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西方诗歌写作中，自然生态一直是一个重要的且不断被书写的主题，诗人和自然对话的过程也是他们以文学的方式与世界和人对话的过程。无论是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山水诗、田园诗，还是西方文学里的生态诗，其中不仅有对自然山水的写照，更体现了诗人对世界和人类关系的认知。今天，生态文明建设已经成为中国国家战略的题中之意，在此背景下，探讨自然生态主题与诗歌创作的关系就具有特殊意义。3月14日，鲁迅文学院举行“绿水青山：词语绽放的光芒——自然写作与生态伦理语境下的诗歌对话与朗诵”活动。来自中美两国的诗人、评论家及鲁院师生与会。

诗歌交流没有国界，自然与生态更是全人类普遍关注的话题。中国作协副主席、鲁迅文学院院长吉狄马加谈到，东西方诗歌里都有许多描述自然生态的经典诗作，今天，物质文明的高度发达在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改变了生态环境，这些变化同样反映在诗人们的作品中。尽管东西方对自然的理解存在差异，但尊重、热爱自然无疑是东西方诗人共通的情感。中美诗人就这一话题展开深入交流，可以借此呼唤更多人关注自然和生态写作，更新大家对自然、生态、社会发展的理解。对话不仅是在文学层面上的交流，更是在社会伦理层面颇具前沿性的探讨，希望两国诗人通过生态诗歌写作唤起人类保护自然生态的良知。这是诗人的责任，也是人类必须面对的问题。

张清华认为，中国诗歌里关于自然的书写其实是有变化的，其背后是诗歌美学的变化，再深层的原因则是诗人对自然、世界的认识发生了变化。比如，古人喜欢写壮美的意象，现代诗人可能更喜欢写小的意象，这和西方诗歌从浪漫主义到现代主义的变化是相似的。而现在环境的恶化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这也越来越多体现在诗歌创作中，并且引起了美学方面的变化。

这样的观点得到了丹尼尔·博尔祖斯基的认同。他以美国诗歌创作为例，认为一方面环境被人类的暴力所破坏，另一方面人类处理环境的方式所引起的问题又反过来影响人类并进入诗歌创作，比如洪水、飓风等自然灾害过后，受灾者普遍遭遇的被遗弃感和失落感，成为许多美国诗人写作的对象。

“飓风来了，大海生气了，自然生气了……”诗人蕾切尔·加文以一首描摹自然灾害的诗歌开始讲述。她说，自己写过关于核电站爆炸后的疮痍的诗歌，这种境遇是全人类必须面对而无所逃遁的。人类破坏环境，环境改变人类的认知，破坏自然也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关于自然的诗歌就在这其中诞生，这些作品存在的意义是唤起警惕，让大家关注自然，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这将影响人类的长远发展。

臧棣表示，自然对中国诗歌来讲，不仅仅是一种存在的类型。中国人的想象力和认知方式，最根本的也是与自然有关的。对自然的认知其实是对世界的终极认知方式。在中国古代，诗人往往通过游历品鉴、观赏自然，有感而发，所以传统诗歌的特点是慢的、安静的。随着时代的变化，人类对自然的认知发生了变化，在这个漫长的过程里，诗人一方面关心现实生活，另一方面修补、重构古典诗歌中对自然的尊重。

中美诗歌的交流早已有之，自然生态的诗歌写作也曾互相影响。托尼·巴恩斯通介绍了美国生态诗歌的传统，他说，怎样定义生态诗歌，有人说要根据内容定义，还有人说要根据作者对自然的态度来判定。在美国，生态诗歌来自传说和土著文学，来自超自然主义的艾默生、梭罗还有田园诗，以梭罗的《瓦尔登湖》为例，许多美国作家的灵感其实也受到中国文化、印第安文化的影响，屈原、寒山的诗歌里对自然的观点都曾影响美国诗人的写作。

高兴对此认为，中美诗歌翻译存在“逆差”。近些年，很多中国诗人受到美国诗人的影响，某种程度上说，美国诗歌也成为中国诗歌的一部分。但中国诗人除了李白、王维等，其他的在美国可能影响力有限。由于语言传播与译介存在“逆差”，今天中美诗人能坐在一起交流，其实也意味着某种改观。

司各特·克瑞里谈到，全球化时代，人与自然分开似乎很容易，富裕的生活容易让我们忘记和自然的亲密关系，而艺术是一种沉思式的、微妙的方式，它帮助我们重新走进自然。生态诗歌有责任让人们站出来，重新看待自然。写作能让人感受到这种微妙的体验。

人对自然的异化是许多现代诗着力表现的重点，汪剑钊说，人成了自然的主人后变得很狂妄，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开始破坏自然，但反过来自然也报复人类，生态诗歌写作是对“自然变成荒原”的提示，人们必须重新调整人和自然的关系，回到自然之中。对自然诗歌的理解，东西方语言文化略有差异，翻译也很难传达出全部的意义内涵，密切的交流可以使人们更了解彼此，从而在一个诗歌国度里生活得更加美好。

两个小时的学术讨论很快过去，参加活动的诗人、评论家们登上讲台，在动人的音乐里朗诵各自的诗歌作品，对于海洋、大地、田园，对于人类、自然、生命，他们有表达不尽的诗意。尽管语言不同，但在汉语和英语之间，所有人对自然和生命的敬重是崇高而一致的，也正是在这跨越国界的交流里，诗人们共同面对世界性难题，心存着“在一个诗歌国度里生活得更加美好”的希望。

活动由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邱华栋主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