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十五年（1658），蒲松龄初应童子试，连续考得县、府、道三个第一，得中秀才，这一年他才十九岁，其中道试这一关取中蒲松龄的是著名诗人施闰章，当时正担任山东学政。他对蒲松龄的文章有如下评价：

对施闰章的知遇之恩，蒲松龄一直非常感激，特别是当他后来屡试不中的时候，更是感念不已。

为此他还特意把施闰章写进了自己的作品，在《胭脂》中，施闰章被塑造成一位断案如神的清官，“贤能称最，又有怜才恤士之德”。

在作品最后蒲松龄借题发挥，写出了自己的感慨：

从中可见其身世之感，可惜这样的恩师他一生中只遇到一个，而且是唯一的一个。

牛刀初试，就如此成功，这让蒲松龄对前途充满无限憧憬，因而后来屡屡遭遇坎坷，打击也就显得特别沉重。

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间，蒲松龄再也不能复制自己早年的这种幸运，尽管多次参加科考，但仕途的大门始终对他紧闭着。直到七十一岁时，才援例成为贡生，但这对年届风烛残年的蒲松龄来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甚至连安慰都算不上了。

丰子恺绘蒲松龄像

在准备科考的同时，还要维持生计，养家糊口。为此蒲松龄只得长年在外坐馆授徒，其间还曾在宝应、高邮等地做过一段时间的幕宾。直到七十一岁时，蒲松龄才终于结束长达40年的坐馆生涯，颐养天年。

科考、坐馆，这两个词基本上可以概括蒲松龄的一生。长年一人孤身在外，对孤独的体验自然要比一般人更深刻，对爱情、亲情的渴望也一定比一般人更为强烈，其《寄家》一诗颇能反映其羁旅期间落寞孤寂的心绪：

惟其如此，因而有更充分的时间思考社会、人生的诸种问题，更珍惜人世间美好的情感，也有更充分的时间进行创作。

将蒲松龄的生平经历排比来看，可谓再普通不过，也再平淡不过，甚至可以用单调乏味一词来形容。与千千万万沉居社会低层的贫寒士子一样，蒲松龄的一生没有什么可以值得一说的业绩。如此卑微的身份和平淡的经历，自然进不了官方的史册，无法名垂青史。

蒲松龄《聊斋志异》手稿

但是有了一部《聊斋志异》之后，一切都改变了，平淡乏味的人生因此焕发出绮丽夺目的光彩。科举的失利并不意味着对一个人智慧才能的全部否定，毕竟在立德、立功之外，还有立言可以选择。尽管在当时这不过是一个无奈、苦涩的选择，但正是这种选择成就了一位伟大的小说家。

谁能想到，一位屡考不中的乡村秀才日后会成为一位享誉世界的大文豪，其作品被翻译成二十多种国家或民族的语言文字，成为被翻译最多语种的中国小说家之一，在世界范围广为流传；谁又能想到，一位默默无闻的私塾先生竟然被后人倍加推崇，所有的中国小说史、中国文学史都会为其设立专章。

在山东淄博，有一座在蒲松龄故居建立的蒲松龄纪念馆，供人们参观，相关部门还创办了以其名字命名的刊物《蒲松龄研究》，专门刊发研究其人其作品的学术论文。

而这一切只用了二百多年。

二百多年，对蒲松龄来说，确实有些漫长，但对中国文学史来说，却又如此短暂。生前的寂寞与身后的荣光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这是蒲松龄本人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的，自然那些春风得意的达官显贵们更不会想到。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正是这种命运的戏剧性转折让他从造物主那不公正的手中讨回了公道。

对热心科考的蒲松龄来说，如此平淡的一生是不幸的，也是无奈的，但对作为作家的蒲松龄来说，也许是幸运的。否则即使考中举人，做个底层小官，未必会再有创作《聊斋志异》的激情和精力。中国历史上多了一个碌碌无为的小官吏，中国文学史上却少了一个风华绝代的大文豪，这正如孙锡嘏在《读聊斋志异后跋》中所言：

《志异》一书，由其困于场屋而作，人皆为先生惜，吾独为先生幸。盖其困也，正天所以练其气者，其材乃使成为扶持世道之文，以传于万世。设其博一第，作一官，食禄天家，为国效力，方且溷迹簿书，以钱谷刑名为急务，即建功立业，亦或有赫赫之名，又何暇为异书，以警世而励俗哉？

蒲松龄故居

可见人生的成败得失是难以一概而论的，关键看以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角度不同，就会有全新的评价和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