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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冬天的一个下午，我只是在图书馆随意翻阅，恰好看到了这本显得很新的莱维托夫诗全集（The Collected Poems of Denise Levertov）。封面足够吸引人，因为它用了塞缪尔·帕尔默的画——典型的浪漫主义风景，但带有怪异和超前的威廉·布莱克式的装饰感——后来对诗歌本身的阅读印证着这一图像带来的想象。接下来是一见钟情的时刻：当我翻开，稍作阅读，并且多读了几首以确认其平均水准，就很快认定，这是符合我的口味也贴近我自己声音的优秀诗人。毫无疑问，与高亢雄辩或世故华丽的语调相比，我更加偏爱莱维托夫这样低沉、亲密、不加矫饰的声音。于是，在略加挑选之后，我便立刻着手翻译的工作。这么做并不是因为我完全克服了语言层面和理解层面的困难，而恰恰是为了克服这些困难，为了更透彻地认识莱维托夫，我才开始了翻译的过程。

理解这位诗人的起点，一定是她特殊的来源和身份。莱维托夫出生于英国埃塞克斯郡，但她的父亲原是俄罗斯犹太人，母亲是威尔士人，而且两人的家庭都有深厚的宗教背景。她后来因为婚姻关系，跟随丈夫来到美国生活，最终成为美国人。因此，她将自己形容为一株不扎根于土壤的“空气植物”。但也正因为此，她在一生中都保持了高度的机敏，并吸收了不同时代和地域的人文传统。莱维托夫从小便在家中接受自由的教育，而非参与学校的教育。这使她具备了良好的文学、绘画、和芭蕾舞蹈的才能。在十二岁时，她曾获得艾略特的鼓励，而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刺激她确认，自己作为诗人是终生的志业。（尽管刻薄的艾略特为何会给小姑娘回信，仍是一个谜。）

莱维托夫的父母同时将反叛的性格和宗教神秘主义资源带给了她。她父亲的祖辈是犹太教拉比，但他自己却成为了英国国教徒；她的母亲逃离了保守的家庭，远赴土耳其寻求职业。这对夫妻也热衷于参与反战活动，并身体力行地为难民提供帮助。由于父亲一面的影响，莱维托夫也阅读了大量哈西德教派故事。她将家族的痕迹称为“线”，而她自己也被这条线索束缚和牵引：

有什么东西在轻轻地，

隐形地，安静地，

拉动我——一根线

或者线的网

……

当我以为

它已松开、消失

却再次感到它仍在拖曳我时，

并非恐惧

而是一阵惊奇

令我屏息。（《线》）

当然，这首诗首先呈现出更为抽象的意义。这种多少外在于“我”的力量，无法直接说出却能够感觉的“拖曳”，是加在我们自身之上的重力，也是令自我意识得以形成的条件。如克尔凯郭尔坚持认为的，倘若没有超验的神性的目光，我们将永远只在主体客体之间纠缠，而无法认识“自我”究竟为谁。在莱维托夫这首诗里，我隐隐触摸到类似的启示。正是这些难于为理性所控制和阐释的时刻，令诗人对更大的主体保持虔敬，即使她此时还没有皈依天主教。

在哈西德派看来，万物皆是神的“火星”（sparks），神性存在于一切生命。通灵的生命力，贯穿着莱维托夫对世界的观察。她常常写到动物，这类诗歌确实渗透了东方式的物我合一体验，但也更多地寄托了她对大写自然的虔敬。譬如写到一只鹪鹩飞行时的轻盈、自在，并不受人类存在的打扰：“它令我化为空无，并径直穿我飞过”（《鹪鹩》）。对于另一个生命的凝视，甚至转化了人类的存在方式。

与神性直接沟通的神秘主义倾向，也反映在莱维托夫的诗歌本体论中。她在《雅各的梯子》一诗里将诗人的形象等同于《旧约》里的雅各：“那攀爬的人/必定要擦伤膝盖，并不得不/双手紧握。雕凿过的石头/抚慰着他摸索着的脚步。翅膀纷纷拂过。/诗，升上去了。”她借此表明，写诗这种艺术劳作能够使人触碰永恒和超验，而攀上这天梯，不仅是由于神的眷顾，更是人自身的自由意志和独特能力的证明。

2

在莱维托夫的写作中，颇为引人瞩目的是对声音性的强调。这一部分得益于她小时候和姐姐或母亲在宅子里大声朗读的家庭习惯，也有一部分是来自“黑山派”的诗歌观念。在50年代，她与黑山学院的几个诗人过从很密，如Charles Olson，Robert Duncan，Robert Creeley等等。无论是Olson提出的“投射诗”，还是Creeley对音乐性的理解，都依然保留着庞德有关诗歌节奏的信条，即诗句是遵循乐句一般的节奏，而非节拍器的节奏。莱维托夫的诗歌也清晰地实践了这一观念。她自己多次表明，声音对于自己的书写非常关键，因为朗读中的呼吸停顿，构成了她诗歌分行的首要依据。换句话说，她的分行，为读者最直接地提示了阅读的法则。

之所以强调声音的行进，根本上是因为，诗人相信一首诗是历时性的过程，而非平面化和共时性的展开。在莱维托夫笔下，诗歌像植物一样萌蘖、生长。她往往倾向于展示某种自然事物或人类意识的变化过程，来导入某个事实或真理，而较少对某种气氛或环境采取平面描写，也避免直接的宣谕口吻。例如《决心》这首诗：

为了来到河流

小溪

急速穿过落雨的

丛林，覆盖

那些雨前

还是小岛的

突起的石块。

它已不再

清澈，还有

那淙淙的歌声。

浓稠的棕色，一大块

搅动的泥土

和它一起前行。

这声响，现在变成

一种直接的、强烈的

关于某个方向的

声响。

当然，莱维托夫也明确地阐释了她对诗歌“有机形式”的看法。在《关于有机形式的笔记》一文里，她简练而精准地概括了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形式有挖掘、塑型一个经验的作用，对某个经验的再次体验和表达只能在写作的进行中完成，而绝不是在它之前。她进一步提出，有机形式的基础是一种“统觉”（apperception）：诗人在写作中，必定调动了多种感觉，听觉与视觉、理智与激情都在更高的强度上相互沟通。这与她另一个重要的诗学概念有关，即“消极的能力”。这个始于济慈的说法在莱维托夫那里又有了新的意涵，她不仅认为写作者需要具备深入、静观事物的消极感受力，也对读者提出了要求（当然，任何写作者在作品的生成中也同时是自己的读者的角色）：要想正确地“听”一首诗，需要“削弱”过于精致的智性感官，以开启另一部分感知能力。她举了一首诗的例子，并说道：“我们需要以更不敏锐的方式去听。消极的能力，对于读者和作者来说，同样必要。这首诗作用于潜意识；如果你愿意，会发现词语的声音带来微小的效果。”她的诗歌试图向我们证明，写作和阅读诗歌的过程，应该是来到人类意识的阈限，探查那些已经出现但无法命名、甚至无法清晰感知的力量。 

3

贯穿她诗歌的基本主题是一种事物的二元性。“世界之外的世界”或“世界之上的世界”（‘world beyond world’,‘wordupon world’），这个母题在她的诗歌中俯拾即是。对她来说，这个超验的世界，是诗歌的前提。这一世界有多种变体：有时是梦或者冥想，有时被比作不断嵌套的“中国盒子”。但无论如何，莱维托夫认为尘世的原型“无法/被索求，只能/在双眼漫游时/偶遇。”（《花园围墙》）要想抵达这个原型世界，似乎是凭借一些游移和恍惚的瞬间：“每当我们偏移了自己的迷恋之物，/自我的意识——因为我们游离了一分钟，/或者一小时，用来纯粹地（几乎纯粹地）/回应那漫不经心的生活”（《到访平行世界》）。

这种追寻原型的观念，当然和柏拉图哲学以及所有浪漫主义诗学一样古老而常见，而莱维托夫的特殊性在于，她更关心和擅长的，不是申述这一更高的精神领域确实存在，而是探究它究竟如何为我们展现。诗人将揭示这一世界的职责，和她对于事物变化过程的把握与迷恋紧密结合了起来。在她看来，日常生活和理性不无缝隙，在充满安全感的表象剥落和坍塌之时，被封存隔离的世界就会骤然呈现。这些时刻与其说是危险的，不如说是充满了非理性的诱惑：

你听过，婴儿和古老的枕木

有时会在呼吸之间

停顿？

你知道察看它们

是种恐怖。

就像这样。

仿佛世界是一个念头，

上帝在想它，然后

又不去想它。神将心意

投向别处。呼吸和念想

会回来吗？

      目前，是的。

（《危险的时刻》）

我们的经验充满停顿和间歇，尽管这种间歇具有夜与昼、寤与寐一般的规律，但和呼吸一样，任何链条都有可能磨损断裂。将我们所理解的现实，从基础部位拆毁和瓦解，是她的诗歌最令我着迷的部分。

柠檬树上悬挂的衣物

在雨中

而青草幽深粗粝。

序列断开，阳光的张力

断裂。

       雨水如此轻盈

精密的碎屑

悬停于僵硬的叶片。

戴上围巾！从树上扯下

这些青柠檬！ 我不想忘记

我是谁，不想忘记曾在我体内燃烧过的

而成为那柔软清洁的，空空的衣裙——  

（《五日雨》）

假如你有了一套观看世界的清晰方法，那么任何感性材料都可以解释你意识的核心。莱维托夫就是这样的诗人。在上面这首诗里，作者表达了那种想要依恋于自我认同，而又感到深深迷失，甚至感到恐慌的心态。如果不是经历过坚毅的思索和自我的苦斗，我们绝无可能像莱维托夫这样，从平凡宁静的自然风景中催化出如此剧烈的内心叫喊，为整首诗调动起风暴般的势能。她的神奇能力在于能够让凡俗的现实“短路”，而与不可见的精神力量直接相连。

4

莱维托夫令我格外佩服的另一个原因，是她对“非个人化”准则的理解和实践。据我所知，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经历90年代诗歌风格的洗刷之后，当代汉语诗歌中真正非个人化的声音显得非常稀薄。而莱维托夫从写作初期阶段开始就有意训练自己，力图避免对“我”这一字眼的使用。当她感到自己的技艺日益成熟，便敢于使用第一人称，但也很少是在完全私人的意义上使用它。  

莱维托夫对非个人化的态度，一方面是否定性的：如前所说，由于缺乏任何固定的身份认同，她需要不断地发明出“我”。混杂的血统和游移不定的地点也为她提供了自我认识的有利条件，即她并不依附于任何“直接性”的社群和意识形态，而是向一切经验与直觉敞开。她曾表示，她的童年绝不能说是属于某个城市，而只能说是属于某些具体的地点和场所。这正是她在《英格兰埃塞克斯郡西部的地图》一诗中对地名的处理方式：她列举了许多道路和溪流的名字，而且绝非能够唤起公共记忆的那类。但诗人恰恰想借此说明，这些她自己也并不非常熟悉的地点，如何勾勒出“我出生前就画好的旧地图”——出生地的环境在被理智所认识之前，就影响和改变了一个人的意识。这首诗有一句格外令人感动，但是很难被中文完全吸收：“如今，我了解与你在一起的感觉”（原文为‘now Iknow how it was with you’，‘now’和‘itwas’的过去时态形成了瞬间的鲜明对比，但在这句中文里加字，总嫌太啰嗦或太重）。是美洲新世界的生活，令莱维托夫回望故乡，打捞和形塑了对欧洲的记忆。

另一方面，莱维托夫的非个人化原则表现出明确的建构性。她想要探讨更为普遍的、能够为每个个体所触摸的经验，而不是仅仅局限于作者自身的所见所感。不过，她仍然关注所有以第一人称提取的材料，关注单独的个体如何存在和感知，因此与艾略特从诗歌传统和诗歌本体着眼的非个人化主张有所差异，也与伊丽莎白·毕晓普那种书写自然和历史的客观性语调截然不同。在莱维托夫笔下，我们可以找到每个人和“自我”的关系。这种关系精辟地反映在《不确定的梦》这首诗里，诗歌描写了“我”在梦中引导一位盲人穿过巨大博物馆的过程：“醒后，我仍在思索/我体内的这个他是谁，而那个我/又是谁——和他一起走完这段长长的捷径，/穿过一个个房间，而他的盲症/让我对其中的美丽视而不见，仿佛它们/从未存在。”对此，我们既可以作宗教的解读——写作此诗时，莱维托夫已来到了人生的末尾，而她晚年才皈依天主教，皈依前的人生可以在信仰的意义上被看成目盲的；也可以排除宗教意味来理解——生命是这样的一种过程，直到临近终结，我们才意识到原本有可能发现更多的东西，并且此时是孤独地站着，与盲目和茫然的过去产生了异己般的疏远。 

5

在五六十年代的美国，不考虑女性主义诗歌的话题，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莱维托夫非常反对将她划归女性主义诗人的分类法。她多次强调，她首先是一个人，而非女人：“我不认为，我曾有任何一个审美判断是基于我的性别而做出的。”（《体裁与性别之于从事一门艺术》）作为一名政治意识和社会意识颇为激进的写作者，她也表示，如果解放和自由意味着贴上更多的标签（如女性主义），那么这并非她真正想要的自由。

她观察到男性在自我认知方面所表现出的脆弱——这是男性不及女性之处，因此从来不会简单地将女性视为弱势的一方。她常常不是向另一个性别发出控诉，而是将审视的目光投向自我和女性本身：“我们与冥府使者/淫荡地玩耍，乞求——然后/再也不谈起。还有我们的梦想，/我们怎样轻浮地将它们削薄，/像剪脚趾甲，又铰断它们，/像铰断分叉的发梢。”（《虚伪的女人》）在她笔下，两性缔结的关系并不会只给女性带来困境，这种困境对于双方应是同等的。她仍然期待在性别间建立真正有活力的关系，并相信存在着更大的融合。《关于婚姻》这首诗里表明了对一种既定的、乏味的婚姻状态的厌倦：作者渴望的是不断发生在主体之间的“你和我”的相遇（中文难以表达‘encounter’的性意味，“邂逅”一词则显得浅薄）。和莱维托夫其他的诗歌一样，尽管这首诗自然直接与诗人自己的经历有关，但她绝没有将这首诗的辐射缩减到仅仅指涉她个人情感的地步——也同样因为非个人化的信条，她对自白派诗歌并没有太高的评价。在她看来，自白派的表达方式无异于将诗歌等同于眼泪、呕吐物或排泄，而这远离了诗的本意。

我不愿过多讨论她那些有关爱情与性的诗。众所周知，对于一位足够强大和全面的女性诗人来说，书写这类题材实属本色当行。事实上，莱维托夫确实遇到过很多所谓的女性议题，例如未婚怀孕并堕胎，与丈夫之间的矛盾，以及在婚姻行将崩溃之时与多个情人的往来等等。在丹尼丝的青春年代，她是以自己的姐姐Olga为反面教材来规训自己的：不可以像叛逆不羁的Olga（也曾是一名共产党员）那样，与有妇之夫私奔同居、生下孩子而又无力抚养、东躲西藏地度过一生。然而，随着年龄增长，她愈加感到，和姐姐相同的基因也存在于自己体内。尽管她的生活看似更为平稳，但莱维托夫的内心同样充满了纠缠、反叛、甚至沉沦的欲望。不过，她从来不希望让私人经验转移读者的注意力，或削弱她诗歌所具有的更强大的能量。

6

我多少有些羡慕莱维托夫的写作和生活。她的一生固然伴随着多重的压力，也不无濒于崩溃的时刻。但她在不放弃世俗的社会关系和家庭角色的情况下，依然能够保持创作的强度和水准，为我们奉献了厚厚的一本诗集，这是非常宝贵的礼物。莱维托夫将要提供给当代写作者的重要启示，不仅在于她精妙的诗艺，更在于她对于世界拥有清晰观念的能力和勇气：她不惧怕、而且善于在诗歌中表达对于世界和生命的总体性看法，而且在她那里，一切细小的事物都与这种总体性的秩序有所关联。

噢，尝尝看

这世界

我们还未充分领受。

噢，尝尝看

地铁里的《圣经》广告这样说，

它是指上帝，指

一切将被想象

说出的东西，

悲伤，仁慈，语言，

橘子，天气，去

呼吸它们，咬，

品尝，咀嚼，吞咽，转化

化为我们的血肉我们的

死亡，穿过街道，李子，木梨，

生活在果园里，带着

饥饿，并摘下

那果子。

这是一首被频频提到的、能够代表莱维托夫风格的短诗。在诗中，诗人再次以直觉般的语言能力，向我们发出了魔性的召唤：第一句的原文是‘Theworld is/ not with us enough.’只有在英文里，这句诗才能如此轻易、自然地显现它自身，在一两个最简单不过的介词和副词中释放它全部的冲击力。（这也是我遇到的，为数不多的难以翻译的例子。）这句诗是对华兹华斯的诗句‘the world is too much with us’的颠倒。莱维托夫认为，其实我们是对尘世了解得太少，而非太多，才会感觉到贫乏。阿多诺曾在《最低限度的道德》（Minima Moralia）里谈到语言和伦理的问题：大部分人拒绝去悬置一切观点、不带成见地去理解，因而无法达到对词语真正的认识，他们只能够理解那些不需要理解的、已经固化的观念。如果写作者也使用这样用于交易的语言“货币”，则将是违背写作道德的。“悲伤，仁慈，语言，/橘子，天气”，莱维托夫这句的妙处在于，这些概念仅仅以孤立的单词的方式呈现，因而同时指涉了这些概念和它们的符号本身。作者希望我们品尝的不仅是这些事物，更是在流通中遭遇贬值的语言。我想，这也是所有诗歌写作者的冲动。在诗人眼中，词语的分量并不比现实经验更单薄；有时甚至恰恰相反：现实的世界显得虚伪造作，而词语缔造的“平行世界”反倒更为真实。

本文获作者授权发表于中国诗歌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