其实也是同一件事：享受语言，挑战语言，与语言独处，为语言做贡献，传达给世界。

读王家新的译作，不难发现，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斯塔姆、帕斯捷尔纳克、茨维塔耶娃，二十世纪俄罗斯伟大诗人的名字，出现率非常高。王家新很早就读到对俄罗斯文学和诗歌的翻译，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末，诗人荀红军翻译的《跨世纪抒情：俄苏先锋派诗选》，第一次将包括茨维塔耶娃在内的俄罗斯“白银时代”的诗人集中展现在他面前。他阅读他们，分析他们，翻译他们，“他们是一个整体。他们共同构成了一个神圣家族。他们都是我所热爱和崇敬的诗人。多少年来，茨维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这几位俄苏诗人一直伴随着我。在我的生活和写作中，他们一直是某种重要的在场。有时我甚至感到，他们是为我而活着的--当然，反过来说也许更为恰当。”

诗歌翻译在忠实性和创造性之间的博弈，或者说直译、转译的问题，是文学翻译界一直争论不清的问题。在王家新看来，诗歌翻译是一种神秘的相遇，无论是“直译”还是“转译”，都是外行说的话。王家新认为翻译必须有创造性，“只讲忠实不讲创作性，那么忠实是平庸的，毫无意义的。”但同时翻译毕竟是翻译，不是创作，“不能用你的自我淹没一切。”

王家新认为，把一个外文诗人的诗歌翻译成中文，相当于替他在中文世界写诗，得尽力给人家“写”好，达到与原作相称甚至提升原作的水平。这就是诗歌翻译的秘密。比如，在翻译诗人洛尔迦时，他说，“我替洛尔迦在汉语中写诗，冒着巨大风险，但也必须如此，这样才对得起人家。但是我不会把它们翻译成我自己的，它们依然保有它们自己的风格。”王家新十分欣赏庞德的翻译艺术，其奥秘就是潜入“他者”。

然而，在重要的翻译见识和实践之上，翻译的最深动力，来自王家新对卓越的诗的赤诚热爱，他说自己不是一个职业翻译家，“我的翻译首先出自爱。我是一名诗人，也无意于成为一个翻译家，这个头衔对我也无所谓。为什么翻译？就是爱，就是奉献和牺牲。我爱他们胜过爱自己，这样才能翻译好，不这样就不要翻译，不能为之燃烧，不能让你深深地爱，不能让你为之流泪的诗人就不要翻译。我可以付出一切代价去译我热爱的诗人，这是翻译最深的意义。”

诗是如何产生的？

先去生活  再遗忘 再有什么从内心中醒来 要求成为诗

诗是如何产生的，这因人而异。王家新说，自己“不是那种灵机一动就写诗的人，也不是那种时时有‘满腔’的情要去‘抒发’的人。”他更认同于里尔克在《布里格随笔》中所说的：“诗不是情感而是经验，为了一首诗我们必须去观看、去体验，如果回忆很多，我们还必须忘记，还必须有很大的忍耐力等待它们回来，直到它门成为我们身内的血，我们的目光和姿态，无名地，和我们自己再也不能区分……”王家新说自己经常就处在这种状态中。生活，几乎是盲目地生活，然后遗忘，然后有什么从内心中醒来，有一首诗在要求着它的诞生。到此时  然后，他再努力将这种“无名”的醒来的感觉，化为诗艺，化为一种确凿的语言的存在。

在诗歌圈，有一个时而潜在时而明显的分野：“民间诗歌写作”，强调的是写作中的平民立场，倾向于口语书写日常生活，侧重语言的活力，倾向于消解；知识分子写作，强调智性写作，强调高度，强调建构。王家新的写作，一直具有坚定、明确的知识分子精神和诗学追求。在他的诗里，可以明显看到时代、历史和现实生活的责任感。王家新与西川、欧阳江河等人，被视为“知识分子写作”的重要代表。

总有一些跟诗接近的人，不管是写诗、评诗，用语容易夸张、戏剧化，思考大而无当，动辄以代、派、一个时代等概念，有过度解读、过度延伸的神秘化倾向。一般的诗人很容易被搅进去，但卓越的诗人可以看透、超越这些。王家新的态度就显得很清晰、清明，“我所关注的只是个体，是那些单个的诗歌造就的心灵。至于文学史意义上的”开创“与”结束“、或一个时代与另一个时代的关系，那是文学史家或热衷于进入文学史的人们所关心的事，用不着我来操心。”诗写得好的人不少，但能写得好，又能建立一个独特而深邃的精神世界的诗人，就很罕见。王家新，就是这样一个具有精神拓展力的诗人。

对话王家新：

“请永远保存我的词语”

2017年8月下旬，王家新受邀来成都参加首届国际诗酒文化大会·草堂国际诗会。在宽窄巷子，记者见到正在与其他诗人交流的王家新。他的微信名是：“未来北方的河流”。看到记者的一丝疑惑，他的解释是“你不觉得，这几个词语放在一起，很耐琢磨吗？未来，北方的，河流。”在国际诗会期间，王家新也与来自美国、英国等地的诗人有很愉快的交流。事实上，熟悉西方诗坛的王家新，本人被西方诗坛也正得到越来越高的关注和认可。他经常受邀到国外讲学、做驻校诗人。2013年，在韩国昌原国际文学节的颁奖典礼上，王家新被获颁韩国第四届昌原KC国际诗歌奖。他的英文诗选《变暗的镜子》，由著名诗人罗伯特·哈斯作序，2016年在美国出版。第二本德译诗选《晚来的献诗》，以及克罗地亚版诗选《夜行火车》，都同时在2017年的秋天推出。

一个好诗人、好文本给读者的不仅仅是信息传达，也不仅仅是意境的带入，还能开启一种作者与读者之间无声的隐秘的精神对话。读王家新的诗、文，往往能让感受到，他强大的北方冰雪式的思想流，带动我们跟着他思考。在王家新那里，全貌，巨大，难度，份量，灵魂，激情，深邃，严肃，辽阔，这些词语裹挟而来，让人进入一个深度的诗意世界。一个诗人，不仅是写出了一些好诗的人，也不仅是提供了某些名句的人，还是为他那个时代带来了某种美学气质和精神性的人。王家新正是这样的人。在与王家新采访交流过程中，他对诗的观察、认知之深，也再次完美彰显。

“‘浮出水面’的中国当代诗歌，在世界上已得到比较广泛的关注和认同”

当代书评：这次应邀来成都参加草堂国际诗歌节，与英国的李道、美国的杰克·赫希曼等国外诗人应该有比较深入的交流。能具体透露一下，你们都聊了些什么？参加此类活动，有怎样的感受？

王家新：这次来参加诗歌节的国外诗人中，旧金山的杰克·赫希曼是个著名的“左派诗人”，他人很好，让我很尊重。我们此前就认识，他对我的诗也很感兴趣。英国诗人李道是这次认识的，他从我的英文诗选《变暗的镜子》上看到哈斯作的序后十分惊奇，因为他和哈斯是好朋友。当他知道我翻译保罗·策兰，他从胸口掏出一个佩带的标志给我看：“家新，你知道吗，我是犹太人”，“家新你知道吗，茨维塔耶娃说过‘所有诗人都是犹太人’。”我当然知道！在那一刻，我们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总之，请国外诗人来中国，这当然有助于中外诗人间的交流，只是不要流于形式或走过场，有更具有实质意义的接触，是非常有意义的。

当代书评：您曾经在英国居住两年，作为一名诗人和译者，您与国外诗歌界有很深的来往。据您的观察和体会，中国当下的汉语诗歌在国外大概是怎样的一个认知度？作为一个中国现代新诗的诗人，您有哪些深刻的体会？

王家新：中国当代诗歌，当然是它“浮出水面”的那一部分，在世界上已得到比较广泛的关注和认同，这已是事实。别的诗人不说，比如《美国诗歌评论》前年重头刊出的我的一大组诗和美国前桂冠诗人罗伯特·哈斯关于我的长文，这在以前都是难以想象的。这也说明了中国当下诗歌在国外的“认知度”。当然，无论在国內还是在国外，我都不会看重那些面上的东西，但我看重的有两点，一是来自读者和译者的反应，一是来自优秀的诗人同行的反应。比如说顾彬告诉我，他参加今年北京国际书展时和徳国著名诗人萨托鲁斯在一起，萨托鲁斯读到我的诗片断《冬天的诗》和《变暗的镜子》后，对他连说“那是伟大的作品”。我珍惜国外同行的这种专业眼光，这种来自另一种语言和诗歌领域的深刻共鸣。曼德尔施塔姆致阿赫玛托娃有这样的诗句：“请永远保存我的词语，为它们不幸和冒烟的余味／它们相互折磨的焦油，作品诚实的焦油。”一个诗人有什么可图呢，无非如此而已。

“我们不仅受惠于翻译  也把汉语最好的东西给与翻译对象”

当代书评：作为一名诗人，您的翻译以诗译诗，备受同行和读者认可。比如最近您翻译的《死于黎明：洛尔迦诗选》，在9月刚刚获得国内首个由出版行业媒体设立的专业翻译奖项--“书业年度评选·翻译奖”。

王家新：获该奖让我感到意外，当然，对我也是一个很大的激励。在受奖致辞中我也讲了，我这个译本首先是爱的产物，是我作为一个诗人对生命呼唤的响应。既然我要译的是一些天才的、甚至是让我泪涌的作品，我也一定要全力以赴，把译作提升到能与原作相称的程度。

当代书评：对您来说，诗歌的翻译和写作，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可不可以说，您翻译的每一个诗人，都是帮助让你成为你自己的一个养分？

王家新：至于我的翻译与创作之间的关系，正如诗人帕斯所指出的，“存在着一种不断的交往，一种持续的相互孕育”。这些，就让别人来考察吧。我只希望人们能注意到：翻译不仅是接受，也是给予。我们不仅受惠于翻译，也把我们自己的心血、我们自己或是汉语的一些最好的东西给予了翻译对象。也只有这样来看，才能抵达到翻译的奥义。

当然，面对我翻译的那些诗人，我会永怀感激之心。这种感激并不限于他们给了我什么具体“养分”，更在于他们支撑了、也加深、拓展和刷新了我的整个存在。也可以说，通过创作，也通过翻译，我们才把自己“嫁接”到那棵伟大的生命之树上。感激还在于，除了创作外，我庆幸还通过“翻译”这件事，找到了为诗歌工作的“另一种方式”。我现在愈来愈倾向于将翻译视为一个独立的为创作不能替代的工作领域。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引用过茨维塔耶娃的一句话：“我的火不是用来熬粥的”。

当代书评：您的诗作被翻译成国外的较多，比如您的第二本德语诗集《晚来的献诗》，即将于十月前往德国参加法兰克福书展，并在欧洲展开巡回朗诵。将这本诗集翻译成德文的是德国汉学家顾斌。您跟他有怎样的合作渊源？

王家新：《晚来的献诗》刚出版，我的另外一本克罗地亚文诗选《夜行火车》，也会在这个9月出版。因此我会去德国、奥地利和克罗地亚做一些朗诵和新书发布活动。《晚来的献诗》是顾彬主动提出来翻译的，因为他译的我的第一本诗集《哥特兰的黄昏》在德语国家反响都挺好。当然更主要的原因，是他愈来愈认同我的诗，他甚至说他多次在翻译时“哭了”。就在《晚来的献诗》付诸出版后，顾彬在见面时又问我：“王家新，都说《回答》是你的最重要作品，为什么你不给我翻译？”的确，长诗《回答》是我一生（起码是“前半生”）的重要作品之一，但是很难译，我也不愿我自己写这首诗时所经历的巨大磨难再转移到译者身上。但是顾彬又开始翻译了。他在翻译这首诗时会“流泪”吗？会的，因而我信任了他的翻译。

当代书评：诗歌是超于语言、国界的普遍性的艺术。这也就说明不同语种写下的诗歌的翻译可能性。可是，为什么会有不少人，提到“翻译体”就感到比较排斥呢？这背后是怎样的文化心理？

王家新：事实上，我们的现代汉语是在古汉语、现代口语、翻译体的相互作用下才发展起来的。没有哪一位当代诗人是靠“排斥翻译体”成为一个诗人的。当然，也有一些诗人、尤其是已成名的诗人在做这样的姿态。在我看来这既不诚实，也很可笑。我都懒得去说他们了。

当然，我们用汉语写作，我们对自己的母语也怀有一种感情。但我们使用的汉语，跟李白、杜甫时代的汉语，已经很不一样了。作为一个诗人，也天生肩负着发掘、激活、拓展、变革和刷新自身语言的使命。在这个过程中，另外一种或多种语言文化的参照就起到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正如歌徳当年所说“你不了解一种外语，也就意味着你不了解你自己的语言”。这些，我自己在翻译、阅读和写作的过程中都一再地体会到了。因此我很不赞同那种二元对立思维的语言文化姿态。在当今这个时代，存在，就是“与他者共存”。不仅如此，有时我们需要通过他者才能进入自我，需要通过他者才能辨认出自身的在场。

当代书评：一提到王家新这个诗人，首先感觉到的是学院派、知识分子写作、高深、看不懂等等的。这种印象并不是只有我一个。但读了您多篇诗歌以后发现，这种刻板偏见，对您的诗歌是一种遮蔽。您虽是知识分子写作，但是您的诗歌不光深刻、深邃，也有很多空灵、飞翔的因素。可见以派别来概括一个诗人，是多么的荒谬。诗人是概括不住的。您自己是怎样的体验？

王家新：你说出了你真实的经历，很好！你的感觉也很对，诗人是概括不住的。长期以来，一些可笑的标签和“描绘”，左右了人们对诗歌和诗人的认知。诗人们被标签化、类别化，被严重地扭曲和简化。比如说一谈到“知识分子写作”，就精心地把它类同于“知识写作”，就煞有介事地指责它“贩卖知识”。现在还是如此，比如一谈到最起码的社会关怀，就给你来一顶“道徳化”的帽子。对于这类“死缠乱打”，我都不想说什么了。还是像你所做的那样，让我们不怀偏见地来读诗吧。我们写下的每一首诗，都是对这类论调或蒙昧主义的反驳。

不会“硬着头皮译”  我的翻译都是对生命呼唤的相应

当代书评：翻译诗歌，有很多需要语言翻译技术的事情，其实很费心力的。您是怎么就能孜孜不倦翻译很多别人的诗？能不能说，在翻译别人的过程中，其实相当于您把自己也表达出来了？相当于您用汉语在替人家“写诗”，曲折表达的其实也是您自己？

王家新：翻译当然是一件高难度的、异常艰辛的工作，但我是从来不会“硬着头皮”做翻译的，那样也翻译不好。我说过，我的翻译都是对生命呼唤的响应，因此不能不去翻译，也不能不为之“日夜燃烧”。这就是为什么多年前最初翻译策兰时，我根本没想到出版或发表，更不是为了什么“翻译家”身份，却让这样一位诗人几乎占据了我的全部存在。近些年我又陆续发表、出版了多种译作，很多人称赞我“勤奋”，但这是用“勤奋”可以解释的吗？对我来说，翻译不是别的，翻译即是一种献身。至于翻译与自己表达这个问题，翻译意味着生命的投入，当然也包含着某种自我表达，或带着个人的印记。

当代书评：你曾经说，您的写作完全是为了像《日瓦戈医生》那样一本书而准备的。只有写出了这样一本书才算对得起自己的良知和自己多少年来在中国所经历的一切。您现在觉得自己准备得怎么样了？

王家新：那只是一个说法。上个世纪末期的《回答》、《变暗的镜子》等诗写出了我的前半生，后半生的精力分散了，写作、翻译、研究多样化，也零碎化了。但这同样是一种“准备”。可以说，我的整个存在就是为此准备的。我心目中的“那样一本书”，也并不在于其“规模”或长度，而在于其深度、高度、精神和艺术的成熟度。经过了这么多年的训练，可以说我“准备好了”。现在我需要的只是时间。我也相信在我的写作生涯中还有一些重要的时刻到来。但是，这只是一方面，在另一方面，正如这次我应成都草堂国际诗会活动主办方写下的一首三行诗：“有欠于酒，正如我有欠于诗，／有欠于，那双一次次向我端上的手，／我喝的越多，欠下的就越多。”这也说明，我的愧疚，我的“贫乏”都还没有完成：它们需要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