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四年读到的几册西方书籍中，作者都提到荷马和《荷马史诗》，这在阅读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我内心便自觉形成了以荷马为焦点的阅读聚焦。当然，关于西方人对荷马乃至古希腊文明的崇拜，对于那些比我博学的人来讲，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不过，我有幸在特定的人生阶段，读到西方文艺界的一些大师对荷马及《荷马史诗》的精辟评说，虽有相见恨晚之感，但也弥足珍贵。
       荷马的《荷马史诗》除了文学性外，人们还把它牵扯到历史、地理、美学、考古学和民俗学方面等。这至少可以说明，在《荷马史诗》出现以前，古希腊留下的有据可查的文字资料并不是很多。
       从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一看便知，在卷一第一篇第一章的“希腊文明的兴起”中，为荷马留了四个页面的文字，并说“希腊文明第一个有名的产儿就是荷马。”他在这四页中，完全是靠荷马的作品来完成这部著作中他无法亲眼看到的文明并作为该书的开端篇章，因为罗素所处的时代，已不能从其他渠道来获取更多关于希腊文明的较为翔实的资料。这注定荷马与《荷马史诗》打一开始，就与哲学有了渊源。其实这好像一讲到中国文明史，你一直追溯，就绕不过司马迁所著的《史记》。作家刘小川就曾说过，五千年文明，“没有司马迁是不可想象的。”
       美国人房龙，在自已著作《宽容》中，仍然是绕不开荷马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不过他这样说的：“荷马的书也许直接或间接地受过宙斯、密涅瓦或阿波罗的启示，这种事儿希腊人没想过，这些不过是文学作品，是消磨漫长冬夜的美好读物，还可以让孩子们为自己的种族而感到骄傲。仅此而已。”房龙一向被美国人称为手中有魔力之笔，语言犀利睿智，但他仍然承认这是一部“美好读物”，可见，荷马和《荷马史诗》，在西方任何一位想要在人文艺术领域谈古论今或者著书立说的人，都是无法回避的。
       我对一本薄薄的但内容又十分丰富的《安格尔论艺术》，一度爱不释手，读过几遍后发现：十九世纪初法国画坛新古典主义的代表人物安格尔，更是荷马的铁杆粉丝。
       该书中收录了一篇为查理.波特莱尔获得天才批评家的声誉奠定了基础的《1846的沙龙》，波特莱尔就在该文中说安格尔在天顶上画了荷马。更有泰奥菲尔.戈蒂叶在评论安格尔时说“安格尔先生最伟大的贡献在于他把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时期的火炬抓在手里，并且不让它熄灭，虽然有许多嘴都想吹熄这个火，应当说，他确实是用心良苦的。”
       这位在绘画中，不断从古希腊陶器、装饰画以及文艺复兴时意大利的绘画中涉取养分的学院派画家，从留下来的文章看，言辞独具个性，不管是说霸气十足，还是居高临下，他为数不多的以笔记形式写下的短文，特别是辽宁美术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出版的《安格尔论艺术》一书，在“谈对古典艺术及其前辈巨匠的研究”这章，以及后面附录的当时反对和支持他作品的评论中，你都可以看到安格尔对荷马的虔诚与崇拜。
       安格尔当年是通过当时法国最杰出的拉丁语和古希腊语翻译家安娜.达西埃最早翻译的《伊利亚特》与《奥德赛》译本，才了解荷马，并称他为文艺之父，以后又画出《荷马礼赞》。安格尔直言：“荷马一一这是艺术和文学中一切最美的源泉与典范。”一个在画坛上坚持自己信仰近乎到固执的人，却一而再，再而三地给予荷马极高评价，以下这两句话，便是例证。“荷马第一个以其长诗揭示了世界的美，他像创造生命的上帝那样把这种美从混沌中分离出来。荷马永远哺育着人类，他以不朽的定理和范例将美具体化了。”这足见安格尔一生对荷马的痴迷与执着。
       安格尔对荷马的执着是与自己的绘画专业有关，因为他也确实在古希腊文明中找到了自己想要的方向感与理论支撑。时过境迁，对当代的人来讲，人们更关心和关注的是他的画作《泉》和《土耳其浴室》等。
       德国18世纪著名诗人、哲学家、剧作家弗里德里希.席勒，在他具有伟大思想和永恒魅力的《审美教育书简》中，承认自己冷淡过荷马，只在更晚一些时期才了解他。席勒研究了荷马和莎士比亚，还引用《伊利亚特》中的几段诗，来讲“朴素诗人与感伤诗人的对比，特别是荷马与阿里奥斯托的对比”。在这个章节之后，席勒时不时也有提起荷马，荷马的诗，也毫无例外地成为了席勒研究美学的对象，最终构成了他丰富多采的美学理论谱系。
从席勒的身份来看，无论他写了多少关于荷马的文章，与从事绘画的安格尔对荷马的死心塌地相比，席勒只不过是做了一些他从事的关于文学艺术范畴的本份工作，似乎不值得大惊小怪，就像但丁给荷马的雅号“主宰者”一样，这是一个晚辈对长辈的景仰与膜拜，就算言过其实，因为同属一行，也是可以理解的。
       当然并不只是诗人席勒、但丁等人，还有法国现代杰出诗人、文艺批评家保罗.瓦莱里也在《文艺杂谈》一书中时有提起荷马及其作品。可南美洲智利的聂鲁达，这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却在一篇叫《回答一个问题》的短文中，假设到了二000年以后，诗歌是什么模样和所面临的问题。这篇文章收录在百花文艺出版社八十年代末期出版的《聂鲁达散文选》中，他自问自答，读时感觉很有意思。
       聂鲁达在这篇不长的短文中，用了四分之一的篇幅，讲了二000年以后荷马及《荷马史诗》的状况，他自己准备按照荷马的方式写作，看看下面的文字，就知道聂鲁达当时不仅是一种预想，更是一种雄心。
      “也许，到了二000年，最为新奇，最入时尚的诗人将是目前没有读者的，名叫荷马的希腊诗人。我赞同这种说法。为此，我要重读荷马的诗。他的情诗和史诗给人启迪，他的咒语和预言，他那大理石般的神话和瞽者的拄杖，都是我所追求寻觅的。在准备新世纪的到来时，我将试图按荷马的方式写作。我一定会从他那雄奇豪迈、绚丽多彩的诗风中获得教益。”
       尽管已无资料考证此文的写作时间，但在1946年以后，聂鲁达的确创作过《1948年纪事》和《漫歌》两部长诗。这两部长诗是不是真的是聂鲁达在《回答一个问题》后的行动结果，并不是我关心的。一九八二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马尔克斯曾深情赞誉聂鲁达说：“聂鲁达简直是弥达斯王，他能把所有的东西都变成诗。”关键问题是，聂鲁达景仰的却是荷马，然而，荷马只有一个，人们也都以喜欢聂鲁达的《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为主，而忘记了他的长诗。
       世界在大师聂鲁达预言的二000年，又过了十七年，诗歌依然如他所说：“有一点我敢肯定：即使到了下一世纪，也不会为诗歌举行葬礼。”可就长诗而言，荷马的《荷马史诗》，依然是一座高峰。
       在西方文艺界，还有许多大师都是荷马的忠实的拥戴者，像博尔赫斯、曼德尔施塔姆等，因手头无专门的书籍，仅在此一笔点过。我在我有限的阅读中，牵强地拟出这么一个题目，通过聚焦，临时形成一张自已阅读的照片。其实，即便是地球上任何一个没有读过《荷马史诗》的人，也无时不在期待着与之相逢并从中获得一种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