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是运用集中凝练的表现手法、富有音乐性的语言文字，塑造蕴蓄深厚而又意味绵长的意象和意境，高度概括地反映社会生活，特别长于抒情言志的一种文学体裁和审美艺术。我们伟大祖国历来是诗的国度，中华诗词是传统文化的瑰宝，五四以来的新诗也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发挥了重要的社会功能。在新诗百年的发展历程中，先后涌现出了五四前后、抗战前后以及新中国成立前后三代诗人群体。而郭沫若、艾青、贺敬之，无疑是崛起在三代新诗高原上的三座巍峨的高峰，闪耀在三代新诗星群中的三颗璀璨明珠。在纪念新诗百年诞辰的时候，我们要研究和总结以郭沫若、艾青，尤其是贺敬之为代表的新诗发展道路和创作经验，继承和发扬新诗的光荣革命传统，重振新诗雄风，再造新诗辉煌。

一

文艺家必须通过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以及个体群体化和群体个体化的双向互动，才能创造出既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文艺作品。因此，革命的文艺家必须走与一定时代的社会生活和人民群众相结合的创作道路，正确认识和处理创作主体与客体、个性与群体的关系，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心，在同人民群众一起进行的社会实践和艺术实践中不断加强思想与艺术修养，才能做好时代和人民的代言人和抒情主人公，创作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作品，用艺术的形式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历史的发展。

贺敬之出生在贫苦的农民家庭，与劳动人民有着天然的割舍不断的血肉联系和深厚感情。童年时代在他出生的齐鲁大地亲身感受了农民遭受剥削压迫的阶级苦，少年时代在流亡路上亲自体验了沦陷区人民颠沛流离的民族恨。青年时代到了革命圣地延安，对革命根据地人民的斗争生活和美好品质有了深切的感受。在鲁迅艺术学院上学期间，系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中外古今文学名著。特别是深入学习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懂得了文艺为人民服务的道理，并亲耳聆听了毛泽东关于“小鲁艺”要同“大鲁艺”（即人民生活）相结合，“鲁艺”要造就有远大的理想信念、丰富的生活经验、良好的艺术技巧的一流文艺工作者的讲演，更坚定了他终生的奋斗目标。后来他积极参加延安的整风运动、大生产运动以及革命根据地人民的新秧歌运动。在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工作期间，更参加了土改、支前等群众工作，还亲自参加了解放华北的青沧战役的战斗并立功受奖。这一切学习和实践活动，使贺敬之对文艺创作主体与社会生活客体，以及诗人作家个体与人民大众群体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体验和认识。他正确处理了主观和客观、小我和大我统一的关系，和时代同呼吸，和人民共命运。贺敬之诗中的“我”，正如他在《放声歌唱》中所说：“啊，我，是谁？我啊，在哪里……一望无际的海洋，海洋里的一个小小的水滴，一望无际的田野，田野里的一颗小小的谷粒……”“啊，我！我的——我们：我们的——我——是这样地谐和统一！”海洋里的一滴水，既可以折射太阳的光芒，又可以掀起洪波巨浪；田野里的一粒谷，既可以感知劳动的艰辛，又可以化作无穷的能量！

二

文艺家要坚持意识形态属性与艺术审美属性的统一，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时刻关注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以艺术的审美方式积极反映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大业，热情讴歌党和社会主义祖国，努力塑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代新人的典型，大力彰显爱国主义民族精神和社会主义时代精神，鼓舞和激励广大人民群众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历史的发展。革命的进步的诗人和作家大都热心创作政治抒情诗。郭沫若、艾青是这样，贺敬之更是这样，创作长篇政治抒情诗是他的长项。近些年来，由于受文艺非上层建筑说、非意识形态说，以及所谓“去政治化”、“去思想化”、“去历史化”、“去主流化”、“去中国化”等错误思潮的影响、政治抒情诗几乎成了当代诗坛的空白。

贺敬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革命战争年代，创作了反映旧社会人民苦难和暴露黑暗的诗集《乡村的夜》，反映革命根据地人民新生活和歌颂光明的诗集《并没有冬天》，以及反映新旧社会对比的诗集《朝阳花开》。他创作的歌词《南泥湾》《翻身道情》《民主建国进行曲》《平汉路小唱》等，也插上音乐的翅膀，唱遍了全边区、全中国。

新中国成立后，贺敬之的诗歌创作进入了成熟阶段和黄金时期，几乎每发表一首诗，都能产生轰动效应，这种情况在中国新诗史上是罕见的。《回延安》是解放后诗人创作的良好开端，它通过不可遏制的激情，朴实优美的形式，符合中华民族审美特点和劳动人民审美趣味的比兴手法，表达了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和延安精神的主题思想。在1956年建党35周年和党的八大即将召开之际，诗人创作了长篇政治抒情诗《放声歌唱》，通过澎湃的激情、磅礴的气势、高亢的格调、精巧的构思、丰富的想象、壮美的意象，歌颂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高潮，反映了祖国山河面貌和人民精神面貌的巨大变化，特别是对中华传统文化和美学精神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塑造了我们伟大的党和社会主义祖国的意象和意境：“在节日里，我们的党/没有在酒杯和鲜花的/包围中，醉意沉沉。党，正挥汗如雨！工作着——在共和国大厦的/建筑架上！”“啊！井冈山——宝塔山！——我们稳固的基石，老红军——老八路！——我们的钢骨铁梁！这就是/我们共和国大厦的/质量的保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万丈高楼/会这样地/坚强雄伟——青云直上！”在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召开的时候，诗人献上了《东风万里》，新中国成立10周年前夕，又献上了《十年颂歌》，创造了更为精巧和瑰丽的意象和意境，把社会主义新中国的面貌和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表现得更加出彩和动人。从1958年到1965年，贺敬之一连写了《向秀丽》《雷锋之歌》《回答今日的世界——读王杰日记》三首歌颂新一代英雄人物的诗，特别是受到一致好评的《雷锋之歌》，为我们当代诗歌塑造英雄形象提供了十分宝贵的经验，它没有重复叙述英雄的先进事迹，而是把英雄人物的出现，放到广阔的历史背景上，揭示英雄人物的精神境界，从英雄人物身上发掘人生哲理，给人以深刻的思想启迪。此外，贺敬之还写了歌颂祖国壮美秀丽河山与宏伟建设工程的精美诗篇《三门峡歌》和《桂林山水歌》。其中《梳妆台》借用历史典故，反衬新中国治黄的伟大意义；《中流砥柱》借用山水名胜，象征性地歌颂万古不朽的民族脊梁和开拓未来的擎天巨柱。《桂林山水歌》更寄希望于全国人民挥洒汗水、挥动彩笔，到处描绘更新更美的“桂林山水”的远大理想。创作于1963年的《西去列车的窗口》也是一首抒情佳作。诗人通过当年开发南泥湾的359旅老战士与上海赴新疆支边军垦的知识青年新战友，在西去列车的窗口倾谈革命、人生、战斗的情景，营造了“祖国的万里江山、万里江山啊，革命的滚滚洪流、滚滚洪流！”的意象和意境，预示我们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前赴后继，代代相传。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沉默了10多年的贺敬之又热情焕发。《中国的十月》以气象森严的艺术形象，揭示了粉碎“四人帮”伟大胜利，像遵义会议一样，成为历史的转折点。《八一之歌》在历史的大转折点纪念建军50周年，以生动贴切的比喻“我们阶级大军的灿烂太阳系”，歌颂我们人民军队的官兵，都是太阳系中的大小“星球”，都是寓自转于公转之中相互带动、共同运转的一个战斗集体。贺敬之始终关注近在身边的风雨吹洒和远在天边的风云变幻，他在《访江油太白故里归后值生日忆两见转轮藏》诗中云：“百世千劫仍是我，赤心赤旗赤县民”。可以看作他在这个时期思想感情历程的写照。他在《富春江散歌》之二六中又云：“一滴敢报江海信，百折再看高潮来”。又表现了他这个“海洋中的一滴水”，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低潮时敢报春信，呼唤高潮的勇气和信心。

贺敬之的政治抒情诗，从题材、主题来说，所反映和表现的都是重大的革命题材和政治主题，诗人常常直抒胸臆，鲜明地表明自己的政治见解，具有强烈的政论色彩。但诗人诉诸读者的不是简单的说教，也不是生活表象的罗列，而是渗透于具体生动的意象和意境中有血有肉的发自内心的激情和哲理，是诗与政论的结晶。从美学表达来说，诗人善于运用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相结合的思维方式捕捉客观外在的有形可感的物质载体，通过想象和联想、概括和虚构等心理机制，采取比兴、比拟、象征、暗示、寄寓、烘托等表现手法，营造心物同构、形神兼备、情景交融、寓理于情的意象和意境，表达主观内在的抽象和无形的思想感情。从创作方法来说，诗人运用了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以现实主义为基础，以浪漫主义为主导，既真实地反映现实又充分地展现理想，既展现前途的光明又揭示道路的曲折，既有忧患意识又有乐观精神。从艺术格调来说，贺敬之的诗吸取了我国词坛两大流派的优长，他的诗以阳刚豪放的崇高壮美为主格调，也不乏婉约阴柔的雅致优美。

三

内容和形式是有机统一的。包括诗歌在内的文艺作品和其他事物一样，也有自己的内容和形式，构成内容的要素有题材、主题、人物、情节和环境，包括诗歌的意象和意境。构成形式的要素有语言、结构、体裁，包括诗歌的节奏和韵律等。作家和诗人必须通过内容形式化和形式内容化的双向互动，才能达到内容与形式的水乳交融、有机统一。马克思要求文艺创作“在更高得多的程度上用最朴素的形式把最现代的思想表现出来。”（马克思：《致斐·拉萨尔》）毛泽东说：“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适应表现革命化、政治化的思想内容，贺敬之朝着民族化，群众化的方向，遵照毛泽东主席“在民歌和古典诗词的基础上发展新诗”的指示，坚持 “精练、押韵、大致整齐”的原则，对新诗的艺术形式进行了多种成功的探索和拓展。

第一种形式是民歌体的直接运用，如《回延安》《向秀丽》《又回南泥湾》《桂林山水歌》《西去列车的窗口》等作品，创造性地运用了陕北“信天游”的形式，在语言上比较纯熟地运用了民间口语，在表现手法上，运用了群众习见的比兴、蝉联，夸张等手法。更重要的是力图创造性地吸取这种形式的朴素清新，流畅自然，悠扬婉转等特点，用以丰富和发展自己的艺术风格。

第二种形式是侧重汲取古典诗词的长处，铸造精练、优美的自度曲，如《三门峡歌》《咏南湖船》《怀海湼》等，类似于汉赋、乐府诗、唐诗的歌行体、宋词的长短句、元曲的散曲等，但又更自由奔放，使新诗变得更为精练优美。不是古典诗词，胜似古典诗词。

第三种形式是兼取民歌、古典诗词在遣词造句、布局谋篇等方面的优点，以及外国诗歌的特殊排列方法，熔铸出一种富有个性特点的“楼梯式”新体诗，如《放声歌唱》《东风万里》《十年颂歌》《雷锋之歌》等，这是诗人成就最高的一种新体诗。这种立足于民族化的基点，对外来形式进行了改造和利用的形式，以高亢激越、澎湃磅礴见长，非常适宜表现重大革命题材和政治主题的内容。这是贺敬之在诗歌形式探索方面最突出的实绩。

第四种形式是新格律诗的探索。鉴于自由体新诗过于自由散漫，闻一多、何其芳等诗人提倡现代格律诗即新格律诗。贺敬之在这方面也进行了成功探索，他的《回答今日的世界——读王杰日记》，由若干小节组成，每小节四句，双数句押韵，每句字数大致整齐，就是一首新格律诗。

第五种形式是新古体诗的创作。直接运用近体诗中律诗、绝句和排律的形式，每首八句或四句或更多句，每句五字或七字，双数句押韵，中间句对仗。但押韵、平仄、对仗又不怎么严格，比律诗、绝句和排律更自由些。如新五律《谒黄陵》、新七绝《访西安·七贤庄》、新排律《咏长岛》等。

第六种形式是唱词、歌词和朗诵词创作。如歌剧、电影《白毛女》《画中人》唱词、电影《白毛女》《军垦战歌》插曲和主题歌唱词、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朗诵词等，都是很好的新诗，又比新诗精练优美，富于节奏和韵律。

贺敬之的诗歌创作从《乡村的夜》到《朝阳花开》、从《放歌集》到《心船歌集》，从新自由诗到新古体诗，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都是践行党的文艺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光辉典范。诗人为中国新诗奋斗了近80年，如今虽然93岁高龄，依然精神矍铄，情绪高昂，我们愿他如自己诗句所言“江山多娇人多情，使我白发永不生”；“对此江山人自豪，使我青春永不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