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诗人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迦

《骑士歌》

哥尔多巴城。

辽远又孤零。

黑小马，大月亮，

鞍囊里还有青果。

我再也到不了哥尔多巴，

尽管我认得路。

穿过平原，穿过风，

黑小马，红月亮。

死在盼望我

从哥尔多巴的塔上。

啊！英勇的小马！

啊！漫漫的长路！

我还没有到哥尔多巴，

啊，死亡已经在等我！

哥尔多巴城。

辽远又孤零。

（戴望舒译）

如果说好诗总有一种让人一见便可认出的“特质”，那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迦（Federico García Lorca，1898—1936）的《骑士歌》就应该属于这一类。这首诗有一个可以很快辨认出的主题——永不可能的抵达：“我再也到不了哥尔多巴，尽管我认得路。”通往哥尔多巴的“路”是“漫漫的长路”，但空间的距离本身并非关键，因为克服空间正是诗歌的基本能力之一。从东方和西方的诗歌传统里各举一首熟悉的思乡诗来对比，也许能更好地理解洛尔迦的特质。一个例子是李白，他在《静夜思》里写：“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通过格律诗的句式，“故乡”与“明月”联系在一起，让人们体会到二者同样都是遥远的，但另一方面，恰恰也是通过句法的魔力，故乡仿佛越过了辽远的空间，与月亮同时出现在诗人的身边。诗中关键的动词“望”和“思”，既标明而又消除了现实的阻隔，以诗歌心灵的亲近克服了遥远的、生疏的距离。还可以举出的另一个例子是艾兴多夫（Joseph von Eichendorff）的《月夜》（Mondnacht，张威廉译）：

天空好像已静悄悄

吻过了大地，

教它在花光掩映中，

只对它梦思。

和风吹过田垅，

麦穗在轻轻地波动，

林间微风簌簌，

夜是多么星光皎洁。

我的心灵在展开

它宽阔的翅膀，

飞过静寂的大地，

好像飞回家乡。

这也是一首月夜的诗。历来的诗评家都注意到诗中的两处“好像”，还有诗歌不完全和谐的音节（艾兴多夫没有严格遵循押尾韵的规则，译文也表现了这一点），暗示着诗中所写的一切都只是一种难以实现的愿望，这也是德国浪漫派诗歌的一个关键诗意，不过，这终究是一首十九世纪的诗，作为理想的“家乡”即使只能在想象中抵达，毕竟是可以通过诗歌“飞回”的，而诗人自我与理想之间的距离（“静寂的大地”）也笼罩在平和安宁的气氛里，凭借心灵“宽阔的翅膀”就能够越过。

通过这两首诗来比较，《骑士歌》的诗意就可以看得更清楚。对洛尔迦来说，“辽远”并不是统摄所有意象的因素，理解这首诗的关键恰恰在于，诗中就并没有一个统摄性的意象，全诗也并没有凝聚成一个古典式的整体。洛尔迦运用最简单的句子，让意象每一次都只呈现出一个侧面，要等到它下一次冒出来的时候，我们才能看到它的下一个侧面：“黑小马”——“英勇的小马”，“大月亮”——“红月亮”，我认得的“路”——“漫漫的长路”，“在盼望我”的“死”——“已经在等我”的“死亡”；意象彼此之间除了并置之外，没有其他关联，而我们与它们之间的关系，似乎也只是感知而已。辽远又孤零的哥尔多巴城，之所以永远也无法到达，因为通往它的道路本身就是破碎的。这既不是古典的理想，也不是浪漫的幻梦，而是由跳跃的碎片构成的噩梦，这些碎片一块块坠入诗行之间，瞬息即逝，是深夜从路边狂暴地跃入车灯微弱光圈中的一片片色斑，是失去了拍摄的时间信息的一幅幅迷乱的留影。诗歌的内在成分彼此既没有空间上的关系，也没有时间上的关系，它们不讲述什么故事，它们并不构成旅途。

洛尔迦的诗歌形式从西班牙民歌中获益良多。谣曲结构是将这首诗的成分装在一起的唯一因素，谣曲旋律的回环性使得它本质上是一种可以无限插入、扩展、延宕而又内在封闭的诗歌。等到诗歌结束，第一节重又在第五节完整复现——哥尔多巴城，辽远又孤零，我们并没有比诗歌开端处距离它接近分毫。“哥尔多巴”成了某种拒绝向我们敞开的事物，一种“不可接触性”（untouchability）的象征，兀自伫立于和我们相对的另一端。像是由于某种恶意，我们被牢牢禁闭在两端之间这个破碎的虚空里，什么地方也无法抵达。这是洛尔迦诗歌的一个主题。例如在另一首题为《旅程》（董继平译）的诗里，他也同样展现了旅行和抵达的这种不可能性——

哀悼中的一百个骑手，

沿着橘树丛的

低垂的地平线，

他们可能会去哪里？

他们不能到达

塞维利亚或科尔多瓦。

也不能到达格拉纳达，那为

大海叹息的她。

这些昏昏欲睡的马

可能会把他们载往

那歌声使其颤抖的

十字架的迷宫。

带着七声被钉住的叹息，

这一百个橘树丛的

安达卢西亚的骑手，

他们可能会去哪里？

展现了这种不可能性，洛尔迦也就写出了洞察现代本质的诗歌。这种本质，正如卡夫卡在小说《邻村》里写的那样——

我的祖父常说：“生命如此之短。我现在想起，生命对我来说正在凝结，以致我几乎无法理解，一个年轻人怎么会决心骑马到邻村去，而不担心——完全撇开众多的不幸的偶然事件不谈——这寻常的，幸福流逝的生命的时间，对这样一次骑行来说已经远远不够。”

说到底，“我”真的要去哥尔多巴城吗？再仔细读一下这首诗，会发现诗中对这一点丝毫没有加以说明，既没有《静夜思》中的怀念，也没有《月夜》中的渴望，洛尔迦这首诗只讲了一个被给定的事实：“我”永远到不了哥尔多巴，然而，这其实根本不意味着“我”想要到达那里——毕竟，在那里只有死亡在等着“我”。胡戈·弗雷德里希在《现代诗歌的结构》里分析这首诗时指出，诗中“没有乡思，也没有眼泪，也就没有清楚的感情作为回应。灵魂被固定在一种失去轮廓的情景里。几声对马、道路、死亡的断续呼唤——如此而已”。实际上，诗歌所展现的，不是我们在传统诗歌中熟悉的那种有所向往的心灵，而正是另一个严峻的事实，即在现代条件下这种心灵是否存在，根本就已经成了问题。也许不是这座城市像神话中那样由于中了什么魔法而无限地后退，而是因为某种施加在我们自己身上的魔法，使得我们根本就没有开始向它走近，无论是我们自己还是行走这一行为，诗歌都并不许诺其存在，唯一确凿无疑的，只有永远无法到达的哥尔多巴。

牛津的日耳曼语文学教授柏拉威尔（Siegbert Salomon Prawer，1925—2012）讲过一件轶事，有一次他读马克思某篇文章的开头：让我们假定人是人，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人类关系……他突然意识到这正是十九世纪对二十世纪的不祥预言。在分明而有序的古典世界里根本不可能也用不着想象，人可能不再是“人”——只有进入现代，人们才会以命题的形式体会到这一假定本身的成立是一个问题，因为正是在现代，生活中的一切事物都不再保证自己是“人性的”，是具有意义的，是构成一个有机关联在一起的“生活”的，而文学也就不能默认一个完整的、富于人性气息的心灵的存在。于是，等待着现代人的危险，不是歌德的《魔王》，而更像是大卫·林奇的《妖夜慌踪》，而现代诗歌主要的勇气，就是尝试去展现这条充满凶险的道路——“啊！英勇的小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