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

程光炜

访谈作为一种重要的表达手段，能够在随意中偶然透露出一些难得信息。这也将成为此后研究者常用的史料之一。批评家在构建文学史的过程中，是较为积极的参与角色，但鲜有关注。本次采用访谈的方式，以重要的当代批评家作为访谈的对象，以诉说家世、教育、阅读、学问等为内容，希望能够在构建当代文学史的过程中，补上这缺失的一环。如此，文学史的丰富侧面就能得以尽显，不会再是呆板乏味的文学思潮、文学作品和作家身世的堆积。我们希望用这种访谈的方式，可以给文学史书写带来新鲜的内容。本专栏继续推出关于批评家张志忠先生的访谈，希望读者有所眷顾。

当代文学的守望者——张志忠教授采访录

学者简介

张志忠，男，祖籍山西文水，1953年生于山西省太原市，分别于山西大学、北京大学获学士、硕士学位。曾任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任，现为首都师范大学现当代文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带头人。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主讲教授，香港浸会大学、台北教育大学和美国圣迭戈州立大学访问教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新文学学会副会长，北京文艺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第一届鲁迅文学奖评委，第八届、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评委。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莫言文学道路与中国文学的变革研究”首席专家，项目主持人。获中国作家协会中华文学基金会颁发“庄重文文学奖”、解放军三总部颁发“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及《文史哲》“2003年度名篇奖”等。出版有专著《莫言论》《1993：世纪末的喧哗》《迷茫的跋涉者》《九十年代的文学地图》《当代长篇小说论略》《华丽转身现代性理论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转型》《在场的魅力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论集》等，主编有《中国当代文学60年》《莫言：全球视野与本土经验》《无法遗忘的精神家园》《新时期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重要现象述评（1978-2008）》等。

一 往事回首

谢尚发（以下简称谢）：张教授，您好！我们还是先从个人的身世说起。据我的观察，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的重要批评家，1950年代出生的学者在进行文学史研究的过程中，多多少少都会带有自己出生与成长的年代的印记。这一点在您的作品中也有很多体现，按照中国古人“知人论世”的观念，要阅读您的作品，首先得了解您的身世。您能不能先为我们介绍一下您的家世情况？

张志忠（以下简称张）：是这样的，像我这样的家庭，是一个很普通的家庭。我父亲是在太原的一个商店里，做了一辈子的店员，也就是售货员。我母亲也是文水人，父母家的两个村子离得很近。我受我母亲的影响比较大。我母亲是1914年生人，很多和她同龄的妇女，第一是裹着小脚，第二就是没有文化。但是我母亲读了小学，读到四年级，能写信、看书，而且对于文学作品也很喜欢，感兴趣，读了很多书。喜欢看戏、看电影，不但能够看懂，而且能够复述出来。母亲把我带大的过程中，给我讲了很多故事，念诵了许多民歌。连巴金的《家》中的鸣凤投湖的故事她都能讲。我觉得这些方面对我都有相当的影响，就是从听故事的人，到后来去读故事书，最后去研究故事，就这一方面来讲，我是得益于我母亲的影响比较大。

谢：我们都知道，在成长经历中，一个人的早年记忆可能会在此后的岁月中，经常浮现。请问，在您的童年、少年记忆中，有什么样的事情给您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张：我们这样的家庭，比起农村的农民来，是城市市民，比农民生活状况要好一点。但是母亲一直身体不好，无法参加工作，还要不断地跑医院打针吃药费钱。靠我父亲一个月不到五十块钱的收入，要养活一家五口人，生活是比较拮据的。但是另一方面，我母亲是比较豁达、达观的，也是非常善良的，而且属于那种心灵手巧，做饭菜、做衣服，都非常出色的。要说童年有什么特别记忆深刻的，也倒没有什么。现在回想起来，因为生活里面没有太多的波折，印象很深刻的事儿就少。

但是必须提到的是，1960年代，是要查三代的，不但要讲你父亲是什么出身，还要讲你祖父是做什么的。因为我祖父出身不好，我就受到了不小的影响。1960年代末的时候，太原市实际上是一个工业城市，有不少工厂招工，而且名额还比较多，但因为祖父的缘故，很多招工的单位就不可能接受我。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打击。这些在我的心里留下了很大的影响。而且，你可以看出来，我是一个没有叛逆心，也不是调皮捣蛋的孩子，从小就是比较乖巧的学霸级的学生，在家庭和学校都会受到鼓励，就会觉得自己不但爱学习，还要追求政治上的进步。于是，“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们还有几个同学就率先跳出来，给我们上课的老师贴大字报。当时觉得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

谢：在您成长的过程中，哪些事情对您的影响较大？留下的印象较深？

张：我下乡的地方，离家里大概也就二三十里路，是太原市的郊区，一个并不特别贫困的地方。而且，郊区的农民也是见多识广，我也并没有经历过其他知青所面临的重重困难。我在下乡的时候，自己常思考一个问题：将来怎么办？我当时还是有一点判断，或者说思考的。因为从小就是一个文学爱好者，读了很多的书，所以当时下乡的时候就在想，若是下乡十年，我也要像浩然一样，写出三卷本的《艳阳天》出来。当然，属于自己的《艳阳天》并没有写出来，但是却帮助我有意识地做了一些实地调查。我下放的那个村子也不大，就是五六十户人家样子，我就经常在老乡家里串门，听他们讲他们的家世、村子里面的人际关系、家族关系。再一个方面，在乡村我体会到了农民的善良。我在《莫言论》后记中特意讲到这一点。

我下乡两年，就被抽调回城市当工人。当时我进入的是铁路部门的基建部门，也就是负责铺铁轨、修车站，做的真正是“添砖加瓦”的工作，我的工种就是泥瓦工。所以在工人里面，属于生活比较艰苦的岗位。这就造成了我的一种底层情怀。

谢：在我看来，一个优秀的文学研究者，不仅要具备经验上的判断，尤其是对同时代人的理解，还要具有较为宏博的知识储备。那么，您是怎么接受教育的呢？您人生的这一阶段，都阅读了哪些书？哪些书对您的影响较大呢？

张：我读小学，是班上学习最好的，学习不费力。这样，就有很多时间可以用来读书，是在阅读红色经典中成长起来的。大概是二年级、三年级，就已经在阅读《林海雪原》了。那个时候，诗歌、小说等都在读，像《三国演义》，还是线装书，是我外祖父的藏书，母亲带到了太原，很小就读过了。

我的另一个大量读书的时间，是在下乡时期。4年间无所事事。有阅读的爱好，就千方百计地读了很多的书，算作是消磨时光，总比每天打扑克逛大街要有益处得多，也正好能够填充我的心灵。我又是一个做什么事情都很投入的人，就学到了不少。当时图书馆也不开放，很难借到书，可是越难就越是千方百计地从同学、朋友、邻居那里去借书来读。也因为这样，我们当时就慢慢地形成了一个读书圈子。那个时候阅读面是很开阔的，不但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而且也读更高一层的书籍，有更高层次的向往。我记得当时读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读到男主人公拉夫列茨基向他心仪的丽莎终于表白了爱意，也得到认同之后，他的心情很亢奋，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听到那个小巷里边传来非常欢快的弹钢琴的声音，旋律美妙无比。我读到这个地方，真正是心醉神迷。我也读了很多人文社科的书籍，比如《第三帝国的兴亡》这样的作品，还有上海出的《摘译》和《这里的黎明静悄悄》，都是第一时间读到的。

谢：您当时有过偷书的经历吗？

张：偷书还真没有过。（笑）我是一个非常规矩的人，从小家里面影响的。虽然家里管教不是很严，但是父母的言传身教，影响很大。

当时对我影响比较大，印象较为深刻的，比如《第三帝国的兴亡》。最近和朋友在一起，还经常讲到。我就觉得，《第三帝国的兴亡》给我们一个解读第三帝国时代、希特勒时代的德国的社会状况、社会心态的典范。希特勒并不是靠政变上台的，他是全民投票选上来的呀。他为什么能够在相当一段年头里面得到德国社会各个阶层的拥护？

再一个刚才说的《贵族之家》，也包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甚至是高云览《小城春秋》。当时对读书是过于沉迷的一种境界，现实世界不甚了了，所以就觉得从书里确实可以学到很多，是把这些书当成了教科书一样的作品，教会人应该如何忍受人生的挫折。比如《小城春秋》里有一个人物，有一句话是：自己酿的苦酒，还是自己干杯，不要让别人陪着。虽然他有他整个的前言后语的语境，但是就记住了。生活中确实有很多痛苦，甚至是痛不欲生的时候，从我自己来讲，这么规矩的一个人，既不偷也不抢，连一本书都不曾“偷”过（笑），而且是一个那么喜欢读书的人，却在很多时候，就因为出身不好，你就得被排斥入另册，心里不免苦闷。这个时候，这些书反而能给你一些心灵的解脱，或心灵的寄托。这也包括，如何处理个人的情感问题。你想啊，你一个小男生，都会有喜欢的、心仪的女孩，有时候有些事情能够和朋友一起讨论讨论，但是有时候你想一想，保尔·柯察金是怎么做的？（大笑）它就变成了生活教科书。

二 教育与阅读

谢：查阅相关介绍，您是在山西大学接受的本科教育。在您这一代人中，许多人在大学时期就已经展露出非凡的才华，大学生活也成为学术研究的第一起点。您能介绍一下您的大学生活吗？您的学术研究是如何展开的？

张：我在山西大学中文系读书，它好像不是一个特别有名的大学。但当时的那个时代氛围，身边又有很多优秀的同学，就会形成一种学习的动力和压力，所以我那4年确实是读书非常之多。几乎每一个假期都是在读书之中度过的。现在回想起来，就觉得当年怎么有那么好的精力和兴致读书。放假了之后，学校图书馆不开门，因为在太原嘛，就去山西省图书馆读书。那个时候家里也没有什么好吃的，烤干的馒头片，装几块，就能在图书馆看一天的书。所以当时参加北京大学研究生入学考试的时候，记得当时有一道考题，叫做：比较巴金的《家》和曹禺的《家》有何异同？这个题目，现在问学生，有几个能够讲得出来？我们当年还有一道题目，叫：比较《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马加的《江山村十日》（笑），这也是一个描写土改的小说。这些我都读过。所以当年能够考上北京大学，就是因为这些边边角角的题目中所提到的作品我都读过。

再一个，1977年冬天高考，1978年春天入学，我非常关注当时的文学现象，相关的文化和文学的争论：关于人道主义的争论、关于马克思《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的讨论，我都关注了。为此，我还和同学合作写了文章《〈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人的本质的论述》。很多年之后，我才发现这文章还被人大的《报刊复印资料》转载了，不是文学卷，是哲学卷（笑）。

我还写了一篇关于《一个人的遭遇》的文章，肖洛霍夫的，这也是本科快毕业的阶段写的。那时候的情况是，因为参加了考研，成绩却迟迟没有公布。当时就想着争取留校，留外国文学教研室（笑）。讲外国文学的戴屏吉老师跟我说，在云南有一个外国文学的学术研讨会，然后我们一起提交了一篇论文。这篇论文是我起草的，戴老师做了修改和指导。

这就是我当时在学校里写的两篇论文的情况。

谢：1980年代是一个知识传播较为迅捷的时代，许多西方的思想著作被翻译过来。我注意到，您与黄子平、季红真等同时考上谢冕教授的硕士研究生，被称为最早一批出自谢门的优秀批评家和学者。相信硕士时期北京的文化氛围和北京大学的学术氛围都对您有着不小的影响。您能介绍一下来到北京后的生活吗？在北京大学，您的学习是怎么样的呢？在北京大学，您都听了哪些课？哪些老师对您的影响较大？

张：到北大后，新的失落感马上就有了。因为在山西大学里我算是很优秀的，但到北大，看一看周围，凡是考上来的都是优秀生，比你更优秀。你看，黄子平，那是北大的才子，读本科的时候，他的论文就被老师拿去给研究生读看看人家本科生的论文，比你们写得好。那季红真，也是才女啊，当年她写文章是可以通篇打腹稿的，大段大段的文字她都是能够直接背诵出来的。所以当时就非常有压力，明白自己有差距，就想不要差距太大，不要被别人拉下太远。还是要继续努力，继续读书。当然，到了北大以后，眼界更开阔一点，对于思想文化的潮流更加关注，恰好那时候各种新的批评理论，新的研究方法，都开始在学界流行，于是在这个方面就做了很多阅读和准备，不断地读书。

当时来讲，北京大学确实学生很优秀，信息很丰富，我记得还请郑小瑛来讲交响乐，讲歌剧《卡门》。一个大教室里头，人满满的，前头坐满了，后面站满了，我是站在后面听的。李希凡来讲《红楼梦》，我也是站在教室后面听的。记得当时中央美院的教授，好像是袁运生，来北大讲现代西方美学，大礼堂也是满满的，坐在窗户台上去听（笑）。

北大的每一个老师带学生的方法都不一样，谢老师呢，他愿意把我们推向社会，有的老师就是要求大家关门读书，读研期间是不允许写文章的，不提倡。谢老师就是“放养”，当时北京有什么笔会之类的，他都是推荐我们去参加，就和黄子平、季红真他们一起过去。第一次去看“大海”，去北戴河，就是谢冕老师推荐去参加一个笔会。当然，还有几个同学之间的这种信息交流，和谢冕先生的指导。我写过一篇文章说，看谢冕先生是嘻嘻哈哈的，好像很容易相处，但是他治学是非常严谨的。我们当时每个学期要写一个读书报告，交上去的时候他不但从大的方面给你看，连文字都会给你推敲。我当时写文章喜欢用转折的句子，而什么而什么的，他就给勾出来了，“又是一个‘而’字！”（笑）还有就是在做毕业论文的时候，被逼得鸡飞狗跳。我自己一开始说选作家论行不行，当时提出要写“王蒙研究”。结果谢老师说不行，一定要做大题目，一定要做宏观的。我好几次到谢老师家去，汇报论文的想法，去的时候觉得很有想法，等到从他那里出来，就没有想法了。（笑）为这个事情，反复了好几次。但是结果还不错，就是要你做大题目，在写作和思维训练上非常有好处。而且我又是个笨人，我愿意下功夫，愿意努力。我硕士论文是做了两篇的，第一篇是“近年农村题材小说概论”，那个东西刚写出来，正赶上“清除精神污染”，有一点不合时宜。我又是一个不敢硬着头皮去冒险的人，硕士论文通不过，你就遇到大问题了。后来我就换了一个比较稳妥的题目，就是“论中国当代文学流派”，硕士论文答辩的是后面这个文章。我的这两篇文章，后来都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上，连续两年发表两篇文章。到今天我还非常沾沾自喜，《中国社会科学》是门槛很高的，在我之前，他们还没有发表过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论文呢！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在那里登堂入室，我和季红真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谢：这期间，您都阅读了哪些理论、文学书籍？对您影响比较大的是哪些作品呢？

张：这一时期，萨特、弗洛伊德、马斯洛，都读过。“走向未来”丛书中有介绍系统论的，还有金观涛他们用系统论阐释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的。还有甘阳翻译的卡西尔的《人论》。读到这本书，我应该已经从北大毕业了，它对我做莫言研究，讲莫言作品中的生命的一体化，非常有帮助。还有汤一介、杜维明、李泽厚、庞朴等搞的中国文化书院，我也从中受益匪浅，他们办系列讲座，有人带我去听讲。当时正好是中国文坛上兴起文化寻根热潮，杜维明的讲座，一下子拓展了我的学术视野，不但从中国本土的角度看待寻根文学，还具有了一种全球性的眼光，以此反观本土，就容易理出头绪了。你看，上世纪八十年代学术界领异标新的三大人物，我都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从每个理论都搬了几块石头，来搭建自己的学术平台。

当然，最重要的启示，还是来自李泽厚。李泽厚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他对于中国近代思想人物的评说，让我认识中国当代社会，认识中国农民，都打开了新的视野。他对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阐释，对于康德的美学思想和人道主义的重新阐释，《美的历程》对于中国传统美学精神的梳理辨析，他强调的“内容积淀在形式里”，形成“有意味的形式”，这样的论断，以及《美的历程》中充满情感色彩的优美的抒情笔调，都是令我受用无穷的。

谢：据相关介绍，您在1974年就已经发表作品了，到1982年的时候，已经发表了不少的文学研究论文。像您刚才所说的，研究“文学反映生活角度多样化和立体化”的问题，以及对《一个人的遭遇》的评论。请问您，是如何走上文学研究道路的呢？

张：因为从小就喜欢读小说，读诗歌，读了不少书，听的故事也多，作文写得好，所以就想，长大之后是不是可以当作家？当然，这只是一个设想而已，并没有那么死心塌地。到我下乡插队前后，自己就开始写东西了。一开始主要写诗歌吧，那时候就有一些豆腐块的诗歌在报上发表，后来也开始写小说。紧接着新时期大的转折就来了，你就会发现，一来，要赶上这转折很吃力，一些年纪大的同学，人家就写得很好，慢慢就觉得自己一下子就找不到一条可行的路子。再一个来说，大学里面，老师通常跟你讲的就是，“我们不是培养作家的，是培养学者的，培养搞研究的人。”慢慢地就从创作的兴趣，转向到了搞研究。一开始，也是自己写读书笔记，写一些文章。有一些文章写好了，邮寄出去了，并没有发表。但是没发表也没关系，就再写。前面我说过了，我是一个笨人，很多事情，都没有一发命中，而是屡败屡战。

从创作转向研究，但文学创作的亲身经验至少会让你有一些心得体会，就是讲，既有社会生活的体会，也有一些创作的甘苦，写作方面不是一窍不通。这一条就使得我在军艺文学系的时候，写文章较有感觉。军艺文学系我呆了16年，1986年到2002年，和很多写诗歌、写小说的同学打交道，所以有时候我就是结合自己的经验，从创作论的角度、从创作过程的体会来进入作品，我还是有一些优势的。

谢：阅读您1980年代写下的文学研究文章，既有作家作品的评论如贾平凹、莫言、张贤亮等，也有较强的理论探索如关于人的本质的讨论，更有对长篇小说从题材、体裁方面的研究，而且也开始了对军旅文学的关注。您能介绍一下您当时的研究状况吗？哪些研究是您用力较深的？这和您当时对文学的发展判断有着怎样的关系？

张：我1984年7月从北大毕业，到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工作，是奔着它们要成立一个军事文学研究中心去的，想去做专业研究。当时军事文学的发展状况也非常好，从徐怀中到李存葆，都是风云一时；莫言还要晚一些，他是从1985年开始崭露头角，但是当时包括朱苏进这些作家，都已经在文坛上有声势、有地位。没预料到，这个军事文学研究中心，根本没有建设起来。后来是文化部副部长徐怀中他是从解放军艺术学院提拔到总政文化部的他就劝我，说你是不是可以到军艺文学系去？可以给部队保留一点人才，同时一些具体困难他也愿意帮我协调。到军艺工作，你不做军事文学研究，你跟很多人对话也好、交流也好，你就没有基础。加上当时军事文学也还是很耀眼的一个大板块，所以我就做了很多的部队作家论，包括军旅诗歌、军事文学理论创新呀之类的，这些都做过若干。

我研究的另一块，就是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贾平凹呀、莫言呀，我记得我还做过马原论，做过铁凝的《玫瑰门》研究；也做了相当一批上一代人的作家作品论，比如说刘心武的《钟鼓楼》。这些有很多都是我到了军艺之后做的，但是有一部分是我还在机关当干事的时候做的。当然，作家论做多了，就想做一个大的框架，一个大的思考，比如说长篇小说，那个时候就觉得，长篇小说的时代要到来了。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就开始研究长篇小说，当时就准备将长篇小说研究作为自己未来研究的一个主导方向。

三 军艺岁月

谢：如果要给您的学术研究划分一个界限的话，我觉得从您到解放军艺术学院工作开始，应该是开启了您文学研究新时期的一个点。请问您是什么时候去军艺的？在您刚去之后，您在军艺的生活如何？研究如何继续铺开的？

张：1986年的8月，到解放军艺术学院来。当时做研究，一个是做军事文学研究，因为当时和那些部队业余作者、军艺文学系学生其实，他们有很多人比我年龄还大，有些是和我同龄联系比较紧密，彼此反馈的东西比较多，艺术氛围比较好。再一个，你老是和他们讨论作品，你离创作的潮流、动向就很近。所以当时在军艺做研究，也得到很多的益处。还有一个，当时它教学任务不是很重，像我写《莫言论》那一年，正好就是招生轮空的一年，就有时间做这方面的研究。另外一条就是，在部队里有机会尽量出去走一走，去拓展你的生活界面，去扩展你的生活见识，这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你看，我也跟着一个电视专题片摄制组，采访青藏兵站部，走过青藏线，也体验到了高原战士们的生活。当年还到友谊关去，就是中越边境战争结束不久，友谊关的营房、办公楼，确实弹洞到处都是，正面的楼房上一个大窟窿（笑）。而且当年被越军炸断的桥梁也还在那里。这对我来说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有很多年强调的是工农兵是社会生活的主体。其实我当时之所以去总政、军艺，也和这个有关系，你看工人我当过了，农民也当过了，可是缺少在部队的生活，所以就想去部队体验一下。军艺在魏公村，离国家图书馆非常近，我后来也是经常去国图一坐一天的，去查资料、读作品。

在做学术研究的过程当中，我有了一些新的拓展。我出版过一本《迷茫的跋涉者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心态录》，这个是研究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知识分子的心灵历程。

谢：您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担任文学系主任的岁月里，我注意到，您付出了大量的心血。您能介绍一下担任系主任之后，在军艺文学系的工作吗？

张：我是1998-1999年，当了两年系主任，时间很短。那个时候军艺正好处在转型的时期，从部队的业余作者开始，一网一网地打捞，打捞得差不多了，难以为继，后来就转向了从战士里边招收学员。我当主任的时候，正好是这个转型时期。为了思考如何培养战士学员，他们都是刚刚写了一点东西，写作的水准与前边几届的毕业生有很大差距，而教学方面则是在规范性上不太好。所以我主要是在课程的规范性上，做得比较多一些。我正好主持了两届学员的招生，对整个的教学模式的重新建构，做了一些事情。同时，我也主持了军艺文学系最早的研究生招收和培养的工作，开了一个头。

谢：阅读您写于这一时期的文章，尤其是到了1990年代的时候，我发现您的研究虽然仍旧沿着之前的方向前进，但是逐渐突出了两条研究的线索。其中一个较为重要的线索就是对莫言与军旅作家作品的专题研究，后来出版了专著《莫言论》等。您在《莫言论》中提出的许多命题，成为后来研究者解读莫言作品的关键，比如生命意识、感觉世界、文学的生命化等。您能说一下这本专著的缘起和写作情况吗？

张：是这样的。后来许多人就问我，你怎么那么有眼光，当年谁都不写，却写了一本《莫言论》。当时情况是这样的，可能既有偶然，也有一些内在的必然性。20世纪80年代确实是文学创作风起云涌、狂飙突进的年代，我当年就一直在追踪研究新的作家作品，像刘心武、张贤亮、林斤澜等。我们同代的这一批，就是莫言、贾平凹、马原、铁凝等，这些我都做过追踪研究。至于莫言，我最初是写了两篇相关的文章，一篇在《文艺研究》，还有一篇在南京的《钟山》发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当初是想出一套“中国当代作家论”丛书，先出了曾镇南的《王蒙论》，接下来他们还要写莫言、王安忆等人。我当时正好刚到解放军艺术学院，他们的责编叫王中忱（现在清华大学当教授），要组这个稿子，别人给他推荐了我。他把我发表的研究莫言的文章看过了，也就证明了我的研究能力，所以后来他就过来跟我约稿。就是说，有这样一个契机。再一个，可以讲，我确实对莫言研究是比较有心得的。我也写过贾平凹的几篇文章，但是今天我自己回想起来，并不比别人有什么新的发现。所以说，这就是必然性，你要是说找我写贾平凹，我可能也可以写，但是我写不出精彩来，写不出自己的特点来。写莫言，一方面有农村生活的经历，对于中国历史进程的思考，还有就是确实也借用了很多理论方面的支撑。我就想，自己要写一本书，二三十万字的书，一定要找到自己独特的角度，怎么样能够在现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做一些新的发现，这就是后来推进到生命的这个层面去的这一套解释。那个时候所谓的“生命感觉”之类的，是从卡西尔的《人论》中的人与自然万物的“生命的一体化”借用过来的概念。

谢：您在这一时期的文学研究，第二个重要方面，就是您对1990年代文学发展的专题研究，先后出版了《1993：世纪末的喧哗》《九十年代的文学地图》等专著。您是如何开启您的九十年代文学研究？

张：我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一直在做文学新现象的追踪研究，而且和在军艺做文学教育有关联。另一方面，总有一些新的作品，让你感到振奋，感到有话可说，但是整体上讲，写出这两本书，都是需要各种机缘的。《1993：世纪末的喧哗》是谢冕老师主持的“百年中国文学书系”的一套丛书，要我来写九十年代这一卷。这套丛书的每一本都是选取一个特定的年份，写作的参照则是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后来，出于我自己的一种思考，我把它调整到1993年，而且1993年正好也接续了我刚才说的另一本书《迷茫的跋涉者》，正好接着写《1993：世纪末的喧哗》。书中不但讲了文学，而且也说到了面对市场化，作家的分化和选择，算是换了一种角度，对市场化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做了另一种梳理。但《九十年代的文学地图》不能算是一个很完整，或者说有充分构思的专著。一开始是想写一本专著，但是刚写过《1993：世纪末的喧哗》，再写这一时期的东西，好像也写不出什么新意。当时很郁闷，跟杨匡汉主编还讲过，告诉他要不我就不写了。你想啊，写一个东西，你总是要有些新的话题，新的发现。后来杨老师说，这一套书好几个人都是把自己的论文编一编，所以我也就是把自己的论文编辑在了一起。当然，这本书也还是有一些新的话题，比如说当年的历史题材小说的研究，二月河啊、唐浩明啊这些人。又比如，军事文学的新动向。

谢：在您这一时期的研究中，除了用力较多的莫言研究、九十年代文学研究之外，我注意到您还时刻关注当时的文坛动向，写下了不少作品的评论，比如《失态的季节》《旧址》《心灵史》等等。梳理这方面的研究，可以看出您对当时文学发展的良苦用心。您能简单介绍一下，您当时在这方面的一些研究工作吗？

张：实际上，我大量的、最主要的研究，还是在这一个方面，就是对于新作品的及时反馈，快速追踪。对王蒙的《失态的季节》，我就有明确的批评倒不是为批评而批评，但总觉得对于一些作家作品的评价，我们还是应该更清醒一点，“爱而知其恶”，不应该像有的批评家那样，毫无保留地全是赞扬。这篇文章，可以说也没有其他的考虑，就是我的“阅读体会”，就觉得他那种语言方式不但不加节制，而且很多时候“似是而非”。也就是说，文学也是一种艺术品，需要从艺术品格上来讨论一些问题。当然，也会同时从思想、价值方面来讨论这些作品。

谢：从这方面来说，也就体现了您对文坛发展特别热心的一面。1995年，莫言的《丰乳肥臀》发表并出版，您能介绍一下您对这部小说的看法吗？

张：这个作品现在回过头来看，是在历史的沉淀当中逐渐显示出它的价值来的。恐怕1995年刚问世的时候，不但是读者，也包括莫言，包括出版方面，对它来说，都只是认为一种新的探索性的试验。所以当年对这个作品的评价，相对来讲，是很不足的，不像《废都》《白鹿原》呀之类的作品，当年就十分热闹。我当时在第一时间写过一篇推荐《丰乳肥臀》的小文章，刊登在一个叫做《精品购物指南》的报纸上（笑），这还是有关方面的约稿。但是当时我对于《丰乳肥臀》，确实没有特别上心。

四 在首师大

谢：我阅读了您的一些著作，发现进入新世纪之后，您更为关注“文学史”的研究，尤其是当代文学史。您不但主编了《中国当代文学60年》，还主持召开了“中国当代文学60年”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形成了厚重的会议论文。您给我们谈一谈您学术的这种转变，这个过程中所形成的一些新思考。

张：我到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任教以后，发现和军艺文学系的教学，有一定的差异。首师人文学院置身于全国高校中文系的教学体制当中，在许多方面要遵循共同的规范，比如说，你培养的本科生，他们要投考别的院校的研究生，要具备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些基本知识和对其历史脉络的掌握，这就必须在统一的教学大纲下进行讲授，而军艺文学系的教学，比较注重的是文学创作和当下的文学思潮方面，是如何引导学生与当下的文学接轨、融合。《中国当代文学60年》的教材，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编写的。我主编《中国当代文学60年》，没有大的抱负，就是希望好用，好读，实用性强。在我的考虑中，它有几个特点：第一，它是以作家论为主干的文学史，向下覆盖作品，向上连接文学现象、文学思潮。第二，它是一部注重审美分析、艺术欣赏的教材。你提问中的那个“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也是因为机缘巧合和主动努力的重叠。在高等院校做学科建设，召开国际性的学术会议，是题中应有之义，2009年又是一个有话题的带有庆祝意味的年头。这个会议也是我们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所召开的第一个重要的国际性的学术会议，在学科的发展建设上起了重要的作用。

我在首都师范大学做了十几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抓紧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因为各种原因，我到这里的时候，这个学科是处于低谷，没有博士点，也没有硕士点。文学院有北京市重点学科，有北京市重点建设学科，现当代学科一点沾不上边。经过各方面的齐心合作和努力，我们从2005年开始招收硕士生和博士生，2013年跻身于北京市重点学科，学科团队年龄分布合理，科研能力普遍较强，在当下各项考核指标中都有可圈可点之处。这也是我感到非常欣慰的。要把10个人的团队打理好，处理诸多矛盾，要在不同的层面上协调各种关系，真是甘苦寸心知。

谢：另一方面，新世纪以来，您的研究还集中关注了“新时期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现象述评，申请了相关课题，形成了相关成果。同时，写了专著《华丽转身现代性理论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转型》，这是否意味着您开始对学科史进行反思？这方面研究的转变前后是怎么样的情形呢？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展开学科史研究的相关状况吗？

张：我们这一代人的学术道路，1980年代有过方法更新、观念更新的热潮，有过对于各种外来理论的生吞活剥的接受。我信奉列宁所言，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做学院派的文学批评，必须借助于理论的力量。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现代性、后现代性和解构主义的理论，涌入中国大陆，掀起了阵阵波澜。2000年以后，我有一段时间写文章少了，以阅读为主，想要从理论和方法上得到新的充实和提高，这就不能不聚焦于现代性理论的冲击与中国思想文化界、文学研究领域对此作出的各种回应，写成了《华丽转身现代性理论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转型》。这本书在我的写作中比较特殊，它述而不作，卑无高论，它的立意在于，一是从文学研究范式的转型入手，阐述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从十七年时期的革命-政治的阐述模式，转向现代性-文化的阐述模式。二是在这种转型中，外来的现代性、后现代性话语，在不同学者那里，产生的种种分歧和争论，讲述它如何逐渐改变我们的文学价值评判，造成新的突破和拓展的同时，也在一定层面上造成了新的混乱和混战。

谢：您的这种学术研究上的变化，据我的观察，和您眼界的开拓、对学科研究的反思等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恰好发生在您调任首都师范大学的同时，那么，您的生活变动，尤其是担任首都师范大学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带头人期间，有着怎么样的关联呢？和您的教学活动是不是有着很紧密的联系呢？

张：关联肯定是有，而且非常密切。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我主要是做文学现象的快速跟踪，主要关注的是新出现的作家、新问世的作品，是身处于文学潮流运动的过程之中，为文学的创新和探索呐喊助威，推波助澜的。新世纪之初，转到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学和学科建设，要占用很大的精力。

做出学术研究的转向，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我见证了1980年代的文学爆炸狂飙突进，见证了1990年代市场化转型带给文学的冲击和震撼，对同一代人的创作，莫言、贾平凹、王安忆等，他们在这样两个历史时段中的文学创作，进行紧密追踪，考察其发展变化。今天回过头来看，这两个时期，都是“非常态”的，充满了戏剧性、紧张感和冲突性，作家们的表演也格外出色。新世纪的第一个10年，除了前面讲到的一部教材，一部专著，我主要是在如下几个方面做了一些新的思考和阐述第一是关于现实主义精神与当代中国社会现实之关系的阐发，倡导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出的“充分的现实主义”的创作，全方位地描绘现代性转型给广阔的中国社会造成的丰富多彩的戏剧性变化，重建中国当代文学的宏大叙事。第二是在新时期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上，做了一些深度的清理，从影响研究角度考察艾特玛托夫对张贤亮、路遥、朱春雨、张炜等的影响，瓦西里耶夫《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对徐怀中《西线轶事》的启示，也从平行研究的角度比较米兰·昆德拉与王蒙、张贤亮、铁凝的相关作品的异同高下。

谢：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上，您已经取得了如此丰硕的成果，为当代文学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学科继续发展指明了方向。您未来在学术研究上，有什么样的打算？您预备在哪些方面进行开拓？对当下的文学批评和当代文学研究有什么样的判断和建议？

张：首先是把我现在主持的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莫言文学道路与中国文学的变革研究”予以完成，然后再论其他。

说到对于当下文学和文学研究的基本判断与展望，在我看来，当下的文学又站在一个巨大的转折关口。近些年来，我经常思考的一个命题是，文学的“常态”与“非常态”。文学的“常态”是什么？是和生活关联的方方面面，是给沉重的生活减负的。然而现在，文学艺术领域娱乐化的现象愈来愈强盛。演艺界的搞笑、耍宝、逗乐，网络文学的繁盛，都是明证。我对它的评价也有了新的改变，这就是从“非常态”的文学，向“常态”文学的根本转折。由此而言，当下的文学，正在呈现出这样的此起彼伏的交替状态，需要新的立法者，为通俗文学、大众文学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