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日，我和妻子去南口给父亲扫墓，途中妻子在手机上读到一篇俄文报道，说叶甫图申科在美国因病住院，病情很重。次日清晨，我在微信上看到我的博士生栾昕从俄国发来的叶甫图申科病逝的消息，赶紧上网查看详情，得知叶甫图申科于莫斯科时间4月1日傍晚去世，时间大约就是我和妻子在车上谈起他的时候。叶甫图申科是在中国的清明节去世的。

叶甫图申科于3月31日被送进美国奥克拉荷马州塔尔萨城的一家医院，次日便因心力衰竭离世。大约一月前，叶甫图申科被确诊癌症复发，他患癌已6年，做了肾摘除手术后病情一直很稳定，没想到此番病情突然恶化。他的遗孀玛丽娅·诺维科娃告诉记者，她丈夫在睡梦中安详离世，亲人好友随侍在侧。

20世纪最杰出的俄语诗人之一叶甫图申科就这样在异国他乡静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2013年，莫斯科埃克斯莫出版社出版一部叶甫图申科自选诗集，这部厚达768页的诗集是叶甫图申科最后的著作之一，书名《我不善于道别》取自诗人的同名诗作，此诗被诗人置于全书最末，诗后标注的写作时间是2013年6月25日：“我不善于道别。/对于我爱过的人，/我虽然有过粗暴，/却总是避免无情。//对于突然变坏的人，/只为自己活着的人，/我学会了谅解，/尽管不再喜欢他们。//我谅解无心的迷途人，/他们的过失很莽撞，/可他们的内心/毕竟闪着悔罪的光芒。//我却不能谅解自己/那些圆滑的诗句。/我不祈求宽恕，/我不是个叫花子。//我谅解一切弱者，/小酒鬼，邋遢鬼，/可总是有人喜欢/别人的厄运或恐惧。//心与心的贴近，/自然远胜于无情。/我不善于道别。/我已学会了谅解。”

叶甫图申科，这个“不善于道别”的诗人最终还是道别了我们。但他毕竟是“不善于道别”的，因为有太多的人关注他，我的手机不断接到微信，或问询或通报，或惋惜或哀悼，有俄国友人也有中国同事，有著名诗人也有普通学生，这似乎表明，叶甫图申科在道别我们的同时也在凸显他的在场。他的“道别”也成为一个世界性事件，全球各大主流媒体迅速发布消息。俄总统普京向叶甫图申科的遗孀和亲人表示哀悼，并称后者为“一位伟大的诗人”，“他的创作遗产已成为俄国文化的组成部分”。俄总理梅德韦杰夫在社交网站上写道：“每一位俄国人都有其钟爱的叶甫图申科诗句。他是一位十分独特的人，他能够天才地、深刻地、富有激情地、警句格言式地呼应整整一个时代，他善于发现能打开人们心灵的钥匙，善于发现能引起许多人共鸣的精准词汇。我们将永远铭记这位伟人，铭记他明媚而又静谧的爱的力量。”为悼念叶甫图申科，俄国家电视台第一频道临时更改节目，于4月2日晚连续播放三集电视片《沃尔科夫对话叶甫图申科》。在美国举行完小型告别仪式后，叶甫图申科的遗体将被运回莫斯科，接受人们凭吊。

道别叶甫图申科，我与他交往的点点滴滴顿时浮现脑海；自邮箱找出我俩近两年的十几封邮件再读，一个既睿智又宽厚、既激情又老迈的诗人形象又跃然眼前。

第一次见叶甫图申科是在30余年前。1985年10月，苏联作家代表团访华，其间也来到我所在的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当时正跟踪研究苏联当代诗歌的我，自然更关注代表团中的大诗人叶甫图申科，记得我当时拿着乌兰汗（高莽）主编的《当代苏联诗选》，怯怯地凑上前去，求他在有他诗作译文的篇页上签名，只见他大笔一挥，写下两个大大的字母E，这是他的名字和姓氏的起始字母。两天后参加在北京国际俱乐部举办的叶甫图申科诗歌朗诵会，记得是北师大南正云老师做翻译，南老师俄语极好，她译得神采飞扬，但在提问环节，当一位中国诗人起身说他喜欢叶甫图申科的诗，并大段大段背诵起来，南老师却愣住了，无法将汉译再译回俄语。叶甫图申科见状连忙安慰南老师，说只要译出其中几个关键词，他就能“复原”原作，他果然能“指哪打哪”，倒背如流。有人问他是否能背诵自己的所有诗作，他谦虚地回答，大约只能背诵其中的三分之一，但是，他总共写了十几万行诗！

叶甫图申科在京期间，我有幸陪他逛了一次街，其间与他谈起俄苏文学在中国的接受情况，他听了很感动，说要为中国翻译家写一首诗。他回国后不久，俄国著名汉学家李福清先生来访，叶甫图申科托他将一首题为《中国翻译家》的诗作捎到外文所，并指名由我翻译。此诗译出后刊于《世界文学》1986年第1期，这也是我正式发表的第一篇译作。之后，苏杭先生为漓江出版社编选《叶甫图申科诗选》，又邀我翻译了诗人的长诗《远亲》。

1989年我第一次去苏联访学，其间与叶甫图申科有过两次会面。一次是在帕斯捷尔纳克国际研讨会上。这次研讨会的发起人之一正是叶甫图申科，他在研讨会上发言，在大剧院的纪念晚会上朗诵，在帕斯捷尔纳克故居博物馆的揭幕仪式上讲话，俨然是苏联境内此次正式为帕斯捷尔纳克正名的活动的主持人。帕斯捷尔纳克的儿子叶夫盖尼对我说，他父亲的故居博物馆得以建立，叶甫图申科及其多方斡旋功不可没。叶甫图申科自视为马雅可夫斯基传人，可他却对另一截然不同诗风之代表帕斯捷尔纳克表现出如此高的热情，为帕斯捷尔纳克做了如此多的事情，这令我对他肃然起敬。后来，叶甫图申科也落户于帕斯捷尔纳克故居所在的莫斯科郊外佩列捷尔金诺村，后又将其居所打造成一家诗歌和美术博物馆，其中藏有毕加索、夏加尔等人的画作以及诗人自己的手稿和各种版本著作。据媒体近日报道，叶甫图申科去世前留下遗愿，要求将他葬于佩列捷尔金诺墓地，葬在帕斯捷尔纳克的墓旁。

另一次见到叶甫图申科，是应邀参加他的生日宴会。宴会在莫斯科著名的文学家之家橡木大厅举行，当时正值苏联社会最艰难的时期，莫斯科的商店空空如也，买任何东西都要排长队，可叶甫图申科的生日宴会却十分奢华，香槟似水，美女如云。席间，叶甫图申科特意向宾客介绍了我，说我是他诗歌的中译者，可说实话，当时颇有朱门酒肉之感的我对他并无好感，觉得他的举止和做派与我心目中大诗人的形象不太吻合。

1991年，在苏联解体前后的文坛和政坛均十分活跃的叶甫图申科，却突然举家迁往美国，他与美国奥克拉荷马州的塔尔萨大学签下长期合同，在该校教授俄国文学和诗歌课程。他与苏联一同消失，一同离开了俄罗斯，我们也从此再无联系，直到2015年，他被评为中坤国际诗歌奖获奖者，我受谢冕、黄怒波等先生之托负责“寻找”他的下落，这才通过我们在俄的共同熟人获得他的电子信箱，与他取得联系。2015年9月20日，我收到他的第一封邮件，他对获奖表示高兴和感谢，欣然同意来京受奖。数度邮件往来之后，他终于如约在11月13日与妻子一同来到北京。当晚，中坤奖组委会在北大怡园为他接风，也邀我参加。时隔25年后再次见到他，看到面容消瘦的他坐着轮椅被夫人推进餐厅，我不免有些吃惊，但待交谈开始，却发现他神采依旧，谈锋甚健。谢冕先生后来在《怡园夜宴记》一文中记录了这次会见，还转述了叶甫图申科席间讲给我们听的“三个故事”。谢冕先生“为今天干杯”的祝酒词触发了叶甫图申科的灵感，他回到旅馆后连夜写出《昨天、明天和今天》一诗：“生锈的念头又在脑中哐当，/称一称吧，实在太沉。/昨天已不属于我，/它不道别即已转身。//刹车声在街上尖叫，/有人卸下它的翅膀。/明天已不属于我，/它尚未来到我身旁。//迟到的报复对过去没有意义。/无人能把自己的死亡猜对。/就像面对唯一的存在，/我只为今天干杯！”

两天后，叶甫图申科在北京大学接受中坤诗歌奖，我担任翻译。他在致词中说：“我在白居易的祖国幸运地获得了这份我依然不配获得的奖励，但是我还相当年轻，今年才82岁，我将继续竭尽全力，以便最终能配得上这一奖励。”获奖后，他在接受俄记者采访时说：“这个奖对于我来说像是天上掉馅饼。我能与我的中国诗人弟兄们一同获得这个奖项，觉得十分荣幸。我感到幸福的是，我觉得自己今天是一位怀有俄国灵魂的中国诗人。”

11月16日，我在首师大外院为叶甫图申科举办了一场诗歌电影晚会。我在介绍叶甫图申科时说：“他或许是所有健在的俄语诗人中最具世界性影响的人，作为‘响派’诗歌最突出的代表，他和他的诗歌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风靡全苏联，享有当今的歌坛天王天后们才享有的名头，他在卢日尼基体育场的朗诵会有数万听众，他站在敞篷汽车上朗诵，成千上万的人向他欢呼，向他致敬；他到过世界上91个国家，他的诗被翻译成数十种文字，他在俄国被视为‘活着的经典’，‘俄语诗歌的大使’；其次，他或许是当代俄语诗人中与中国渊源最深的人，早在1985年他就访问了中国，是在改革开放后最早访问中国的苏联作家之一，他在国际俱乐部的朗诵，他与中国诗人的见面，都在当时的中国诗歌界、乃至文学文化界产生巨大影响，掀起了一场‘叶甫图申科热’。”“叶甫图申科先生有一句名言：‘诗人在俄罗斯大于诗人。’他自己就是这句话的范例，从广义上说，他不仅是一位诗人，也是一位文化活动家，社会活动家，是20世纪下半期俄苏政治文化史中的一个历史人物；从狭义上说，他不仅是一位诗人，也是一位电影导演、演员、小说家、评论家、翻译家、摄影家等等，因此，我们今天为他举办的不仅仅是一场‘诗歌晚会’，而且还是一场‘电影展映’。”晚会上，叶甫图申科在诗歌朗诵环节之后又亲自为我们讲解他执导的影片《幼儿园》。在观影过程中，他不时与我交头接耳：他向我介绍影片中出镜的他的朋友，并说他们大都已经去世；影片中有一位女演员在前线为士兵唱歌，他说那就是他母亲战时生活的真实写照；看到女主角莉莉娅为洗去自己的罪孽感而赤身裸体在雪地上翻滚的长镜头时，他忍不住对我说：“太美了！不是吗？但是你别告诉玛莎！”玛莎就是他的妻子玛丽娅·诺维科娃。

几天后，我邀请叶甫图申科夫妇和吉狄马加先生在家中聚会。两位诗人惺惺相惜，相见恨晚，谈起诗歌，谈起许多俄国诗人和世界各地的诗人，他们似有聊不完的话。两位诗人的交谈后以《吉狄马加与叶甫图申科访谈录》为题，刊于《作家》杂志2016年第6期。在长达数小时的交谈中，叶甫图申科给我留下这样几个印象：首先是他的无所不知和无处不在，我们提到的每一位诗人和历史人物，他似乎都与之有过直接或间接的交往，比如他与意大利电影导演帕索里尼、费里尼和安东尼奥尼等人的合作，他称聂鲁达、阿多尼斯、希克梅特等为他的朋友，他说起夏加尔、毕加索等人曾赠画于他，他说肖斯塔科维奇根据他的《娘子谷》谱写了《第13交响曲》……他与20世纪世界文化界广泛而又深刻的交往令人印象深刻；其次是他的真诚，谈到曼德施塔姆时他说：“在意大利托斯卡纳我得过一个诗歌奖，我在受奖时写了两句诗：从沃罗涅日的山丘到全世界，曼德施塔姆的诗四处传播。当时我感觉很不安，因为站在那个位置上的应该是曼德施塔姆，而不是我。”谈到马雅可夫斯基时他说：“马雅可夫斯基影响到了所有诗人，他实际上改造了俄语作诗法。但马雅可夫斯基也写过一些不好的诗，不过只有一位诗人，他的不好的诗写得比马雅可夫斯基还要多，这个诗人就是我。”曾听很多人说叶甫图申科多变，不够诚实，但亲耳听到这些表白，我却突然意识到，他的多变往往有可能正源自他的真诚，因为他像个孩子似的没心没肺。最后是他的痛心疾首。作为一位布罗茨基的研究者和翻译者，我问起他与布罗茨基的关系。他看了一眼夫人玛莎，欲言又止，说玛莎禁止他谈论布罗茨基。待玛莎离席去另一个房间休息，他才主动对我们谈起布罗茨基：“对作为诗人的他，我没什么好说的，可对他这个人我却有些看法。是我设法让布罗茨基获释，帮他出国，还给密歇根大学写信推荐他，但他后来在美国四处无端指责我，写信阻止美国的大学雇佣我，阻止美国艺术科学院推举我担任院士。布罗茨基有一次曾当着一位美国出版社社长的面向我道歉，但之后还是继续说我的坏话，我真的不知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个问题是我心中最大的创伤之一。”关于叶甫图申科和布罗茨基的恩怨众说纷纭，但叶甫图申科在说起此事时的声调和表情却令我心头一颤。

去年暑期，我们一家去俄度假，在彼得堡时获悉作家伊斯坎德尔去世的消息。在彼得堡飞往莫斯科的航班上，我在一份报纸上看到一张照片，照片上的叶甫图申科拄着一根拐杖、倾斜着身体站在伊斯坎德尔的灵柩旁。眼见苏联时期的大作家一位接一位离去，我触景生情，便在给叶甫图申科的邮件中写道：“如今您已成为苏联时期俄语文学的最后一根拐杖。”他回复道：“你称我为文学的拐杖，这个形象很出色，尽管也很悲哀。”

吉狄马加先生的俄文版诗集《不朽者》将在俄出版，作者请叶甫图申科作序，我去信转达马加先生的请求，叶甫图申科在2月7日回信说：“我身体不适。再宽限我一周。抱歉。”可仅过3天，即2月10日，他就发来序言，并在信中写道：“寄上草成的文章，如果觉得太长，你们可以删节。”他的序言以《拥抱一切的诗歌》为题，高度评价了马加诗歌创作所蕴含的世界性和亲和性。这篇序言，可能是叶甫图申科最后的文字之一。

我计划为商务印书馆编译一套俄语诗人丛书，其中拟编入一本《叶甫图申科的诗》。我就此事与他联系，并请他自己选定篇目，他在今年2月20日的来信中写道：“亲爱的文飞，我已经为那本规模为50首的诗集选好了诗。我多选了10首，以防有些诗很难译，或不可译，或为你提供选择的余地。……6月13日在克里姆林宫代表大会剧院将举行我的纪念晚会，如果你有兴趣，我将邀请你过来。”两天后，我又接到他一封没头没尾、没有标点的信：“这是新添诗作今日寄书给您所有诗作均以十字符号标明我的建议叶甫图申科收到后请确认”。此信显然是匆忙之间、甚至痛苦之间写就的，此时应是他被确诊癌症复发的时候。10多天后，我收到从美国寄来的一本2007年莫斯科进步出版社出版的叶甫图申科诗集，书名是《窗户敞向白色的树林》，扉页上有叶甫图申科的题字：“以我和本书编者玛莎的名义赠给兄弟般亲爱的文飞。”目录和正文里布满诗人用蓝笔标注的十字符号。我去信说书已收到，并表示感谢，却再未收到回信。

在21世纪道别叶甫图申科，我们能更强烈地意识到这位诗人的时代意义。作为20世纪下半期俄语诗歌最重要的代表之一，他的诗歌创作持续近70年！他16岁加入苏联作协，是作协最年轻的会员；早在1963年，《纽约时报》就有一篇文章称赞去年获诺贝尔奖的鲍勃·迪伦为“美国的叶甫图申科”；叶甫图申科先后出版150余部诗集、小说、文集和译作，其作品被译成70多种语言；他在苏联时期被视为“诗歌大使”，足迹踏至数十个国家；20世纪中期以来的俄苏历史，从社会主义建设到排犹历史，从“解冻时期”到“停滞时期”，从阿富汗战争到车臣战争，从苏联解体到乌克兰事件，在他的诗歌中全都得到了及时而又广阔的再现；他以一己之力对有史以来的俄语诗歌进行系统梳理，历时45年，编成洋洋大观的5大卷《俄语诗选》；2009年起，他每年返回俄罗斯，在上世纪60年代他和“高声派”诗友们朗诵诗歌的老地方——莫斯科综合技术博物馆举行诗歌晚会，重温往日的诗歌辉煌；2013年在因关节炎截去右腿后，他仍拖着一条钛合金的假肢在世界各地游走，堂吉诃德式地布道诗歌，仅在2015年俄罗斯文学年期间，他就在俄行走40天，作了28场诗歌朗诵，每场晚会有数千人参加，持续数小时；他还计划于今年6—7月份再度回国，在莫斯科举办多场朗诵会，还要去全俄各地和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国巡演。叶甫图申科在他早年的长诗《布拉茨克水电站》（1963）中写出这样一段名句：“诗人在俄罗斯大于诗人。/只有心怀高傲的公民激情，/不知舒适和宁静的人，/才能在俄罗斯成为诗人。”叶甫图申科以他的诗歌创作和诗歌活动，诠释了什么才是他所言的“大于诗人的”诗人。与叶甫图申科同时代的著名诗人奥库扎瓦说：“叶甫图申科就是整整一个时代。”俄国当代诗人维什涅夫斯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即便那些对他态度不那么友善的人，也情愿随时随地捍卫他。他们无法忽视他的意义和他的天赋。他就这样留在俄国的诗歌中，构成一个绝对鲜活的现象。”莫斯科现任市长索比亚宁也说：“诗人叶甫图申科的去世是整整一个时代的离去。”

在中国的清明节道别叶甫图申科，我们惋惜我们失去了一位对中国充满感情的俄语诗人。叶甫图申科登上诗坛后不久，中苏关系即已恶化，他错失了及时进入汉语阅读圈的机会，当他在苏联、东欧乃至欧美大红大紫时，置身于文革中的国人却对他知之甚少。但文革后期，一本“内部发行”、“供批评用”的“黄皮书”《<娘子谷>及其他》却让他的名字不胫而走，被官方列为修正主义文艺之样板的他，却被众多地下写作者奉为模仿对象，叶甫图申科及其诗作就此成为以“朦胧诗”为代表的新时期诗歌的思想和艺术资源之一。中苏间爆发武装冲突后，作为苏联的当红诗人之一，叶甫图申科曾写出反华诗作《在乌苏里江鲜红的雪地上》，但在叶甫图申科访华后，他对中国的态度却发生根本转变，在为马加诗集所写序言中，他再次对当年的反华诗作表示歉意：“当时我写过一首关于珍宝岛冲突的诗，文革结束后不久我访问了中国，我很快意识到我那首诗是错误的。”他的《中国翻译家》一诗，似乎就是他给出的“诗歌修正”，他在上述序言的最后写道：“我一直存有一个希望，希望我的预见能够实现，即在北京将建起一座中国无名翻译家纪念碑，它的基座上或可刻上我诗句的译文：‘伟大的译文就像是预言。/被翻译的细语也会成为喊声。/要为中国无名翻译家立一座纪念碑，/可敬的基座就用译著垒成！’这些勇敢的人们在最为艰难的流放中翻译我的诗句，我也成了第一个获得中国文学奖的俄国人，我因此而充满感激，我希望我能完成在全中国的诗歌朗诵之旅。”

道别叶甫图申科，我们意识到，很少有人能像他这样让诗歌如此之深地介入时代和社会，很少有人能像他这样为俄语诗歌赢得如此之广的世界影响。维基百科上的“叶甫图申科”词条被迅速加上了他的死亡日期和地点：“2017年4月1日，美国奥克拉荷马州塔尔萨市。”叶甫图申科其人其诗就这样成为了历史，但是，“不善于道别”的他，必将长久地存在于诗歌的历史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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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甫图申科诗七首，刘文飞 译

两座城市

一座城市名叫“对的”，

一座城市名叫“不对”，

我像一列火车

在他们之间往返多年，

我的神经

像它们之间的电线！

“不对”城里死气沉沉，让人生畏。

就像一间忧伤弥漫的办公室。

每天早晨用苦胆擦洗地板。

沙发塞满虚伪，墙壁用灾难砌成。

每幅画都瞪着怀疑的眼神。

每件东西都眉头紧锁。

你别想在这里得到忠告，

或者问候，或者一束白花。

打字机在纸上敲出了回答：

“不对-不对-不对……

      不对-不对-不对……

          不对-不对-不对……”

而当灯光完全熄灭，

幽灵便在这里跳起阴森的芭蕾。

你竭尽全力

也别想弄到

一张车票，

好离开这黑色的“不对”城。

可在“对的”城，生活像小鸟的歌唱。

这座城没有城墙，像巢穴一样。

天上的每颗星星都想与你握手。

每副嘴唇都想与你大方地亲吻，

同时轻轻地说：“这没什么……”

香草搔首弄姿，诱惑你去采撷，

成群的奶牛哞哞叫着，献上奶汁，

这里无人怀有任何猜疑，

你想去任何地方，

立刻就会有火车、飞机和轮船，

水滴像岁月一样嘀嗒：

“对的-对的-对的……

      对的-对的-对的……

          对的-对的-对的……”

说实话，有时也很无聊，

一切得来毫不费力，

在这色彩斑斓的“对的”城……

一座城市名叫“对的”，

一座城市名叫“不对”，

我最好在他们之间往返，

直到生命的终结！

就让我的神经

像一根电线，

紧紧地绷在

这两座城市之间！

1964年

矮小的白桦树

我们是矮小的白桦树。

我们像一根根尖刺，

死死地扎进你们严寒的指甲缝。

永冻带的王国

带来各种愚昧，

为了把我们压得更低。

巴黎的栗树，你们奇怪吗？

傲慢的棕榈，你们痛苦吗，

看到我们躬身？

时装的卫士，你们忧愁吗，

见我们全都是夸西莫多？

你们温暖舒适，

我们有公民的勇敢，

你们忧伤而又庄重，

送来了道德的支撑。

我们的同行，你们认为

我们不是残疾树，

可绿叶虽然不美，

冰雪中却是攻击的旗帜。

谢谢。无论如何，

我们坚守在天空下，

当我们受到野蛮的欺辱，

并未见你们的道德支撑。

当然，你们比我们自由，

我们的根却扎得更深。

当然，我们不在巴黎，

但在寒带我们却价值更高。

我们是矮小的白桦树。

我们狡猾地搔首弄姿，

可这只是虚情假意。

依恋也是一种不屈的姿势。

我们残疾地躬身，

可我们相信永冻带并不永冻，

这头怪兽会被赶走，

我们将获得匀称的权利。

但如果气候变化，

我们的枝桠

能否接受自由的形状？

我们已经习惯了丑陋。

这让我们深深地痛苦，

严寒始终在将我们折磨。

可我像尖刺死死地站着，

我们是矮小的白桦树。

1966年

中国翻译家

俄罗斯文学在中国

不是外国人。

穿过日本鬼子

和国民党的炮火，

人民军队的士兵

在火堆上烘烤

背包中浸湿了的

《战争与和平》。

当红卫兵把石子

向娜塔莎砸去，

当大学的校园

成为可怕的荒漠，

像一个幽灵，

伴着沉重的蹄声，

普希金的青铜骑士

突然现身天安门。

只有八出样板戏，

只剩下一位作家。

标语口号编成的鞭子，

抽打阿克西尼娅的后背，

带狗的女人，

担心与她的译者

被一起关押，

或被塞进牛棚。

“文化大革命”，

就是猪圈中的散文，

就是畜棚里的诗歌，

而笔的殉道者们，

用草叉扬起粪土，

却从未写出粪土。

他们的同道翻译家们，

也是同样的大师。

在中国出现了

“伤痕文学”，

这痛苦的一幕

被和盘托出，

我们的俄罗斯文学，

则像圣殿的文学，

被翻译的英雄们

神圣地珍藏。

俄罗斯文学的

中国翻译家们，

在陋室的烛光下

秘密地翻译，

他们不是苟且偷生者，

他们从苟且偷生者那里

拯救出了

哀嚎不止的木木。

在刺眼的宣传画

空白的背面，

他们偷偷翻译着

果戈理和谢德林，

翻译阿赫马托娃，

让她在方块字里藏身……

这空白的背面，

居然派上了用场！

瘦小的杨绛，

在撕下的大字报上，

大胆地犯下

“政治错误”，

她翻译塞万提斯，

再拆开沙发的缝线，

把译文的手稿

藏到沙发肚里。

全世界的知识界，

少了中国知识人就不可思议。

叶赛宁的小铃铛，

在中文里响得多么清新，

《大雷雨》中的卡捷琳娜，

投入咆哮的伏尔加河，

却不知她能再次复活，

在扬子江面浮起。

南京的一位女大学生，

身着香港仔裤，

却让人叫她“柳芭”，

这法捷耶夫的教女。

青年近卫军女英雄的勇敢，

对她的生活也有裨益。

艾特马托夫，贝科夫，拉斯普京，

也能给她以帮助。

白发的包文棣同志，

一个瘦弱的上海人，

在红卫兵的吼叫中，

已预见动乱的结局。

擦去眼镜上的痰迹，

他翻译车尔尼雪夫斯基，

似乎历史本身

在命令：“译下去！”

可谁能译出皱纹

和伤痕，

译出滞缓的泪水？！

这泪水难以抑制，

在镜片后突然涌出，

当他再次拥抱

他的同行艾德林，

是艾德林翻译了

伟大的白居易。

知识分子的良心，

就是一家出版社，

它仍能工作，

即便没有印刷机，

无论监狱、痰迹还是侮辱，

它仍能用诗句的春燕

把各个民族连系。

翻译家们在做什么？

他们让各国人民相互走近，

越过国境，

越过谎言的沼泽地。

总有一天，要用他们的姓氏

为巨轮命名，

稻穗和麦穗，

会向他们鞠躬致敬。

伟大的译文，

就像神的预言。

翻译过来的细语，

会成为震耳的呼喊。

但愿能有一座纪念碑，

献给无名的翻译家，

那最为可敬的基座，

就由无数的译著垒成！

1985年

上帝保佑

上帝保佑，让瞎子恢复视力，

让驼子直起腰身。

上帝保佑，让人做一会儿上帝，

但是别上十字架。

上帝保佑别陷进官场，

别做虚伪的英雄，

上帝保佑不偷盗也能发财，

当然，如果这有可能。

上帝保佑做个老江湖，

谁的子儿也不吃，

不做牺牲者也不做刽子手，

不做叫花子也不做大贵族。

上帝保佑少一些撕裂的伤口，

当发生大规模的斗殴。

上帝保佑多一些不同的国家，

但首先不能失去祖国。

上帝保佑，你的国家

不会用皮鞋踹你。

上帝保佑，你做了乞丐，

你的妻子依然爱你。

上帝保佑，让说谎者闭嘴，

在孩子的喊声中听见神的声音。

上帝保佑，能看到活的基督，

他最好显出女性的面容。

我们背负的不是十字架，

没有信仰才让我们累弯腰身。

为了不失去任何信念，

上帝保佑能有一点上帝！

上帝保佑一切，保佑一切，

保佑一切人，一视同仁……

上帝保佑一切，只需要

让人不在事后感到羞愧。

1990年

我爱你胜过爱自然

给玛莎

我爱你胜过爱自然，

因为你就像自然本身，

我爱你胜过爱自由，

没有你自由就是监狱！

我爱你漫不经心，

像爱深渊而非爱辙印！

我爱你胜过各种可能！

我爱你也胜过不可能！

我无悔地无望地爱你。

即便醉了，即便无礼。

我爱你胜过爱自己。

甚至胜过单纯地爱你。

我爱你胜过爱莎士比亚，

胜过爱大地一切的美！

胜过爱世间所有的音乐，

因为书和音乐，就是你。

我爱你胜过爱荣誉，

甚至是在将来的世纪！

胜过爱生锈的强国，

因为祖国，这就是你。

你不幸吗？在祈求同情？

你别用乞求激怒上帝！

我爱你胜过爱幸福！

我爱你胜过爱爱情！

1995

我不善于道别

我不善于道别。

对于我爱过的人，

我虽然有过粗暴，

却总是避免无情。

对于突然变坏的人，

只为自己活着的人，

我学会了谅解，

尽管不再喜欢他们。

我谅解无心的迷途人，

他们的过失很莽撞，

可他们的内心

毕竟闪着悔罪的光芒。

我却不能谅解自己

那些圆滑的诗句。

我不祈求宽恕，

我不是个叫花子。

我谅解一切弱者，

小酒鬼，邋遢鬼，

可总是有人喜欢

别人的厄运或恐惧。

心与心的贴近，

自然远胜于无情。

我不善于道别。

我已学会了谅解。

2013

昨天、明天和今天

献给我的中国朋友谢冕教授，在为欢迎我抵达北京而于2015年11月13日举行的晚宴上，他的一句祝酒词给了我写作此诗的灵感。

生锈的念头又在脑中哐当，

称一称吧，实在太沉。

昨天已经不属于我，

它不告别即已转身。

刹车声在街上尖叫，

有人卸下它的翅膀。

明天已经不属于我，

它尚未来到身旁。

迟到的报复对过去没有意义。

无人能把自己的死亡猜对。

就像面对唯一的存在，

我只为今天干杯！

2015年11月20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