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需要引领的。很多写作者对我们的国家、民族，对人民的理解是浅层的。我们更应该想到怎么传达正面的声音，因为写的不够多、不够好，引领、提倡的不够，正面作品的影响力还没能完全传播出去。

■一个好的故事，首先就在于细节。细节来自生活，要讲好故事，必须深入生活，提高阅读生活的能力。其次才是叙述故事的能力。要会感悟生活，剩下的就是“大厨的本事”，这“本事”决定故事的成败。如果情感不真实，功夫不到位，都会影响讲中国故事的生动性。

■为什么央视的《中国诗词大会》和《朗读者》两个节目这么受欢迎？只有一个原因：在缺乏经典的当下，人们只能回到传统经典中寻求慰籍。如此繁荣发展的中国，我们应该有超越前人的作品，应该创造比先人更灿烂的中国文化，但现在没有，或者很少。

■过去我认为中国故事必是“高大全”，现在的理解不一样了。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呈现中国好故事的元素；其次，中国故事是跟这个时代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现在有各行各业的精彩人物，作家要适应当下的丰富性、多元化时代；第三，以前讲中国故事，是人的故事，今天讲述的故事包括与人相关的自然环境甚至是各种生命之间的气息。

——何建明

从1978年的《湘西探险记》到今天的《死亡征战》，从事写作近40年，写了三十几部长篇、上百部中短篇，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副主席，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何建明一辈子做了一件事，就是讲述中国故事。

一

2016年12月，《中国作家》杂志重磅推出的《死亡征战》（单行本即将出版），讲述了抗击埃博拉疫情的战斗中，中国医疗队到遥远的非洲拯救了无数患者生命的出色作为。“ 我希望自己讲述的故事能够温暖世界，让所有人能感受到中国的崛起对全人类是一种福音。当世界在最危难的时刻，中国是可以在国际大舞台上表现出大国风范、大国情怀以及大国担当的。”何建明说。的确，这样的中国故事，足以温暖世界。“ 我们今天一直在讲‘ 大国崛起’‘ 大国形象’，其实真正的大国崛起和大国形象，并不单指一个国家的民众有多富裕、军事实力有多强大，而往往是看你所承担的国际义务有多少，尤其是遇到了他国的、全球性的危急时刻，你的国家是否真正出力，真正无私地援助了他国与世界。”何建明说。2014年、2015年在西非地区惨遭埃博拉袭击的时候，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做出了许多“ 第一”—— 在全世界第一次由国家元首致电相关三国总统，慰问并宣布援助重大举措；第一次租用包机运输紧急援助物资，在他国建传染病诊疗中心；第一个整建制地派出军队医疗队；第一次援助一个地区性的灾难资金达7亿美元…… 一系列的“ 第一”叠加了中国外交和大国形象。中国在当地支持并参与疫情防控工作的医务人员累计1000多人，待的时间最长，最后一个离开，帮助非洲人民实现了埃博拉的阻击战。这是援助非洲抗击埃博拉战斗中最成功、最重要的收获。此前，何建明的《国家——2011·中国外交史上的空前行动》记录了中国外交史上最大的撤侨行动。外交战线认为《国家》是“60年来中国外交部形象的完整展示，是13亿中国人一直追求的强国梦想的一次完美实现。”也许在那个时候，何建明的中国故事，已经从“ 国家叙述”的层面，悄然走向“ 国际叙述”。“ 中国发展如此迅速，全世界都在注目我们。我们有职责和义务把中国的故事讲好，讲给世界听，让同一个星球上的人感动。”何建明的中国故事，讲到了读者的心坎上。在他所描述的情感世界中，读者被中国故事的温暖感动、震撼。近年来，每年都有两三部他的作品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世界范围出版。

二

讲中国故事，是何建明的立身之本。从20来岁写第一部报告文学《腾飞吧，苍龙》起，何建明就开始了中国故事的讲述。近40年过去了，他的创作紧密地追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中国社会所发生的伟大变革与进步，所经历的拼搏与奋斗，都被他纳入笔下，成为故事的源泉。何建明的创作可分为不同的阶段。《腾飞吧，苍龙》《湘西探险记》《警卫领袖风云录》《神秘的禁区》《缉私大王》等作品，是何建明在部队生活中所经历的人和事件的记叙，歌颂是这些作品的主旋律，张扬真善美是基本内容，被他视作新闻性强于文学性的初级创作阶段。《共和国告急》《科学大师的名利场》《落泪是金》《中国高考报告》等作品，以批判现实主义为基调，几乎每一部都在社会上引起关注：《落泪是金》通过文学作品提出“ 弱势群体”概念；《中国高考报告》曾被《纽约时报》评价为“ 中国第一部系统批判中国教育的文学作品”；获第一届鲁迅文学奖的《共和国告急》创作于1992年至1994年，第一次把矿难作为报告文学的写作对象；《根本利益》捧出了一个感动中国的执政为民的公仆梁雨润…… 如果说创作初期，何建明只是不自觉地讲述“ 中国故事”，那么上世纪90年代引起广泛关注的这些作品，使他第一次意识到文学作品的感召力是如此之大，自己笔下刻画的人民命运和情感，不仅表达着人民的心愿和心声，更承载着时代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从《根本利益》开始，到后来的《国家行动》《大国的亮点》《永远的红树林》《北京保卫战》《部长与国家》《为了弱者的尊严》《农民革命风暴》《国家行动》《我的天堂》等作品，何建明的叙述变得逐渐成熟而理性。这些作品结构恢弘、叙议兼长，同时在文体上有所创新。他逐渐感受到讲中国故事的魅力，如果使一个好的故事感动人，那么对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产生的精神力量是无穷的。到了近几年的《生命第一》《江边中国》《国家——2011·中国外交史上的空前行动》《忠诚与背叛——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红岩》《天津大爆炸》《南京大屠杀全纪实》等作品，更让何建明深深地感受到，中国故事是可以讲给世界听的。他更加注意在全局性、前瞻性地把握创作的同时，更注重形式上的突破与创新，增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在艺术上进入另一种境界。比如在《国家》的写作中，他采取了电影艺术的叙述方式，令人惊心动魄。作品思考和看待问题、对待生命的态度与过去有太多不同，对世界的认识也大有不同。他进入生命价值观的探索，更有情感价值观的体验。在报告文学写作这条漫长的道路上，何建明的中国故事题材在不断变化，唯一不变的，是无一不关系到国家大事，无一不关系着民生利益。

三

讲什么样的中国故事？这是一个作家的立场，也是文学的根本问题。何建明说，所有的文学作品，其实都是在“ 讲故事”，只是形式不同而已。而在这个星球上，人是唯一能讲故事的生物，人又是唯一被故事所感染后产生理想信仰和人生动力的生物。他因此认为，讲中国故事是有讲究的：有人讲中国的黑暗或愚昧，有人讲中国的光明和精彩。站在什么立场讲什么故事，是当代作家首先应该解决的课题。一个有良知的作家应该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真实地记录社会发展过程中与人民群众生活和命运息息相关的重大事件，为人民代言，关注弱势群体，塑造时代英雄，抓住最能反映人心的事件和时代的闪光点。《落泪是金》一书当年产生的影响，曾导致社会对贫困大学生的直接资助额至少超过3000万元，引起了全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关注，有力推进了国家相应政策的出台，使数以百万的贫家子弟获益。为了写作一部20万字的《恐惧无爱》，他先后走访了北京、上海、山西、陕西等地，深入车站码头、监狱学校、医院街道，广泛接触那些流落街头的孤儿、处在生活边缘的犯罪人员子女、离家出走的问题少年和被人遗忘的私生子等无数“ 另类”少男少女。作品完成后，全国妇联和共青团组织以及很多热心读者都主动找到何建明，希望联手为弱势群体真正解决些问题。2012年《三牛风波》的完成，为甘肃引来企业家们十亿元的投资。“ 文学是需要引领的。很多写作者对我们的国家、民族，对人民的理解是浅层的，对国家的主流视而不见，对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负面问题无限放大。只看到高速公路穿过村庄带来的破坏，没有看到交通便利带给几代农民梦想的实现；只看到癌症村，没有看到华西村、永联村。我们更应该想到怎么传达正面的声音，因为写得不够多、不够好，引领、提倡得不够，正面作品的影响力还没能完全传播出去。”何建明说，中国处在历史的转型期，新事物与旧体制、旧观念之间的矛盾与交锋十分激烈，局部与全局之间的冲突也很凸显，作家在讲述中国故事中把握大局的重要性也格外突出。他以最敏锐的感觉和最高涨的热情以及最直接的表现形式，不停地记录和颂扬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成果，同时也以强烈的民族责任心和历史使命感以及现实忧患意识，承担着批判和揭露那些在变革中呈现的某种丑恶现象与不正之风。那么，生活在中国的作家如何给自己定位？ 何建明说，讲中国故事第一要解决的是，心中有大义，心里有人民，肩头有责任，笔下才有乾坤。这样的写作标杆要树起来，这是作家应有的写作立场。

四

多年来，何建明创作的足迹踏遍了农村、军营、边疆、海洋，灾区、山区、矿区，许多的大小建设工地，甚至非洲、美洲…… 他去过最遥远的地方，采访过驰骋风云的人物，也采访过最苦难的人群。40年来，他和中国一起成长，也一起见证并亲历了诞生那些中国故事的最难忘或最精彩的过程。如何选择中国故事？ 写作中的何建明无时不在琢磨。众多的作家面对熟悉的题材，怎样才能讲出独特的中国故事？ 在写《南京大屠杀全纪实》时，何建明面对的首先是这个问题：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著作太多了。然而这些著作多为资料性的研究成果，局限于学术交流，有影响力的纪实类文学作品屈指可数，缺少全景式再现的力作。他想，叙述这个历史事件，还原本来面目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审视灾难，发现民族与民族之间各自的问题。于是，在写作中何建明把南京大屠杀置于历史和民族的长河中观察、置于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文化和国民心理上的差异中比较，在分析和思辩基础上，再在海量的史料查询和实地采访中获取开阔的国际视野，正视民族创痛，不断地提出思考和疑问：我们的民族是否还有血性？我们为何总是好了伤疤忘了痛？ 还能相信他们的假言假语吗？ 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注意点细节？“ 卧薪尝胆”“ 韬光养晦”是说出来的大智谋？新一代人应该牢记些什么？假如侵略者的屠刀再次举起，我们准备好了吗？以立法形式设立国家公祭日自然是直面历史的一项重要举措，但何建明认为这还远远不够：“ 一个仪式上的沉默与哀悼，只能在大环境、大氛围中瞬间感动与触动，只有通过深入了解、冷静思考、潜移默化的教育，才能形成主张与观念，才能形成信仰与意志，并从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中认识个人层面和国家层面及时代层面上的种种深刻的问题，在一个人内心构筑信仰、坚定主张。”选好故事是第一步，那么第二步就是：怎么讲好中国故事？ 这是一个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小说有小说的讲法，诗歌有诗歌的讲法，报告文学则更直接一些。何建明更看重的是切入点。我们不缺乏好的故事，而是缺乏讲故事的能力。而当下，概念化和简单化是讲中国故事不能成功的基本原因。2011年，何建明写了《忠诚与背叛——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红岩》。在书里他思考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当时的重庆地下党会遭遇惨败？ 它给今天的我们带来什么警示？ 他采访了幸存的革命者及其后代，查阅了大量解密的档案，深感“ 忠诚”是共产党员最可贵的品质：“《狱中八条》是蒙难的共产党人用鲜血换来的教训与启示，时隔半个多世纪仍然振聋发聩。现在虽是和平时期，但越是和平时期，我们越要有忧患意识，党的建设永远都在路上。”《忠诚与背叛》的故事写得独特，使我们更加认识到人性与党性之间复杂而紧密的关系，从而提供了中国治党、为党的另外一个版本。

五

2017年新年前后，何建明的散文《母亲的泪光》被反复转载。何建明牵挂母亲，想让母亲随他在北京住，母亲总是待不住，惦着何家的老宅，她总觉得那才是她的家。当何建明随母亲跚跚而行在故乡的小路上，观现忆往，别有一番滋味和感慨。他深深地被母亲内心的那份深埋的情感震撼了，决然说出“ 明年我就回家”时，母亲的双眼瞬间闪出泪光——他只用了一个晚上，就写出这篇万言文章，那份刻骨铭心的感动引起很多读者的共鸣。“ 报告文学强调精彩，我的体会是，一定要到第一线、靠近最前端的现场，去捏住那根最动情的脉搏。”何建明说。“ 讲中国故事，必须讲得生动，讲得动情，讲到读者的心坎上。”何建明说，一个好的故事，首先就在于细节。细节来自生活，要讲好故事，必须深入生活，提高阅读生活的能力。现在很多作家，有本事将故事编得精彩，但不感动人，抓不住最核心、最根本的东西，原因就在于此；其次才是叙述故事的能力。要会感悟生活，剩下的就是“ 大厨的本事”，这“ 本事”决定故事的成败。如果情感不真实，功夫不到位，都会影响讲中国故事的生动性。汶川大地震后，两万记者、三千作家都赶赴汶川。怎么写？ 何建明关注的就是灾情中的生命。写生命也有无数视点，他写从灾情发生的第一个七天和七七四十九天及“ 百天忌日”这三个特殊时间里的所见所闻和灾区带给他不同的感受与人文思考，将发生在中国的“ 地震文学”提升为全世界都能读懂和被打动的“ 生命文学”。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建功等专家认为，《生命第一》是地震后各种与之相关的报告、纪实和文学作品中极其出色的一本，彰显了思想性与文学性在“ 地震文学”中的突出价值。何建明提出，文学界要认真反思这样的问题：我们每年出版海量的文学作品，文学刊物这么多，却被新媒体挤压，发行量下降。如果作家讲故事的能力不提高，还能做什么？ 尤其在这个时代，中国读者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为什么央视的《中国诗词大会》和《朗读者》两个节目这么受欢迎？ 只有一个原因：在缺乏经典的当下，人们只能回到传统经典中寻求慰籍。如此繁荣发展的中国，我们应该有超越前人的作品，应该创造比先人更灿烂的中国文化，但现在没有，或者很少。身为当代作家，我有些不服气，更有奋进的动力。”何建明坦率地说，作为讲故事者，一定要有讲故事的信心。因为这个时代，给了我们丰富多彩的机会，中国崛起，应该让世界了解我们，需先从中国的故事讲起，先讲好温暖的、让大家可以接受的中国故事，这才是中国走向世界真正的开始。这是当代作家的任务，与金钱无关，与权力无关，只与文人天然的品质有关。六

2018年，或许何建明的故事将“刚刚开始”。他希望明年退休后，有足够的时间慢慢琢磨自己的作品，这是他生命周期的另一次开端。所以，当他在故乡的老宅前对母亲说“ 明年我就回家”的时候，内心可谓百感交集；他朝着父亲的遗像三鞠躬后，忍不住泪流满面，他想告诉父亲：“ 我累了，烦了，我想回到你身边，回到故乡来。”他无法不哽咽，像少时在外受了委屈后回到家一样。几十年来，他认真做事，踏实写作，却总受到攻击。也有人质疑他那么忙碌的工作，哪里有时间写出那么多作品？他从来不找“ 枪手”，报告文学是用情创造的文学，有没有生活的沸点，故事能不能成艺术品，立场是关键，功夫是核心。他认为，光扎根生活不够，要用心感受生活的温暖，用功书写细腻的文字，还要观察，要体验，要感悟生活。作为作家来说，情感、思想和内心的追求，和年龄无关。如果和年龄有关，应该站在更高的视野上选择题材、思考问题，保持更客观公正的思辨性；如果和年龄有关，应该平心静气不浮躁，向着经典进军。“ 讲中国故事，首先是故事感动了我，也在教育和提醒我。写中国故事，给我的体会是如何做人非常重要，如何做事非常重要。”40年来，何建明对“ 中国故事”的认识也在不断变化。“ 过去认为中国故事必是‘ 高大全’，这是我的理解；现在的理解不一样了。首先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呈现中国好故事的元素；其次，中国故事是跟这个时代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过去写陈景润，现在有各行各业的精彩人物，作家要适应当下丰富性、多彩性、多元化的时代；第三，以前讲中国故事，我以为是人的故事，今天讲述的故事，包括与人相关的自然环境甚至是各种生命之间的气息。这些变化与生活历炼有关。”何建明举例说，过去一到春天北京风沙满天，现在则是雾霾，自然环境的变化也是故事；原来的故事是身边的故事，现在拓展为你我之间的故事、中国和世界之间的故事，当代和历史的故事。他要求自己写报告文学时首先是政治家、思想家、社会学家、文学家，更要具有普通人的情怀和诗人的激情，以及小说家编织情节的能力。否则，何来四十年如一日讲述故事的动力和热情？“ 我应当是个有使命感、责任感的作家。这个世界、这个时代和我太紧密了，世界和我命运相连，所以我要不断地写。”中国城市的发展日新月异，即使写江河山水，依然有精彩的中国故事。何建明因此常常有一种紧迫感：有这么多好故事，如果不写很快就可能陈旧了、消失了，像金子埋在沙里。所以何建明不但把自己感受到的中国故事敏锐而准确生动地传递到读者心中，同时也在不遗余力地设法培养作家队伍，他希望和文学界的精兵强将一道，讲述最动人、最温暖的中国故事。“ 因为作家讲故事，就像牛拉犁一样，这是我们唯一存在的价值。”何建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