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瓦多尔·夸西莫多于1959年12月10日所作的诺贝尔奖获奖演说

无论是古代还是当代的诗人，今天他们在意大利已广为人知，即使他们的诗歌反映的只是他们情感世界中不稳定的部分和他们深思的精神。这些诗人植根于维京时代富于寓意的、神话般的土壤中，我虽然很难正确发音但却朗朗上口的名字，已经被我们深深铭记在心。他们的诗篇向我们抒发的声音，比那些已经衰败的或者堕落在文艺复兴时期修辞学尘埃里的诗人发出的声音更加坚定。

我的演说既不是要赞美，也不是在巧妙地祝贺自己，而是要对欧洲的精神特性发表评论。我坚定地认为，瑞典和瑞典人民，通过他们的选择一直在始终不渝地持挑战着、影响着世界文化。我已经说过，诗人和作家对世界变革大有助益。这个观点看起来似乎是专横的，或者只在一定条件下才成为真理。但是，你只看一看诗人在他所生活的社会里和在其他地区所激发的反响，你就会理解人们对这个观点所惊慌不安或心悦诚服的态度了。

众所周知，诗歌诞生于孤独之中，诗歌从孤独中出发，向各个方向辐射；诗歌以独白的形式走向社会，而又没有成为社会和政治的附庸品。诗歌，即使是抒情诗，都始终是一种“谈话”。听众可能是诗人肉体的或超验的内心，也能是一个人，也可能是千万个人。相反，情感的自我陶醉只是回归于封闭圈一样的自我，只是借助于头韵或者音符、随心所欲的声音来重复那些在已褪色的历史年代里其他人编造的神话。

今天，我们有可能就其绝对的意义来谈论这个世界上的新人文主义——对人类来说是不平等的。如果说诗人发现自己就是这个临时的物质构造，部分是由他的精神和智慧构造的，那么，诗人还依旧被视为危险人物吗？疑问不是诡辩的，而是真理的省略表现。当今的世界似乎同诗歌的对立结成同盟。因此，对于世界来说，诗人的特殊存在是一个必须铲除的障碍，诗人是必须打倒的敌人。然而，诗人的力量却在有组织的社会的各个方面扇形般地渗透、扩展。如果说文学游戏是为了摆脱人类无处不在的情感，那么，受人道主义清福启发的诗歌却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形。

我始终在想，我的一首诗歌既是为欧洲，也是为非洲和东方人所写的。诗歌的普遍价值，首先在于它的形式，它的表现风格，或者它的聚合力。同时它的普遍性也体现在它是前所未有的，以及一个人为同时代的其他人所做的贡献方面。这种普遍价值不是建立在抽象的概念或者偏执的伦理上的，更不是建立在道德说教上的，这种普遍性表现在直接的具体性和独特的精神立场上。

我认为美的观念不仅体现于和谐，而且体现于不和谐 ，因为不和谐同样可以实现严谨的诗歌形式。请想一想绘画、雕塑或音乐，这些艺术类在美学、道德和批评方面的问题是完全相同的，对美的赞赏或否定所依据的标准也很相近。希腊的美已被现代人所损害，现代人为了模仿生活，就在对一种形式的破坏中去追寻另一种形式，而这种模仿只是揭示自然的动态而已。

至于诗人，这个大自然独特而又非尽善尽美的造物，他借助人类的语言，逐步地为自己建立现实的存在，而这种语言是严谨而又绝非虚幻的。人生的每一个经验（无论是情感还是物质生活方面的），起初往往蕴含着陌生的精神迷茫，蕴含着逐渐增加的、微妙的心灵不平衡，蕴含着在历史的重压下而萌发的忧郁不安。对于文人和临时的评论家来说，诗人一直在写“言不同衷的日记”，一直在玩弄世俗的神学。事实上，批评家还断言，那些诗歌只不过是“新艺术”精心制作的成品，而这些“新艺术”、新语言只是走进时髦的新鲜玩意儿；可能诗人是凭借着这种方式，把那些被孤独所包围的被称为冷冰冰的事物展示出来，迫使人们接受孤独。诗人难道制造了恶劣的影响吗？可能是吧，因为没有人能够填补那些只读过一个新诗人一首诗歌的人的寂寞，那更不能满足神经脆弱的批评家了，他们担心十五首或二十首组诗的真实。

在这个表面上政治处于四分五裂的世纪，对于“纯粹”这个观念的研究依然需要进行。在这个世纪，诗人是困惑的，遭受着非人的命运，他们最新的史诗片段总是被带有怀疑的眼光审视，而这是因为他们理解人的内心。

我在这里演讲不是为了建立一种诗学，或者建立某种美学的标准，而是为了向这个国家里最坚毅、为我们的文明做出崇高贡献的人士，向我刚才提到的来自于其第二祖国的人士，表达我的深切的敬意。现在我就在这样一个国家里。

我愿借此机会，向瑞典国王和王后陛下、皇太子殿下和瑞典学院表示崇高的敬意和感谢。瑞典学院18位常识渊博且严峻无私的评判家已经决定授予我的诗歌诺贝尔文学奖，他们给予了意大利以崇高的荣誉。从20世纪上半叶直至最新一代，意大利诞生了异常丰富多姿的文学、艺术和思想作品，而这些正是我们文明的基石。

（译者不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