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二月二十五日

阿根廷诗人、小说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生于1899年，卒于1986年。1979年起其作品进入中国，至今凡20年。关于20年来“中国对博尔赫斯及其作品的接受情况”，包括作品的译介出版、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及国人所作的博尔赫斯研究诸方面，我已撰文作了概述1；本文旨在从另一个方向入手，基于对博氏及其作品的理解，佐以局部的考证，初步给出“博尔赫斯对中国的接受状况”之轮廓，俾与前文相互补充，较全面地描述“博尔赫斯和中国”这一主题。

向往

博尔赫斯对中国怀有很深的感情，访问中国是他平生的夙愿。中国读者熟知博的一则轶事：1978年，他在纽约唐人街买了一支中国制造的黑漆手杖2，爱不释手，一直表示要拄着它到中国去旅行，而且常到中国饭馆去吃饭，练习使用筷子，后为手杖赋诗一首，其中写道：“我看着它。我觉得它是那个帝国的一部分……”

博尔赫斯和Rodolfo Braceli在智利，后面是中餐馆

1980年3月，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一次座谈中，博尔赫斯说：“我希望去中国和印度。我已身在那里，既然我读过吉卜林的著作和《道德经》。”3当主持人奥克朗代尔问他为什么想去中国旅行时，博尔赫斯答道：“我有一种感觉，我一直身在中国。” 4——这不禁让我们想起卡夫卡在致菲利丝信中的说法：“我就是一个中国人并正在回家。”5博尔赫斯接着说出了这种感觉的来原：“当我捧读翟理斯的《中国文学史》时就这么觉得。……”在异地，博尔赫斯感受到了中国。访问日本后，他说：“在日本，你始终能够感受到守护神一般的中国的阴影。人们感受中国就象我们感受希腊。”6

1981年12月，在马伊博大街994号的家中，博尔赫斯对前来拜访他的中国驻阿外交官黄志良7说：“我对许多人说过，我做梦也想去中国。”他举起手中有着竹根弯曲把手的黑漆手杖说：“瞧，这就是证明。”博尔赫斯又谈到了长城：“长城我一定要去。我看不见，但是能感受到。我要用手抚摸那些宏伟的砖石。”

1981年，博尔赫斯会见黄志良

1983年8月，博尔赫斯获西班牙智者阿方索十世大勋章，在答记者问时又一次提到了他的心愿：“实话告诉你们，不去访问中国，不去访问印度，我是死不瞑目的。”8可以说，随着暮年的降临，博尔赫斯对中国愈怀更深的向往与眷念之情。玛丽亚·儿玉在他逝世后首次接受采访时回忆道：“他曾计划要到中国去。……他想去印度和中国。他对这两个国家缺少直接的了解，特别是他曾经阅读过许多中国文学作品及有关道教的书籍。”9然而遗憾的是，博尔赫斯最终未能实现他的这一愿望。10

回顾博尔赫斯的生涯，对中国长久而深挚的向往，首先来源于他好古而玄思的阅读和中国文化中契合其秉性的部分之交融。在广泛而深入的阅读中，翟理斯的《中国文学史》为青年博尔赫斯打开了中国之门，易经的神秘、老子的睿智、庄周的超脱则加深和巩固了他对中国文化的景仰；博尔赫斯对中国的向往又来源于西方长期的、尤其是自马可·波罗以来的“浪漫汉学”传统，并且归属于这一传统。在贺拉斯的诗中，中国是从树上剪下金羊毛的神秘国度；这种神秘在时间中绵延，直到启蒙运动时代的“中国热”，形成18世纪的“浪漫汉学”。对中国的良好感情波及到伏尔泰、歌德、莱布尼茨，在柯尔律治、克洛岱尔、卡夫卡的笔下化为题材，在泰戈尔、罗素、圣琼佩斯、亨利·米硕直至聂鲁达的身上则化为访问中国的行动，博尔赫斯在为文与为人上与上述作家存在异处，在对待中国的态度上则相同，即都处在一种“浪漫中国”的氛围中。

正如西方的“中国热”是西方对东方文化的猎奇的一部分一样，博尔赫斯对中国的向往也始终处在他对整个东方文化向往的背景下。在《谈一千零一夜》中，他专门论及“东方”：“东方是太阳升起的地方……诸如鞑靼海峡、中国、日本等对我们来说都是东方，当我们说‘东方’时，我认为一般是指伊斯兰世界，扩大一点是印度北部的东方。”可以说，博尔赫斯对中国的向往，是对由印度、中国、阿拉伯等国家构成的古老、神秘和智慧的东方文化向往的一部分；博尔赫斯所向往的中国，并无时间和地域的界限，而是由中国文学、《道德经》等著作所激起、由世界文化中的“浪漫中国”传统所沐浴、由日本等国文化及其它因素所折射而混成的一种内心形象。
 

阅读

博尔赫斯对中国的向往源于其阅读。关于博对“中国”的阅读，已知有四处述及：其一来自母亲。在1964年接受法国《苍鹭》杂志采访中，莱奥诺尔·阿塞多回忆起少年时的博尔赫斯：“然后他又热心于埃及的东西，读有关埃及的书籍——直到最后一心扑在中国文学上，他有许多这方面的书。总之，他喜欢一切神秘的东西。”11其二是博本人的说法：“我研读过部分东方文学和几种西方文学……”12，见《序言集》（1974年）；第三是儿玉女士的回忆：“……他曾经阅读过许多中国文学作品及有关道教的书籍。”第四是路易斯·哈斯在一篇论文中的说法：“在日内瓦，他借助词典以自学的德语阅读了海涅的作品，又阅读了中国文学的德文译本。”13——由一、四项说法似乎可以得出如下印象：即博尔赫斯少年时即阅读了大量中国文学的译本。但在博尔赫斯的自述《我的回忆》及博的几种传记中，关于博的早年阅读生涯记叙甚详，例举了诸多作家的作品，日内瓦自学德语一事尤为其中的细节，均丝毫未涉及到任何中国著作，因此母亲及哈斯的说法均无法采信14。博尔赫斯本人的说法含有谦逊的成份，只有儿玉的说法与博尔赫斯著作与生涯中的零星事实相印证，概括了博尔赫斯“阅读中国”的状况。

博尔赫斯广博的阅读涵盖了文学、哲学、艺术、历史、地理、物理、数学、天文、宗教等多个方面，涉及到西、英、法、德、意、冰岛文等多种语种；他反复阅读的习好；“所有的作者是同一个人，所有的书是同一本书”的观点和长期的图书馆工作——这些构成了博尔赫斯阅读生涯的背景。在这样的背景中，要想全面复现“博尔赫斯对中国的阅读状况”是不可能的，也是无必要的，例如没有人能够考证出当时布宜诺思艾利斯国立图书馆的90万册藏书中，哪些有关中国的书籍是博尔赫斯曾经和反复阅读过的。但由于博氏在著述中数次提及阅读过的中国著作，并且这些“提及”反映了“中国”对他的影响和他在接受中国文学中的藏否，因而对“博尔赫斯阅读中国”的状况作一描述，还是可能的和必要的。

博尔赫斯对中国的“阅读”为一个广义的概念，由三部分构成：即直接的资料、间接的接受和可能的影响；时间上以1955年双目近于失明前为主；语种以英语为主，英语中尤以翟理斯的著作为主。

所谓直接的资料，即已知博尔赫斯阅读过的中国著作的译本，主要有：

——翟理斯著《中国文学史》（1901）。博尔赫斯曾反复阅读了该书，并在自述及演讲中屡屡提及。此书激发了博氏对中国的向往，书中的篇章是博尔赫斯中国文学知识的主要来源。因而对该书有必要作一详细介绍。

赫伯特·艾伦·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为英国著名中国学家，剑桥大学汉语教授，1867-1893年间曾任驻华领事。所著《中国文学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为世界上最早的中国文学通史之一15，作为E.Gosse编的《简明世界文学史》丛书第10种，1901年伦敦威廉海涅曼出版社初版，448页。后又有1909年版，1923年纽约D.阿普尔顿出版社版及1973年塔特尔公司修订版。是书在本世纪上半叶被视为中国文学的标准入门书，博尔赫斯所读，当为威廉海涅曼版。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翟理斯在《中国文学史》（1901）中，对中国文学发展作了系统而稳健的介绍，论述了狭义的文学，也介绍广义的文学（史书、招贴、宗教典籍等）；谈文学的发展，也分析了与文学相关的社会历史事件，如文字的发明、辞典的编篡、印刷术的发展、佛教的东传等。书中有些看法与后人相类，如称《金瓶梅》为奇书，认为它风格简易，内容客观，猜测作者为王世贞；有些看法已过时，如认为《红楼梦》的作者未知等；有些则出自作者的独特视角，如书中对中国文学创作者的介绍从娼妓、俳优到帝王，褒扬了汉文帝刘恒、武帝刘彻、隋炀帝杨广的文才，对王实甫及其《西厢记》轻描淡写，对罕为人知的清代作家蓝鼎元却花费诸多篇目予以论述，并且为康熙、乾隆两位皇帝立了专章，阐述其促进类书编篡的贡献。书中包括了大量中国古典小说、戏曲的译文（均由Giles译出）和评价。例如该书第二章介绍了孔子的著述，其中有关《易经》的文字给博尔赫斯留下了深刻印象；书中摘译了司空图《诗品》片断；摘译了《三国演义》第78回“治风疾神医身死”中华佗的故事，取名《华医生》（Dr. Hua）；摘译了《西游记》第98回“猿熟马驯方脱壳，功成行满见真如”中的南无宝幢光王佛引唐僧师徒渡过“凌云仙渡”的故事；书之269－270页有关于《赵氏孤儿》的概括介绍，280－281页是《水浒传》第4回的一段译文，内容是鲁智深大闹五台山的故事；第310－315页为《列国志》选译，第323－324页为清才子佳人小说《平山冷燕》的片断译文；书中介绍儒家《五经》的文字只有20页，却用了30页的篇幅介绍与称赞《红楼梦》，认为是中国小说的顶峰，说书中的人物描写令人想起西方最伟大的小说家的最佳之作，作为对中国生活的全方位描绘是无与伦比的——博尔赫斯对《红楼梦》的推崇无疑来自翟理斯的观点。16

——《道德经》的英、德、法、西班牙文译本。在博尔赫斯对中国的阅读中，《道德经》与Giles的《中国文学史》，是最重要的两本书，正是这两部著作使博尔赫斯产生了“身在中国”的感觉（见前文）。博尔赫斯对《道德经》钻研更深，他说：“我多次读过《道德经》的许多种译本。我认为阿瑟·韦利的译本最好，但我也读过卫礼贤的译本和法文译本，及几种西班牙文译本。”（美国，1980）17有关韦利和卫礼贤的资料如下：

阿瑟·韦利（Arthur David Waley,1889-1966），英国著名汉学家。博尔赫斯所读其译著全称为《道及其德：〈道德经〉及其在中国思想中的地位研究》，伦敦乔治·艾伦及昂温有限公司1936年版，《大英百科全书》称“此书为《道德经》的经典译文”。韦利在长篇导言中探讨了道家在中国思想中的地位，附录则讨论了年代、外来影响、瑜伽、经济、中国史前史的形成、存疑史料（涉及《管子》、《列子》、《韩非子》、《战国策》、《孔子家语》）等6个问题。18、19

The Way and Its Power:

A Study of the Tao Te Ching and Its Place

卫礼贤（Richard Wilhelm,1873-1930），德国来华传教士，曾与康有为、王国维等往来，1924年任法兰克福大学汉学教授。博尔赫斯读其所译《道德经》，1911年由耶拿迪德里希出版社出版，至今仍为最好的德语译本。20卫礼贤认为，“老子的道就是天道。对他来说，人是自然的一部分。统治和强制自然的一切都是有害的，返归自然是唯一的拯救。”21、22

——英译本《易经》。在1965年的一次演讲中，博尔赫斯例举了“易经六十四卦”来说明“经典作品”，不过这一例子乃引自翟理斯《中国文学史》；23在《比喻》一文中，博尔赫斯则明确地写道：“在《易经》中，宇宙的名字之一是万物。”使我们侦知博尔赫斯读过《易经》的理由，除了他对古老中国和神秘（也许两者是同一回事）的爱好外，还因为在他的藏书中，有一本英文版的《易经》。24、25

——翟理斯英译《庄周》（1889）。该书全名《庄子：神秘主义者，道德家与社会改革家》。翟理斯指出：“庄子未能说服精于算计的中国人‘无为而无不为’，但却留给后代一种因奇异的文学美而永远占有首屈一指之地位的著作。”饱含哲学的文学之美——这也许是激起博尔赫斯喜爱的原因。“庄周梦蝶”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对时间的新驳斥》中，博尔赫斯对“梦蝶”作了阐述。博尔赫斯并曾读过奥斯卡·王尔德对《庄周》首译本的评论。

——乔治·马戈里埃（George  Margouliès）编法文版《中国散文选》（Histoire  de  la litterature  Chinoise:Prose,1949）。巴黎帕约出版社1949年出版，是关于中国散文的总编年资料。博尔赫斯在作于1951年的《卡夫卡及其先驱者》中引述了书中韩愈的《获麟解》一文，说明在出版不久即读到了该书。在《历史的虚荣》（编注：El pudor de la historia，新版译成历史的羞怯 ）一文中，博尔赫斯再次提及了韩文。

——翟理斯英译《聊斋志异选》（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 1880）。26翟理斯根据但明伦本翻译，并采用1766年余集序本作校勘本，1880年由伦敦T·德拉律公司初版，共2卷；后又有1908、1911、1926上海别发洋行版及1925年纽约保尼与利特赖特版。是书从原著489篇中选译了《考城隍》、《瞳人语》、《劳山道士》、《陆判》等164篇作品，附有唐梦赉序及“聊斋自志”的译文，迄今（1999年）仍为西文中选译篇目最多的一个译本。翟理斯在自序中称选的都是原著中最富特色的佳作，书中的《画皮》等篇给博尔赫斯留下了较深印象。

——《红楼梦》的英、德语译本。见于1980年3月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谈话，博尔赫斯说：

“我当然知道我永远也搞不懂中文，但是我要不断地阅读翻译作品。我读过《红楼梦》，读的是英文和德文两种译本，但是我知道还有一种更加完备、也许是最忠实于原文的法文译本。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红楼梦》这部书就象它的书名一样好。”

1980年前，《红楼梦》的英译本有裘理（1892）、王良志（1927）、王际真（1929）、袁家骅（1933）、麦克休姐妹（1958，据库恩德文本转译）的节译本和霍克斯（1974）、杨宪益夫妇（1978）的全译本；德文只有库恩的译本（1932）；法文有盖恩的译本（1957，据库恩本转译）及徐颂年（1933）、郭麟阁的简节译本27，1981年方有李治华夫妇的法文全译本问世——博尔赫斯所读英译本当为王际真译本（理由见下文“编译”部分）、德文为库恩译本，而所谓“更加完备”的法文本，或指李治华译本。28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杨宪益译版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王际真的英译《红楼梦》（Dream  of The  Red  chamber），为百二十回全书的节译本，据民国14年（1925）上海同文书局版王希濂、张新之、姚燮评本译出，1929年纽约多兰公司和伦敦劳特莱基公司同时出版。书分39章及一个楔子，371页。卷首有阿瑟·韦利的序言和译者引言。此书以宝黛的爱情故事为主线，强调三角恋爱而略去了许多对人物塑造有重要意义的细节，书的后一部分几乎成了原著的提纲，对人名则采用男名译音、女名译意的“双重标准”译法。29弗朗茨·库恩的德译本《红楼梦》（Der  Traum der  roten  Kammer），是据1930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萃文书屋本（王、姚评本）节译，1932年由德国莱比锡岛社出版。书分50章，788页。库恩本是1953年以前各种译本中比较完美的一种，1948、1951、1956、1974年屡次再版，并被转译为英、法、意、匈、荷等文字，在欧洲有广泛影响。此书亦以宝、黛、钗的故事为主线，力求襄括原书的主要情节和高潮。书首有译者序言。

国外对于《红楼梦》的评价，在一路高扬的赞歌之外，也有一条低徊的反向的支流，例如D.Kaltenmark就在《中国文学》（1948）中批评《红楼梦》多愁善感、冗长并充满了晦涩难懂的典故；一向对长篇小说的阅读要求苛刻的博尔赫斯30，读了《红楼梦》的两种译本并予以好评，似乎表明不仅是出自对中国的“爱屋及乌”，而是该书确实赢得了他的喜爱。

——冯友兰著《中国哲学简史》（英文，1948）。冯友兰（1895—1990），中国现代哲学史家。是书为冯1946年任宾夕法尼亚大学客座教授时用英文著成，1948年由纽约麦克米伦公司出版。至今仍是西方流行的有关中国哲学的读物。书中叙析了自诸子以来，儒、道、释、玄学、经学、理学直至清末经学的哲学主线。需要指出的是，冯友兰在其“新理学”中融入了西方形而上学传统，新理学的“理”作为超乎万物的抽象共相，与柏拉图的“理念”有共通之处。博尔赫斯在晚年的回忆中谈到读过此书，而同博尔赫斯一样，柏格森也是冯友兰推崇的哲学家之一。这再次验证了博尔赫斯的阅读和他的旨趣之间的吻合与相互影响。

——库恩德译《水浒传》（1934）。弗朗茨·库恩据上海商务印书馆百二十回本选译，书名Die  Raüber  Vom Liang  Schan  Moor（《梁山泊的强盗》），1934年由莱比锡岛社出版，839页。库恩在书的《跋》里写道：“从《水浒传》可以看到我们理想中的英雄人物。《水浒传》是民间的诗篇。”“理想中的英雄人物”，这些《水浒传》中的江湖好汉无疑与博尔赫斯早期小说中布宜诺思艾利斯街角玩刀子的好手、市井流氓及马丁·菲耶罗式的加乌乔之间血脉相通。

——韦利英译《诗经》（1937）。伦敦乔治·艾伦和昂温有限公司1937年版。阿瑟·韦利的翻译第一次打破了风、雅、颂的次序，改以内容将全编分为婚姻诗、农作诗等17个门类，是1955年前《诗经》的8种英译本中公认准确的、并能在某种程度上传达原诗魅力的译文。博尔赫斯从中将几首诗转译为西班牙文。在一次谈话中，他以一贯的风格显示了其博学和记忆，随口吟诵了《诗经》中的三首诗，分别是《小雅·祈父》、《国风·终风》和《国风·麟趾》。《麟趾》一篇所咏的正是博尔赫斯常常提起、印象深刻的动物——麒麟。

——中国民间文学。博尔赫斯在谈话中对所读过的中国民间故事和寓言故事十分推崇，认为“中国故事的叙事模式与西方不同。”

在博尔赫斯的阅读中，所谓间接的接受是指博氏身受一种虽然无形、但却肯定存在的“浪漫中国”传统之熏陶；以及我们已确知的他在阅读中国作品之外的其它作家作品时感知的中国形象，例如博尔赫斯在1941年为《南方》翻译了亨利·米硕的《蛮子游亚洲》一书，中有《蛮子游中国》一文，米硕用其一贯的怪僻风格描绘了中国，写道：“对中国人来说，简单出自复杂，为了看清街道，先要设置些迷宫。”“老子是知者，他触及到事物之本，用的却是明朴的语言。”米硕本人，正是深受道家影响的诗人。31

所谓可能的影响是指我们尚未确知、或无法确知、但在博尔赫斯生涯中却可能出现的对中国的接受状况——这种“可能性”乃建立在博氏的生涯、习好之上，并严格局限在他所阅读过的作者名单之内，因而并非空中楼阁般的臆测。例如：

由他常年的图书馆生涯和对中国的热爱，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测他阅读了（比我们所知）更多的有关中国的书籍（包括我们隐约知晓的有关蒙古人的著作和《论语》等）；由他作过有关中国佛教的专题演讲的事实，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测他必定对中国佛教进行过较深入的研究，读过诸多有关书籍；由他喜读各类百科全书的秉性，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测他也未放过百科全书中有关中国的辞条；由他喜欢通读同一位作家的作品的习惯，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测他也是翟理斯《中国文学精选集》的读者；由他喜欢读同一本书的不同译本的嗜好，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测他不止只读过英文版的《易经》；由他翻译过卡夫卡32、沉醉于叔本华33、阅读过卡莱尔34、莱布尼茨35、歌德、荣格36、庞德、叶芝37、马拉美38……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测这些作家体内的“中国精神”，有一些游移到了博尔赫斯的体内，形成了他身上的“中国精神”的一部分。

上述可能性无法百分之百地确证，但却同直接的资料、间接的接受一起，构成了博尔赫斯对中国的主要的接受状况。

编译

本世纪三四十年代，博尔赫斯在写作上从诗歌向小说转化；在写作之外，则从事翻译、编辑、出版等广泛的文学活动，与比奥伊·卡萨雷斯合作后的1936－45年间，尤为其编译事业的高峰期。他翻译了纪德、卡夫卡、伍尔夫、米硕等人的作品，编选了阿根廷诗集、古典文学作品集、幻想文学作品集、侦探文学作品集直至有关阿根廷流氓的选集等。在如此繁芜的背景下，有两部关涉到中国的出版物，其一为《幻想文学作品选》，其二为《聊斋志异选》。

博尔赫斯与比奥伊夫妇合编的《幻想文学作品选》，1940年12月24日由布宜诺思艾利斯南美洲出版社出版，该书在文学史上首次论述了幻想文学流派，极大地影响了后来的拉美先锋作家。

Antología de la literatura fantástica，新版

书中收编了西方文学经典作品，从古罗马的佩特罗尼乌斯到卡莱尔、爱伦坡、吉卜林；现代大师切斯特顿、卡夫卡；当地作家以及东方名著。东方名著中除《一千零一夜》外，收入了《红楼梦》与《庄子》的节选，比奥伊在撰写的序言中，并引述了中国古代的志怪故事。毫无疑问，该书选入的作家们主要反映了博尔赫斯的趣味，可以看作他阅读的喜好在编译工作中的延续。

《聊斋志异选》由博尔赫斯编选，出版日期暂无考，博尔赫斯翻译了其中的几篇聊斋故事（由英文转译为西班牙文），并为译本撰写了序言。译本为从翟理斯1880的英译本《聊斋志异选》转译，博尔赫斯在序言中有关《聊斋》的评介主要来自翟理斯原本的序言，例如将《聊斋》比之于《一千零一夜》；不过翟理斯称蒲松龄的讽喻“在西方只有卡莱尔的风格可与之相比”，博尔赫斯以斯威夫特替下了他所熟悉的卡莱尔，称蒲松龄“更让人想起斯威夫特”，就讽喻来说，这一替换是恰当的。

P'u Sung-ling: L'ospite tigre

除聊斋故事外，译本附收入了《红楼梦》的两个片断，为“宝玉之梦”，出自《红楼梦》原文第5回“贾宝玉神游太虚境，警幻仙曲演红楼梦”；和“风月宝鉴”，出自原书第12回“王熙凤毒设相思局，贾天祥正照风月鉴”；这两个片断，一为“梦”，一为“镜子”，正是博尔赫斯一向喜欢的意象39。博尔赫斯在序言中关于《红楼梦》的评介几乎完全出自1929年王际真译本阿瑟·韦利的序言和王际真的概述，例如王际真在概述中说：“《红楼梦》是第一流的中国小说，它的内容十分丰富，书中共写了421人，包括232位男子和189位女子，如果全文译出，需要3000页，一百万字。”上述数字均为博尔赫斯在自己的序言中袭用；由此我们推断，译本选文《红楼梦》所采用的英文底本即为王际真本，而博尔赫斯日常所阅读的《红楼梦》英译本也即王际真1929年的译本。

由对中国典籍的阅读进而进行有关中国作品的编译，这一行为使得博尔赫斯超出了单纯的中国文化接受者的身份，而衍进为汉语——西班牙语交流的使者之一。尽管他有限的努力在当时并未产生大的影响，并且湮没在繁芜的编译工作之中，以致他本人的自述及几种传记均鲜有提及，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博尔赫斯编译中国著作为西班牙文的意义日益彰显出来。今考查有关中外文化交流的著作，直至1987年后才有图西的西班牙语《红楼梦》译本，在此之前，博尔赫斯所编辑的《红楼梦》，如果不是唯一的，也必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和屈指可数的西班牙语译文。王丽娜女士的《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名著在国外》一书，是学界公认搜罗最丰的著述，所记《聊斋》西班牙文译本，至87年唯一的确知版本是1985年西班牙联合出版社出版的拉朱雷斯的译本，在这之前，只有西班牙传教士为学习汉语译的西汉对照的单篇《聊斋》故事，但王丽娜也记述了另一个她未见的版本，她写道：“拉美国家曾出版过西班牙文选本《聊斋志异》，原书未见。”40——根据王丽娜的著述，就目前所掌握的情况，博尔赫斯参与编译的《聊斋志异选》应为最早的、1985年前唯一的西班牙语译本。

题材

沿袭了柯尔律治、夏多布里昂以来的写作传统，兼之广博的阅读和好古的秉性，使得博尔赫斯的题材呈现显著的世界性特点：从城市流氓到英国老妇人、从一千零一夜到塞万提斯、从英美学者到印度贱民、从北欧传说到中国皇帝、从贝克莱到庄周，有时是一首诗，有时是一个梦，均可构成篇章。博尔赫斯写作中也时常采用中国题材，它们与博氏阅读与编译中的“中国”一道，生成了博尔赫斯生涯中的中国之网。博尔赫斯著作的中国题材主要有：

——《女海盗》41。这是博尔赫斯唯一纯粹中国题材的小说。作于1933—34年间，是博氏开始小说家生涯的练笔之作，作为为《评论报》专栏撰写的一系列速写之一发表，后收入1935年《世界丑事》（新译文名字《恶棍列传》）一书。但与博尔赫斯所有小说都与现实干系不大一样，这篇纯中国内容的小说也与历史上的中国干系不大。关于小说题材的来源，博尔赫斯曾经述及：“我在《世界丑事》中不想重复马塞尔·施沃布在其《想像的传记》中所做的事，他为那些很少或没有生平记录的真实人物杜撰传记，而我则系统研究已知人物的传记，然后依照我的奇想有意更改和歪曲它们。”这篇记叙清朝嘉庆时期女海盗秦寡妇事迹的故事出于博氏杜撰或本自中国笔记的可能性很小，应该是出自于某本关于海盗的书籍。42或说即为英国作家菲利普·戈斯所著的《海盗史》（1911）。

——《长城和书》43。是博尔赫斯唯一纯粹中国题材的随笔。作于1950年，收入1952年的《探讨别集》。长城和李白，是外国人笔下最多见的两项中国题材，博尔赫斯对李白无动于衷，但对长城和焚书两事感到“难以解释的折服”，在文中，他运用了一向为其厌恶的精神分析法，得出了有趣的、独出心裁的看法。博尔赫斯对长城和焚书史事的了解源于翟理斯的著作，这不仅因为博在文中引证了翟理斯，而且因为，在1949年名为《纳撒尼尔·霍桑》的演讲中，博尔赫斯就例举了翟理斯关于修长城和焚书的著述，用以证明“取消过去的奇想。”1984年，博尔赫斯在答记者问中说：“《长城和书》，……其中的思想来自翟理斯的《中国历史》。”

——《漆手杖》44。是博尔赫斯唯一纯粹吟咏中国的诗作。作于1981年，发表于81年12月的阿根廷《新闻报》文艺副刊上，并收入1981年的诗集《密码书写》（编注：La cifra新版译成《天数》）。1978年，博尔赫斯偕儿玉逛纽约唐人街，购买了一支中国造的黑漆手杖，因赋该诗。在诗中，博尔赫斯看着手杖，想起了帝国、长城、庄周梦蝶、匠人、易经直至九亿三千万的人口数字，有关中国的意象（在博氏的著作中）达到了空前的密集，从而第一次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中国形象”；通过这首诗，博尔赫斯集中表达了对中国的向往与眷恋之情，也使我们能首次看清他内心的“中国形象”的轮廓。这之后博尔赫斯的留影中常伴随着这根手杖，一枝普通的中国造黑漆手杖，慰藉了博尔赫斯不能亲往中国的渴望。

——《皇宫的寓言》45。是博尔赫斯最为完美的篇什之一，是一首近于完美的诗，胜于《特隆、乌克巴尔、奥比斯·特蒂乌斯》的长篇大论和《吉诃德的作者彼埃尔·梅纳德》的殚精竭虑；尽管如此，这种完美，同中国古代优秀小说（如《离魂记》的清灵）相比，仍是一种略显滞重的完美。该文收入1960年的《创造者》（El hacedor，英文The mark新译名为《诗人》）一书。文中的“黄帝”、“龙”及用龟壳占卜等用语，提示了一种中国背景；但这并不重要，只是给出文章一个背景，类同于戏剧的布景而已，因而也无必要求索题材的来源，贾文将之比附于隋炀帝杀诗人薛道衡的故事，显得牵强46。诗人吟出了一首诗，这首诗是一个字，却将整个皇宫及古往今来的一切毫厘不爽地包含在内，诗人的后代永远找不到这个字——但是我们知道，在中国的文字里，却有一个包罗万象的字，不仅包含了博大的宇宙、也包含了细微之处、古往今来的每一出悲欢和它自身，这个字就是道家的“一”；从这个角度看，《皇宫的寓言》是以诗的形式对“一”的描述。

——《交叉小径的花园》47。博尔赫斯早期名篇之一，收入1941年的同名小说集。小说来源是博尔赫斯从一位日本朋友对他讲述的一战期间的一则间谍故事中衍发的。小说题材为英德间谍故事，主题则是时间（迷宫），但由于间谍是中国人，杀死的又是汉学家，而且他们讨论了崔朋的迷宫，因而给人一种与中国相关涉的印象，这篇小说也成为博尔赫斯作品进入中国以来入选各种选本最多的一篇。事实上文中的中国仍只是博尔赫斯的中国，即想象的、古老的、神秘的中国，博以之构建文本的迷宫，表达对时间的思考。小说中崔朋写作的漫长的小说和建造秘密的迷宫（二者其实合二为一了），使人联想到《红楼梦》，因为博尔赫斯曾说过，《红楼梦》是“一部长得几乎没有尽头的小说”，而《红楼梦》中宁、荣二府的格局亦如同迷宫48  。

——关于中国佛教的演讲一篇。博尔赫斯在自述《我的回忆》中，谈到过在他漫长的旅行演讲生涯中，曾举办过有关中国的讲座，即为本篇，是1980年博尔赫斯所作的七次演讲中的一次，后收入1981年出版的《七夜谈》一书。49

当时的驻阿外交官黄志良有幸聆听过他的此次演讲。

上述之外，博尔赫斯在文章中举证中国著作之处，如易经、庄子、韩愈等，已散见前节，不再赘述。

影响

作为一名外国作家，尤其是西班牙语作家，博尔赫斯对中国的阅读真是十分丰富、相当深入了，这种阅读滋生了他对中国的向往、绵延到编译工作中并演绎为他笔下的题材；然而一方面，博尔赫斯的“中国阅读”，尽管同一般作家比是广泛的，但在其自己一生的阅读生涯中，却只占极少的份量，以至在博的自述及传记中都鲜有提及；另一方面，接受的广度不等同于影响的深度——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我们将对“中国给予博尔赫斯的影响”作一分析，这种影响，指对博尔赫斯文学观念的形成与写作技术的实践所产生的明显作用。

从博尔赫斯著作及自述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即他主要受到西方文化传统的影响。例如其哲学观（包含于其文学观念之内）源自柏拉图、休谟、贝克莱直至叔本华、柏格森的传统，而使之成为人类小说史上一位独立卓行的作家的其文学观念与深奥的小说技术，也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挖掘和丰富了塞万提斯、卡莱尔、古尔蒙、切斯特顿、德昆西、康拉德、史蒂文森等作家作品中的技术与风格，多有所本。在西方传统之外，西班牙语境中的拉美文学传统与东方古老文化构成了他阅读与写作的背景。在由印度、中国、阿拉伯、日本构成的“东方”中，中国虽然占相对重要的份量，但考察博的著述，中国文学中，博尔赫斯甚少提及对中国诗歌的观感；对于一向被认为中国小说巅峰之作的《红楼梦》，主要是略显空泛的赞扬；中国文学没有成为博尔赫斯风格的来源，他使用了不少中国题材，但这些题材只是用来建造作品的砖瓦，是博尔赫斯喜用“世界性题材”的习好使然，也并无特异之处；在博尔赫斯对中国的接受中，只有对先秦典籍尤其道家著作的阅读较为突出。

如前所述，博尔赫斯深入地钻研过《道德经》和《庄子》、《易经》，这首先在于三部中国古籍自身的力量。据赵毅衡的统计，1886—1960年，《道德经》的英译本就有40余种50，翟理斯之子翟林奈认为，《道德经》里包含了一个超越的与道德的、哲学的宏大体系的严密界说的纲要，并指出《道德经》是欧美译本之多仅次于《圣经》的书。《道德经》广泛地影响到西方知识界，荣格用他的术语总结说：“在我看来，对道的追求，对生活意义的追求，在我们中间似乎已成了一种集体现象。”博尔赫斯也与荣格、卡夫卡等人一样，为《道德经》博大的智慧所折服，《道德经》成为他心中的中国的象征之一。与《道德经》相比，《庄子》更富有文学性，翟理斯关于《庄子》有在中国“因其奇异的文学美而永远占有首屈一指之地位的著作”的评介；在《庄子》中，充满了玄学、寓言、反讽，庄子以散文写作哲学，却是以诗人的态度运用语言，从广义上说，《庄子》是古代中国最伟大的诗篇之一，达到了形而上学与文学的完美统一，这应是使博尔赫斯倾倒的原因。而《易经》使博尔赫斯沉迷之处，主要在于六十四卦的神秘玄奥与包容一切。

智慧、玄奥、形而上学与文学的统一——正是博尔赫斯风格的重要特征，在这一风格的形成中，不能排除上述中国典籍所造成的隐含的影响；尽管在博尔赫斯的著作中，智慧还不能达到老子的博大，形而上学与文学的统一还不能达到庄子的飘逸的完美，玄奥也未能达到易经的包容一切。在博尔赫斯的阅读与写作生涯中，老庄哲学，正与前述的自柏拉图至柏格森的西方哲学传统殊途同归，并入一路，对博尔赫斯之人生观与哲学观（表现于文学观之中）的形成，如果不是最初的生成要素，也必是后来的构成要素之一。换言之，在博尔赫斯对中国的接受中，“中国”没有对他的文学观念与写作技术产生显在的、发生性的影响，但其中的道家思想对博尔赫斯的人生观与哲学观——博尔赫斯的文学观据此形成——产生了潜在的、过程性的影响。

本文论述了使博尔赫斯滋生对中国深挚向往的、他阅读的已知的中国书籍；经初步考据，阐述了博尔赫斯不为人所知的中国文学编译工作在西班牙语界的开创意义；在对题材与阅读分析后，认为在对中国的接受中，只有道家思想对博尔赫斯的文学观产生了潜在的影响。最后，还有一个并非出自博尔赫斯本人的、有关博尔赫斯与中国的关联在文末提及：在阅读了博尔赫斯之后，我曾想，用什么样一个凝练的词句来囊括博尔赫斯本人、他的思想和他的全部著作呢？——如同《皇宫的寓言》中的那首诗。后来我想到了一个词句，也是博尔赫斯印象深刻的一个意象：“庄周梦蝶”。这个词句包含了人生如梦、轮回、时间、变异、虚拟、真与假的驳论、镜像的隐喻——混元的“一”，正是一个巨大的、现实与梦幻界限消隐而建成的迷宫；象墨中镜，映照了博尔赫斯的面容和他的思想，象沙之书，包含了博尔赫斯和人类古往今来的全部著作。

题图：博尔赫斯在西西里岛巴勒莫© Ferdinando Scianna

译注：

1：见《当代外国文学》99年1期《博尔赫斯在中国》。

2：《大家》99年1期刊登了博尔赫斯拄着黑漆杖的相片。

3、4、6：自《神秘的岛屿》。载《倾向》1995年总5期。

5：Kafka,Briefe  an Felice,S,657。

7：黄志良，时任中国驻阿使馆一等秘书。此次以文学爱好者身份的私人拜访是有记录的博尔赫斯与中国人唯有的两次谈话之一（紧随黄的这次拜访，在同一个月，当时的新华社驻阿根廷记者胡积康专程至博家中采访了博尔赫斯）。此前，中国作家柯灵与吴作人访阿期间曾欲拜会博尔赫斯，但因博时未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而未果。

8：见《世界文学83.6》第307页《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获西班牙智者阿方索十世大十字勋章》。

9：见《外国文学动态88.1》中《博尔赫斯遗孀答记者问》。

10：但儿玉女士预计今年秋天的来华访问，将了却博尔赫斯未竟的心愿。

11：转引自《博尔赫斯传》。莫内加尔著。知识出版社，1994年。44页。

12：同上书。355页。

13：见路易斯·哈斯《博尔赫斯以哲学聊以自慰》。载《当代拉丁美洲文学评论》。陈光孚编，漓江出版社，1988。第196页。

14：尽管如此，我还是列举出1919年前（博尔赫斯的日内瓦时期）最重要的德译中国著作。它们有：顾路柏《中国文学史》（1902）、布贝尔《聊斋志异选》（1911）、顾莱纳《中国的前夕》（1913）、德尔斯贝格《中国小说》（1914）、屈内尔《中国小说选》（1914）、卫礼贤的《中国神话故事》（1914）、卫礼贤《论语》、《老子》、《列子》、《庄子》、《孟子》等。

15：通常认为翟理斯的著作是开山之作，事实上，1880年俄国瓦西里耶夫就出版了《中国文学史》，1898年日本学者川种郎出版了《支那历朝文学史》，但都不及翟著的影响。其后则有德国人威廉·顾路柏（Wilhelm Grube）的《中国文学史》（1902年莱比锡出版），和国人傅甲著《中国文学史》（1904）。

16：有关翟理斯及其《中国文学史》的资料，综合自王丽娜《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名著在国外》，学林出版社，1988；及黄鸣奋《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文学之传播》，学林出版社，1997。

17：《道德经》的法译本有儒莲的译本；西班牙语方面的资料则付阙如，因为对拉美的关注是近年的事，而西班牙语又非显学，因而在有关专著如王丽娜《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名著在国外》（学林，1988）、施建业《中国文学在世界的传播与影响》（黄河，1993）、宋柏年主编《中国古典文学在国外》（北京语言学院，1994）、彭斐章主编《中外图书交流史》（湖南教育，1998）等均鲜有论及，西班牙语《道德经》估计应为英、德译本的转译本。

18：参阅《国际汉学著作提要》。李学勤主编。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第54页。

19：韦利另译著有《译自中国文》（1918）、《中国诗选》（1930）、《白居易传》（1949）、《李白评传》（1950）。

20：自《中外图书交流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第309页。

21：转引自《中国对德国文学影响史述》。卫茂平著。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332页。

22：卫礼贤另译著有：《论语》（1910）、《易经》（1914）、《孟子》（1916）、《中国神话故事》（1914）、《吕氏春秋》（1928）、《孔子评传》（1926）、《老子和道家》（1925）等多种。

23：见博尔赫斯《论古典》。博尔赫斯引证“易经”，不是出自专门的《易经》译本，而是出自翟理斯《中国文学史》，似乎表明，1965年时，他尚未正式读过《易经》，或《易经》译本未给他留下更深印象。

24：见《外国文学动态95.2》林一安文《博尔赫斯夫人印象》。

25：《易经》的英译本不可胜数。而西方最受推崇的乃是卫礼贤1924年的德译本，后由贝恩斯转译为英文。

26：翟理斯另译著有：《中国文学精选集》（1884）、《中国概要》（1882）、《汉英字典》（1892）、《中国诗选》（1898）、《中国的文明》（1911）、《中国和满人》（1912）、《儒家及反对派》（1915）、《洗冤录》、《佛国记》等。

27：1981年，李治华及其夫人雅克琳·阿雷札伊斯积30年之功全译的《红楼梦》由法国伽利玛出版社出版。博或许预知了出版计划而有此一说。因为此前的法译本在内容及译笔上，均不能与库恩本相比。

28：自《红楼梦大辞典》。冯其庸、李希凡主编。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第965页。

29：1958年，王际真对其译本进行了修订再版，全书增为60章，574页。再版本有马克·范·多伦的序言和译者引言。

30：博尔赫斯自述，一生只读了很少的长篇小说，在很多情况下仅是出于责任感才将小说读完，因为“象《堂吉诃德》、《哈克贝得·芬历险记》这样的小说，实际上缺乏形式”，而“普鲁斯特很乏味”。然而，西方对于《红楼梦》的最高赞誉之一就是将其比之为《追忆似水年华》。

31：对此，杜青钢有专文《论老庄、禅宗对米硕诗歌创作的影响》。载《外国文学评论95.1》。

32：据雅诺赫的回忆，卡夫卡曾“相当深入地研究过道家”并拥有迪德里希公司出版的《道德经》、《庄子》、《论语》等书。卫茂平《中国对德国文学影响史述》对卡夫卡与中国之关联有专节叙述。

33：叔本华《论自然之意志》第七章为“中国学”，书中多次援引朱熹的话。朱谦之《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有专论。

34：在《英雄与英雄崇拜》（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中，卡莱尔称许中国的科举拨贡制。而博尔赫斯1949年翻译过该书。

35：博尔赫斯引述的莱布尼茨发现《易经》有二位进制算法一事，出于莱布尼茨《论中国哲学》

（1716）。另有安文铸等编《莱布尼茨和中国》（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和孟德卫著《莱布尼茨和儒学》（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两书。

36：荣格为《道德经》和《易经》所折服，并将六十四卦与西方星象学作了比较。

37：见傅浩《叶芝诗中的东方因素》。载《外国文学评论96.3》。

38：葛雷《论马拉美与中国诗》论述了马拉美所受的道家影响。载《外国文学研究88.1》。注释：

39：赵振江先生读过此书，博尔赫斯为编者之一，则书的出版亦当在1936—45年间。

40：王丽娜《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名著在国外》，228页。

41：见《巴比伦的抽签游戏》一书，花城出版社，1992。

42：十余年前，我曾读过一本名叫《世界著名女海盗》的书，我还记得这本书以玛丽·瑞特的故事起首，其中也记述了活跃在安南一带的中国女海盗——此书现已无考，相信其母本或类似的书即为博尔赫斯此小说之来源。

43：见海南版文集·文论自述卷。

44：见《巴比伦彩票》。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

45、47：见《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

46：《神笔马良》的童话在意蕴上与《皇宫的寓言》有相通处，都是凭空造出了一座宫殿，又能凭空使之消失。《神笔马良》的童话早就传入了欧洲，1938年，尤瑟娜尔据此写出了《王佛》。从博尔赫斯的阅读经验分析，这篇小说更可能的来源是希伯来神秘哲学，该流派认为宇宙始于上帝说的一个字，并且后世的僧侣们一直努力，试图在《创世纪》的经文中发现这个神秘的字。

48：事实上，我确信《红楼梦》给予博尔赫斯的感觉是崔朋的写作与迷宫这一构思的来源之一。博尔赫斯在小说中述及崔朋的小说时提到了《红楼梦》，则加强了这一判断，因为在小说中“随意地”提及本文的重要来源，是博尔赫斯的惯用手法。

49：据黄志良1981年12月对博尔赫斯的访谈。见《出使拉美的岁月》一书。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第192页。

50：赵毅衡《远游的诗神》。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第1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