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人口剧烈的流动性深刻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这很少被我们的文学反映出来。诗人于坚近期在云南《大家》杂志青年作家论坛上便通过自己的观察反思了这一现象，他希望一个写作者能够深入想想被改变的时间概念、同质化的文明生活对文学而言意味着什么？这同时也是在问，写作者是否还能让自己的想象力保持热情，让自己的写作与世界产生真正的碰撞。

01 消失的族群关系 我们在单向度生活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碎片化的时代。今天我们往往忽略了一个最大的现实，“文革”在时间上拆迁了中国，而拆迁又在空间上拆迁了传统中国的筑居。我经常听到年轻一代的作家谈到中国历史的那种虚无感，把中国历史看成一个灾难、死亡、灰暗，一切不幸的根源。我们成了一种没有历史感的民族，成了一个年轻的民族，我们置身在一个任何一种历史都没有经历过的全新的世界之中。

神话里面的尤利西斯离开他的家乡到大海上去流浪，也可以说他正在面临一种拆迁，但是流浪的终极是回到了他的家乡。虽然故乡人已经不认识他了，但是尤利西斯家的老狗认出了他，因为那只狗还记得他的气味。唐朝诗人贺知章离开故乡到各地去流浪，最后也回到他的故乡，虽然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但是他仍乡音无改。

而我们面临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拆迁的结果是我们的故乡没有了，谁也没有故乡，你即便是从未离开你的故乡，你也在你的故乡变成了一个被流放者。所有的人离开他的故乡搬进新的社区，丧失了邻居，丧失了童年的老树，丧失了给你糖果的大伯，你完全成了这个世界的陌生人。你搬进你的社区，然后你噗通一声关上门，你和这个世界没有任何关系。

我们不再发生传统的文学创造的那种关系，《红楼梦》里面那种人的关系。我们完全进入了一个单向度的、陌生人的社会，每个人都住在一个孤独的铁门后面，没有邻里。

我认为，这个现实并没有在当代文学中被表现。我记得李鸿章在150年前就说过：“中国正面临着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王国维等人也说过这样的话，先知们只是意识到一种历史即将发生，而正是我们亲历了三千年变局的完成。我们已经完全置身在和中国过去的历史断裂的那么一个时代当中。

20年前我来到滇越铁路的车站拍纪录片。滇越铁路是从昆明一直到越南的，是法国工程师设计，由中国工人在100年前建起来的一条铁路。这条铁路使云南绕开了中国高山大河的阻隔直接与世界联系起来。这条铁路修建的时候云南还是一个蛮荒之地，古老的部落、古老的歌谣、一个自足的世界。忽然滇越铁路像外星人的飞船这样呼啸飞过蛮荒的高原，带来的一种土著做梦也完全想不到的世界。

这个车站使我思考时间的问题，时间到底是什么？难道人真的是不可一世，没有主宰人的力量吗？后来我拍了一个纪录片，叫做《碧色车站》，这个纪录片曾经入围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银狼奖。我发现我的电影在西方放映的时候引起知识分子的关注，也正因为这个电影我多次前往西方。我到了很多国家，我发现他们并没有抛弃旧世界。我们现在就坐在我们30年前所梦想的天堂里，看看这个会议室、麦克风，哪一样不是全新的，西式的，每个人家里也一样，全新的家具，但是人们是否感到充实？今天我们终于发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并不是在所谓的前面，所谓的未来。我昨天去碧色车站看到挂着一个巨大的标题：“早日签订拆迁协议，早日走向幸福。”100年前这里是荒山，车站的建造导致人群聚集，变成一个美丽的乡村，但是现在的计划是要把这些全部搬走，然后建一个旅游点。

这是在进行一种同质化的拆迁，他们意识不到在建筑后面是生活世界。你把这些建筑拆掉了，你就拆掉了生活。本来你的邻居在这里30年都在卖着你非常喜欢的早点，拆迁后你永远找不到了。本来你家窗子的外面是一棵老槐树、一口水井。搬走，生活世界也就失去了。生活世界是时间、历史的产物，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像新房子那样建造出来的。但这个趋势是没法逆转的。最后所有的滇越铁路的车站都变成一个车站，仅仅以商业为目的的车站，生活世界完全消失。

02 文学重要在于世界观与细节

云南的丽江也是一个例子，大约在30年前去的时候那是有神灵的地方。在那里可以看到玉龙雪山，在那个城市最伟大的不是人，是山上的神灵。现在除了旅游的洪水和商业街什么都没有。每一个摊子都在卖仿造的工艺品，没有任何生活气息。如果这个世界上不存在时间、历史，什么都是新的，走到任何一个地方都是丽江式的景观，那么不会有文学。同质化对平庸的大众也许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更新换代，但是对于作家来讲就是灾难，文学将丧失细节。在中国同质化的浪潮比在世界的其他地方都严重得多。

今天同质化实际上是在用科学技术、商业来统一这个世界。只有一种生活方式是值得过的，其他生活方式都是落后的、愚昧的。你要活得像样，你就必须有大房子、汽车，就要吃面包、喝牛奶……这是一种方式，但是你还可以像桑丘和唐·吉诃德那样去流浪，那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像吉普赛人那样去流浪。但是同质化最可怕的就是认为只有一种方式。

在西方的文明里面，对这样的世界观的怀疑、批判和反抗一直是西方文学最伟大的动力。无论是卡夫卡还是托尔斯泰，或者是我非常喜欢的作家契诃夫，他们的作品里面都有一个根本的主题，就是对于这种科学主义的商业主义的技术化的未来的怀疑。

卡夫卡他在世俗的人生里面是非常成功的，他是保险公司的办公室主任，干得很好。但是他所有的写作都指向对这种生活世界的怀疑和反抗。

20年前我是读不懂卡夫卡的，你的那个世界难道不是我们要追求的吗？有一个好的工作，有稳定的丰厚的工资，还痛苦什么？这是一种伟大的痛苦。他的写作是基于人为什么要有这个世界？什么是生活，这种追问使得卡夫卡成为一个伟大作家。卡夫卡的写作是有世界观的。

同质化简单地讲就是细节的消失，而文学最重要的细胞是什么？就是细节。没有细节你怎么当小说家，你怎么当诗人。任何一篇小说都是由细节造就的。无论是契诃夫的小说，无论是卡佛的小说，我最喜欢的小说都是从细节开始的。从细节开始的小说在中国我觉得是比较弱的，中国小说喜欢从宏大叙事开始，不会从一个牙刷的位置没有摆对，因此发现这个房间里面可能出现的某种故事这样的细节。门罗是我最喜欢的作家之一，其实很多年以前她还没有获奖之前我就读过她的小说，我读完之后我说这个人要获诺贝尔文学奖，那可能是发生在她获奖的五年以前。后来有一天忽然听见这个获奖的名字，然后又看见这个小说我是看过的。她的小说充满着细节。为什么中国当代的小说我觉得缺乏细节，这个不怪作家，我认为细节在一天一天的消失。没有细节，每个城市都是一样的，每个房间都是一样的。但是在西方的作家那里不一样，西方有那种任何一件事的发生都会有很多人在想为什么的传统。工业化在18世纪就开始，所有的作家、哲学家、诗人都在想我要不要这个东西？有很多结论，卡夫卡是一种。又比如说，马里雅蒂是未来主义的诗歌领袖，他就认为未来是最好的，要歌颂钢铁、歌颂工业、歌颂未来，未来主义是肯定未来否定过去。未来主义它起源于西欧，但是它生根结果的地方在哪里？在苏联。苏联就是一个未来主义的社会。

03 市场不是全部 梦想依然

虽然都是在一个同质化席卷全球的时代，但是作家并没有丧失想象力，生活世界也没有消失。上个世纪中国的先锋派文学深受西方文学的影响，尤其是受罗伯-格里耶这些作家的影响，罗伯-格里耶的小说主要是基于他对时间和现实的理解的角度的改变，更多的是一种形式主义的东西。我觉得罗伯-格里耶这样的作家他后面没有卡夫卡那样的悲悯之心，没有那种历史意识和那种世界观。当现代主义的浪潮过去之后,读者喜欢的还是那种能够使他们的灵魂、他们的人生获得意义的那种，他们重新去看巴尔扎克，去读莎士比亚。

无论怎么写，无论怎么玩弄形式，我觉得诗还是孔子说的都是兴观群怨。“兴”是什么？兴就是赞美。古代世界为什么兴在第一，因为古代世界的中国人生活在中国这个地方，古代的中国是水土丰美，河流、高山、草原、森林、百兽，人对大地的关系是感激，中国文献可以查的第一首诗就是大地的赞美诗。兴是第一，兴就是赞美。道法自然，赞美感恩大地，所以兴是第一。

“观”就是你的写作要为你这个部落的人提供你对世界的看法、解释、观点。就是我刚才说的你的声音要能够吸引他们，使他们不再害怕不可知的力量。

“群”就是你的观点能够团结你这个部落的人，如果你只是个人写作，你不能团结人，大家就不听你的声音。为什么今天当代文学越来越衰落？你不能群了，你的写作只是你个人的自我表演，你可以表演我也可以表演，我凭什么看你的表演。

“怨”是一种批判，今天是一个怨的时代。因为赞美的时代结束，另外一个世界，过去对于我们来讲永远是一个不可企及的黄金时代。

最后还有一个多识。今天很多诗歌变成一种语言的装修活动，多识的炫耀。作品变成一种商品的生产，不再和读者发生任何关系，写出来只和新闻界发生关系，和批评家发生关系。今天这个已经是很严重了，有些知名作家，没有人知道你写的是什么，我也被迫成了这样，只知道你的名，不知道你的作。写作本来是指鹿为马，现在是鹿都不要了，直接生产那匹货币之马。仅仅在制造一些可以消费的象征，至于是否能够共享、是否能够使读者重新意识到生命美好，全不在乎。

前几天我还在巴黎参加一个诗歌市场，巴黎每年有两天的诗歌市场，我们刚进去的时候，真是非常惊讶。法国的诗人告诉我，在法国有三百多家诗歌出版社，我觉得太夸张了，中国连一家诗歌出版社都没有。连诗歌都已经和市场这个词联系起来。但是，市场并没有成为西方写作的全部。梦想着自己成为不朽的能够进入卢浮宫的作家还是有一大批，那个诗歌市场也在卖这类诗人的诗集。我看见兰波的肖像在飘着，还是有许多诗人在写那种要招魂的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