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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不只有一个方向——“我们与你在一起”大型诗歌公益活动倡导诗之大美

“重庆这座城市灯火辉煌，但重庆山区穷的地方很多。当你看到教室里那个八岁的学生手指上有五个硕大的冻疮，当你看到十岁的女娃爸爸妈妈不在，独自在菜园择豆角，家里还有一个瘫痪的婆婆，当她做完这一切后没得办法不想爸爸妈妈，一个人跑到山坡坡的树下，瞭望远方，这个时候，作为一个诗人，可能不写诗吗？作为诗人，还能想到什么意象、技巧？一切都想不得了，只有一肚子的痛苦，只有把它们写出来。”

当重庆诗人傅天琳以母性的温情、用独特的重庆方言讲述她和留守儿童的故事，很多人被感动了。

近日，由中国诗歌学会、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倡议发起的2017“我们与你在一起”全国大型诗歌公益活动走进了浙江省浦江县。为期三天的活动中举行了2017“我与你们在一起”全国大型诗歌公益活动朗诵会、诗歌论坛、“我与你们在一起”浦江宣言签署仪式、诗人小镇揭牌、黄怒波“7+2—登顶归来”主题讲座等系列活动。

诗歌论坛现场，诗人、评论家唐晓渡、黄亚洲、黄怒波、傅天琳等围绕诗歌与公益的话题展开了深入讨论。

上世纪80年代以来，诗歌在书写“小我”的道路上一骑绝尘，对于更强调社会性的公益话题并不特别关注。说到诗歌公益性，总能听到一些不同的声音，比如诗歌与其要作用于社会主流的价值观，不如针对小众，这样的诗纯度高、受人爱、生命力持久，是真正的诗。面对这样的论述，诗人黄亚洲的看法是，诗歌确实不宜大轰大嗡，偶尔为之可以，比如在战争降临、灾害突发时，这样的诗歌能够动员社会力量，但在更多时候，诗歌则是一部分人的、非常细腻的心灵颤抖，是一种独具个性的声音，不仅要征服空间，更要征服时间。但这并不意味着诗歌无关公益。黄亚洲说：“探讨这一问题时经常会陷入困惑，这种讨论最终将回到文艺最本源的问题：诗歌到底是为人生还是为艺术？为人生的诗歌、跟随社会主流思想脉动的诗歌没有价值不能长久流传吗？杜甫的朱门酒肉臭，白居易对卖炭老人的巨大同情，至今脍炙人口，它们也是名篇，跟李白的《将进酒》一样。”

从创作实践看，黄亚洲认为关心社会、关心公益是文学与生俱来的品性。黄亚洲曾多次表示，中国作协举办采风活动，好的地方不要叫他，最苦的、大家不愿意去地方带上他。2008年，中国南方雪灾，黄亚洲参加中国诗人抗雪灾代表团来到贵州，时值春节，工人们在雪山上铺设电缆，黄亚洲爬到将近600多米的雪山上，给电缆工人朗诵诗歌。四川包工头讲，他不读书，不懂诗，听不懂朗诵了什么，但是感觉到了一种力量。三个月后，汶川大地震，震后8天，黄亚洲参加了中国作家代表团的采访团，作为副团长之一赶往汶川。在地震灾区十天，行走在橄榄绿、天使白、消防红中，跟官兵一起面对废墟，所有的痛苦与焦虑，黄亚洲只能用诗歌来表达。在都江堰，有个幼儿园园长焦急地盼望早日复课，“施园长坐在简易木床上/脸上写着苦恼/她的‘战地幼儿园’的设想/不知哪位贵人，能来帮她撑腰/她急需一座‘活动棚’/一座废墟上的花房/她不想失散两百多个花朵一样的宝宝”，黄亚洲用诗歌记录下了这一切。这首诗很快在《中国艺术报》刊出，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上海市文联党组书记陈东从上海打电话给黄亚洲：“你讲的幼儿园塌掉的事情是真的吗？你在诗歌里刊出的一行手机号码是园长的吗？”黄亚洲回答：“是的。能打通。”随后，重建资金、活动板房很快到位，80天后，都江堰第一所震后幼儿园开园。黄亚洲说：“我无非就是个诗人，被感动了，写了一首诗，很粗糙，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当时环境下，一首诗可能代表几百万的效应、几百个孩子的欢笑。”黄亚洲说，他的作品，无论是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还是长篇小说《雷锋》，都希望给社会带来正能量：“我这样的年纪，随着共和国长大，在历史的波动中看到很多，想到很多，很想用我们的思考和情绪影响这个社会。”

评论家唐晓渡说：“公益是诗的本意和诗人的天职。”弥尔顿在回答诗人为什么写诗的问题时说，这样问就好像问蚕为什么要吐丝，花朵为什么要开放，蜜蜂为什么要酿蜜。日本诗人谷川俊太郎则说，问诗人为什么要写诗，就好像问太阳为什么要发光。“这些说法都强调诗歌在创作、传播过程中的公益性，如同无私的太阳。”唐晓渡说。

“我们与你在一起”全国大型诗歌公益活动的发起者是中国诗歌学会会长黄怒波。在论坛上黄怒波介绍，发起活动有两个背景：一是希望诗歌回到新的现实主义框架；二是当代中国应该重建社会和心理架构。

在过去的一百年中，中国新诗试图走一条学习西方现代主义的道路，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以朦胧诗为代表。但黄怒波指出，现代主义诗歌是资本主义的艺术对社会制度、经济发展的反映，是反抗性、批判性的，现在，现代主义诗歌在西方已经走不通，也在失去大众。中国出现了同样的问题，诗歌走向极端，诗写得越来越看不懂。“诗歌是包容的，可以阳春白雪，可以矫情自怜，甚至虚无，这些都是人性，是心灵的需要。但是在极度物欲化的社会环境下，诗歌还要干什么？诗歌不能只有一个方向。我们已经走向物欲化了，诗歌不能物欲，我们需要重建传统的文化价值。”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诗歌学会与北大中国诗歌研究院提出了“我们与你在一起”，一种新现实主义诗歌，让诗歌从个人哀怨、矫情回到社会，回到中国传统的家国情怀、天下情怀。正如“我们与你在一起”大型诗歌公益活动倡议书中所说：“中国诗歌传统从来都是关注社会、关注民生。尤其在改革日益深化的今天，诗歌创作不能只是关注自我的怨艾、苦乐而浅吟低唱，我们更需要关注他者，尤其是那些弱势群体，这也是当今中国诗人的社会责任。”黄怒波说，当我们天天为房子是100平方米还是300平方米纠结时，应当看到还有150万的城市流浪儿童在街头。如果诗歌没有这种关怀、这种善，诗歌就只是简单的工艺品。

黄怒波提出“我们和你在一起”的第二大背景，是中国社会处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中国崛起后，除了钱我们还能有什么？黄怒波认为应该重建中国的社会和心理架构。“有人问我为什么登山？说我们是傻子、疯子，矫情。我说他不懂，因为登山，知道了死亡，知道生的重要，才懂得珍惜，向死而生。”很多人问黄怒波，做诗人好还是做企业家好？黄怒波说，这个问题怎么回答都矫情，但有一点，做企业家可能明天就破产一无所有了，但如果是诗人，谁也夺不走你的诗。一个心灵财富丰富的人才能够自信淡定，一个文化财富丰富的社会才是完善的社会。

诗歌关注公益，诗歌传递爱。平时住在城里的傅天琳，因为和留守儿童的接触，她再上菜市场就觉得，那个把白菜、萝卜递到她手上的人就是留守儿童的妈妈，从此买菜再不讲价；那个把快递送到她手上的快递员就是孩子的爸爸，所以她的态度就非常好。“诗人是时代的代言者，必须关注生活，要有大悲悯。我自己几十年的写作一直是沿着这条路走的。”关注广阔生活，让爱传递，正是“我们与你在一起”所传达的大美诗观。

值得一说的，还有浦江县建光乡上河村“诗人小镇”的揭牌。作为全国首个诗人小镇，这里背靠千亩茶园，潺潺溪流从山脚流过，沿着将开未开的桃花小径，步入有着七栋小木屋的诗人小镇，可以看到已有李瑛、屠岸等诗人的手稿、书籍和照片在此陈列。曾几何时，中国的诗人谈论发达国家在公共场所对诗歌的宣扬时，眼神与言语中充满了羡慕。如今，在我们富裕美丽起来的中国乡村，中国诗歌界也开创性地建立了诗人小镇。亲近田园，亲近日常，这是中国诗歌的传统，也是我们期望看到的未来。在通往小镇的道路上，镌刻着古今诗人的诗句，其中还记录了一段值得永久铭记的故事：2016年2月16日，大畈乡建光村3名孩童在大山中走失，数千名救援人员不抛弃不放弃，连续72小时水陆空全力搜寻，三名失联孩子终被找到。这场被央视《新闻联播》关注的极不平凡的搜救，闪耀着“生命至上”的大爱。正是大爱，促成了诗人小镇的出现，“我们与你在一起”又让这种大爱向更深广处传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