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对于民族文化范畴来说，知识分子的守望心理,是杨子怡教授创作《篱边虫语》系列诗歌作品的主要心理支撑之一。从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心理层面来说，他们既渴望维护民族内部文化结构的稳定，同时又极其渴望来自外部环境的文化基因去促成本民族文化层面的革新与改良主义的发展与作用。并且，这是一个普遍存在于中国知识分子写作过程中的心理现象。实际上这中间有一个问题我们一直都是处于忽略的状态:也就是说,不论知识分子的文化程度多高,文化结构多复杂,当需要表达他们的各种不同类型情感时，包括国家情感，民族情感，个人主观情感等,最终还是要借助文学艺术的创作来完成这一抒发情感的使命与目的。

   从表面上来看，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以特有特定的文化心态去从事文学创作的过程中，精英心态及其精英精神仍是他们心目中最牢固的身份底线；但是，当这一底线因某种意义的现实性文学书写而产生影响的时候，它就必然会产生一种与中国农民文化层面相互吻合的乡土心理。而我们在分析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结构时，往往最容易忽略的就是属于知识分子的那个内在身份，而仅仅只是以文学家的身份去解剖他们的文学心理。杨子怡教授的《篱边虫语》实际上是一部既揭示文化层面，又揭示现实主义层面的解构主义的诗集。诗词集《篱边虫语》由梦笔文学社共同策划，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一》 关于《篱边虫语》的民族化守望心理。在我还没有正式认识杨子怡教授的时候，有朋友就向我推荐说，有一位教授最近出版的诗歌很不错。希望我能认真拜读一下并且在第一时间给我快递了样书。我个人十分感兴趣的并不是诗人在这些作品中透露了如何的文学思想及文学主题，倒是诗集的题目引起我的关注。而实际上，解剖这部诗集的过程就是解剖当代知识分子文学心理的系统过程。对中国的现代文学事业并未绝望与失望，正是当今社会中国知识分子积极参与文学创作的主要精神支撑。除了他们本身的文化程度文化结构文化素质文化素养等课件之外，对于中国文学创作的积极参与，实际上反映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仍然注重民族气节的文化心理。而关于这种注重民族气节的文化心理内在证据，杨子怡教授在该诗集的序言中就已经表达的十分清楚：

   余治诗有年，深知诗首重风骨。风骨懔懔，其格自高。人有风骨，诗则清刚矣。昔王介甫为某状元作墓志，讥其“不常读书”，有人提醒，然终不肯谀墓。有清洪素人为官京师，不夤缘竞进，甚而讥某相国为“刚愎自用”，相国以门生讥己，不解，责之。洪答之曰：师有一“愎”耳，何来“刚”，加“刚”者乃顾师生之情也。其事令人忍禁，其节令人肃然。民国张大帅权倾一时，曾以万金为酬请寿序，而陈伯严坚拒不从，死后其子少帅以二万金请墓志，仍拒之。风骨嶔奇，举世绝伦。骨正则气清，气清则诗醇也。此数子者务盈守气，故其诗亦刚健可读。故刘彦和尝云，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余虽无大行，然于前贤节概之士，亦心慕之。故为诗亦重风骨，不慕大王之风，不趋元规之尘，不跟时俗之风，不高浮薄之气，不参权贵之班，不敲绮靡之韵。吟咏系乎生民，寄兴关乎国运。所感所叹，模水范山，写心写志，不悖乎良知。吾诗有乎，诸君其察也。

  而实际上，这种知识分子对于文化的特殊理解，是他们作为精英人格中谦逊品德的体现。我们从这部诗集收录的近500首作品中，可以看出杨子怡教授人格谦逊的一面。他使用了将近百分之二十的篇幅来描绘他与老师，同学，文友的交往与深厚友情。

  《二》关于《篱边虫语》的乡土文化心理。这种充斥乡土心理的文化状况，其实从中国近代最著名的文化改良运动中就一直没有被彻底的排除在外。当他们这种极其矛盾的文化心理体现在文学创作及其文化运动时，往往就会促成两个极端的同时产生。这些东西我们从中国九十年代开始的文化寻根运动那里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一方面是西方蓝色文明及海洋文明的诱惑，一方面是黄色文明，乡土文化及其民族文化成分之内的诸多刚性文化精神的强烈支撑，形成了中国知识分子固有的篱笆式的文化心态及其特有的小农文化心理结构。我们从包括杨子怡教授在内的知识分子诗人及作家那里，都可以看见这种歌颂小农文化心理的诗歌创作情形。

  而其次，杨子怡教授的儿歌心理也比较典型的折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最主要的文学心理:柚橘飘香日影斜,娱亲无命坐童车。老来莫笑轻狂甚,酒醉骄阳一脸花。这种现象十分普遍存在。无论是所谓的当代著名翻译家宋德利也好，抑或是中国著名人力资源学家高元祥教授也好，他们的诗歌都十分明显的突出着这种文学心态。高端的知识结构并没有给他们带来相应的文学思考，对日常工作的解剖反而成为这些高级知识分子群体中最普遍文学使命。而他们在成人的写作边缘融入童话元素的文学行为，则表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特殊的写作目的：用稚化的文学主题，文学事件及文学人物消解残酷的严肃化写作。

  除了当年获得鲁迅文学奖诗歌奖的周啸天之外——实际上，关于周啸天的诗歌创作机制分析研究起来其实是个很有意思的过程。一方面，他坚持以理论体系的力量去维持与维护中国古典诗歌的地位及名义，然而另一方面，却又通过那些最典型的小农经济层面，包括洗脚女，安徽民居，航天工作人员的婚姻描述等，其实就是他们不愿放弃原则上的本土文化心理的充分页面。在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学书写及其文学实践过程中所呈现的这种田园文学精神，既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牢固的证明，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写作哲学化的主要体现。这一写作体系的建立实际上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奠基了不可忽视的坚实基础。

 《三》关于《篱边虫语》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立场。而另一方面，我们很难形容这种由知识分子精英视野中的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行为到底是属于那种文化精神支撑的结果。我们从这部诗集中的许多作品都可以看出中国知识分子文化心态中的乡土元素与精英元素并存的状况。而另一方面的，与此同时所出现的所谓知识分子诗人的文学心态又非常奇特。而杨子怡教授在诗歌创作中，除了兼顾现实主义的批判方针之外，还表明了当代知识分子对社会秩序的关注，而这种关注的焦点，最终集中在杨子怡的诗词当中：怕伤神器费心载,为国堪忧社鼠灾。满目人寰多琢力，何时法雨净妖埃！

  实际上，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很难真正解释完整知识分子本身文化结构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毕业剑桥大学的徐志摩，一生中最具代表意义的并不是他在剑桥大学进行了如何高级的知识接受与相应的研究——徐志摩来到这里时是学经济的学生，本科念的是金融，研究生念的是经济学的硕士，到这里本来也是要攻读政治经济学，但政治经济学没有给他心灵的激荡，他回国以后，无论在北大、光华、暨南，教的都是英文，实际上他放弃了早年的经济学专业， 意外地成了一位诗人，成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精神代言人，这是心灵革命对他的熏陶，或者说他是剑桥陶冶出的一代中国诗人。

   这是意外的，完全是偶然的，因为他跟剑桥的环境合一了，剑河的水也好，夕阳下的金柳也好，他念兹在兹的那小桥也好，国王学院的草坪也好，在时间中与他渐渐难分难舍，成为他永远的“精神依恋之乡”。因此，我们从徐志摩效应中明确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与其他任何国家的知识分子相比之下，中国知识分子以文化当武器的心理及愿望特别强烈。比如说，中国近代文学家的代表鲁迅等，他们特别重视民族文化力量的精神杠杆作用。

  另外，现代文学家、出版家、翻译家。同时也被誉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最有影响作家之一的巴金，是20世纪中国杰出的文学大师、中国当代文坛的巨匠，妻子萧珊。1921年肄业于成都外语专门学校，1927年至1929年赴法国留学，1929年回国后，从事文学创作。曾任第三届、四届、五届、六届中国作协主席，第六届、七届、八届、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82年4月2日，巴金获得但丁国际奖。巴金被认为代表着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的良心，也是文学大师时代的终结者。

   我们同样从他的学历中可以看出精英价值观在其心理中彻底崩溃情形，他是学习外语的，最后却成为中国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代言者。我们通过知识分子在文学创作所传达的文学信息来看，他们在今天并没有失却的文化信仰其实就是中国文学创作的内在信仰与文化信念的折射。


  结束语： 由著名诗歌评论家苗洪为关于杨子怡《篱边虫语》所创作的专题评论：从守望到逃离的距离只是一层篱笆的距离，不仅仅是集中评论了《篱边虫语》的文学主题，更重要的是通过杨子怡的创作经历及创作实践与知识分子的身份相结合，客观分析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写作过程中的民族守望心理，传统守望心理包括人文守望心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写作是当代中国文学创作行列中一道奇特的风景。无论是海子，顾城，欧阳江河，汪国真，廖亦武，周啸天等，这其中有一个不可忽略的规律性就是，他们首先是知识分子分子的身份，然后才是诗人的身份。在这些知识分子的写作实践中，对文学艺术的认真负责并不亚于他们十分认真的学术态度及治学态度。


  杨子怡在诗词集《篱边虫语》的创作笔记中说，诗亦贵真，无真则无诗矣。真者何物耶？庄子云：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笑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和。西子捧心，真也；东施效颦，伪也。阿瞒哭奉孝，真也；玄德摔阿斗，伪也。真自感人，伪则惑众。真者不假言辞之华，伪者则多虚假之态。诗亦然，有真则魂在，无真仅壳存焉。


   揆之当今吟坛，余尝慽慽焉。举旗结社，追皮陆之奇风；敲句玩华，次苏黄之雅韵。遇庆必歌，逢筵辄咏。嘤鸣竞仿，唱和是从。浮流觞于曲水，比佳句于古人。分韵拈题，竞一字之奇；雕肝镂肺，追八句之丽。玄谈夜永，矩矱严遵，逞才炫博，动辄千言。几句网倡，和者百万；一点闲情，赓者百首。互谀互粉，浮薄相高。索其情则无一真也，索其景无一真也，索其事无一真也。余深恨之。余服膺于刘伯简“宁可数年不作，不可一作不真”语。故每作毕则扪心：真乎？廿年为诗，矩矱是遵。然真之境实难臻也，勉而为之矣。真也，余诗有乎？付诸君评也。


    ——杨子怡，号木雁斋，又号篱边散人。1955年出生于湖南新邵。原惠州学院中文系教授，现任教于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中华诗教学会常务理事，广东省诗词学会常务理事，左岸风文学社顾问，惠州市诗词楹联学会顾问（原常务副会长），惠州市东坡文化研究会顾问。出版《中国古典诗歌的文化解读》、《韩愈刺潮与苏轼寓惠比较研究》等学术著作6部，发表论文近80篇。创作诗词一千余首，出版《木雁斋诗赋选》，诗词散见各类报刊杂志。诗词曾获第三届华厦诗词大奖赛二等奖及广东省诗词大赛三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