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旦

穆旦，生于1918年4月5日（农历二月二十四日）生于天津，于40年代出版了《探险者》、《穆旦诗集（ 1939～1945）》、《旗》三部诗集，将西欧现代主义和中国诗歌传统结合起来，诗风富于象征寓意和心灵思辨，是“九叶诗派”的代表性诗人。20世纪80年代之后，许多现代文学专家推其为现代诗歌第一人。

一

岁月流逝，往事如烟，良铮已去世二十年。过去广大读者只知道他是一位优秀诗歌翻译家，近几年他写的诗才被承认，并给予很高的评价。作为诗人的亲人，我十分欣慰。但是，那段悲痛的记忆一直留在心头。他去世了两年多，通过家属申请平反，才得到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1979年8月3日），上面简单地写道：“根据党的有关政策规定，查良铮的历史身份不应以反革命论处，故撤销原判，宣告无罪”。又隔一年，1980年7月16日中共南开大学委员会复查决定查良铮同志问题已“于1956年10月根据本人交待按一般政治历史问题予以结论”、“撤销由高教六级、副教授降为行政十八级的决定，恢复副教授职称”，“在降级时期内的工资不再补发”等。1981年11月27日南开大学党委在天津市烈士陵园召开平反大会。

1985年5月28日，骨灰安葬在北京万安公墓。墓碑上写着“诗人穆旦之墓”。人们会说现已为他平反，他的译诗都已出版，也出了诗集，并对他的诗歌评价很高，可以无愧地说那已是过去的事。可是，活着的亲人想起他一生的经历，不免永远悲怆，心灵上的创伤永远很难很难愈合。

                         二

我和良铮是1946年在清华园相识的。当时我二哥珏良是清华大学外文系讲师，每逢周末我经常去二哥家玩，良铮是二哥的同学，他也常去。周末清华园工字厅有舞会，我经常参加，有时良铮也去。1946年夏，我去参加国民党政府官费留学考试，考场设在北师大，又遇见良铮。王佐良、周珏良也都参加考试，我们大家在北师大附近小馆吃午餐。那时我吃得很少，良挣风趣地说，“你吃得这么少，这么瘦，怎么能考好呢？还是胖了会更好。”他是二哥的同学，我也没在意。后来，他由沈阳回北京，常去燕京大学找我，有时我和其他朋友在一起，他很礼貌地离开；有时第二天去了，我又有事，在燕京园姊妹楼会客厅里谈几句，他就走了，我很抱歉。周末我常去市内叔父家，有时他约我在米市大街女青年会见面。我们经常在女青年会客厅聊聊天，王府井大街逛逛。他爱逛书店，也陪我逛东安市场，有时买几本书送我，有时也看电影。寒暑假我回天津，他也来天津看我。那时父亲经常去唐山，在家里常开舞会，兄姐们的同学朋友常去，良铮也是其中的一位。我们初相识，他常问我爱看小说吗，我说中学时看过许多，巴金、茅盾的小说，还有武侠小说，因为我读的那个学校，从小学三年级就读英语，中学时也看过几本英文小说如《小妇人》、《傲慢与偏见》、《战争与和平》等。他说真看了不少书，那为什么读生物系。我说我喜欢理科，看小说只是消遣。会面时他常给我讲游记或一些趣事。我记得最清楚的是穆罕默德 (伊斯兰教创立人）的生平。后来我们比较熟了，他才谈到，他怎样从緬甸野人山九死一生到了印度，又回到昆明。他曾向我介绍他的家庭情况，我感觉他对母亲非常孝顺，对姐妹感情很深，责任心强，只是看上去沉默寡言，不易接近，相处久了，感觉他很热情，能体贴人。有一次他忽然向我要一张相片，他说要给母亲看。我说没有。他说去照一张。我有些不高兴，我想我认识好几位哥哥们的同学，人家都没有要相片。不过去美国以前，我还是送给他一张相片。当时良铮给我的印象是一位瘦瘦的青年，讲话有风趣，很文静，谈起文学、写诗很有见解，人也漂亮。

当时国民党政府公费留学名额很少，大多考生都改为自费留学生，可向政府购买官价外汇，比黑市要便宜好多。本来良铮打算和我一同赴美留学，后来我才知道他的父母和妹妹都需要他赡养帮助，他不仅要筹款购买外汇，还必须留一笔安家费，因而他在1947年冬去上海、南京找工作。1948年3月，我由上海坐“高登将军号”邮轮出国。良铮从南京来送行，一直送我上船，还送了我几本书和一张相片，相片反面写着：

   “风暴，远路，寂寞的夜晚。

    丢失，记忆，永续的时间，

    所有科学不能祛除的恐惧

    让我在你底怀里得到安憩——”

这张相片是八十年代从“文革”后退回的杂物中找到的。良铮随联合国粮农组织去泰国曼谷后，我每周都收到他的信。信的内容非常有意思，有时描写泰国的风土人情，有时也谈泰国的经济。他说生活很容易，不用太累就可以生活得很好，只是天气太热，待路费赚够，就去美国。他还寄我很多他在泰国各地照的相片，这些信我-直保留着，直到“文化大革命”前我才烧掉。这些信，增进了我们的感情和相互了解。

良铮1949年8月抵美。在旧金山遇到珏良二哥回国，他把身边的几十美元托二哥带回北京给他母亲。他本来打算去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英文系就读。当时他更喜欢哥大。在芝加哥停留一周，就去了纽约。他动员我转学哥大，我因刚读完硕士学位，准备博士生的资格考试，不愿意换学校。他去纽约只呆了三天，又回到芝加哥，在芝大英国文学系就读。他住在靠地铁附近的一家小旅店，房间很小，共用卫生设备，房租很便宜。他每天吃炼乳，面包，花生酱，有时也买碎牛肉罐头，水果吃最便宜的桔子、葡萄等，当时一毛多钱一斤。 

1949年12月，我们坐火车，去佛罗里达州的一个小城结婚。当时我五哥杲良在那里一个研究所做博士后。结婚仪式很简单。在市政厅登记。证婚人是杲良和另一位心理学教授。我穿的是中国带去的旗袍，良铮穿的是一套棕色西服。一般正式场合都要穿藏青色，他不肯花钱买，就凑合穿着这套已有的西服。杲良订了一个结婚蛋糕。参加仪式的还有几位他的同事。我们住在大西洋岸边的一个小旅馆一周，然后返回芝城。

婚后我们和一位芝大同学合住一套公寓房间。来往的朋友很多，每周末都有聚会，打桥牌、舞会等。陈省身先生是芝大数学系教授，我们常去他家，陪他打桥牌，然后吃-一顿美餐。那时我很爱玩，良铮从不干涉。几十年我们共同生活，各自干自己喜爱的事，各自有自己的朋友。在美国读书时，良铮除了读英国文学方面的课程，还选了俄国文学课程，每天背俄语单词。我们生活并不富裕，但如果同学有困难，他总竭力帮助。他待人以诚，大家都喜欢他。我们的家总是那么热闹。八十年代，我去美国探亲，遇到几位老同学说，“你们在芝大时是最热闹的时期，你们走了，大家都散了，也不经常聚会了。”

1950年春天，原抗日远征军的将领罗又伦夫妇忽然来芝加哥访问，我们共同参观了芝大校园，芝城博物馆，美术馆等。那时我和良铮非常喜欢印象派画，芝加哥美术馆有很多印象派画家的画。良铮最喜欢荷兰画家梵高的画。这位画家一生坎坷，他活着时想用他的画换一杯啤酒，都没有人肯换。我们还去参观了芝加哥一个屠宰场（全美最大的），在中国餐馆共进午餐。良铮和罗又伦谈得最多的是中外诗歌，并建议他多看些古诗，如陶渊明、李白、杜甫等。罗的情绪不高，正在美国旅游，准备回台湾，罗只说了一句“欢迎你们随时回台湾”。在回家的路上，良铮对我说：“在中国打了败仗，军人不吃香。”以后再也没有罗的消息了。

在美国读书，多数人完全靠半工半读维持生活。一般实验室都没有助教，所有工作都由研究生干，每周干多少小时，由自己决定。由于生活问题，一般至少每周干二十小时，晚间也可以去干。在获得博士学位前，我在芝大新成立的生物物理和生物化学研究所干活。那是个新成立的所，除了几位教授，下面具体做实验的人员很少，他们非常欢迎我去工作。在我获得博士学位后，由于准备回国，临时干，每周可拿到二百元工资（当时在实验室干活，每小时一元），那里教授非常喜欢我，愿意我留下。良铮不找工作，只是在邮局干临时工。他写的一些英文诗已在刊物上发表。有位外国友人和我说“你丈夫的诗写得非常好，他会成为大诗人”。

芝大有一个国际公寓，各国留学生都住在那儿，我也曾在那儿住过。婚后，我们虽然住私人公寓，周末仍常去参加舞会，打桥牌。许多中国同学去那儿聊天。良铮总是和一些同学在回国问题上争论。有些同学认为他是共产党员。我说如果真是共产党员，他就不这么直率了。我总劝他不要这么激动。他说作为中国人要有爱国心，民族自尊心。当时学生中各种思想都有，最多的是观望派。一些朋友劝我们看一看。当时我已经工作。良铮的二哥良钊为我们安排去印度德里大学教书。美国南部一些州的大学经常去芝大聘请教授，如果我们去南方一些大学教书，很容易。良铮不找任何工作，一心要回国。

                             三

我们婚后，良铮就准备回国，动员我不必读了，回去算了。我不同意，甚至说“你要回去先走，我读完学位就回去”。当时美国政府的政策是不允许读理工科博士毕业生回国，文科不限制。良铮为了让我和他一同回国，找了律师，还请我的指导教师写证明信，证明我所学与国防无关。在1950年就开始办理回国手续。良铮的意思，是我拿了学位就立刻回国。可是美国移民局一直没有批准，直到1952年才批准回香港。实际上香港只允许我们过境，当我们坐的邮轮到达香港附近，我们这几位回大陆的旅客就被中国旅行社用小船把我们送到九龙火车站附近，上岸后就有香港警察押送到九龙车站。在车站检查很严，然后关在车站的一间小屋里，门口有警察，不准出屋，停留了几小时，由香港警察押送上火车。火车开了一小段，又都下车，因这段车轨不相接，走了一小段，再上火车，在深圳停留了一天，等待审查。然后去广州，住在留学人员招待所，填写了各种表格，住了一周审查完毕，才离开广州。

我们从广州去了上海，因为我是姑母抚养长大的。姑母住在上海。我们见到良铮的好友肖珊同志，当她知道良铮有很好的俄文基础后，建议他多搞翻译，介绍俄国文学给中国读者。回到北方后，在分配到南开大学以前，良铮基本上住在北京家中，日以继夜翻译季摩菲耶夫著的《文学原理》。1953年5月分配到南大外文系，除了完成教学任务，业余时间仍搞翻译。

良铮工作勤奋，不仅教学工作得到学生的好评，而且很快翻译出版了《文学原理》、《波尔塔瓦》、《青铜骑士》等，这引起一些人的嫉恨。当时他和另一位副教授为了挽留解放前倡建南大外文系的老教授陈某，还曾发起召开过一次挽留这位教授的座谈会。1954年，正值李希凡、蓝翎等批判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观点，南大中文系和外文系共同召开的《红楼梦》批判会上，良铮刚发言，只说了一句话，就被召集人阻止，良铮立刻离开了会场，在场的另一位教授说，这样做不对，要让大家把话说完。当场召集人却大发雷霆。这就是所谓“外文系事件”。没有料到这竟成了良铮后来被定为“历史反革命”的依据之一。

1955年肃反运动，良铮是肃反对象，我也不能参加系里肃反会议，后来才听说本来打算把我列为肃反对象，可是历史上实在找不到任何借口，只好让我在家里“帮助”良铮。他每天上午八时就到外文系交待问题，中午回家饭吃不下，晚上觉也睡不着，苦思苦想。我劝他有什么事都说了吧，问题交待清楚也就没事了。领导说他不老实，连国民党员身份都不肯交待。实际上他真不是国民党员。他当英文翻译时，杜聿明、罗又伦两位将军经常和他谈论文学、诗歌，非常喜欢他写的诗，有时让他读诗。良铮非常苦恼没有可交待的，可是又被逼着交待。1956年，按一般政治历史问题予以结论，我们也都放心了。

1956年“大鸣大放”期间，《人民日报》副刊主编袁水拍向良铮约稿。他写了《九十九家争鸣记》发表在1957年7月5日《人民日报》副刊上，后来这首诗被批判为“毒草”、“向党进攻”，也被作为定罪的依据之一。1958年，突然收到法院判决书，良铮被定为“历史反革命”。良铮拿到判决书，过了两天，先去告诉我父亲周叔弢，然后把我叫到父亲家才告诉我。判决书上写着如不服此判，可上诉。和家人商量，认为这种判决上诉无门，不可能胜诉，只能逆来顺受。当时许多青年学生被定为右派，下放农村劳改，良铮虽被定为“历史反革命”，机关管制三年，每月发生活费60元,但仍和家人住在一起。他从不抱怨，只是沉默寡言，自己承受着极大的痛苦而不外露。从此我们家没有亲朋登门，过着孤寂的生活。所谓“监督劳动”，就是扫地，图书馆楼道和厕所每天至少打扫两次，原有的工人监督他劳动。晚间回家写思想汇报，认罪反省，每周去南大保卫处汇报思想，每逢节假日被集中到保卫处写思想汇报。1962年初，虽然解除管制，但每逢“五一”、“十一”节假日，他要去图书馆写检查。他受管制三年，没有告诉他父母，他们一直不知道。春节期间他不能带孩子去北京拜年，只能推说忙，把二老接来天津。他被错划为“历史反革命”后，我和孩子们经常受到歧视。有一次，英传回来说，学校不让他当少先队大队长了。孩子很伤心，他一言不发。有时过去的熟人见到我低头过去，假装没看见，我很生气，他反而劝我不要太认真，事情总会过去的。自从1959年被管制，直到以后的年代里，良铮很少和亲友来往，连信也不写，他主动不和几位好友如肖珊、杜运燮等去信，怕给人家找麻烦。晚间孩子们经常闹着讲故事,他给孩子们讲“西游记”、“三国演义”等，讲到高兴时，和孩子们开怀大笑。因此，我经常鼓励他和孩子们玩。有时周日去我父亲家，他总和父亲谈文学，也给侄辈们讲故事。孩子们最爱听他讲故事。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每天上下午南大附中附小的红卫兵都来家“破四旧”。书籍、手稿、一些家庭生活用品，被褥、衣服等都当“四旧”被拉走。当时我们住南大东村平房，大门一星期未关，每天家里地上都有乱七八糟一大堆杂物。孩子们常从乱物中拣一些书、手稿和日用品等。家具被砸烂，沙发布用剪刀剪开。这时良铮已被集中劳改，每晚回家，看见满屋贴着“砸烂反革命分子x x x狗头”，一言不发，有时默默地整理被掷在 地上的书和稿件。

1968年，我们家的住房被抢占，我们的家具、被褥和日用品全部被掷在后门外，放在露天下一整天，无人过问。当时学校很乱，一切机构都不起作用，直到天黑了，我们一家六口人仍无处可去。我只好去八里台找了两辆平板三轮车，把堆在露天下的物品，运到13宿舍门口。非常感谢两位三轮车老师傅为我们解了忧。然后良铮和“牛鬼蛇神”们把物品搬到13宿舍3楼。从此我们一家六口人被扫地出门，搬到一间仅十七平方米，朝西的房间。这间住房我们住了五年。许多物品，沙发、书箱都放在楼道和厕所里。屋里放了两张床和一个书桌。这张桌子又是切菜做饭的地方，又是饭桌和书桌。每天等大家吃完饭，良铮把桌上的杂物整理到一边，就在桌子一角开始工作到深夜。不久清理阶级队伍，良铮被集中，我被关押在生物系教学楼。剩下四个孩子，不仅自己做饭，还要给我送饭。一次小瑗(仅十一岁）由于做饭劳累，晕倒在公用厕所，不省人事。后来邻居去厕所才发现，抬回房间，也仅给她喝了一杯糖水。

1970年林彪“一号通令”下达，南大所有“牛鬼蛇神”连同子女一律下放农村。我带着四个孩子到河北省完县一村庄，良铮单独去另一村庄，相距几十里，基本上不通音信。不久中小学开学，四个孩子回天津了，良铮和我仍各自留在完县劳改。有一天，大致快过春节，天气很冷，良铮忽然来看我，我说自从到完县以来没有收到孩子们的信，也没有他的消息，我见到他，控制不住眼泪。他看着我，劝我说“收到孩子们的信，都很好”，还说“事情总会过去的，要耐心，不要惦着孩子”。他带了一小包花生米和几块一分钱一块的水果糖。几个月没见面，他又黄又瘦，精神疲乏，他只是安慰我“要忍耐，事情总会弄清楚的”。他还负疚地一遍又一遍说：“我是罪魁祸首，不是因为我，一家人不会这样。”

我看到他眼中含着泪水，脸色非常难看，便安慰他：“我也是特务，应该受到惩罚。”说了几句话，他准备走了，要走几十里才能回到住处。他非要把那包花生米和几块糖留下，我坚持不要，他说:“你晕了，吃块糖也好些。”我说：“身体还可以，也不想吃零食。”他说，“要多注意身体”。互道保重后，他就走了，停留不到半小时。我送他到村口，看他走远了，才回村。从后面看，良铮已经是个老人了，当时他仅五十二岁。回村后，我立即被批斗，“传递了什么情报，老实交待”。真是天晓得。那时我的旅行包，经常有人检查，如果看到藏着花生米和水果糖,恐怕不知要批斗多少次。

1971年，当时的革命委员会开恩，另外分配给我们学生第六宿舍一层阴面、水房旁边的一间小屋，良铮非常高兴，每天劳动回来，忙着吃饭，提着旧蓝布包去那间又冷又潮的小屋埋头译诗。这时小英已去内蒙五原县插队，小明和他住在那间小屋里。

1972年，落实政策，还因为我五哥杲良由美国回来探亲，我们搬回东村70号（原住处）。良铮和老同学吕某经常去文庙旧书店买了大量旧书，其中有鲁迅的杂文，陶渊明、李白、杜甫的诗集，还有许多英文书，在鲁迅杂文集的扉页，他写下:“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四人帮”打倒后，他高兴地对我说“希望不久又能写诗了”，还说“相信手中这支笔，还会重新恢复青春”。我意识到他又要开始写诗，就说“咱们过些平安的日子吧，你不要再写了”。他无可奈何地点点头。我后来愧恨当时不理解他，阻止他写诗，使他的夙愿不能成为现实，最后留下的二十多首绝笔，都是背着我写下的。他去世后，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孩子们找到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密密麻麻的小字，一些是巳发表的诗的题目，另外一些可能也是诗的题目，没有找到诗，也许没有写，也许写了又撕了，永远也找不到了。后来我家老保姆告诉我，在良铮去医院动手术前些天，字篓里常有撕碎的纸屑，孩子们也见到爸爸撕了好多稿纸。当时只要他谈到写诗，我总加以阻止。想起这一些，我非常后悔。这个错误终身无法弥补。他常说，“一个人到世界上来总要留下足迹。”

良铮译诗，是全身心投人，是用全部心血重新创作，经常为一行诗，甚至一个字，深夜不能人睡。他常说，拜伦和普希金的诗，如果没有注释，读者不容易看明白。他的每本译诗都有完整的注释。偶尔他也对我说，“这句诗的注释就是找不到。”为了一个注释，他要跑天津、北京各大学图书馆，北京图书馆等。他跌伤腿以后，还拄着拐杖去南大图书馆找注释。尤其《唐璜》的注释，他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查阅了大量文献，虽然出版时未被采用，至今我还保留着厚厚一本注释。去医院进行手术前，他曾对我说：“我巳经把我最喜爱的拜伦和普希金的诗都译完，也都整理好了。”他还对最小的女儿小平说：“你最小，希望你好好保存这个小手提箱的译稿，也可能等你老了，这些稿件才有出版的希望。”他最关心的是他的译诗，诗就是他的生命，他去世前没给家人留下遗言，这些就是他的遗言。

1993年7月，秋吉久纪夫先生（日本诗人、汉学家）来访问我，说他准备出日文版《穆旦诗集》，想要一张相片。他挑选了一张良铮微笑的相片。他说：“虽然穆旦后半生在寂寞中度过，苦难二十年，承受着来自各方的压力，但他对未来充满希望，笑对人生。”

我们家的不幸遭遇，孩子们一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抄家贴大字报才知道。良铮和我不愿意让孩子们幼小的心灵承受压力。良铮非常喜爱子女。小英四岁就用油泥做各种动物造型，还做飞机、轮船、汽车、大炮，良铮总是鼓励他，表扬他做得好。经常下班回来给他带油泥。有时小英把捏好的各种动物造型，汽车、轮船排列放在小桌上，良铮看了十分高兴。后来稍大一些，十岁左右，小英用洋铁罐头做轮船，上面挂着国旗，涂上各种油漆，一直保留到“文化大革命”才被砸烂。1964年，良铮在八里台邮局给小英买了第一本《无线电》杂志。后来小英去插队，他总去邮局买《无线电》，为小英保存着。小英十岁开始做矿石收音机,后来做电子管收音机，再做半导体，他看了很高兴。在“文革”期间，他对我说，“小英动手能力强，将来让他修理无线电吧”。小英插队期间，良铮为他买了中学数、理、化自学丛书，还购买了农、林、牧各方面的杂志和养猪、养鸡、种果树等技术书。他叫小英在农村好好干，另一方面要努力学习，做一个有知识的人。他最喜欢小女儿小平，在“文革”期间他为她找不出更好的出路，他说“她有艺术天才，让她学一门乐器，也算有个专长”，后来选择了琵琶，又托好友在上海买了一把昂贵的红木琵琶。他教大女儿小瑗学习英语，第一本书是《林肯传》，并让她每天背单词，还说“掌握一门外语，至少翻译点东西，可以混口饭吃”。小瑗初中毕业，由于小英已下农村插队，她可留城，但由于家庭关系，被分配到天津市第十三塑料厂，带毒车间，并且三班倒，工厂在密云路，离家很远，每逢早班，早晨5时离家，良铮总要起来，送她到八里台汽车站，中班晚上11点多才能回家，他总去汽车站等她，尤其雪花纷飞的寒冷季节和倾盆大雨的日子，他总出去接小瑗。我有时说，雨这么大，让她自己回来，他总坚持去。孩子们一有病,他总是背起就去医院，尤其小明从小身体不好，经常低烧，他到处打听如何医治低烧，中西医针灸各种办法都使用过；六十年代是吃豆腐渣的年代，良铮浮肿得厉害，配给他一斤红糖，他没有吃一口，全留给小明。

良铮劳累一生，尤其他腿伤以后，我多么希望他能歇一歇。他说：“你不要阻止我去做我想做的事。”他对朋友说：“我不能再给家人添麻烦了。”他腿伤后，总是拖着伤腿，自理一切。那时我要去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因为他腿伤，我不准备去，他鼓励我“你出去看看，这些年你也够受的”，“等我动完手术，咱们出去旅游，去黄山玩一次”。

可是，再没有机会了。良铮回国二十多年，过的多半是受屈辱受折磨的日子。没有好好休息过，当然更没有游览黄山的机会，连他去世前答应要去北京、山西看看老朋友，也没能去成。他走时，只有59岁呵！如果天假以年，现仍健在，他又能写多少好诗，译多少好书，更不要说与我畅游黄山了。一想到这里就不忍再想下去了。

良铮的一生光明磊落，乐于助人，珍重友谊，生活简朴，虽然过早地离去，但他的名字和诗歌将永远流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