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楼W5408教室稀稀疏疏坐着几个人，一位中等身材密头顶尖下巴的人物走进来，穿着夹克衫，提着电脑包，步履稳健，风神潇洒，左右顾盼，光芒四射，这就是邹啸鸣。没有迟到的习惯，他总是先于学生进教室。
邹啸鸣是铅笔经济研究社的发起人、理事,国内外多家权威财经媒体的专栏作家,南昌市各大公益讲座的嘉宾，不过他最喜欢、最在乎，青年学子最认可、最深刻的还是“老师”的身份，尤其是作为一名教授经济史学的老师。  
    邹啸鸣上课不用教材,甚至他对教材中的部分思想观点颇不以为然。他的授课内容是预先写好的,收在“邹啸鸣——和平演进”的博客里, 但是读他的博客和听他的课，那趣味相差很多，犹之乎读小说与看戏剧之迥乎不同。
    邹啸鸣走上讲台，打开课件《中华帝国的开放与封闭》，眼光向下面一扫，然后是他的极简短的开场白，一共只有两句，头一句是：“我们总说‘四大发明’是中国的，可，拿出证据来啊!”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一下头：“看了《全球通史》，我才意识到之前学的‘历史’哪是叫‘历史’？ ”这样“离经叛道”的话在如今的大学校园是很难听到的。邹啸鸣思维跳跃很快，但他的声音沉着有力，有时又来到同学们中间，所以还是能听懂他的每一字。
    他开头提供了一组自明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的二十八年间郑和“七下西洋”的数据。枯燥的数字，复杂的历史，经他一解读，活画出一幕悲剧。“‘郑和下西洋’既然如此为世人津津乐道，为何郑和之后再无‘郑和’，哥伦布之后还有‘哥伦布’？”“送钱给别人再‘求’别人来朝贺大明皇帝，企图制造“万邦来贺”的盛世假象，却耗空国库，傻!跟别人比傻!”邹啸鸣口出狂言, 却又“笔锋常带情感”，仿佛苏格拉底式的“牛虻”。
“跟别人比傻，哼，有意思，这个真有意思!”邹啸鸣常把“有意思”挂在嘴边，不只是辛辣的嘲讽、幽默的宽慰，更是深刻的思考、理性的思维。邹啸鸣坚信“经济理性是提升国人幸福程度的有效途径。” 面对历史与现实中的太多经济“非理性”，他悲从中来，只能拿起一支学者苍白的笔，行使自己作为一个普通公民“控诉”的权利，同时奔走在南昌城各大公益讲座，不取分文报酬，用他的话说“为了公共利益！”即便从教几十年来他仍然是个“讲师”，住的仍然是教师宿舍。
    邹啸鸣博闻强记，随时引证许多语录，大部分他都能背得出。有时候，他背到酣畅处，忽然记不起下文，他便用手指扶一下眼镜框，敲几下脑袋，记忆力便又畅通，接着侃侃而谈。他敲头的时候，大家屏息以待，不时有学生“仗义提醒”，忽而记起来，又“大快朵颐”了。
    邹啸鸣授课善讲故事，到紧张处，便成为表演。他真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甚至模仿故事中的人物对话，惟妙惟肖。听他讲“理性经济人”那一段，讲到“跟一小孩开玩笑：‘到你家搬冰箱哦！’小孩激动得大哭…”一段时，邹啸鸣开怀大笑；又听他讲“经济学的学生要读正确的书”，谈及市场上大肆发行的《货币战争论》时，邹啸鸣义愤填膺，痛斥其“连‘学术垃圾’都算不上！”随后又耐心地为学生开列经济学专业的书单。
    曾经有学生私底下称邹啸鸣是“亚当·斯密的原教旨主义者”，他默不作答。只是劝告青年学子不要思维定势，不要被以前学的东西束缚头脑。同时又以“拼命挣钱，拼命节俭，拼命捐赠”勉励后辈学子。邹啸鸣尝自谓“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其实思想革命不知远比暴力革命难多少倍！
    这一堂《中华帝国的封闭与开放》分三次讲完，每次讲过，邹啸鸣潇洒自如，状极愉快。听过邹啸鸣课的人，除了当时所受的感动之外，不少人从此对于历史尤其是经济史发生了强烈的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