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届“当代诗词创作批评与理论研究青年论坛”论文选登十三

现代学者的旧体诗词提供了20世纪中国的另一种精神遗产，它不仅从一个深层心理层面再现了中国现代学术的发生过程，也以一种十分曲折的方式构成了现代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一部分。

今天我要讲的是“现代学者旧体诗词中的学术与思想”，再具体地说，主要是王国维、陈寅恪、马一浮、钱钟书等人的旧体诗词。最初听到这样一个题目，一般人的反应往往是“这有什么好研究的”？

一般人不愿意接触这个题目，我想主要原因可能有三：一是这是一个冷僻的题目，不要说系统的研究，就是连基本文献都没有人系统整理过。而学术研究一个很大的忌讳，就是孔子讲的“文献不足征”。二是“怎么能读得懂”？因为这些写旧体诗的学者，即使不是20世纪国学大师级的人物，也是在各个专业领域中卓有成就的现代学者，都是不敢轻慢、得罪不起的人物。他们的旧体诗词有一个基本特点，说好听一点是“以学入诗”，说得不好听就是喜欢“掉书袋”，里面充斥着“佶屈聱牙的文字”与“明枪暗箭般的文史典故”。这些诗词大都没有前人的注疏，可以借鉴的东西太少，即使自己费很大力气作出解释，也未必能取得学界的认同。三是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就是读这些旧体诗词，在情感上给人带来的痛苦太多。“学比天高，命比纸薄”，用这句改造过的话来形容写旧体诗词的现代学者，是最恰当不过的。一方面，由于最先受到现代西方文化与学术的影响，因此在他们生命中的现代性机能发育得最为充分；另一方面，由于现代中国的实际情况，不可能为他们提供任何必要的现实基础，两相冲突，他们就不可能有什么更好的命运与归宿。这种悲剧感在他们的学术研究中往往是看不到的，因为现代学术的一个基本启蒙就是“知识与价值无关”，它强调主体在学术研究者要保持一种客观的冷静立场。这是就学术言，而旧体诗词就不同了，因为它最基本的功能就是“诗言志”或“吟咏性情”。

此外还有一点需要特别留意才能发现，就是一般的诗人都希望别人读懂自己的诗词，而他们有一个普遍的特点可以说是不希望别人读懂，这也是他们选择旧体诗词、并且把它写得十分艰深隐晦的原因。为什么会这样，一般人写作不总是希望让别人了解自己吗？这一点应该从现代学者写诗的特殊境遇出发才能参悟透。它的原因也主要有二：一是“以矜持存自尊”，尽管门前冷落、斯文扫地，但他们也决不愿意成为一个让人怜悯的对象；二是“托遗响于悲风”，就是在不可能获知于当世的情况下，他们还希望通过诗歌的书写把自身真实的存在保存下来。正是以这样一种“高傲的心态”与“沉痛的期望”为基础，才使得他们的旧体诗词出现了古典诗学中从未有过的精神密度和深度，这既是它们可以称得上“学术与思想”，同时也是读它们“越读越痛苦”的原因。

举几个例子，比如马一浮有一首《古樟行》，“自非散木一何寿，行人不睨同枯杨。”读过庄子的人大概都会知道“散木”的来历，它表明的就是这位现代大儒痛感自己的“百无一用”。又如陈寅恪特别喜欢的一句话是“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他说这句话就是古人为陈寅恪说的。这句话当然是反语，他内心当然不会以为自己所作的都是“无益之事”，这里面就体现了“以矜持存自尊”的意思。现代学者多是旧日世家子弟，这些旧日世家基本上都是在天翻地覆的20世纪破落的，这是他们不可能在欢乐的歌唱中“走进新时代”的原因。许多现代学者都写过怀念故居与“过去的日子”的诗词，如陈寅恪先生写过“松门松菊何年梦，且认他乡作故乡”，马一浮先生写过“此情已是成消失，唯有寒云恋钓台”，钱钟书先生写过“苦忆君家好巷坊，无多岁月已沧桑”，俞平伯先生的《故都》有这样几句，“街坊几阅新朝贵，煤米都知旧帐佳。今日寂寥何所似，故侯门冷散饥鸦”，这其中的滋味，大家可以自己体会一下。20世纪学人之诗中最悲哀的心情，用一个诗歌意象来说就是“后死之悲”。陈寅恪先生有两句诗，都是写这种极端悲观心情的，一句是“早来未负苍生望，老去应逃后死羞”。另一句是“群儿只博今朝醉，故老空馀后死悲”。它的源头可追溯到明末清初的一些诗人，如吴伟业的“浮生所欠只一死”，如钱谦益的“苦恨孤臣一死迟”，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早一点死了，就可以减少许多后来因为活着而带来的麻烦了。此外，钱钟书也有一句诗，叫“愁喉欲斮仍无着”，这句话的内容也很暧昧，是没有办法斩断一般文人的春恨秋悲，还是无法把忧愁的生命彻底了断呢？

但是另一方面，在这些旧体诗词提供了20世纪中国的另一种精神遗产，它不仅从一个深层心理层面再现了中国现代学术的发生过程，也以一种十分曲折的方式构成了现代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一部分，这就是今天仍有必要深入研究它们的原因。

对这些不同寻常的文字、意象与学理予以深入解读、梳理，不仅可以直接还原、勾沉出他们隐蔽在“冷僻故实”与“寄托遥深”背后的庐山真面目，更可由此建构一种以“学人之诗”为研究对象的微型中国现代思想史。

大家都知道一句话，叫“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古代影响最大的诗人当属杜甫、李白与苏轼。他们的成功，除了个人的艺术天赋与才华，与他们所吸取的文化思想资源直接相关，杜甫与儒家，李白与道家的关系固不必言，苏轼则是借助释家来超越前人的。思想资源不同，首先改变的是主体的思想情感方式，新的思想情感方式借助语言符号再现出来，就足以转移一代文学之风气。具体说来，容易“动气”的是杜甫，因为以儒家之眼观物，对象就太平庸、低俗甚至肮脏；容易“动情”的是李白，因为只要有了一颗庄子的“有情之心”，对什么东西都容易产生泛爱的体验。苏轼与他们不同，他的特点在于平淡，在于“不以万物为意”，与李杜相比，就是既不动情，也不动气。他有一首大家注意不多的诗是这样写的，“庐山烟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不消，及至到来无一物，庐山烟雨浙江潮。”这里面有很深的“佛理”与“禅意”，庐山的烟雾，钱塘江的潮水，是世人最喜欢谈论的天下美景，如同爱情、仕途、金钱、名声等一样，在没有被经验、体验之前，往往使人展转反侧、“夜深不能寐”，而一旦曾经沧海，剩下的只是一种“淡乎寡味”的心情。现代学者的旧体诗词最值得重视的，也在于此。不是因为他们写了几首旧体诗，而是因为这些作品完全是建立在与中国传统诗词完全不同的思想学术资源之上，它就是现代以来进入中国的西方学术文化，与中国传统的儒道释三家已经完全不同，它直接改变了现代学者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情感甚至是生活方式，这就是他们的旧体诗词特别值得“另眼相看”的根本原因。

特殊的人一定会写出特殊的诗。这些诗特殊在什么地方呢，我把它们称作“诗之新声”与“学之别体”。前者的意思是说它是中国诗词传统中的一个新形态，后者是说它是现代学者学术研究的一个有机部分。

先说“诗之新声”。作为中国古典诗词的一个新形态，它在审美气质是明显不同于唐诗的，唐诗的特点之一是“以气胜”，甚至是特别反对才学与议论的。严羽在《沧浪诗话》中，盛赞盛唐诸公，他批评宋初的诗是“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宋诗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在诗中“论事、说理、讲学衡文”，与唐代诗学推崇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审美理想不同，对诗歌形式的刻意构造，对主体审美情感的理性推敲是宋诗的一个基本技术手段。正如前人说“唐诗主情”、“宋诗主理”，“主理”就是有思想、有学术，这也是现代学人之诗的一个基本特色。王国维在《宋代之金石学》中有一句话，“近世学术多发端于宋人”，其实不光是近世学术，现代学者的旧体诗词也是这样。如果说宋诗是现代学人的“远源”，那么它还有一个不大容易注意到的“近源”，就是在晚清民初比较活跃的同光体诗。晚清民初的特点在于它是中国史上又一个“易代”时期，在这样的时期里，不仅最容易产生新思想，也容易产生新情感，前者往往构成新学术的对象，而后者则多半可以更新文学作品的内容。中国每一个“易代”之际，都有不同寻常的好作品出来。但大体说来，由于近代中国水深火热的现实，人们对晚清民初的文学艺术活动，关注是相当不够的。这很可能是一说到同光体，大家都比较陌生的原因吧。同光体诗最大特点，一是“喜用冷僻故实”，二是“寄托遥深”。读同光体诗需要两个条件，一是要有相当深厚甚至博杂的文史功底，二是要有一种很刚强的审美心态才能硬着头皮解读下去。

同光体诗人的“喜用冷僻故实”与“寄托遥深”，也恰好从形式和内容两方面为现代学人之诗奠立了基本范式，就形式方面是学者的文史典故取代了诗人的直观经验并成为文本中最重要的诗眼，就内容方面则是建立在学术主体上的“理”取代了传统抒情主体的“情”成为主要的方面。如马一浮先生特别喜欢在诗中使用罕见的生僻字，如陈寅恪先生喜欢用非同寻常的僻典。还有一个饶有趣味的现象是把西方历史掌故引入到中国旧体诗中来。如胡小石《解酲》的“招魂谁似幽都好，欲把灵均换但丁。”再如吴世昌《清平乐》的“不见班超投笔，拜伦悔作诗人？”如果不知道“但丁”、“拜伦”是谁，那将很可能再次产生“项羽拿破仑（轮）”式的现代诗学笑料。但最重要的地方却是在内容上，借助于现代学术的理性精神的启蒙与洗礼，现代学者不仅在主体素质上远远超出了只知道“吟咏性情”的古代士大夫，在思想境界上也是特别容易走向“狂狷”一途的同光体诗人无法望其项背的。现代学人是以纯粹理性机能的发育为根本标志的，它必然要突破传统诗学中“言志”与“缘情”的主导性模式，一方面它把士大夫的“伦理之志”提升为一种建立在理性批判基础上的“独立之精神”，另一方面也必然要把传统的“自然之情”发展为一种经过现代启蒙之后的“自由之思想”。如果说在形式方面现代学人之诗与同光体相去未远，那么正是在内容方面的巨大变化才使它真正超越了晚清民初的抒情境界。正是借助于这种全新的现代理性精神资源，现代学者才把已经奄奄一息的旧体诗词，提升到一个在中国诗学与思想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使之成为一种包含了巨大的现代性内容的“诗之新声”。

再看“学之别体”。如果说“诗之新声”属于在既有框架下的有限创新，那么也可以说，“学之别体”则可以看作是现代学者的一种原创性成果。它的秘密在于，传统主要用来抒发情感、愉悦心灵的诗文创作，在现代学者手中提升为他们学术与思想的一个有机部分。这个问题可以分两层看，一是表层的“诗中有学”，如果说它不好的一面是设置了巨大的阅读障碍，那么它好的一面则是“读诗可以长学问”。近代诗学家陈衍用的一个概括是“彝鼎图书”之色。这显然与其固有的历史源流直接相关。如果说在宋诗中已经有不无炫耀色彩的“才学”，在同光体诗中也有大量“异常奇崛的才学”，那么在现代学人之诗中，由于“入诗”的已经是迥异于传统学术的中国现代学术，因此这里的思想与学术才显得特别不一样。举一个例子，比如汪辟疆的《秋思八首》，它其实很像一篇学术文章，全诗八个部分，有着相当严密的内在结构，既有个人的心理活动，也有现实世界中的风云变幻；既有相当纯粹的诗艺探索，也有忧国忧民乃至诗人的报国良策。最有意思的是，如同古代的经学研究一样，它本身也是需要注释才能读下去的。大家知道，钟嵘关于好诗有一个标准，就是“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就是好诗根本不需要任何推敲与思索就可以掌握住。而如果一首诗一写出来就需要注释，那么它还能叫诗吗？但是也不忙下结论，因为它还有一个深层结构是“诗中有人”。如同钱钟书先生说真正的学问在荒江野屋二三素心人那里一样，这些继承着旧日世家传统、同时又只能生存时代夹缝中的精神生命，他们的种种生存体验、痛苦思想、寂寞心事与浩渺期望，既不是自己所能一下子说清楚的，更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解读或领悟的。对这种未定型的、连自己都弄不明白的情感、思想与学术，最好的方法当然就是用诗歌文本把它们记录下来。对这些不同寻常的文字、意象与学理予以深入解读、梳理，不仅可以直接还原、勾沉出他们隐蔽在“冷僻故实”与“寄托遥深”背后的庐山真面目，更可由此建构一种以“学人之诗”为研究对象的微型中国现代思想史。

陈寅恪先生出身的晚清义宁陈氏家族，是一个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迅速凋零的旧日乔木世家，历史学家的见解与诗人的热衷肠，使他如同《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成为一个对此“呼吸领会”最深的世家子弟。

现代学人之诗的特点在于“以现代学术入传统诗词”，从学术与诗词相互影响的关系看，现代学人之诗大致有三种类型。一是“先有诗，后有学”模式。先是在他们的旧体诗中有了某个“心理意象”，然后才有了日后逐渐展开的某个重要的学术方向。最典型的是王国维先生晚期的上古文史之学。从“先有诗，后有学”的角度看，则会发现，它在王国维先生早期的《咏史诗二十首》中就已经出现了。二是“先有学，后有诗”模式。就是先有了某种知识结构与学理基础，然后才发而为诗，使本来不够清晰的文学感受获得深厚的学术与思想支撑，从而区别于一般文人的“吟咏”与“讽诵”。这里最典型的是马一浮先生，他是先有了新儒学的现代学术框架，才有大量用来批评中西学术文化、品鉴诸家学理高下得失的大量诗作。三在是“学”与“诗”之间“如盐入水”、融合无间。当然，由于这代表着学人之诗的最高境界，所以在现代学者的旧体诗词中也是不多见的。现代学者写了很多好诗，但问题在于，如果以“学之别体”这个学人之诗的尺度衡量，往往是“于学不足”的文人之诗，看不到深刻的具有现代性意义的学术与思想。

至于这种最高境界的学人之诗，我想以陈寅恪先生的一个叫“旧巢痕”的意象为例，来说明现代学者的“直观”与“理性”、“学术”与“性情”是如何完美融合为一体的。“旧巢痕”一语，在陈氏诗文中凡三见，分别是《答王啸苏》其二的“东坡梦里旧巢痕”，《壬辰春日作》的“北归难觅旧巢痕”，还有《题红梅图》的“他生重认旧巢痕”。

关于“旧巢痕”意象，可从三个方面加以分析。一是从“古典”看，陈氏“旧巢痕”一语的诗学渊源无疑在北宋诗人苏轼那里，这一点也为陈寅恪先生所明言。二是从“今典”看，“旧巢痕”一语可分两层解析：一是与许多出身旧日世家的现代知识分子一样，陈寅恪先生确曾有过一个“幼承庭训”、“讽诵之声不绝”的温暖“旧巢”。在中年遭到目盲打击之后，陈先生作有《忆故居诗》，在诗的序文中，他充满深情地写到：“寒家有先人之弊庐二，一曰崝庐，在南昌之西门，门悬先祖所撰联，曰‘天恩与松菊，人境托蓬瀛’。一曰松门别墅，在庐山之牯岭，前有巨石，先君题‘虎守松门’四大字。”二是他的父亲散原先生1901年的《书感》一诗，其中有“飘零旧日巢堂燕，犹盼花时啄蕊回”的句子。这句诗的含义也是很深刻深的，它可以使人想到刘禹锡的“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关于刘禹锡的《乌衣巷》，绝不仅仅是什么“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一种带有强烈寓言色彩的“政治文本”，主旨在讥讽六朝世家及其门阀制度。这与出身寒素的刘禹锡一直卷入中唐党争的旋涡中相关，而中唐党争说白了就是出使贫寒的士大夫与门阀世族的斗争，除了《乌衣巷》，还有刘禹锡著名的《再游玄都观》等，也可以作如是观，所以我曾说它里面有一种对门阀世家衰败的幸灾乐祸感。陈寅恪先生出身的晚清义宁陈氏家族，是一个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迅速凋零的旧日乔木世家，历史学家的见解与诗人的热衷肠，使他如同《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成为一个对此“呼吸领会”最深的世家子弟。如果仅仅把“旧巢”理解为陈氏故园残破与不可居住，那就未免有点拘泥于“历史真实”而对诗人的“言外之旨”毫无会心了。所以，无论对散原先生诗中的“旧日巢堂”，还是陈寅恪先生文中的“崝庐”、“松门别墅”，都是不可以“一时一地”、“一人一事”来解读的，它们都是直接生产了旧日世家的传统社会结构和文化制度的隐喻与象征。明白了这一点，才能理解他们为什么对这个破落的“旧巢”会有那么多的依恋与痛惜之情。

三是它还需要联系作者的学术与思想来理解。陈寅恪先生治史学，重在中古时期的政治与文化制度，他的一个最独特的研究方法就是从“血缘”角度阐释上层政治斗争。“血缘”的具体含义主要是指世族士大夫与庶族士大夫的出身不同，前者的特点是“崇尚礼法、仁孝”，凡事都以儒家伦理道德为基本尺度，而后者的主要特点是“崇尚文辞、智术”，在实践上则仅仅以现实利害为取舍标准。这就不能不涉及到一个中国历史上的大问题，即如何认识与评价中古时期影响深远的六朝世家制度。简而言之，一般的历史学家都把门阀世族在唐代以来的逐渐解体看作是一大历史进步，根据他们的看法，世家子弟都是品德败坏、弱智无能、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甚至是鱼肉百姓、为恶乡里的社会寄生群体，这也是当代中国一种已经常识化了的基本观念。最初我也是这样理解的，但直到有一天我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就是自中唐以来，中国社会的上层建筑在吸纳了大批的寒族血液之后，它在执政的能力、人性化与道德水准方面，不仅没有提高，相反却可以说是“一代不如一代”。这个问题不需要多讲，只要比较一下主要由世家子弟构成的东汉士大夫与主要从科举中产生的明清士大夫，就会看得十分清楚，这也就是顾炎武曾盛赞东汉士风的原因。实际上，这个历史中的大是大非问题，早已为陈寅恪先生所洞察。可以把他的中国历史观表述为，既不是劳动人民创造，也不是英雄创造，而完全是取决于世家士大夫与出身寒微的士大夫这两种“血缘”在中国政治结构中力量对比的消长。不幸的是，出身寒微者的比例越来越大，这就是中国传统社会和文化走向式微的根本原因。陈寅恪先生很早就为刘禹锡幸灾乐祸的“王谢之家”鸣不平，他说：“王导之笼络江东士族，统一内部，结合南人北人二种实力，以抗外侮，民族因得以独立，文化因得以续延，不谓之民族之功臣，似非平情之论也。”这当然不是单个人的事情，陈寅恪先生的这个“血缘政治论”，是一直贯彻于他的中古历史研究的。比如他在《金明馆丛稿初编》中说：“东汉中晚之世，其统治阶级可分为两类人群。一为内廷之宦官。一为外廷之士大夫。阉宦之出身大抵为非儒家之寒族，……主要之士大夫，其出身则大抵为地方豪族，或间以小族。然绝大多数则为儒家之信徒也。职是之故，其为学也，则从师受经，或游学京师，受业于太学之博士。其为人也，则以孝友礼法见称于宗族乡里。……东汉之季，其士大夫宗经义，而阉宦则尚文辞。士大夫贵仁孝，而阉宦则重智术。盖渊源已异，其衍变所致，自大不相同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说“牛、李两党之对立，其根本在两晋、北朝以来山东士族与唐高宗、武则天之后由进士词科进用之新兴阶级两者互不相容”，在《元白诗笺证稿》中说“唐代自高宗武则天以后，由文词科举进身之新兴阶级，大抵放荡而不拘受礼法，与山东旧日士族甚异”。从这些言论中，他对两种血缘集团的价值态度是无须赘言的。

为什么会这样，我想这与陈寅恪先生的中国文化理念直接相关。在《王观堂先生挽词》的序中，陈先生这样写到：“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如果说中古世家的存在是中国文化的中流砥柱，那么“大抵放荡而不拘受礼法”的“新兴阶级”，就是在根基上直接威胁着中国文化的蛀虫，这是陈寅恪先生在中古历史研究中获得的最大“史识”。而这种情况到了20世纪的中国已经严重得不能再严重了。陈寅恪先生的态度是，尽管由于“百无一用是书生”，他不可能改变历史的进程，但也不会听任他喜爱的“旧巢”就这样归于永寂。他晚期的很多研究的主旨，都是为蒙受诬词与构陷的旧日世家翻案，要把历史的真相与真情传之后人。

几千年前，周平王在东迁的路上，看见有人在田野里披散着头发祭祀，他不由发出一声感慨，“不及百年，此其戎！其礼先亡矣。”对于现代学者则可以说，“不及百年，其诗先亡。”

这些现代学者，他们的学术有的已经成为绝学，如王国维先生的上古文史之学，如马一浮先生的佛学研究，如陈寅恪先生的史学研究，如钱钟书先生的文学研究。还有很多写旧体诗词的近现代学者，如研究唐诗的程千帆先生，研究宋词的唐圭璋先生，研究曲学的吴梅先生，还有鲁迅、俞平伯、朱自清、胡小石、施蛰存等先生，他们既是学术有专攻的现代学者，同时也都写下数量不等的旧体诗词。他们的学术研究，由于时世、学脉、治学方法与理念等方面的变迁，都或多或少地有一些绝学的意味。在某种意义上讲，他们的学术研究还是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的，但作为他们性情、学术与思想另一重要载体的旧体诗词，由于种种原因，不仅未能受到应有的重视与荣誉，相反却是越来越深地走向遗忘的沼泽中。

有两个原因，使我们非常有必要去关注这些“绝学者的绝唱”。

一是他们本人非常看重自己的旧体诗词。比如马一浮先生，他说过一句寓意深远的话，“后人欲知我者，求之吾诗足矣”。如果更多地了解一点现代学术史，就会知道它决不是学术大师在故弄玄虚。据说熊十力先生在读马一浮的诗作时，曾发出一句感慨，他说“马一浮的学问，能百家之奥。其特别之表现在诗，后人能读者几乎等于零也。”实际上，这句话对写旧体诗词的现代学者是普遍适用的。为什么，就是因为在现代学者的学术研究与旧体诗词之间，存在的是一种对立互补关系。如果说他们的理性思考主要以学术形式出现，那么也可以说，他们被现代学术理性充分启蒙了的“心性与本体”，则直接寄托在旧体诗词中。其次是在许多情况下，他们都同意“自己的词章高于自己的学术”。因为他们在旧体诗词中灌注、寄托的东西太多，特别是一些在他们所处的时代中不能明言的情感、思想与学术，只能以“诗家语”的形式表达出来。陈寅恪先生有一个很有趣的细节，赵俪生先生是这样记述的，他说：“我写过一篇分析北魏六朝起义的文章，发表在《文史哲》上。其中有这么一个论点，大体说陈寅恪不接触马克思主义，但由于他忠于史料，所以他获致的结论与通过马克思主义所获致的结论，每有符合。这段意思可能被陈先生知道了，就私下里嘱咐将他的南北朝史、隋唐史的油印讲义，每批卷成卷寄我，并又小声嘱咐说，讲义看不看不打紧，那补白的地方刻着我的诗，其中透露一点心声。” 另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钱钟书先生，他本来对自己的诗作十分珍重，但在《槐聚诗存》的序言中却偏偏说它们“多俳谐嘲戏之篇”，但如果真是这样，还有什么必要反复“削弃”，请夫人“手写三册，分别藏隐”呢？这里面有很多的问题需要思考，有很多秘密有待发覆。这也是不应该轻视与遗忘现代学者旧体诗词的原因之一。

二是这些“绝唱”发自于一个在中国现代学术启蒙中充分发育了的理性主体，与鲁迅先生讽刺的那些“望月伤心”、“闻鸡落泪”的才子流氓文人完全不同，现代学者旧体诗词中的“情感与思想”，是在经过了这个理性主体、或者说是经过了现代中国最高理性水平检测之后的“剩余物”，不仅在现代中国是独一无二的，对人类历史也是“历史一次性”的与“不可复得”的。有些思想是只有他们才能提供的原创性思想。如马一浮先生有一首《血浆行》，它的序言是这样写的：“美利坚人之战也，募国人输血以救伤兵，自请刺血以献者数十万众。医人因制为血浆，以注射失血者，良效。彼持国以战，乃非智；而施人以血，则近仁。为易其名曰‘仁浆’。作诗以风后。”在这位现代大儒看来，不管什么原因，战争都是“不智”，但用自己的鲜血去挽救他人的生命，即使行为发自西方这种非礼乐之邦，也可以称之为“近仁”。像这样一种观点，在任何其他现代文献中都是绝对不可能看到的。即使仅仅从艺术性上讲，现代学者的旧体诗词也有非常高的研究价值。比如萧公权先生，我把他称作是“最有诗才的现代学人”。不仅他的用语之工与诗感之细，可以和曹植、李贺、李商隐、李煜、李清照、秦观、纳兰性德等相媲美，而且在意境之纯和体式之广等方面，也把旧体诗的艺术水准提升到一个很高的境界。当然，现代学者旧体诗词的重要性尤在于“内容”。尽管表面上与其他现代中国人一样，生逢数千年未见之大变局，也一同经历了各种颠沛流离的现实苦痛，但由于他们的旧体诗词发自一种经历了现代学术启蒙的理性主体，在经历了这种现代中国最高理性的推敲与砥砺之后，蕴涵在其中的“学术与思想”才分外地不一样。

      对于现代学者旧体诗词的研究来说，在当下最紧要的还不是细部的解读，而是如何抢救正在流失的文献。几千年前，周平王在东迁的路上，看见有人在田野里披散着头发祭祀，他不由发出一声感慨，“不及百年，此其戎！其礼先亡矣。”意思是，还不到一百年，周朝的“礼”已经没有了。对于现代学者则可以说，“不及百年，其诗先亡。”同样是不到一百年的时间，他们用生命书写的旧体诗词也已经快被彻底遗忘了。其实从一开始，这份独特的现代精神遗产就面临着绝灭的危险。它的一个表现如同今日所谓的“出版难”。比如吴宓先生曾想编一本《近世中国诗选》，但由于当时的“各家书店，以及学校、机关，无愿为予担任印行者”，所以只能手录为一本《空轩诗话》。一个世纪过去以后，它留下的后果就是“找材料难”。要研究现代学者的旧体诗词，与其他学术领域一样首先要有充足、全面的材料，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除了一些知名学者的旧体诗词之外，现代学者创作的大量旧体诗词，如果不是已经消失，那很可能就是正走在消亡的路途中。吴徽铸先生在编完《胡小石论文集》之后，曾特地写了一篇叫《旧体诗散佚与搜集之不易》的文章，主要就是讲文本收集的不易。即使很费心尽力了，他所收集的也仅是胡小石先生旧体诗词的“全貌之半”。由此可知，现代学者的旧体诗词，已经成为一种需要保护的现代中国文化遗产了。这当然是可悲的，但在可悲之中，如果有识者能再多一点悲壮的努力，我想情况也许就会变得好许多。

（刘士林，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首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