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卓有成绩的青年诗人，杨勇写诗是比较早的，并在黑龙江省绥芬河这样一个边缘性的地域获得了新诗写作中心的关注。“诗歌于我，只是我无限地接近没有诗意生活的助推器，是我无限接近世俗生活的力量。尽管实际上，它起到了相反的效果，把我一次次一层层地从生活中踢出来。”[2]实际上，虽然稍嫌寂寞，但他的诗歌创作和诗歌活动早已自成气候。上世纪90年代和诗人杨拓一起创办的《东北亚》民刊，在创办初期以《东北亚诗报》的名字面世的时候，就刊登了王小妮、翟永明、韩东、宋迪非、阿西等有较大影响的诗人作品，彰显出阔达的诗歌视野。进入新世纪，随着经济的发展，众多民刊蜂拥而出，印刷质量和内容也都有所超越，但《东北亚》的坚持，使它至今仍保持有较强的影响力，和《剃须刀》、《诗参考》等创办于黑龙江的诗歌民刊一起，构建着遥远北方的诗歌景致。作为一个诗歌整体，《东北亚》焕发着新的生命，杨勇的诗歌也有所变迁，从2005年的《变奏曲》、2012年的《日日新》，再到近几年对生活细节的深度探索，产生了诸多值得关注的新质。 

    一、回望故乡：羁旅的意义

　　上世纪80年代末之后，汉语新诗的生存境遇发生了很大变化，江湖气息减退，学院氛围愈益浓厚，并在保存和延续汉语新诗传统的同时，具有了自我审视的理性眼光，汉语新诗得以超脱长期以来的非诗化因素，在属于自我的园地里耕耘、收获，以中年写作的从容姿态和叙事性为表现的形式意味成为90年代的标志性诗歌术语。在这个新诗整体潮流中，杨勇的诗是具有学院风格的，尤其是诗行里浸透出的丰厚的知识底蕴，读书人的智性表达风格，以及那些恒久而深远的超越性主题。他的诗习惯于在冷静客观的文字之下包裹来自生活的脉脉温情，而不是做诗意的夸饰张扬。他的一些诗善写读书人与生俱来的孤独情绪与羁旅沧桑，并因之而走入不及物式的写作，这也使得他的诗能够摆脱地域边缘的影响。新世纪以来，对精神原乡的追寻，一直是文学表达的主题。这一方面表现为精神坚守，书写相对固定的精神孕育地，于坚和雷平阳笔下的云南，张曙光、桑克笔下的哈尔滨，等等。另一方面则是离开现实的地域境，以旅途的方式去寻找彼岸的精神故乡，以反衬现实故乡的窘迫，比如海子、胡弦等人的诗，这也符合反工业文明背景下的诗歌潮流。因此说，“车站”、“火车”等意象成为新世纪新诗中的重要意象，被众多诗人所书写。路也的《火车站》、肖铁的《一个人的车站》都专注于此。从生活方式到诗歌表现，杨勇对旅行本身及其对生命的意义都有独特的理解，既有时代的内容，又有个性化的赋予。在《旅途》里， 诗人从旅途的漫长而心生无限感慨，生命的瞬息与理想的遥远，“有什么东西死掉了/前程还很遥远”，一直坚持走在路上，这就是旅途的魅力和意义所在，也有无法解脱的绝望。提及火车，就不得不提到诗人对驿站这一词语的钟爱，在《浮生》中，火车与驿站构筑起整首诗的意象框架，成为诗人笔下独具风格的意象选择，“梦是铁轨/身体是火车/驿站/醒来一站又一站”，旅途永恒，浮生若梦，不安的身体与灵魂即使是在无意识的梦中也重复着行走，呼吸声被同化，有着如火车驶过铁轨般的律动。 这种孤独也被浸透到异域物象上，“巴尔的摩街头/雨下雨//一个神经轻轻地被一笔带过/四十岁/就结尾了//百年后/寒冷的小说才点燃热烈的人格//壁炉/却一辈子没亮过。”（《埃德加 爱伦 坡》）忧郁从来都是属于全世界的诗歌，它不会只独属于某一个单独的个体，也会跨越千里万里来到中国北方诗人的笔下，带着自身的苍凉，走向他的诗行。在《听杜拉斯讲述<琴声如诉>》中，诗人在别人的故事里陷入沉沉的痛苦无法自拔，诗歌要展现的不是只有娱乐与狂欢才能被公诸于众，那些藏在角落里的发霉的哀伤也可以被翻出来晒晒太阳。这样我们估计也就更能领会他在《火车站》所写到的结尾，“靠背的车站黑下来/行李、旅程和子夜/沉入流霜里颤动。/还是没有人接我”的凄凉感。这种感觉甚至已经成为一种地域性的感受，在北京“看见那些钢铁的车，那些波浪/拐向更新潮的广厦/我在那儿没有家”（《北京》）。圆明园则是“瘦硬的山骨/挤着毛发里秋雨和雾气/我的皮肤冰凉”（《圆明园》），《哈尔滨站》、《大庆》、《绥芬河》，甚至是这些数量众多的诗篇，富有地域性特色的北方城市和车站连绵相遇，诗人双脚的跋涉让地图上的标记变得格外丰富和鲜明，在中国的北方行走出一条优美圆润的弧线，“落日在石油浸泡里烙成一张金色的大饼”，在诗人笔下饱饱眼福，重复着咀嚼、消化，营养充足，进而能跟得上极富跳跃性的表述思路。以食物标注地标，让未到之处变得生动可感，并充满追求的欲望，“野蘑菇打着脱胎换骨的小伞//菜地一夜之间拱出高楼/豪华餐厅烧在花苞里。”（《绥芬河》）从日常生活的审美出发，寻常小物也美得如此可爱迷人。从北方离开，满怀期待搭乘诗人的列车，黄土遍野的山西让我们看到了俏皮的嘲讽和无比辛辣的想象，“枣子点燃炼狱/黑色之火搭上一列天堂的火车跑//黄皮肤的黑脸但丁/在那里挖煤。”《山西行》里的火车走的不是寻常路，诗人对神话的解构与重组让旅途在想象和现实之间来回踱步。火车的风雪载途，一段路途无外乎有两个极端的方向，离家与回家永远是天平的两端，如何寻找到平衡，也许是开启一段旅途最大的难度。离家千里便可领略异地风光，年轻的心是向着新鲜的方向生长，可是一棵枝杈横生的树，缺水的时候还是会不自觉地望向自己的根须，那里孕育着一份长久的期待，这期待足以解游子的长途沧桑，寂寞荒凉。为此，除了一辆火车，诗人还勾画了一个不在场的母亲，但不在场远非缺席，而是另一种程度的思念，想念母亲就是游子思归乡，在午夜梦回的时候泪水涟涟落在异乡的枕边，“想得家中夜深坐，还应说着远行人”， 正是这份不在场构成了符号般的隐喻，故乡在这里成为一种诗意的修辞。在《母亲》中，诗人写到“像一只麻雀，像一片落叶”，“有人走了，我回来。”这一切都是母亲所赐，叽叽喳喳的活泼话儿只想说给母亲听，落叶归根，母亲热切深情的眼光在儿女心中扎下了不可撼动的深根。一次《偶遇》，想到母亲丰富的赐予，“它们腹下的一排鼓胀的乳房叮咚响/引导着更小的花牛仔/它们就从两排绿色山林夹成的幽暗峭崖里跳出来/我刚从那里来/那里的坟墓静极/那里的鲜花缤纷。”坟墓的意象在这里出现，可并没有使人感受到冰冷，因为有了母亲的指引，花牛仔们已从布满坟墓的幽暗峭崖里跳了出来，是母亲护佑它们一次次远离危险与死亡，是母亲的呼唤让它们从迷失中重新归队，如果不贪恋缤纷的鲜花就不会靠近冰冷的坟墓，放弃迷恋，才能走好前方的路，也才能体会母爱的意义。诗人的一篇《幸福》，一语双关，幸福既是母亲的居住之地，是他的家乡，又是和母亲在一起散步的安闲难忘，“我和刚病愈的母亲围着幸福/兜圈子”，“现在，我陪着母亲走/在微冷的天底下/围着她走/随便地谈着往事/乡关夜暮/又回到了幸福。”回到幸福，在这里又是双重之意，乡名幸福，游子归乡。陪伴是幸福，母亲在身旁。诗人巧妙地将“幸福”二字运用到诗句之中，读过之后，让人在歆羡诗人文字功底深厚的同时，又体会到了诗人对母亲的爱与深深的依恋，匠心独运。

　　列车和母亲作为高频词语出现在诗人的诗行之中，通过一个家乡又把它们紧紧相连，写思乡、写亲情的诗歌不可谓不常见，但当杨勇将旅途的孤独与故乡的温情相结合、相对比，以一种平中见奇的感慨呈现出来，饶是动人，没有过多的修辞，没有过分的夸张，朴实的情感直直地捧到眼前来，像一部真实的纪录片，让看惯了“连续剧”的我们看到了诗歌脱离故事情节之外的另一面。“我们无须夸张故乡的意义，无须对文化的地域性积累过分地固定。我们在不可逆的时间里远行，正在卷入越来越范围广阔的文化融汇，但我们无论走出多么远，故乡也在我们血液里悄悄潜流，直到有一天突然涌上我们的心头，使我们忍不住回头眺望。回望故乡，是每一个人自我辨认的需要，也是远行的证明。”[3]母亲不是太阳，不是月亮，不是万能的化身，母亲只是那个在院子里房前屋后来回走的头发花白的人。有了这种情感底色，旅途也并没有那么可怖与充满艰辛，几张车票就能和诗人一起体验北国的万种风情。

    二、古意今释：汉语新诗的一种可能性写作

　　汉语新诗除了自由性的标签外，很难寻找到更为本质性的特质。因此说，当代诗歌的写作谱系上，无论是诗歌内容的驳杂性还是语言形式的创新性方面都呈现出日渐繁荣与庞杂的状态，无论是“翻译体”的域外影响，还是本土资源的重新淘洗，都是探寻汉语新诗写作可能性的积极行为。相比来说，对西方资源的青睐要远大于对传统汉语诗歌资源的重新梳理，多少缺少了些许对古意的归化与探寻，并没有继承卞之琳、废名、徐志摩等人开创的“化古”传统，无论是知识分子写作还是民间口语化的喜好，都相对忽视对传统的再吸收与创造，当然，这其中有一些向传统汉语诗歌“致敬”的作品，比如以杜甫、李白的名义来树立旗杆来写作的诗人，但这些有益的探讨也多倾向于对诗歌在语言技巧上的锤炼与翻新，甚至是直接将古语古字放置在诗句中，以形成对话的关系，但还是略显生硬和将就。在诗歌意境的营造上似乎也更加追求陌生化，意象中写古、寻古也许在数量上尚呈现出可观的样态，但历史主义的追求仿佛逃离了诗人的视线，对时下热门话题的关注似乎已经足以满足诗人的写作需求了，为了追求新奇而走向生涩，或者干脆继续沿袭口语化甚至口水化的路子狂奔下去，虽然诗歌的种类、形式和内容在不断被丰富、被改写、被创造，但总是觉得缺少了什么。这就是汉语新诗如何在诗学精神而非只是技法上重新处理传统汉语诗歌的资源。进入新世纪，汉语诗歌的现实证明这种迷失已经成为诗歌的“阿基琉斯之踵”，成为汉语新诗写作实现厚积勃发的隐患，需要进行新的有创造性的探索。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必要关注杨勇的写作。他曾在短短的几年之内，集中写作了这样一批具有实验性质的诗歌，提供了诸多质量上乘的文本，以独特的视角和深厚的文学底蕴对古题进行了一系列翻新，不停地在与古人进行着精神上的契合与心灵上的沟通，这种沟通甚至有时候是返回到了古诗写作的现场。可以这样说，如果你只是单纯地读杨勇的这类诗，旁边不放上几本唐诗集注、宋词集注或者在阅读过程中不使用搜索引擎等现代传播检索工具的话，就很难进入到他的诗歌境界里去。去领会《蜀道难》背后的热爱与赞美，《秋浦歌》背后的深情与难忘，《秋风辞》背后的哀伤与感叹，这些都在杨勇的诗行之下展现出世界的广阔与优美，也只有是这样厚重的汉语诗歌资源让杨勇的诗能够超越传统视野中海上的点点冰山，感受到海平面之下的震撼，感悟到河水的流速缓慢的同时领会到河底的鹅卵石被冲刷得有多迷人，能够引领读者扎个猛子到河底看一看，触摸那隐匿在表象之下的迷人的美。或者说，诗人向历史借了一个李白，便让他的诗浪漫异常，不谈及爱情的浪漫也不会让人觉得兴味索然，“李白还在抬头/醉酒壶里有醒公文/月票不是月光/有末班车/回家也不用那么着急了”（《静夜思》），曾经的思乡只能是借酒浇愁，与明月邀舞，对影成三人，而今，坐上末班车，思念的距离似乎也被忘却，如今的《静夜思》可能吟着、吟着就到了家，日思夜想的人儿在刹那间就会笑颜如花。古今之比，李白之思与如今之思，哪一个更有意味？“唯余情节由黑至白/你猜/什么在由白至黑？”（《秋浦歌》），“白发三千丈”，李白的一份比喻汪洋恣肆，明镜里何处得秋霜怎会不知，不忍承认的只是无端的岁月流逝、年华老去罢了，诗人借李白之镜表达了自己的感叹，可知要理解这份感叹需要跨越千年去看看那时那人的两鬓斑白。诗人也写《蜀道难》，写的却不是道路的艰难险阻，写的是现实世界中的困难重重，重压之下的人们在做着无形的攀登。一首《忆东山》是诗人对李白的致敬，诗人以超常的想象力借助于李白的古典诗意来阐发今天的命运思量，以现代的非诗化语词来对抗抒情写意的古意象。《春风辞》、《秋风辞》、《青玉案》、《如梦令》，这些现代新诗的文字都透着丰沛的古典美，用古典的词牌来抒写着现代的诗情，把古典情感的语词品格完美地嫁接到现代的诗情之上，精湛的技术促成了它们的完美融合，跨越千年的优美在诗行里开出充满异香的花。“我写出的文字呈现出的是真实的一个人和真实的处境。古代的诗歌，几乎都是发于内心而喷发的，写的也都是自己，只不过因个人的境界、学识、经历不同才产生区别。这一点和现代文人不同。”[4]这份与古人写作心境的契合也是诗人选择将古意投射进自己诗歌写作的重要原因之一吧。

三、超越性写作：关注日常的意义和方法

　　在古希腊故事中，不明真相的痴情种阿波罗对月桂女神的钟爱成全了月桂树，从此由它编织的桂冠和花环便蒙上了一层神圣的色彩，继而被冠以圣物的美名流传至今，每一份荣耀的获得都少不了它的见证。毫无疑问，诗歌的头上一定也是顶着一顶月桂冠的，以诗记史，以诗记英雄，以诗写壮志，以诗诉情怀，以诗表信仰，诗歌似乎成了一条通往神圣与高尚的快捷通道，一种精神礼仪。随着日常生活审美化哲学的深入影响，以及多样化、多姿态美学风格的被普泛接受，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诗歌也被卷入到对生活琐屑的描述之中，寻常小事闯入了诗歌的描写队列，如果不能够赋予诗的意义，或者如新的叙述方式的介入那样，重新编排诗歌语言的格局，那么，对日常琐细的描述则是危险的，难免流于世俗。所以说，如能在世俗凡常中发现美，让庸常生活开出花，举手摘下诗歌头顶的月桂冠的时候能被人们发现却不加以指责，也是件十分不容易的事情。应该为杨勇在这方面有意味的写作并形成独立的风格，表示赞赏。杨勇的一篇《日记》表面上是流水账，实际上诗人却挖空心思将美藏在了最后，用熟悉而又陌生的语词和读者做“捉迷藏”的游戏，在精心的设计中不断提升诗歌的可读性。“什么都没有停下来：一箱瓶子空了酒/夕阳空了山//山空了林/林空了鸟/鸟空了我们/我们空了暮色。”这种类似于“顶针”的语言修辞，链条式的语言结构锁住了一副“暮色下，夕阳里，酒尽人散乱”的画面，画面的意境美和快节奏遮盖住了诗歌开篇时，一系列意象堆叠的拥堵感。他的不少诗篇在看似平实无物的庸常标题之下，埋藏的却是诗人丰富的想象，在《给颈椎》中，诗人围绕颈椎大做文章，这份困扰众多人的新奇的选材让人一震，通过低头、束缚、疲倦等关涉到这类病症的词汇，彰显出干预现实的思想意义，因之有了更为丰沛的象征能量，诗歌以有力的反问开篇：“试试能否硬过时世之积弊？当我一低头/你的疲软感就来了。”被颈椎病所困扰的诗人不吝惜将这以现实写入诗行之中，与身体进行的一番有深度的挑衅性对话，“现在，秋声沥沥，低头太久的文章，即使耿直脖子去写/也是萎靡的病。你向饭碗、机关、文件和电脑弯曲得太久了/通向中枢的思想和行为，早早惯了例，黑了客，八了股”，从身体的病症走向文化的隐喻，鲜明地彰显对现实世界的嘲讽。《11月22日：X光片》中，“众神挖啊挖/挖到最后/满眼都是煤黑//没能挽留的一代/驱逐雪下去盗火”，这里诗人借用西方神话的故事，从曾经黄皮肤的黑脸但丁到盗火的普罗米修斯，描述灵与肉在诗行中的随处交织，以挖掘躲藏在庸常生活背后的丰富隐象，“他们屁股还在椅子上。毛领上的计划脑袋，/从体制上拆不下来。落座后，两手按在政治经济学上，/用那些黑小丑的黑，用那些石头的穷和硬”，X光片透析之处不可谓不深刻，不可谓不透彻。另外，《生活报》是报生活，《庸》是记梦诗，《暴雪夜翻读<红楼梦>》中看出大悲悯的感慨：“看，白的茫茫大地真干净”，历史与现实相同一并去区别。《俗可忍》里表达颠覆生活的枯燥与乏味，在死循环中寻找着妙趣横生的意趣所在。这些细致而又深刻的对生活庸常景致的理解，部分应该来源于他喜好摄影的习惯，养就了一双敏锐观察的眼睛，诗人的直觉又让他对待日常生活中的诗意有了更为别致的理解。能够将日常生活入诗而尚能免俗，把生活解剖出美感来，将生活里有着的有如肌肉般紧实的纹理、有着阻隔人们与它直接接触的厚实筋膜，有着白森森却坚硬的冰冷之骨，以诗的笔法一点点剖析出来。不沉溺于英雄美人，不写花前月下，就能够摘下诗歌头上爱与美的荣耀月桂冠，也谈菜价，谈感冒，不是琐事不近身的闭关自守。渴望寻访桃园，但也学会接受柴米油盐酱醋茶，从来不缺少美，俯拾皆是诗意的灵动：“白月亮也从刀劈的峭崖羞羞地落下”、“然后-然后啊/看她有女初长的十八变/天天的清鲜/我为她醉了一回又一回”。（《喀纳斯》）亦不缺少清新的比喻：“蒙蒙绿柳下/藏着/一丛迎春花//恋恋不舍的/黄衣小女孩/向黑暗里张望。”（《清明小记》）从小女孩到少女是成长的到来，从少女到老妇是走向衰亡与沉睡，祭奠岁月的同时又在歌咏新生。从日常生活的零碎中进行超越性写作，杨勇的诗是有优秀的质地的。

　　随着70后诗人的诗歌创作日趋成熟，并且以高昂的姿态走上舞台，对于诗歌的解读似乎又有了新的入口和方式，他们思维的灵动与意趣的活跃赋予诗歌以新的动力。从杨勇的诗行中，我们不仅能看到疾驰的列车、慈祥的母亲、不断被注入的古意与对西方资源的借鉴、对生活场景纪录片式的拍摄与呈现，我们还能看到他不断探索新诗形式的努力与开辟新的诗歌路径的辛苦。他的诗歌里不时出现的副标题让人印象深刻，除去一些赠诗的交代，他还常把富有哲理的短句加入到此行列中来，如“存在不断碰撞着黑暗与虚无”、“万物周流，却不流动，又不曾消逝”、“虚幻的历史真相，全还原于假象的现实”，提纲挈领，当头一棒，让人感悟到诗歌强烈的震撼力的同时随即陷入思考，这其中透析出的佛家、道家的关于存在的思考，贯穿的对人类爱情、亲情、死亡、存在等永恒命题的个体化思索，这都让杨勇的诗呈现为超越性的、综合性的写作样态。因此，如果渴望只读一遍就能完全读懂杨勇的诗，可以说是件富有难度的事，但这么说并不意味着他的诗生涩难懂，枯燥乏味，而是因为包叠着众多的解读空间，而显得幽微深入。

　　在诗歌的结构与形式上，他也在做着不懈的尝试与探索，有着超越当前新诗写作的成绩。《词语解释》借用词典的行文方式呈现了诗歌写作的另一种可能，以丰富的想象将词语的诗意做了非词典的阐释：“死亡：像一条暗河，一座渡桥，一把钢钻”，使用互不关联的比喻在另一个层面上以新鲜而陌生的方式重新诠释了死亡的多样存在，“大梦”则映现出无法摆脱的绝望，“在乌有之乡醒来，毫不羞愧，思索、走路、生长和腐烂”。解释词语的本意是为了让人更容易理解词语，在这里，却走向反途，把词语更加复杂化，以张力性的语言给诗歌以更多的可资诠释的空间。诗有别于字典的方面就在这里，字典是以理性解感性，而诗是以感性映照感性，如日月同辉，亦如四下铺散开来的藤蔓，疏朗之处，牵一发而动全身。《五行诗》将意象以短句形式排列组合，并把固有的顺序打乱，如同放映一张张投影，让人们自己在脑海中寻找系接关系，组织画面，完成读解的拼图，介入到诗歌文本的创作中，从而享受到文本外介入写作的快感，更好地享受诗歌。阅读方式的不同会使得每个人脑海中会有着不同的画面组合方式，不断使诗行的排列组合趋于最优化，一首短诗可以被读成无数首小诗。《乾坤卦》的跳跃性想象让人看不透这卦象背后的真相，诗人洋洋洒洒的诗行卜出的卦相究竟该做何解，不断挑战着读者的阅读经验，增加了诗歌表现的难度和深度。《拜访者》中，诗人和平行时空中的另一个自己对话，以虚幻的视角展示着现实生活中的场景，精神自我与物质自我两相比照，“一个人独居/另一个拜访者就会慢慢走来/黑暗的身形让阳光也措手不及”，这种现代哲学常用的反思方式增加了诗歌表现的思辨性和话题深度。杨勇诗歌对传统汉诗资源的化用成绩，还应注意到修辞层面的实验。比如以反讽和解构的方式实现古今的对话，他的《过故人庄》，题目来自孟浩然的同题诗，“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在表述方式上则是对后者的解构，“铁牛都是硬骨头，没肉，在稻谷旁/现代化得旁若无人。酒倒是有酒，一桶桶柴油/我们午餐，一碗米饭，外加慷慨的化肥//不说桑麻，不说鸡黍，电视机播种的菊花/早在重阳节前就锄光了。又上来一盘走私的狗肉/出自羊身上，村长叼住个新村庄，卧在采矿的青山下。”生物的牛与现代的机器，酒、鸡黍和菊花也都没有了田园的闲适意味，而来自羊身上的狗，则将虚伪与虚饰的故人世界展现出了另一幅糟糕的面孔。《静夜思》中对读者潜意识期待视野的消解，《蜀道难》借用古意的意境对现代“煤渣和乌鸦”生活的反讽和宣泄，《游子吟》中现代话语的细节琐碎的叙述，《如梦令：流感》、《青玉案》、《二人转》等运用古词、古意象对现代汉语语序、寓意的穿插和消解、凸显，都为汉语新诗传统与现代的结系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路。

　注释：

　[1]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2016期研究生包晰莹对本文做出了的贡献

　[2][4]杨勇：《日日新》，阳光出版社，2011年，第145页，第149页。

　[3]韩少功：《灵魂的声音》，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78页。

　（陈爱中：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汉语新诗研究）

　　来源：《百家评论》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