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作为翻译家和诗人，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汪剑钊承认，翻译对自己的文学创作有很大的影响——它既是正面的，同样也是负面的，在给他带来世界一流诗人的养料后，却对他自己的创作立了一堵墙。

俄语专业毕业的汪剑钊如今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比较文学，自称曾经是西化主义者的他，如今会在课上给学生讲唐诗宋词。“我觉得应该是中西文化融合，可能这是未来的一个趋势。”他说：“我觉得一个教授外国文学的人，如果对自己的文化缺乏理解的话，那是失职的，或者是不够的。”

他也在践行这个观点。在国际诗酒文化大会·草堂国际诗会上发表演讲时，他把写作比喻成一棵树，根需要向下深扎，同样也要向天空伸展，“根就是对我们自己文化的观照，对自己文化的吸收。”，“这种扩展我们可以看作是对其他文化的吸收。”

汪剑钊接受采访

记者：有人认为诗歌是不能翻译的，也有一种说法认为翻译是对诗歌的一种再创造，你作为翻译家是如何看待诗歌翻译的？

汪剑钊：这个话题确实经常被讨论。诗歌不可译，最早是弗罗斯特说过的，他的意思是“诗，就是在翻译中失去的东西”。他的说法也证明了诗歌翻译的难度。我倒觉得诗歌实际上还是可译的，为什么可译？首先从实例来说，比如我们今天读到荷马史诗，《神曲》，《圣经》等作品，世界上大部分人读到的恐怕都不是原文，我们很多人都是通过英译，中译，或者其他的译文读到的。它们从原语言被翻译后，也没有因此使它的伟大就变得消失了。从这个实践的例子来讲，诗歌还是可译的。

人们为什么会认为诗歌是不可译的？在我看来有很重要的原因是人们通常会认为有一等一的翻译，就是一等一的交换或者兑现，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语言本身是有差异的，像英文译成中文，或者俄文译成中文，或者中文译成其他语言，都不太可能百分之百移植过去。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说译诗是一场冒险的恋爱。一篇原文放就像一个美丽的姑娘待字闺中，译者就像是一个追求的小伙子，你要想追上这个姑娘，那你要拿出配的上她的才能。这就像翻译时，我的目标语和目的语都要有很高的修养，比如把俄文翻译成中文的话，中文跟俄文都要达到很高的修养，才可能真正把它译好，也就是进行一场有效的恋爱。

但是恋爱有时候可能会失败，翻译中间也有失败。我自己就有，比如翻译一首100行的诗，我译到60行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译不下去了，中间有一些地方我就卡住了，就没法处理了，这个就像一场恋爱最终就没有接轨一样。但是也有一些比较好的翻译，它像两人情投意合，最后走进了婚姻的殿堂，之后就有了一个孩子。译成的作品就像一场爱情婚姻的结果。这个孩子带有父亲、母亲的遗传密码，但是他肯定既不是他的父亲，也不是他的母亲。译诗更多的是原文跟译文结合的一个孩子，它有很多密码，但是中间不是完全等同的，这是我对翻译的一个理解。

记者：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你刚才说的就是翻译的过程是译者走进诗原作者内心世界的过程？

汪剑钊：当然，那是必须的。你要是译一首诗，不仅是字面上意义的传导，诗歌它的魅力在于它本身，它有多重答案，不是只有一个标准答案，作为一个译者，越多捕捉到潜在的意义，你就越能更好的体现，这其中就包括字面背后的内心世界，它的灵魂世界。我再用爱情做比喻，你译首诗要像一场恋爱，全身心的投入，才能把一首诗译好。有时候我们也会发现有的人可能语言很好，但他就译不了诗，主要原因就是他走不进诗人的内在世界，只停留在表面，没有进入到内心深处。

记者：跟诗作本身语言难度也有关系吗？

汪剑钊：有，有的时候有语言的难度，但更多的我觉得还是文化上的原因。文化层面上的理解，每个诗人写作都有一些不同于别人的语言，都有他自己的词汇表。你要译诗的话，必须基本掌握他的词汇表，才能够进行翻译。

记者：像中文，特别是古典汉语，是公认的很难的语言，像这种语言难度会不会影响中国古典诗词在国外的流传呢？

汪剑钊：当然。我看到的很多中文诗歌翻译成外文，我感觉差点意思，当然也有一部分比较好的，我觉得很多是译者本身修养很高，不仅是在文字上的理解力，还有他的诗歌感觉。诗歌感觉是很重要的，因为一个没有诗歌感觉的人去译诗，是很危险的，他很容易把诗歌译成散文。

记者：因为历史原因，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对于外国诗歌的引进是缺课的，目前这段时间算是补课过程吗？

汪剑钊：我觉得基本上补课过程应该是完成了。我们曾经有一段时间是，跟当时的国情有关系，几乎到了闭关锁国的程度，比方说很多优秀的外国文学诗没有译成中文。我们可能读到很多作品，不是因为它的艺术层面吸引我们，而是它的政治意义，或者意识形态方面的东西可能会更多一些。实际上导致有一段时间，有很多优秀作品都没传递进来。

80年代以后，随着国家政治越来越清明，这个状况是改变了。现在基本上各个国家好作品，大部分也都译过来，当然空白可能很多，这个是永远存在的。而且如果说需要补课的话，在我看来可能西方国家该补的课可能更多，因为他们对我们中国文化的引进可能还不如我们中国（引进他们的文化）。

记者：你觉得现在中国诗人的世界诗坛地位是怎么样的？会不会因为语言的原因影响了中国的现代诗歌在世界的流传呢？

汪剑钊：肯定有。中文是一个世界公认的非常难的语言，现代诗歌译成外文的话难度很大。但是另外一方面，中国诗人在世界上的地位可能还不是那么高的话，当然有我们诗人本身的原因，我们的写作还没有伟大。我觉得中国一流诗人也不少，但是伟大诗人可能目前还没有出现，还有提升的空间。一流诗人很多，但是伟大的诗人才可能让所有国家把你作为源头诗人来学习。还有一个很重要原因，跟经济有一定的关系。比方说美国，美国作家他们在世界上的受欢迎程度，有他们艺术上的成就，跟经济的强盛是有很大关系的。比方说像我们平常不怎么看重的越南，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小语种的国家，也许他们也有很伟大的文学，但是由于他们国力的原因，还没有被人家认识到。

记者：经济是如何决定文学的传播呢？

汪剑钊：一般来说一部小说，标注是一个美国作家，跟标注是一个俄国作家或者是一个越南作家，销量是不一样的，尽管可能是同一部作品。就像可能一双皮鞋，贴的标签是意大利造的和温州造的，售价是不一样的。因为现在这个时代，如果放在流通角度来说，文学实际上具有一定的商品性质，尽管文学本身不是商品，但是作为一本书来说的话，出版社把它当商品看的。

记者：你当初做翻译工作是一个无心插柳的过程，做翻译对你的文学创作原创有什么帮助吗？

汪剑钊：有影响，这个影响是两方面的。因为我原本并不是想做翻译的，我上大学的时候，梦想就是成为一个诗人，而不是一个翻译家。但是我上大学的时候，能够借鉴的中译文作品很少，因为以前没怎么翻译过的，我去阅读外国优秀作品，很多必须要阅读原文，在这过程中我就做了一些翻译的尝试。一方面让我加深对原文的理解，另外一方面促进我外语的学习。

翻译对我肯定是有正面的作用，让我开阔了眼界，让我接触到了很多世界一流的诗人，比如像我翻译的俄罗斯诗人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曼捷斯塔姆，他们是在我刚刚定义的“伟大诗人”那个行列的。翻译他们作品，无疑对我的写作是有启示的，他们在我面前树起一个标杆，我知道应该向哪个方向努力。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有负作用，因为这些作家太伟大，有时候会对我的写作信心造成一定的打击。我想人家都写那么好了，我还能怎么写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方面是，翻译占用了我很多时间，精力，甚至有的时候我的创造力也在翻译上消耗掉了。因为有的很好的词汇，也许我放在创作上也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但是由于我在翻译上用过了，我就不能再用到我自己的原创上了。

记者：刚刚提到的俄罗斯文学巨匠，他们写作方式和思维方式会影响你吗？

汪剑钊：那是毫无疑问的。

记者：会改变你原本的一些东西吗？

汪剑钊：那肯定是。我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说汉语，汉语文化和思维肯定是对我有影响的。我自己最早是受古典诗词的影响。因为你是中国人，即便你没有读过唐诗宋词，但唐诗宋词作为文化血液里面一部分，已经在你的脉管里面流淌了。但是俄语，它相对汉语来说有它的复杂性。汉语有汉语的复杂，俄语有俄语的复杂，比方说变格、变位、从句等等。所以有的时候在我的写作中会出现别人看来可能欧派的句式，这样句式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是对现代汉语的一个丰富。

记者：中国文学传统的抒情文化，比如乡愁，是中国文学的范畴里面比较独特的，它们会不会因为你在不停的接触其他国家的文学作品，随后慢慢消失？

汪剑钊：那不会，乡愁在中国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在全世界都是一个重要的主题，这个词在欧洲语言里发音都差不多。但是各个国家对乡愁的反映方式是不一样的，有的可能会更直白一些，有的更隐讳一些，有一些更倾向于用说明性的文字来表达，直抒胸臆，但有的可能必须委婉。相对来说中国文化可能会更含蓄一些，西方的可能会更直接一些。骨子里我是内向和含蓄，但有的时候不乏会有很外向的，甚至会表现很尖锐，我想可能也是跟受到西方文化一定的影响有关系。

记者：你没想过找出几个话题来整理一下，同一个话题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表现形式是怎么样的？

汪剑钊：没有。对文化的理解，肯定是我有我自己的思考，而且我个人是倾向于打通各种文化的隔阂的。我刚才在会上发言的时候提到过一个观点，我从写作角度来说的。我把写作比喻成一棵树，它的生长必须要有它的根，没有根这棵树是活不了的，而且这个根必须扎的越深越好，只有根扎的深，向上生长的枝叶会越繁茂。这个根就是对我们自己文化的观照，对自己文化的吸收，包括对文化传统的理解，对自己国家民众的理解，对文化形态，包括生活方式等等的理解。

另外一方面一棵树不能仅仅停留在根上，必须要向上发展，向天空伸展，人写作也必须要向上，或者向自己的周边扩展。这种扩展我们可以看作是对其他文化的吸收，你吸收越多，你肯定会发展的越好。当然这种吸收是必须消化的，而不是吞进去，囫囵吞枣式的。你把牛排吃下去，不是作为牛排吐出来，而是要化成你自己身上的能量来发挥出来。

记者：你也很熟悉的俄罗斯女诗人茨维塔耶娃，她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你觉得这是一个遗憾吗？

汪剑钊：那当然，而且这个遗憾还不是我给她定义，实际上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会主席埃斯普马克就说过。埃斯普马克认为，茨维塔耶娃没有能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她的遗憾，但更是评奖委员会的遗憾，可见她的重要性。

而且茨维塔耶娃这个诗人，她是一个为世界诗歌，为世界文化有独特贡献的诗人，包括她对时代的感知，她对一个分裂的时代，用分裂的方式表达。她特别喜欢用破折号，断行。她经常用非常激烈的语词，甚至我们能在一个女诗人的诗歌声音中听到一种男性的声音，这个是她的创造性的东西。

茨维塔耶娃

还有她对俄罗斯文化的继承，包括对德语文化的学习，特别是对里尔克的学习，当然她和里尔克实际上是相互学习，里尔克也从她那边学东西，里尔克还曾经翻译过她的诗歌。她是自己在学习以后创造的，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茨维塔耶娃她作为一个伟大诗人是毫无疑问的。既然她的地位是得到公认的，尤其现在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她的重要性，她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当然是遗憾。

她没获奖跟评奖委员会或多或少的偏见有关系，另外一方面我觉得还是跟她去世比较早有关系。她去世的时候才40多岁，诗歌的名声还没有传播的那么广，很多作品在其他国家的传播还不够。她还没有得到她应有的荣誉的时候，就离开了这个世界，而诺贝尔文学奖又恰恰是要评比活着的诗人作家的，这样就使得最后既是她的遗憾，也是评奖委员会的遗憾了。

记者：你觉得这样的情况会发生在中国作家身上吗？

汪剑钊：我想应该有吧，比方说人们经常提起的沈从文，老舍，鲁迅这样的作家，其实也是没有被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在他们在世的时候确认。回过头来说，还跟中文翻译难度有关系。

记者：这是你说的“汉语被囚禁”吗？

汪剑钊：汉语被囚禁这是一方面，因为汉语相对来说有它的独立性，这种囚禁既有自我囚禁，也有其他语言对它的围剿和封锁，就像我们看到自然中树跟草之间的竞争一样，草占领的地方越多，可能树的生长空间就受到压缩。汉语有很多功能，比方说象形、会意、形声等等，这些在拼音文字里面是很难得到体现，汉语的魅力在转换中间可能就失去了，翻译还是多少有一点遗憾。

记者：你觉得你曾经广泛涉猎俄语的诗歌，俄国思想史，还有英美的诗歌，还有非洲的诗歌，还有中国的新诗史。你还教授俄语诗歌和中国古典诗歌。

汪剑钊：我本科是学俄语的，硕士是在中文系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念的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我在学外语时对西方的文化了解可能相对多一些。我在学习西方文化以后，又回过头来观照本国的文化传统。有一段时间我可能也极端，认为我基本可以算是一个西化主义者，但是现在我不是了。我觉得应该是中西文化融合，可能这是未来的一个趋势。这也是我为什么会在现在讲课的时候会回到中国古典诗歌上，因为我觉得一个教授外国文学的人，如果对自己的文化缺乏理解的话，那是失职的，或者是不够的。

俄国诗人阿赫玛托娃

我在北外教书，我觉得很多学生外语很好，对西方文化了解的也很多，但是对自己本民族的文化了解是不足的。这样我就希望我的学生能够更多了解中国的文化，中国的诗歌。教授中国古典诗歌，最大的受益者不是我的学生，是我自己。为什么？我为了要把这门课讲好的话，就必须要付出很多努力，比学生先走一步，先去了解，把我认为好的东西通过我的理解，再转达给我的学生，推荐他们去学，推荐他们去读。

记者：现在做你学生的年轻人，跟你当年已经不同，他们现在有很多网络阅读，快餐化，碎片化的阅读，你觉得这种阅读方式的转变，对年轻人的成长带来什么影响呢？

汪剑钊：影响是肯定的，但我倒也不像有的人看来好像完全是负面的，我的博士生跟我自己读博士的时候，肯定是生活节奏，兴奋点是不一样的。我读博士的时候没有网络，写博士论文还用的是手写稿，现在网络很发达，我的学生查资料也非常容易。我写博士论文的时候，必须到北京图书馆，到北大图书馆去手抄的。另外平常我们生活相对比较单调，没有那么多诱惑，现在学生受到的诱惑比我们多得多。

记者：不会那么专注了。

汪剑钊：对，不会那么专注，但是好处就是，他们的信息量很大，他们思维也很活跃。作为一个老师，我就会注意到这些特点，怎么样帮助利用他们现有的优势，克服他们存在的短板。

记者：你认为酒神精神在西方文学里占了什么样的位置呢？

汪剑钊：酒神精神在西方可以说是一个压倒性的文化了。尼采专门对酒神和日神做过比较，他认为日神精神是理性的，酒神精神是非理性的，它的能量可能更大。酒的存在，刺激人摆脱很多理性的束缚，对既有条条框框的冲击。另外一个，我觉得酒这个东西也很有意思，恰好跟诗歌非常相似的。因为酒需要一个酿造过程，诗歌也需要一个酝酿过程。没有酝酿，一首好诗是不可能出来。从你有灵感到一首诗的完成，跟从粮食和水放在一起酿造成酒，都需要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你做的越精细，你的产品也越好。好酒需要更多的投入，好诗也需要我们更多对语言的打磨。

记者：东西方都有几千年的酿酒史，为什么东方没有酒神精神呢？

汪剑钊：如果挖掘酒神精神，东方其实也有，我们中国人喝醉酒一样。

记者：没有一个明确的神。

汪剑钊：我们没有明确的神。中国可能更多的是泛神，今天相信灶王爷，明天就相信观音菩萨，不是完全没有神，也有信仰。西方从最早的多神教，到后来大部分西方文化就发展成了一神教。在这方面，我倒并不认为中国文化就一定不如他们，因为酒神精神恰好是在一神教之前出现的，也就是说，我们非理性的东西恰恰是在西方文化完成封闭圈之前产生的。我们每次跟老外见面的时候，我倒是建议他们不妨多向我们中国文化学习学习，而且我觉得如果一个西方的诗人，对东方文化了解不足的话，他也是缺了一条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