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的随意性，自由性，即时性，也带来了一个重大问题——诗人不再被称为是诗人，诗人变成了“写手” ，写诗很容易，网络诗歌良莠不齐、泥沙俱下。所以需要发出“重建写诗的难度”的呼声。而且，相当数量的诗人只生活在自己的网站、朋友圈、微博里，圈内的人相互模仿，对于圈外的人的作品不屑一顾，没有差异，自然就弱化了对独创的努力。

◆百年新诗史上各种诗歌的“群” ，当下诗歌新诗、旧体诗、网络诗、民间诗的“群” ，都是诗歌发展的正途。

“兴观群怨”是孔子对诗歌社会功能的有名概括，出自《论语·阳货》 。诗可以“群” ，其实也可以作为思考中国诗歌生态的一个角度。在先秦时期，“群”的含义比较多，有人把“群”字分解，认为，“君”本义为“管事人” ，引申义为“地方主事人” ；“羊”指某一地方的居民。“君”与“羊”联合起来表示“有君长的地方” ，联合体。 《易经》则说，“群”就是类别： “方以类聚，物以群分” （ 《易·系辞上》 ） 。 《礼记》对“群”的解释是“人群” ：“吾离群而索居，亦已久矣” 。宋代大儒朱熹的解释最为我注意，他说，“群”是“和而不流” 。在古汉语中，“流”的一个含义是品类。按朱熹的解释，“诗可以群”的“群” ，是和谐，但又保持各自品类的独特性和独立性。我愿意“点赞”朱熹的诠释。

观察中国诗歌的生态近些年大约有四个侧面。

一、新诗百年

这一两年北京和全国各地都在开展纪念中国新诗百年的活动：出版诗典和诗史，有的出版物，一套就多达30卷；到处都在举办研讨会、朗诵会、诗歌奖、诗歌节，夸张地说，简直天天在过节，月月在颁奖，热闹非凡。“新诗百年”成了新诗刷存在感、扩大影响的极佳机会。“新诗百年”也成了旅游部门、社会资本介入诗歌的极佳机会，有些纪念活动变成了诗歌搭台，旅游或营销唱戏的舞台。在纪念新诗百年里，也出现了这样的混乱现象：以自己的好恶为标准，试图对新诗史重新洗牌。

虽然在纪念百年，但是在“新诗究竟诞生在哪一年”这个基本问题上却众声喧哗。其实，这个时间似乎是不言而喻的。“白话诗”和“新诗”显然应该是不同的概念。对于第一批新诗诞生的时间，胡适自己就说过，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导言》里也说过，我的《中国现代诗学》第一章里同样说过。说的意见都是一样的： 1917年2月出版的《新青年》 2卷6期发表的胡适的《白话诗八首》 ，那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新诗， 1918年1月出版的《新青年》 4卷1期刊登的胡适、沈尹默、刘半农的九首诗，应该是中国第一批新诗。所以， 1918年1月是新诗的生日。从新诗诞生时间的认定上就不难看出，下一个百年赋予我们的使命很多，关键之一是让现代诗学尽快成熟起来。

在新诗百年的时候，却出现了完全否定新诗的声音。站出来发声的，不仅有名满全国的学者，还有颇有成就和影响的新诗人。在新诗发展史上，新诗早期有些前辈诗人在晚年的确有闻一多说的“勒马回缰写旧诗”的情况，但是那是他们晚年的心境适合用旧诗表达。最早的一批前辈新诗人的旧诗修养一般都很好。但是，他们从来就没有否定过新诗。新诗出现的主因就是旧体诗不能抒发现代人的所有感情。诗无非表达两种关怀：生命关怀与社会关怀，就是和平与发展。当社会处于相对安静、繁荣的时期，诗的生命关怀的分量就会重一些；当民族处于战争、革命、动乱的年代，诗的社会关怀就会成为那个时代诗歌的第一要素，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 。书写生命关怀和生存关怀的新诗都留下了不少优秀篇章，成为诗歌的国家记忆。想到战争和动乱年代，我们就自然会想起艾青的“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想到人生哲理，我们就自然会想起臧克家的“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想到爱情，我们就自然会想起舒婷的“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 ；想到对幸福的向往，我们就自然会想起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我相信，这些名句会一代代地久传不衰。同样，李瑛的《一月的哀思》是对周恩来的诗的记事，余光中的《乡愁》是对海外华人心路的诗的记事，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是对“文革”的诗的记事，叶延滨的《干妈》是对知青上山下乡的诗的记事，这样的优秀篇章定能和历史同在，难道还会有什么疑问吗？

当然，只有百年的新诗还在成长的路上，没有像唐诗宋词那样化为民族文化传统。主要的问题，除了时间尚短，具体而言，第一是迄今没有形成公认的审美标准，作为中国诗歌的现代形态，新诗同样需要确立诗之为诗的艺术规范，反对确立这个标准是没有说服力的；第二是诗体建设遇阻，进展缓慢，诗坛出现了“诗体建设是个伪问题”的说法，自由体新诗和格律体新诗自身的诗体建设还有待探索，自由体新诗和格律体新诗的双轨发展还有待突破。但是这些问题，在新诗的未来发展中一定是会逐步解决的，虽然走向远方的路困难重重。对此，我们要有信心，新诗一定能走向自己的盛唐。

二、旧体诗的复兴

在“五四”时期，旧体诗处于被“革命”的境地，新诗以旧体诗对立面的面貌出现。胡适的许多关于新诗的阐述，基础是对待民族诗歌传统的虚无态度，所以他谈的新诗所谓的“新” ，切断了民族诗歌的丰厚资源，只从国外诗歌寻找出路，是新诗后来出现的许多周而复始弊病的根源。但是在新诗“革”旧体诗的“命”的地下，旧体诗的命脉始终不绝如缕。尤其是在那些特殊岁月，诗人以巧取典故、运用曲笔来自我保护。

随着国家倡导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随着新诗由于自身的原因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走向边缘化，旧体诗就迅速地寻找到了复兴的机遇。1987年在北京成立了中华诗词学会，会员现在已经拥有1 . 5万人左右，而全国各级会员则超过了200万人。最小的会员才12岁，最年长的会员已经快100岁了。2011年9月，国家成立了中华诗词研究院，专事旧体诗的研究。不但包括北京《诗刊》在内的许多诗刊都为旧体诗辟出了版面，而且由中华诗词学会主办的专门刊发旧体诗的《中华诗词》杂志不靠赠送，读者基本是自费订阅，这家刊物的发行量已经达到2 . 5万份。各种旧体诗的创作、朗诵活动非常活跃， 2017年由中央电视台主办的《中华诗词大会》 ，更是把这一热浪推向高潮。

人们如今认识到，文学史不是进化史。人们理解到，“五四”运动时期新诗出现的时候，对待传统、对待旧体诗的态度是偏颇的。在现代中国，“诗”的界定显然应该比“新诗”更宽阔。现代生活同样为旧体诗提供了“平台” ：有的情感适合新诗抒写，有的情感则由旧体诗表达更完美。“诗可以群” ，新诗和旧体诗是应该“群”的：和谐相处、友好竞争。

我们应当更好区别“现代文学”和“新文学”这两个概念。今人的旧体其实也是现代文学（这里不是说的“新文学” ）的出彩部分，鲁迅、柳亚子、毛泽东、郭沫若、郁达夫、陈寅恪、聂绀弩、臧克家、王辛笛、吴宓，都是应该在现代文学史上留名的优秀诗人。

三、互联网的兴起

当上个世纪90年代末中国新诗落到谷底的时候，互联网恰逢其时地开始进入中国诗坛。据青年学者张德明考证，国外的“网络汉语诗歌最早出现的时间应该是1991年，留学国外的王笑飞创办了海外中文诗歌通讯网” 。国内第一家网上诗刊是重庆诗人李元胜、何房子创办的《界限》 ，这是1999年。于是，在新世纪，网络这个新的媒介给诗歌注入了新的活力，诗歌热闹起来了。不止是传播方式，而且包括创作方式，都出现彻底的变化，并且大大改变了诗坛的生态。

纸质诗刊的网络版、诗歌网站，诗歌公众号，诗人朋友圈，诗人微博，提供了一个又一个的创作和欣赏诗歌的平台。诗人伊沙说得对：“诗人在诗歌网站出没确已构成世纪之交最具新鲜亮点的一大风景” 。诗的网络生存，是古人远远不具备的条件，成为边缘化的新诗突围的希望。这十几年，我们所说的“三大重建” ，诗歌传播方式重建就是其中之一，现在，这个“重建”完成得远远比预想的还好。

从2013年6月开始的“为你读诗”微信平台，是由学者于丹、百度CEO李彦宏、钢琴家朗朗、实业家和诗人黄怒波等20位各个领域翘楚联合发起，已经积累了一百多万粉丝，成功地将诗歌带入大众视野。“天上的白云真白啊”的乌青，“我走遍大半个中国去睡你”的余秀华，都是在网络上一夜爆红的。如果统计无误的话，重庆诗人李元胜的《我想和你虚度时光》的点击率据说超过一千万次。从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出去的诗人毛翰有一首《老有老的骄傲》 ——

春天说，夏天老了，夏天说，秋天老了，

秋天说，冬天才老了呢！

冬天老了吗？冬天淡淡地一笑。拥有美丽的春的梦想，拥有热忱的夏的怀抱，

拥有丰硕的秋的收获，

资深的冬天相信：老有老的骄傲！

……

这首只有40行的诗，中老年粉丝遍及大江南北，微信版的点击量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4 . 2亿次。互联网不但给诗人创造了一个展现自己的平台，而且提供了作者和读者通过微信、微博直接互动的条件，变革了诗歌的阅读方式。当然，网络的随意性，自由性，即时性，也带来了一个重大问题——诗人不再被称为是诗人，诗人变成了“写手” ，写诗很容易，网络诗歌良莠不齐、泥沙俱下。所以，我们需要发出“重建写诗的难度”的呼声。而且，相当数量的诗人只生活在自己的网站、朋友圈、微博里，圈内的人相互模仿，对于圈外的人的作品不屑一顾，没有差异，自然就弱化了对独创的努力。可以说，古诗是长出来的，“五四”初期的新诗是嚷出来的，现在的某些新诗是仿出来的，整体质量堪忧，出大作、出大师的可能性甚微。

四、刊物的繁荣

1957年， 《星星》诗刊和《诗刊》先后创刊。成都和北京这一南一北的两家诗刊，不但刊发新诗，团结诗人，还负有组织诗歌活动、培育诗歌新人的作用，曾经享有相当的权威性。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一些省级作家协会也推出了诗刊，最早的当属黑龙江的《诗林》（1982）和新疆的《绿风》 （1984） ，安徽的《诗歌报》 （1985）则是中国唯一的诗歌报纸。

在中国，刊物要有刊号才能算公开刊物，而刊号是比较难以得到的。相比之下，出版社的书号更容易取得。所以还出现了一种以书的形式发行的民刊，这种民刊具有半公开发行的性质，形成对公开刊物的一种丰富。 《中国诗人》 （辽宁） 、 《中国诗歌》 （武汉） 、 《大河》 （河南）等都是这种民刊。诗歌理论刊物有南方的《诗学》 （重庆）和北方的《诗探索》 （北京） 。近年才创刊的梁平主编、熊焱、李海州副主编的《草堂》 （四川）以它的高质、优雅声名鹊起，迅速地赢得了众多读者的“点赞” ，是这类刊物里影响较大的。

从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在中国内地，出现了由诗歌社团、同人和流派诗人以及诗人个人自办并用于交流的“民间刊物” 。民间有诗情。像《他们》 （南京， 1985） 、 《非非》（成都， 1985） 、 《大陆》 （上海， 1985）都是最早诞生的民刊。这些刊物大量存在，并不出售发行，只是沙龙和社团间的交流物，所以基本不进入诗歌圈外、甚至自己的小圈子外的阅读者的视野。在当下的中国，民刊的数量惊人，如汪洋大海，网刊其实也是属于民刊的范畴。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诗歌民刊从来就是一种推动的力量。民刊的生存方式显然具有非体制性，它们的广场诗学显示了主办者的独立寻找。诗人黄礼孩1999年主办的《诗歌与人》是民刊中比较受人注意的，采用的编辑方式是板块集纳，已经出版40多期，是这类刊物中较大型的。

在当下浮躁自恋的风气比较盛行的中国新诗界，民刊的最大特点，也是最为可贵的品质，就是它们对诗歌艺术的忠诚，对世俗功利的超越。从这个角度讲，民刊是值得珍惜的比较纯净的诗刊。民刊的弱点是它的小圈子化，质量参差不齐，但是，这毫不影响中国新诗现在的生态：公开刊物、半公开刊物、网刊、民刊的互生互动。

这四个侧面，说明“诗可以群”的重要性。百年新诗史上各种诗歌的“群” ，当下诗歌新诗、旧体诗、网络诗、民间诗的“群” ，都是诗歌发展的正途。多元带来丰富，竞争带来发展，只承认、推崇一种流派或门派，排除一切别的流派或门派，不是现代人的思维方式，也是不可成就的“霸业” 。

诗可以“群” ，这也许是中国现代诗歌在下一个百年应当坚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