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村位于五环外，隶属于朝阳区金盏乡。如果不是开车，从市区坐地铁转公交的话，到那里大概需要两个小时。前段时间，因为范雨素那篇在网上刷屏的爆红文章，人们知道了北京有个皮村，皮村有个工友之家，工友之家有个文学小组，文学小组里的人是一群普通打工者。他们白天上工，晚上用纸笔写作，编出了四册《皮村文学》。

《皮村文学》不是规范印刷品，没有书号，没有插画，也几乎没什么设计，看起来简陋，一页页白纸黑字却有着强烈的视觉冲击。目录上，每个人的作品都规规矩矩排在自己的名字下面：李若、小海、寂桐、郭福来……翻过来，四册书的封底上印着同样两行字：“没有我们的文化，就没有我们的历史。没有我们的历史，就没有我们的将来。”这句话，也显眼地挂在皮村工友之家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的进门处，是新工人们引以为豪的文化宣言。

工友之家的工作人员付秋云被人称作“小付”，负责着文学小组的召集和组织工作。这个长得小巧玲珑的90后河南姑娘告诉我，编辑《皮村文学》是给文学小组义务授课的张老师提议的，张老师也负责了主要的排版工作。四辑作品集共四五百本，也都是张老师自费印刷的。

小付说的“张老师”，就是张慧瑜。张慧瑜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在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2014年，他看到皮村文学小组招辅导员的消息，自愿报名，从此每周日七点半到九点半来皮村给工友们上课，并带动了他学者圈子中的许多朋友。

文学小组的课堂，安排在皮村工友之家的一间堆满杂物的大办公室里。上课时，张慧瑜端着电脑坐在长桌子的一端，工友们则任意围坐，桌上坐不下了，在外面再坐一圈，视人数而定。工友们工作时间不固定，有时要到外面包工，因而每次文学小组的参加者也都不固定，但只要有空，大家都会过来，如庆典一般度过这疲惫一周中最后的，也是最温情脉脉、最忘记现实的一刻。

五一前的这次活动有些特殊，课堂里围坐了许多媒体，都睁大眼睛，想看看一个专业的文化研究学者是怎么给打工者上课的，文学和劳动者会以什么样的方式相遇。令人微微有些惊讶的是，课堂并不是如想象中“你说我听”、“你启蒙我接受”那般被动，而是相当活跃，几乎每个工友都有强烈的参与和表达意愿，与其说是上课，不如说更像个论坛。

福柯、话语即权力、沉默的大多数、左派意识形态、三岛由纪夫、沈从文、渡边淳一，这些常常出现在文艺青年口中和文学论文中的词汇，纷纷出现在一个由劳工组成的业余文学小组的对话中，跟在一连串喷漆工、家政工、月嫂、流水线工人的自我身份陈述后，竟丝毫不觉违和。

学员们回忆，张慧瑜在课上讲过各种各样的文本。有经典作品，如鲁迅的《故乡》、萧红的《呼兰河传》，也有笛福的《鲁宾逊漂流记》、卡夫卡的《变形记》等；还有工友们自己的创作，多是写他们亲身的见闻和经历。讲评作品时，每人轮流朗读一段，张慧瑜讲一段，供大家讨论一会儿，这也是他经常采用的上课方式。

朗读的人都读得很认真、很慢，其他人则静静聆听。外面来的人容易将这种场景奇观化，但80后学员、工友之家有名的诗人小海却觉得没什么：“就像别人下了班喜欢坐在一起喝酒打麻将一样，我们共同爱好这个，就坐一起聊聊。同样情怀的人容易相处。”

张慧瑜说，文学小组的写作是“最不功利”、“离精神性最近”的写作，因为工友们“写出来就很幸福”，不指望能发表，更不指望靠它来吃饭。他还跟工友们开玩笑道：“有些朋友说，皮村的工人真幸福，每周还能讨论文学。中产阶级成天忙乎来忙乎去，却连文学小组都没有，想讨论也没处讨论。”一屋子的人笑。那一刻，皮村，这个地图上微不足道的村落，短暂悬浮于现实之上，也最正面直视着现实。

博士老师和工人“同学”

皮村是个典型的城中村，环境不佳，流动人口多，百分之九十的人都是外来务工者。这里租金低廉，但需要忍受脏乱的环境、不便利的交通和飞机的噪音——这地方离机场很近，每隔几分钟，就能看见一架飞机出现在头顶，缓缓飞过被皮村人随处架设的电线所分割的低空。

成立于2002年的工友之家，是皮村人气最旺的地方。一眼望去，这个大院子俨然是个颇为完善的文化场域：有自己的剧场，崔永元曾在这里主持过几届打工春晚，在网上引起轰动；有自己的博物馆，陈列着交驳了光荣与血泪的中国打工史，以及“新工人”阶层形成后的文化艺术；有自己的图书馆，墙上贴着详细的借阅制度，书架上不乏《鲁迅全集》、《中国新诗大系》这样的现当代文学经典；还有影院、互惠商店、供打工子弟上学的同心实验学校等，当然都是“自己的”。

工作人员路亮皮肤有些黑，不知是否和他曾经当过煤矿工人的经历有关。他帮我拿来两本《皮村文学》后，就忙着去和同事一起调试新工人剧场里的器材，为即将举办的五一劳动节社区联欢会做准备。他现在是工友之家新工人艺术团的歌手，将登台唱一首自己创作的歌。

剧场音响里循环播放着新工人艺术团的歌曲《我们理想终将实现》，昂扬的歌声和博物馆里“记录工人文化历史，倡导劳动价值尊重”的标语一起，在一个平常的午后，交错出一种特别的、积极的文化氛围。工友之家的建立者之一、新工人艺术团团长孙恒坚持认为，工人阶级需要建立起自己的文化，倡导劳动价值和劳动光荣，主动表达自己，而不是被代言。

新工人剧场里的座位

2014年10月，有工友提出想接受一些写作方面的培训，于是诞生了文学小组。和这里的其他活动小组一样，文学小组也可以视作是新工人自觉意识萌芽下的产物，只是没想到，后来它竟成为皮村工友之家坚持最久的常规活动，而且有一天，竟会成为被关注的焦点。

负责招老师的是小付，按照她最初的设想，文学小组的形式是按期举办，每期十节课，由不同的老师来上。贴出告示后，很快有了第一个报名者，然而和小付在电话里聊过后，听说上课地址在五环外的皮村，而且为照顾工友上班时间，课都安排在晚上七点半到九点半，便放弃了。“实在太晚了，人家不方便。”小付挺理解。

第二个报名并发来简历的，便是张慧瑜。张慧瑜之前就听说过皮村的工人文化建设，表现出很大的热情，即使小付实情告知他种种困难，他也表示都能克服。于是，这位正宗的文学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被“录取”了。张慧瑜说，“可能是看我的简历从本科到博士都是读中文的，所以就让我过来了。”小付则笑道：“其实当时也没别的人了。”

文学小组的初衷是招个教工人提高写作能力的老师，结果招了个文化学者，小付说，这挺出乎她的意料。一开始，她和张慧瑜设计了十堂课的主题，譬如第一堂课是看图写作，再层层递进。

讲了两次课后，他们发现单纯讲授写作技巧有些局限，工友们对关乎自身的社会话题、新闻事件和文学文本也都很感兴趣，于是课堂内容逐渐拓展，也抛开了原定的计划，把“拿起笔写”的模糊意念，变成了从形式上看颇为正式的文学写作和批评。

张慧瑜对这些“学生”写作的意义评价很高，他认为，工人们的写作补充了经典文学的创作方式和文学感觉，“给当代文学注入了新的力量，某种程度上也是拯救了当代文学”。更令他触动的是，文学能够在打工者身上发挥着一种最简单、最质朴的功能，直接表达着他们的生活和生命状态。“工人们面对命运不卑不亢，大悲大喜都能坦然面对，这恰恰是中产阶级需要学习的地方。”

而对于皮村的工人们来说，文学小组成为他们平凡生活中不可多得的“流动的盛宴”。十次课后，活动并没有按期结束，而是继续下去，一直到现在。甚至2015年到2016年，张慧瑜要去美国访问学习一年，他也提前安排好了这期间代课的老师，多是他学者圈子的朋友，包括刘忱、孟登迎、李云雷、黄灯、师力斌等。于是一个城乡结合部工人社区的文学课，在不为人知的地方和时间里，没有中断。

皮村文学小组的“老师群”里，已经有一二十位老师了。虽然他们每次上课前，都会和张慧瑜、小付沟通讲什么、怎么讲，但小付曾经也有过担忧，怕这些科班出身的高校老师们讲的东西太高深，不能很好地为工友们接受。她课后私下问学员觉得老师讲得怎么样，大家纷纷表示“挺好的”，不少人从第一节课听到了最后，许多没写过文章的也拿起了笔，试着写点什么。这让她放下心来，继续跑东跑西地为大家组织活动、打印文稿、推荐发表。

写作的愿景

皮村文学小组渐渐有了些名气。通过老师们和志愿者的牵线，一些媒体上门来约稿，如关注女权的公众号“尖椒部落”，关注非虚构写作的网易“人间”栏目、界面“正午故事”栏目、全民故事计划等。邀约都转到小付这儿，小付觉得，万一能发表也是好事，一来激励写作，二来也能让大家挣点稿费。于是，她有机会就会帮大家投投稿。

李若就是在这样的机缘下，成了“流量女王”的。2016年初，网易“人间”栏目来皮村约稿，小付号召大家写，说还有稿费。李若本来没想投，架不住热心肠的小付成天催促，就找出以前写的一篇关于姐姐的文章，一个字没改，草草交上去应付交差。没想到，小付投出去的十篇文章里，只有她的中了。后来，她又在“人间”发表了好几篇文章，成了固定的作者，阅读量都不错。

李若的“摆拍”

“李若”是笔名，不用真名，是因为不想让老家人看到她写的东西。她写的都是河南信阳老家的现实，譬如在去年写的《八个农村老家的真实故事》里，写到了农药使用过度导致儿童误喝致死、在化工厂打工患尿毒症、赌博败光家产、老人养老无着被儿女抛弃等触目惊心的事件。

“我把农村不好的一面都写出来了，除了人名和地名是假的，其他都是真的”，李若说，怕老家人看到了不理她。现在家里只有妈妈知道她在写东西，但不赞成，怕这事情“伤脑子”。“在我妈观念里，我只要好好上班拿工资就行了。”

读高中时，李若因家里拿不出姐弟仨的学费辍学，后来在电子厂、服装厂、鞋厂都干过。但上学时，她的作文写得挺好，总被老师当范文念。她也从小喜欢文字，家里擀面时用报纸垫着，她一边擀一边看报上的字，绕着桌子转圈，直到把报纸看完。

2012年，她经介绍来皮村工友之家工作，很喜欢这里，因为这里有好多好多书可以看，人们和她也都有共同语言，相互之间有着兄弟姐妹般的气氛。她很佩服这里的两位创办者孙恒和王德志，“以他们的才能，随便找个工作都比在这儿收入多，但他们坚持在这里帮助工友”。

她也喜欢文学小组。老师们在写作上给了她很大的帮助，《八个农村老家的真实故事》就是在中央党校副教授刘忱老师的启发下写出来的。刘忱老师在课上讲了农村的公共文化服务，说大家也可以写身边的案例，李若就写了个提纲。“人间”的编辑看到后觉得选题挺好，让她进一步细化，好好写。文章发表出来后，受到了不少关注，还有上海的记者专程来采访。

写作、发表都是无心插柳，但李若这个过程中，却渐渐开始明白了她的这种呈现和写作的意义：“那些现象、问题都是正在发生的，是我看到和认识到的。我想把农村的养老、医疗、生老病死等问题反映出来，希望能引起更多人关注，最好得到解决。”这是“愿景”，她很郑重。

来这里授过课的学者黄灯评价李若的文字“有直刺人心的力量”，而之于李若，文学施予的最明显的影响大概是，“以前我在小圈子里是默默无闻的人，现在被提到的次数多了，有点成就感”。

但尽管如此，她对自己写作的缺点一直有很自觉的体察。“我不会写闲笔”，她用了一个文学术语，又用通俗的话解释道，“一个东西是鸡蛋大，我就只能写鸡蛋大，写不了西瓜大。”她觉得小组里许多人都写得更好，比如范大姐，“她读书多，老师讲什么我们不知道的她都知道”。

“我们条件都差不多，身边没有大富大贵的人，没有对比，大家心态都很好，也不会觉得苦，这就是我们的日常。每个人都有梦想，不管能不能实现，还是要有点追求，不然日子怎么过呀。”一朵柳絮从窗外飘进来，飘到李若眼前，她凝神，用手拈住它。这个有12岁儿子的母亲，一瞬间露出少女般的表情。

生活的意义

从事过快递员、门卫、焊工、喷漆工、绿化工等多个工种的河北汉子王春玉，把皮村工友之家比作是打工者的“圣地延安”。“战争年代中国革命的先驱者们千里奔赴延安，我却像回家一样虔诚地奔赴皮村。”每个周日傍晚，他都从自己居住的地方步行一个小时，出现在皮村的文学课堂上。

延安，的确是个十分贴切的比喻。许多工友从全国各地的工厂里、流水线前来皮村，就是因为这里有个文学小组，这和物质无关，只是纯粹精神上的吸引。来了以后，就在皮村周围找个工作，空出周日晚上的时光。

80后河南小伙小海是其中的一个典型。在普遍有些沉默腼腆的工友中，他像是一个异数，年轻，热烈，乐于表达，语速很快，情绪饱满而外溢，如同从某一首诗歌中走出来的抒情主体，时常迸出些非日常的文学语汇，尖锐地穿透皮村的语境。和“李若”一样，小海也是笔名，源于海子。卧轨而去的海子，是他在许多诗歌中描述的“长着络腮胡子的哥哥”。

小海的人生经历和精神生活同样丰富。来皮村前，他辗转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多座城市打工，在服装厂里上过领子，在富士康厂里检测过iphone6s。“就是把手机从流水线上拿起来，再放回到流水线上，这样度过一天。”相较流水线，他更喜欢服装厂，因为是计件工作，在一件衣服和一件衣服的间隙，他能够避过工长耳目偷偷写点诗——当然也有被发现的时候，免不了被收走、撕掉的命运。现在回想写的那些，“其实就是发牢骚，是一瞬间的情感迸发、精神动荡。后来别人说有点诗的意思。”

小海的T恤上，是汪锋和“活着还是存在”

他的诗歌启蒙是摇滚。“初中毕业我爸问我喜欢什么，其实我喜欢音乐，但我不敢说，只好说不知道，我爸就送我去技校学了缝纫。我听网络歌曲流行歌曲都没感觉，唯独听了摇滚，比如许巍、郑钧、张楚、汪峰的，会感觉有种力量。我常常听着他们的歌干活。”还有国外的歌手，如约翰·列侬、鲍勃·迪伦、大门乐队、U2乐队等，因为汪峰提到过，他也找来听。

他不懂英文，就去看中文歌词，一眼觉得“太厉害了”。“我以前没听过六十年代的美国摇滚，但我第一次听就一见如故，没有一点隔膜。”“伟大的艺术作品”，他赞叹。

摇滚乐里吟唱的自由和苦闷，作为象征投射到流水线上的日常，将他抽离出来去观照灰冷的现实，这让他陷入迷茫和困惑：“机械化的生活，和我觉得人应该怎么活着，反差很大。我不知道我想过什么样的生活，但我知道不想过这样的生活。

一眨眼，十几年青春就这样过去了，回想起来会有种很不堪、很荒诞的感觉。我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生活？”他模仿着列侬和迪伦们的句式，在车间里随处抓来的报表和发货单上，写下一个中国青年工人的理想和现实，以及二者之间的撕裂。“这方法很笨，但很给我力量，像一块滚石。”——他用鲍勃·迪伦的语词形容。

虽然别人包括亲人始终不理解，小海也一直觉得自己写下的东西“不成熟”，但汪峰说的，“一个人坐下来去表达自己的时候，他和世界上任何一个伟大的艺术家都是一样的”，这句话给了他一些信心。后来，他偶然看到了讲述打工者诗歌的纪录片《我的诗篇》，深觉震撼，因为“才知道有那么多工人都在以这样的形式去建设自己的精神家园，那么多人在写，写得那么好”。

于是来皮村，不是为谋生，而是为寻找同类。他在微博上和张楚有联系，张楚听说他是工人，就把他介绍给了皮村新工人艺术团的创始人许多。许多说，北京艰难，要来就要做好吃苦的准备。他想了想，还是来了，一边在皮村周围做着一个月2000块钱的工作，一边坚持参加文学小组。

小海觉得，皮村和文学小组带给他的影响是，他渐渐从一个摇滚青年的愤怒，转变为关心自己所在群体和阶层的生活。“我以前在工厂里发泄情绪，但从来不会写我们的工作，写流水线，写工友。”是从这里，他开始正视自己工人的身份，以及这个身份所具有的“金光闪闪”和“荒草丛生”，如他在一首名为《中国工人》的诗里写到的那样——

雨后的天空，城市的夜晚和浩浩荡荡的河流里，“长满了垒如长城的中国工人/长满了漫山遍野的中国工人/长满了手握青铜的中国工人/长满了吞云吐雾的中国工人/长满了铁甲铮铮的中国工人/长满了静默如谜的中国工人”。

张慧瑜评价这首诗说，这是对劳动者创造世界的最丰富的见证。

《皮村文学》的第四辑是小海的个人诗集，名字叫做《工厂的嚎叫》，来源他非常喜爱和钦佩的垮掉派诗人艾伦·金斯堡的《嚎叫》。他觉得这个词表达出了一种渴望和挣脱。社区和老师帮他免费出了这本诗集，他很高兴，也感到一种安宁和厚实。

“我以前觉得自己是孤独的，处于颠沛流离的动荡状态中，现在会觉得更有力量一点，更稳一点，有种到家的感觉。这样的氛围，比工厂生活有意义很多。”又补充说：“怎么样去做新时代的工人，是有意义的事。”

“意义”，是包括小海在内的所有皮村工友一直寻找，并终于在这里找到的东西，这给予他们自我认知和身份认同，也给予他们积极乐观的现实生活。“我们这个群体非常庞大，不能被漠视掉。有时我们的自我意识不强，学历不高，不知道往哪走，但要让我们感到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是有意义的，我们是能够发声的，要有这样的精神文化建设。哪怕一点点，就很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