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诗产生于一九一七年的“五四”新文学运动，迄今已走过八十余年的历程。平心而论，“现代汉诗研究”在西方向来是一个冷僻的领域，七十年来，学者们一直在寂寞耕种“自己的园地”。如果要作一个学术史的回顾，产生了很大影响的著作并不多见。以下著作算是其中的代表。陈世骧与艾克顿(Harold Acton)合编的英译现代汉诗，汉乐逸(Lloyd Haft)的卞之琳研究和十四行诗研究，秋吉久纪夫对卞之琳、冯至、穆旦等的翻译，白英(Robert Payne)、许芥昱、林明慧、欧阳桢、叶维廉、杜博妮(Bonnie S. McDougall)、顾彬(Wolfgang Kubin)、杜迈可(Michael S. Duke)的现代汉诗翻译和研究，张错的《冯至评传》和台湾现代诗翻译，梁秉钧的三、四十年代现代主义新诗研究，利大英(Gregory B. Lee)的戴望舒诗研究和多多诗翻译，贺麦晓(Michel Hockx)的《雪朝》研究，柯雷(Maghiel van Crevel)的多多诗研究，等等。在这些学术论著当中，奚密的研究特别引人注目。一九七零年代后期，她毕业于台大外文系，负笈远游，师从南加州大学的张错教授，1982年取得比较文学博士学位，随后开始现代汉诗的教学和研究[1]。奚密的著作以宏阔的视野、新颖的理论和独到的方法，在现代文学研究界引起很大反响[2]。以下文字，试图描述、分析和评价她所采用的理论方法，以及她在现代汉诗领域取得的杰出贡献。

一、“现代汉诗”：一个批评术语的出现

 “现代汉诗”这个概念早在八十年代即已形成，芒克等人创办了《现代汉诗》杂志。不过，他们只在文学创作的意义上使用这个术语，而真正把它当作一个批评术语来看待，应该是从王光明、奚密、梁秉钧开始的。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奚密的贡献在于：对于“现代汉诗” 这个批评术语和分析范畴的推动和使用。在《中国式的后现代？——现代汉诗的文化政治》这篇论战性的文章中，她特意解释说：“现代汉诗意指1917年文学革命以来的白话诗。我认为这个概念既可超越（中国大陆）现、当代诗歌的分野，又超越地域上中国大陆与其他以汉语从事诗歌创作之地区的分野。这也是我个人研究的两个方面。” [3]在另一个场合，她补充说道：“我通常也喜欢用‘现代汉诗’来涵括五四以来的白话诗，因为它超越了地区和政治体系的分野，凡是用中文（汉语）写的诗都应该是我们阅读和研究的对象。”[4]在文章的结尾，她郑重总结：“当我们评价现代汉诗时，不妨把视野放宽些，不要只着眼于国内，也多参照台湾及其它华人地区。有了较全面地认识再批评，是基本的专业态度。”[5]中国大陆学者习惯于把中国（华文）文学研究人为划分为现代、当代的时间区域，以及大陆、港台、新马、海外的空间区域。这种学科建制自有历史、政治、学术的考虑，也为他们的研究带来方便。但这种画地为牢的做法也对学术研究造成负面影响。有感于此，近些年来一些学者对此进行了反思。在海外汉学界，李欧梵、王德威、周蕾、唐小兵等打破这种樊篱，从宏大的文学背景出发，拆解近代、现代、当代的时期划分，在空间方向上将大陆、港台、新马、海外的华语文学纳入学术视野，取得了可观的成就[6]。当然，这主要是现代小说领域的创获，至于现代诗研究，大陆学术界迄今，“当代”、“近代”、“中国文学”、“港台文学”、“海外华文文学”，仍然壁垒分明，各自为政。非常明显，奚密的学术视野非常宽阔。她推动使用“现代汉诗”的命题，既可超越时间上的现代/当代的划分，又可超越空间上的大陆/港澳台/海外的划分，在宏大的文学史背景上细查现代汉诗的来龙去脉，得以纠正一些流行性的误解和似是而非的定论。例如，不少文学史家断言，“五四”时期由冰心、宗白华实验的“小诗”在1920年代盛极一时，之后就完全衰落了，因此仅仅代表现代汉诗发展的一个短暂阶段。奚密的《现代汉诗中的小诗》[7]独持异议。她不把目光限制在1917-1949年的大陆，而是回顾两岸三地现代汉诗七十余年的发展历程，除了细致分析沈尹默、郭绍虞、俞平伯、朱自清、冯雪峰等“五四”诗人的作品之外，更把林亨泰、林泠、商禽、林帆、方启、杨泽、熊虹等台湾诗人纳入研究，因此证实了“小诗”没有在文学史上断绝，倒是一直被人写作。不仅如此，她从两方面考察现代小诗的内在性质：一方面根据它与传统绝句的关系，另方面根据它与外国诗的关系，最后令人信服地说明小诗是现代汉诗的一个重要的亚文类(subgenre)，它展示了不同于古典诗词传统的诸多特征，代表了现代汉诗的成就之一。而且，“在现代汉诗的70年发展过程中，小诗一直在各个方向上进化：从主要纪录一种稍纵即逝的心境或时刻，到寻求精确的、有效的类比，到近来作品中的更加复杂的戏剧形式，因此，从一个历史的视角来考察，现代小诗可以被正确地被看作是中国传统中的短诗演化的一个部分。”[8]再比如，“十四行诗”是一种外来诗体，迄今为止，已有不少人从事这方面的实验，那么，中国诗人是如何将它与民族文化相结合，使之转化为一种新颖独特的诗歌形式？奚密从1920年郑伯奇的《给台湾朋友》谈起，经过对闻一多、孙大雨、朱湘、卞之琳、冯至、杨牧、张错的文本解读，最后以对1995年张枣的《跟茨维塔耶娃的对话》的讨论结束全篇，纵横捭合，议论滔滔，而以扎实的史料和精细的分析出之，彰显了中国诗人如何放弃了严谨格律而注重这个诗体的内在结构和语言上的原创性，证实十四行不只是个新奇的外来诗体，它已成为现代汉诗的光辉一页。[9]毫不夸张地说，这篇论文与荷兰汉学家汉乐逸的专著《中国十四行诗》、大陆学者的相关研究[10]，相互补充，使这个课题圆满划上了句号。再举一例。关于散文诗问题，一直乏人问津，奚密的《从超现实主义到自然诗学——台湾散文诗研究》[11]考察散文诗在现代汉诗中的兴起与发展，先鞭着人，填补了空白。她先把这种亚文类溯源到1910年代，以鲁迅《野草》为杰出的例子，分析散文诗未能在八十年代之前中国大陆走向繁荣的原因，把散文诗在战后台湾的成功放置在文学、文化、社会的多重语境去考察，她正确指出，尽管这种“历史化” (historizing) 的做法解释了一种文学现象为什么以及如何出现，但从根本上讲，正是诗人的个人才具及其作品而非其它外在因素，才决定了文学史的内容与肌质 。五、六十年代的商禽，七十年代的苏绍连的超现实主义作品，把散文诗确立为现代汉诗中的重要文类，八十年代的刘克襄的自然诗学为台湾主流散文诗添加了新鲜的声音。这三个诗人代表了现代中国散文诗的杰出成就，将为下一代诗人提供灵感与启发[12]。准此，回顾奚密关于十四行诗、小诗和散文诗的研究，不难看出，正是“现代汉诗”的新思路给她的研究带来开阔的视野和全新的气象。 

 “现代汉诗”概念之另一优长是：通过与“古典汉诗”的对照，既凸现“现代汉诗”作为一个文化实体的整体“现代性”，同时也不否认它与古典汉诗的联系，这条辩证统一的思路贯穿于奚密的全部著述。西方学者豪(Irving Howe)、斯皮尔斯(Monroe K. Spears) 和加利尼斯库 (Matei Calinescu) 等学者认为，二十世纪文学的现代性，尤其是现代主义标榜一种与过去决裂的反叛态度，以此确立自己的文化身份[13]，这个结论适用于对中国语境中的现代汉诗的分析。奚密追问：发端于1917年的现代汉诗，迄今已逾80年，是否已经建立了一个现代诗传统呢？如果有，这个传统的“特质”又是什么？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她借用并改造了林庚的“诗原质”观念，使之成为分析诗情的工具。她选择“星”、“月”两个意象，按照文学史顺序，征引大量文本，分析它们在古典诗和现代诗的意涵的差别，说明现代诗与古典诗不但在文字、形式上不同（但非毫不相干），更重要的是它表现了新感知、新诗情：“一方面，星星的出世超俗象征诗歌理想的崇高不朽；另一方面，它和眼泪的联想以及流星、慧星等相关意象又赋予它以（人生、天才）稍纵即逝的警醒和悲哀。星同时包含了圆满和幻灭、永恒和无常，理想主义和挽歌的相反象征意义。”[14]值得注意，奚密不但看到“诗原质”的出现与完成有赖于诗人才具和时间的长期酝酿，而且所包含的广泛层面是它和社会文化背景之间的有机联系[15]。 那麽，古典诗与现代诗的区别究竟在哪里？奚密举出废名的《街头》与李商隐的《乐游原》进行比较阅读，发现二者的区别不仅在于形式、意象、主题；更在于感性和诗歌成规[16]。她指出，现代诗和古典诗在诗歌前提和表现方式上的区别并非仅限于个别诗人，它暗示汉诗从传统向现代转化的根本性。由于它摒弃了大多数的传统规范，现代汉诗很自然地、几乎是不可避免会通过对基本命题的反思为诗歌重新定义，并建立一套新规范。奚密还发现，现代诗在深层的哲学取向上区别于古典诗。传统诗学认同一种普遍预设：诗作为人“文”的一种表现，与天文或“道”若合符契，但对于现代诗人来说，这种预设的普遍性根本不存在。杜甫的《春夜喜雨》与杨牧的《黑衣人》清楚阐明了这一点：前者体现人和自然的和谐，后者揭示一种既被创造的、又是创造性的自我认同[17]。奚密的“小诗”研究和“散文诗”研究也突出现代汉诗的现代性。她将孟浩然、岑参的绝句与现代小诗进行参照，发现现代小诗尽管与传统诗一样使用对比和复沓，但其功能大不相同：现代小诗不再于时空之间来回运动而是往往由单一的意象或意象群构成，以创造某种印象或效果，带有一种含蓄隽永的情调[18]。奚密指出，尽管刘克襄的自然诗学与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存在相似性，但又具有不小的差别[19]。总而言之，奚密通过对现代汉诗史无前例的根本转变及其哲学与文学意义作一个简洁呈现，说明在寻找这些基本问题——诗是什麽？诗人对谁言说？为什麽写诗？——的答案的过程中，中国现代诗人一直在参与各种创造性的实验和理论话语。尽管他们的努力有时显得仓促和不成熟，有时是对西方风格的模仿，但是无可否认，通过提出一些在基本方式上有别于过去的假设，现代诗人进入了一个新时代[20]：创制“现代性”的时代。

二、“从边缘出发”：现代汉诗研究的新方向

早在七十年代，席尔斯(Edward Albert Shils)提出“中心与边缘”的理论，认为中心是统治一个社会的符号、价值与信仰的地带[21]。九十年代，杜维明的《文化中国：作为中心的边缘》[22]、李欧梵的《在中国话语的边缘》[23]主张“边缘思考”的意义，之后“边缘话语”俨然成为学界竞相谈论的话题，几有成为“中心”的趋势。奚密的“现代汉诗” 研究在着眼点上与他们有呼应之势，但思考对象有所不同，她使用“诗的边缘化”来形容现代汉诗的历史语境和本体精神，简言之，随着20世纪初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教育等的根本改变，诗失去原有的中心地位而必须重建其生存逻辑。       

奚密采用“边缘”作为一诠释与批判性的观念，探讨现代汉诗的历史脉络，触及诗史上重要的运动和争议，提供一理论架构分析现代汉诗的现代本质，包括美学和哲学特征。因此“边缘”的意义具双重指向：它既意味着诗之传统中心地位的丧失，暗示潜在的认同危机，亦暗示新的文化空间的获得，使诗得以与主流话语展开批判性的对话[24]。在我看来，奚密的现代汉诗研究的贡献在于，她把握到其他学者忽视的一个理论问题：汉诗在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历史进程中的“边缘化”现象及其深层的社会-文化原因，以及现代诗人在边缘处境中的筚路蓝缕、苦苦耕耘。这是奚密思考现代汉诗的出发点，也是她尽力阐述的一个核心问题。因此不难理解，奚密关注的既非“启蒙”亦非“救亡”，而是现代汉诗的另类传统，亦即主流话语之外的前卫诗学。这种诗学坚持诗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与文化表现的独立意义与尊严，它无需依赖或附属于任何自身以外的、非艺术性的目的与考量，虽然它绝不否认诗可以具有艺术以外的多元意蕴，所以它的边缘性不言而喻。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奚密关注的是现代汉诗80多年来在艺术和美学上的突破和建树、演变和更新[25]，“边缘思考”构成奚密现代汉诗研究的思维模式、核心问题和整体风貌。现代汉诗为何会走向边缘化呢？奚密把这个问题置于二十世纪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加以考虑。五四以来，中国政治与社会结构、教育制度及文化氛围发生了巨大变化。诗长久以来在传统文化结构中享有的优越地位——道德修养的基石，政治权力的阶梯，人际交往的最精致典雅的形式——随着以上变化而丧失殆尽。诗开始被当作一种专业化、私己、边缘的追求[26]。从晚清到1917年的文学运动中，其动机不仅是美学的，更预设文学革命作为社会改革、文化更新之催化剂的作用，或者换句话说，文学现代性的实践镶嵌于建设民族-国家的方案中[27]。但在各文类中，是现代小说担当这个宏大使命，是小说家扮演了社会代言人的角色。在传统文学的等级中，诗高高在上，小说不登大雅之堂的情形现在完全颠倒了过来。几乎与此同时，随着现代社会的商品化和大众传媒的兴起，诗所隶属的精英文化和通俗文化之间的鸿沟日益加大，但相对而言，小说一直和大众文化较接近因而比诗更少边缘化[28]。奚密同意诗人吴兴华的看法：现代诗这种困境，某种程度上也和读者群的错位有关。传统中国诗的作者和读者基本上是一群具有高度文化素养的精英分子，他们学富五车、好整以暇、倾心于绝妙诗艺的探究。在创作群和诠释群之间——或者简言之，诗人和读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相当密切的契合。然而对现代诗来说，这种诗人和读者的同质性已不再是个可以成立的前提[29]。与现代诗的先驱者意图相悖的是，虽然它使用白话最为媒介，国民教育也较以往更普及，但是现代汉诗未能因此而吸引广大读者。讽刺的是，现代诗眼看着自己到它出力建设的新世界的边缘而爱莫能助。简言之，现代汉诗一方面丧失了传统的崇高地位和多元功用，另一方面它又无法和大众传媒竞争，吸引现代消费群众。两者结合遂造成诗的边缘化。进而言之，较之欧美，虽然其现代诗由于社会经济文化的变化也同样面对边缘化的命运，但由于18世纪（至少从康德）以来对诗之独立意义的普遍体认，诗必需证实其社会价值与意义的压力远比现代中国小[30]。诗人、文学理论家，甚至政治文化体制，对现代汉诗边缘化的回应，有意无意地形成多股推动现代汉诗的暗流。     

奚密同时指出，所谓边缘本是一相对而非绝对的意义；它象征一游移、权宜性的策略，而非一永久、本质性的所在。边缘的悖论在于，它一方面对本身所处的弱势有所自觉，另一方面它利用此处境所提供的新空间，进行大胆的、纵然是短暂或片面的实验[31]。相对于旧社会，现代诗人失去其缘由地位；相对于新社会，它又处在外围。自我认同的危机感促使诗人不得不为诗、为自身重新地位。这种自觉和五四时期个性解放、人格独立思想的萌芽，根本上是相通的，同时彰显了诗人以个人表现为诗之宗旨的主张。这种追求自我认同的内在动力刺激了20、30年代汉诗的实验主义时期，而它反过来又为50到70年代台湾的现代主义，以及八十年代以还的台湾与大陆的多元主义现代诗铺平了道路。不仅如此，奚密还论述了另外两种“边缘诗学”：女诗人和海外汉诗，前者处于性别的边缘而后者出于文化的边缘，很好地补充了她在前面的边缘思考。正如女性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处于边缘位置、被禁止像男性一样参与社会文化领域，被剥夺了身体、思想和社会的自主性那样，女诗人在文学经典中也处于边缘，她们诗歌的范围受到文学成规和道德禁忌的限制，比男性诗歌范围更狭窄、更僵化。相对于男性，现代女诗人必须从双重边缘出发[32]。那么，现代女诗人如何超越传统女性诗人的主题、意象和情调的束缚，确立自己的性别角色和主体地位？奚密分析了现代汉诗八十多年来几个重要诗人——冰心、林徽因、蓉子、舒婷和王小妮，等等——的文本，阐发她们对现代女性心灵的剖析和自我的探索、对个人的认同肯定，然后探索了另一个最有创意、最具震撼力的现代诗人夏宇的作品，发现她的许多早期作品以反讽手法批判传统女性角色的局限，进而以颠覆两性角色的刻板定型为旨归，证实了现代女诗人在爱情诗、自白诗和讽刺诗中无论是对男权的批评和反仿，都显示一种拓宽诗歌范围、引进新的阅读和创作诗歌新途径的尝试[33]。相对于本土汉诗，海外汉诗代表的是另一种边缘：地理、文化、种族、语言的边缘，它在本土语境之外扩展对话空间。奚密正确指出，五四以降，海外汉诗占据了不小的比例，构成现代汉诗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重要的是，相当于大众文化和通俗文学，现代汉诗无论在本土还是海外，都处在现代社会的边缘地带，此现象普遍存在于汉语地区，国内外诗人的疏离感和孤独感，是程度上而不是实质上的差异。在某种意义上，“自我放逐”和“内在流亡”是许多现代诗人共同的精神特征， 和实际空间所在没有必然的联系。如果空间——是文化的也是语言的空间——的距离是海外文学的特征，那么，诗人对于这种空间的对应态度是否相同呢？奚密争论说，相反，他们的内在世界和外在世界呈现多种面貌。为了阐述这个问题，奚密举出了三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第一类诗人以多多为代表，表现了浓重的流放情绪；第二类诗人以张错位代表，表现了对家园的渴切和漂泊异乡的无奈；第三类诗人以杨牧为代表，漂泊与疏离并不构成他作品的主题，更多的是中西文化传统之间的互动。总之，20世纪特殊的历史语境造成现代汉诗的边缘化，为诗人带来了强烈的（传统地位的）失落感和（与社会中心话语的）疏离感。但是“从边缘出发”自有深刻的文化批判意义，自有不可替代的文化价值，因为“边缘是语言艺术，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策略。它意味着诗的独立，从试验中摸索自身的法则，并维护诗歌与中心话语的必要距离”[34]，现代汉诗八十余年的丰硕成就以及奚密的精深研究，向我们证实了这一点。         

三、“内在状况”：研究范式的转换

研读奚密的现代汉诗研究，即可发现，她不注重影响研究而是强调“内在状况”(internal conditions)的重要：“影响的接受往往以接受本体内在状况和需要为前提；没有先易存在倾向是无法造成影响的”[35]，这很可能是受了美国学者孔宝荣(Paul A. Cohen) 的影响，他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批评费正清、列文森的冲击/回应模式，主张以“中国中心观” (China-centered approach) 取而代之[36]。奚密认为现代汉诗的“现代性”不能简单理解为西方现代性的横向移植，她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的偏见，不把现代性看作原点向非西方的运动（一方是慷慨大方的给与者而另一方是消极被动的接收者），而是强调普遍历史情境中的人类意识，强调现代中国诗与西方诗之间的类似毋宁说是产生于一种共同的现代性概念，这种概念被二十世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所分享[37]。十多年来，在许多不同场合，奚密反复阐述这一理念。早在八十年代后期，她认为——

追溯影响的来源及其接受，自有其重要价值，但我们也应该关注那些使现代中国诗人接受外来影响的本土传统中的诸多因素。换言之，我们必须追问：哪些中国文坛中的内部条件有助于外来模式的输入及其接受？哪些中国内部的背景力量允许并且确实创造了对于另类方法和视角的需要？当我们试图理解汉语诗歌来自中国文化内部的根本变化时，本土/外国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就显得简单化和可疑了。1917年以来汉语诗歌的现代性应该被视为诗人在多种选择中追寻不同形式和风格以表现他们复杂的现代社会的结果。尽管其中可能有来自外国文学的启发，甚至是直接对后者的模仿，但是，有些类似于外国文学的试验是来自内在需要和本土实验。尽管废名在大学里研习英国文学并且对于塞万提斯、莎士比亚和哈代等西方作家表现出非常的熟悉，但他关于现代诗的看法几乎几乎全部来自中国古典诗歌；他的评论文章显示出对于外国文学的甚少兴趣和有限知识。他自己的诗和评论受到了道家和佛家哲学的强烈影响，而且，朋友们都知道他打坐参禅。然而，他的诗无疑是现代的[38]。

在1992年，她批判后现代诗论的削足适履，再次强调——

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本已相当复杂。当文学理论是引自外国的舶来品时，其中更充满齟齬和吊诡。在传统的影响研究里，外来得理论和接受影响的文学主体往往被简单化成一单向的主客关系。至于主体为什麽独钟某些外来思潮，这过程中无可避免的主观性（即使是不自觉地）之选择和修正，并没有受到适当的注意，以致外来影响常常喧宾夺主，给放在主导性、决定性的地位，而文学主体反居于接受与模仿的被动地位。这种简单的影响论在现代汉诗研究里屡见不鲜。早期的新诗、台湾五六十年代的现代诗和大陆80年代的朦胧诗，都曾被扣上“全盘西化”的帽子。不论其评价是正面或反面的，这个仍被普遍接受的观点既不符合文学影响复杂多面的本质，更忽略了文学传统和典范嬗递过程中求新求变的内在动力。创作与理论不应以简单的主客关系看待，而须着眼于两者互补互动的有机性运作[39]。

2000年，《从边缘出发》在中国大陆刊行，奚密借机重申这一见解——

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来看，这些实验有时和西洋诗歌史上的某些主张风格类似，诸如浪漫、象征、现代、后现代主义等。其中固然有论者常常提出的对外来文学模式的摹拟的因素，但光从影响的角度并不足以涵盖其全貌。相对于目前流行的某些后殖民理论，我并不认为文化——尤其文学艺术——上的影响是仅仅用“压迫/被压迫”、“霸权/弱势”的二元对立模式就能涵括或解释的。对于外来文化资源的接受必有其自觉或不自觉的选择性，而选择的基础又往往来自诗人本人以及所在之本土的内在需求。因此，我们还是必须回到自己的文学文化传统来探讨。[40]

沿着这样一条思路出发，奚密的现代汉诗研究不探考中西现代诗之间的事实联系和文学影响，而是考察现代汉诗的本土传统和内在条件；不考察西方诗对中国诗的冲击和中国诗的回应，而是追问现代诗的自我演变的机制和追求变革的内在动力；不是把现代汉诗视为西方诗歌的消极被动的接收和奴性的模仿，而是凸显其自身的合法性和主体性。这样一来，奚密的现代汉诗研究超越了影响研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以及中西诗学对话之间的话语不平衡状态，通过对文本解读及其与古典诗传统的联系，细察现代汉诗八十余年的内在理路、演变机制和创造源泉，从而推进了现有的学术研究[41]。例如，在论述现代汉诗中的“纯诗”观念时，她在点出其外来影响之后，随即指出：不仅是受象征主义影响的诗人和批评家，诗应当依据自身的条件得到理解和评判的看法一直存在的，接着她回溯了近代美学家王国维的文艺观并且把它与中国古代的诗评家王夫之、严羽、司空图联系起来，也谈到现代文艺理论家朱光潜、宗白华、鲁迅、成仿吾、冯至等人的诗观与此有一脉相承，完整勾勒出纯诗在汉诗中的内在理路和发展谱系，给人以深刻印象。但奚密也不忘指出，哲学取向的基本差异使现代的“纯诗”有别于中国传统诗学：现代的“纯诗”导源于同质性读者群的消失而且甚至在更大程度上导源于公认的整体价值系统的缺席[42]。 在论述现代汉诗中的“诗原质”时，奚密以“月”和“星”纵谈汉诗传统从古到今的语言形式的创新和内容方面的创意，她发现，从诗经以降，经魏晋到唐宋，诗歌中“月”这个意象的经营和发挥，可看作一个诗原质建立的过程与极致表现，以后的诗大多不离其窠臼，缺少再进一步的开阔，予以更丰富的内涵，但现代也偶有突破此窠臼的作品。相对于“月”的衰退，“星”是现代汉诗发展出来的一个新的“诗原质”。奚密缕述胡适、冰心、徐志摩、朱湘、冯至、覃子豪、杨唤、商禽、杨牧、纪弦、江河等人的作品，勾勒“星星”意象之内涵变迁的内在理路，令人豁然开朗：“从文学传统及时代背景的角度来观察，星这一诗原质的出现不但反映了西方浪漫主义——包括个人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启发，同时更重要的是它呈现了现代诗人对诗、对社会、对时代的关涉与对应。固然星的卓然独立代表着诗人对诗的肯定和追求，但是同时也隐射诗人在现代社会里随着边缘化而产生的孤独和疏离感。”[43] 可以看出，此文完全在本土语境中展开论述，摆脱了对外来影响的史料考辨而集中于内在理路的梳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在论述现代小诗时，奚密的着眼点仍然是它与中国传统短诗的内在联系。她说：“尽管现代小时可能与外国短诗有一些相似性，除了个别的粒子（例如，冰心坦承他喜爱和模仿了泰戈尔的诗），小诗不是直接的外国影响的产物。这种相似性，可能更多的是诗人们在传统绝句之外探索新的可能性的自然结果，而不是现代诗人的有意识模仿”[44] 。即便在讨论夏宇这样的“后现代主义诗人” 时，奚密仍认为：“她作品的意义仍必须放在古典诗传统的语境里才得凸现。这不仅因为她引用《诗经》和《上邪》等典故；远比这个重要的是，中国古典诗及文化传统的整套语码和夏宇的美学企图及创作过程是分不开的”  [45] 从“内在条件”出发，奚密还以卞之琳、杨牧和钟玲的诗为例证，阐释“传统”与“现代”之间超越表面的意象和主题借用，在意识形态和哲学层次上产生了微妙互动。众所周知，无论卞之琳本人还是批评家都承认象征主义和现代主义对他作品的影响，但奚密认为，他对西方影响的接受正是产生于他的传统中国的背景、尤其是道家与佛家思想，因为现代主义诗学很好地巩固了他的中国文化之根源，并且为他的诗歌表现提供了具体技巧；反过来看，潜藏在卞之琳作品背后的佛道思想也调整了他对现代主义的皈依。在此意义上，卞之琳作品可视为一个“通过吸纳传统而取得现代性”的独特例子[46]。奚密认为，杨牧的《延陵季自掛剑》 和钟玲的《王昭君》  显示“现代性”如何通过使用传统的意象和人物而挑战“传统”。这种现代的表达模式因其高度的批判性和反讽意涵，截然不同于传统诗歌。现代诗人不再通过使用典故比较和对照古今，他们故意歪曲典故原意或者至少是它们的标准解释，传达一种现代气质和主题[47]。       

必须承认，奚密的“内在状况”确实为现代汉诗研究指明一条新方向，它对片面强调外来影响的研究模式进行富有成效的反驳，取得了可观成就。但我觉得仍有必要为“影响研究”稍作辩护。我认为，奚密之所以贬评“影响研究”的重要性，个中原因除了海外学者很难得到1949年之前的原始资料之外，还在于她对于“影响研究”的理解过于狭隘。正如西方学者所说，影响研究必然会涉及到文化之间的对抗(confrontation)、协商(negotiation)和斡旋(mediation)，接受者不可能会原封不动地接受外来影响，必然会根据自己的文化传统、接受能力和价值取向，以及语言间的历史约定，自觉对外来影响进行创造性转化，这中间体现出接受者的个人才具的差异，中外文学史的例子已证实了这一点。现代汉诗发端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产生于传统诗歌的创造性转化以及对于外来影响的有选择性的接受，正如王瑶先生所说的：“传统形式的现代化，外来形式的民族化”，两股合力，缺一不可。许多现代诗人留学日本或欧美，他们对外来诗歌非常熟悉，甚至本人就是翻译家，他们和外国文学的接触对自己的诗创作有巨大影响。一些学者着力研究中西文学关系，并产生了一批杰出著作，晓然可见，倘若完全忽略对外来影响的考察，则我们无法对重要的文学现象做出深刻把握。譬如，里尔克、奥登 、艾略特等现代诗人的作品在四十年代中国受到广泛注意，相当多的文人学者参与对这些诗人作品的翻译和介绍，并且在自己的创作中加以斟酌损益，写出了不少杰出作品。当然，话又说回来，追溯外来影响及其接收，必须考虑到本土传统中的内在条件和背景力量，并且应当凸现“问题意识”，走出“本土/外国”的二元对立模式，否则，容易出现奚密忧虑的情形：“外来影响给放在主导性的地位，而文学主体反居于接受与模仿的被动地位”。

四、“四个同心圆”：方法论的更新

奚密的现代汉诗研究的第四个特色是：十余年来，她对后殖民理论和后现代话语保持深切的反思；并且提出一个新颖的方法论：“四个同心圆”(four co-centric circles)。早在1991年，奚密就针对宇文所安在中国/世界、民族诗歌/国际诗歌的二元对立框架内把现代汉诗化约为西方诗的沿袭因而丧失了中国本质的论调，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和极为中肯的批评[48]。一年后，当她看到台湾学术界盲目使用后现代、后殖民论述产生误区时，再次发出补偏救弊的诤言——

台湾诗坛队后现代主义的引进也产生了一些理论和方法上的问题，甚至潜在危机。其负面影响可以归纳为两点。第一，某些诗评家在读诗时，可以强调后现代主义理论的部分概念，以致“见树不见林”，有意或无意地压抑抹杀了诗的文本丰富多样的层面与内涵；第二个问题与第一个问题其实互为表里：那就是在片面凸显诗的某些所谓“后现代”特征时，搁置、忽略或扭曲了整个文学史。前者是对诗上下文的暴力，后者乃对历史脉络的暴力。两者皆源自对理论模式的过分依赖，以致僵化、片面化了一个原具创造性和开放性的理论。[49]   

现代诗论（正确而且必要地）批判了将现代主义经典化、大一统化的“新批评”传统。但是如果我们只是用一批新名词（解构、延异、主题消解、意符游戏）来取代一些旧名词（意图谬误、个性逃避、语言偶像），如果这些新名词，成了对文本——包括诗和诗史的文本 ——无须“细读”的堂而皇之的理由，那麽新的理论并不能带来更开阔的视界；只不过把红色镜片换成蓝色的罢了。后现代主义对了解台湾诗有许多启发，但这份了解必须落实在一首诗、一位诗人之作品、一脉文类传承的阅读和把握上。否则很容易沦于理论挂帅，堕入削足适履的陷阱。[50]

当郑敏、兼乐、宇文所安、琼斯依仗后现代理论和后殖民话语指责现代汉诗丧失了可贵的中国性而沦为西方现代诗的仿制品时，奚密据理力争：“当中华性被本质化，从一个描述概念变成一个价值判断——一种主导的、甚至唯一的价值判断时，它否定、剥夺了现代汉诗的主体性”[51]。在另一篇关于多元文化的文章里，奚密对盲目使用后现代理论而导致把“中国性”本质主义化的做法表示疑虑：“我所质疑的时建立在民族主义、本质注意话语基础上的‘真确性’概念……中国不是提个不变的、同质的实体。中国性是一个持续的、自我建构的过程……我提议一种知识分子的跨国身份，既不是通过国族、种族或文化的起源来定义，也不是通过地理位置来定义。正是跨越了这些边界的比较视野才给人以那种身份。惟其如此，才是真正的文化多元主义的基石，没有了比较视野，文化多元主义仅是一个名词而已。”[52]1999年，奚密在一篇访谈录中再次明确表示，她不赞成机械使用后现代理论来研究现代汉诗，主张针对汉诗这种文类的自身特点，发展合适的学术思路：“虽然当代西方理论对文化政治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但是它们也有其片面之处；我不认为一部文学史只是权力运作的结果而已。（糟糕的是，它们可能为权力运作者提供了一个挡箭牌。）尤其在这种新版的政治正确仍相当普遍的当代学术界，我更强调文学批评应该由它自己的视角和洞见。”[53]话又说回来，虽然奚密对后殖民理论和后现代话语之普适性表示了可贵的“心防”，但她不全然否定它们再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解释力，而毋宁说是选择有节制地、审慎地使用其合理内核，真正把握住文本和理论之间的接榫，使二者很好地结合起来。例如，她在关于陈黎诗的后殖民主义意涵、关于夏宇的女性主义诗学[54]、关于五十年代的《现代诗季刊》与文化生产之间的关系[55]等论文中，充分显示她对后现代理论的恰切运用。总的来说，奚密既不赞成后现代理论家的否认现代汉诗的主体性、指责其远离中国性而沦为西方的模仿；也不赞成后殖民理论单纯把现代汉诗与西方诗歌的关系视为霸权/臣服的关系；而是主张一种视野宏通的跨国身份，从文学史自身的实际情况出发，把理论范式落实在具体的文本解析上。

更具体一点，奚密倡导以“四个同心圆”（即文本，文类，文学史，文化史）的方法论，切入现代汉诗研究。在《现代汉诗的文化政治》中，她提出这样的见解：“现代汉诗的主体性并非依赖于某种虚构的、神话的中华性，而必须从其内在结构和肌理去理解和摸索——包括对文本的细读，对文类演变的考察，对文学史的研究以及对文化史的掌握。”[56]在另一场合，奚密详谈了四个层面的关系——

我认为理想的解读应涵括四个层面：第一是诗文本，第二是文类史，第三是文学史，第四是文化史。这四个层面就像四个同心圆，处于中心的是诗文本；没有文本这个基础，任何理论和批评就如同沙上城堡，是经不起检验的。从文本出发，然后涉及文类研究。每一种文类都有它自身发展的历史与内在变化的逻辑，不可忽略。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悠久的诗歌传统来说，使人往往有浓厚的文类意识，诗人之于传统，不论是承袭、修正，还是反抗的关系，都有相当高的自觉。其次，诸如 文类之间（如诗和小说，诗和散文）的差别与互动，作者生平与作品之间的辩证，以至文学流派的消长等等，这些都可算是文学史方面的考量。最后是文化史的层面，即把作品放在大的历史语境中来讨论，例如诗和思想史之间的关系，诗在社会政治体制中的地位和角色等。能对这四个同心圆都给与细腻的关注，我认为是比较周延的诗歌研究，并进而从它的积累中归纳出有系统的、坚实的理论。如果仅仅用诗去套一些预设的理论架构，难免不以偏概全，见树不见林。[57]

奚密这段话显示了一个文学史家的清明理性，辩证精神和健全的理解力。由于对这个方法“情有独钟”，她在《台湾散文诗研究》一文中又演习了一遍，得心应手，游刃有余[58]。奚密的“四个同心圆”的命题，自内向外，层层推进，从微观到宏观，从个别到整体，既聚焦于文本自身，亦不忘外缘因素，既超越英美“新批评”的人为樊篱，又避免庸俗社会学批评的“化约论”危险，高屋建瓴，举重若轻，把握住text 与context之间的互动，打通了文学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确立一种理智审慎的文化历史观。在具体文本细读和文类研究方面，奚密注重诗的艺术自主性，反对政治功利的批评原则[59]，而且特别擅长对现代诗的进行精细的形式分析。例如，《世纪末的滑翔联系》和《本土诗学的建立》[60]，《星月争辉》，《论现代诗的环形结构》[61]，《变调与全视镜：商禽研究》[62]以及关于小诗、散文诗和十四行诗的论文，关于卞之琳、杨牧和钟玲与传统关系的论述，分别处理了现代诗的语言、意象、结构、主题、体裁以及思维等最“本己”的方面，在在显示超卓的艺术敏感。更重要的是，奚密没有划地自限而是将其引向时空交叉中的文学史，给单个文本进行历史定位，细查文类演变的过程，突出诗人的个人才能和文学传统的内在动力，也因此，她的研究不是静止的形态学描述而是动态的发生学追踪；既有宏大气度，也有纵深的历史感。确实如安敏成所说，她的著作不是空泛的现代汉诗发展史研究；也不是文学流派研究[63]；甚至也不是习见的传记批评而是 “主题学研究”，抓住主要的文学现象展开论述，以一条主线贯穿现代汉诗两岸三地八十年。虽是“长时段研究”，但大处着眼，小处入手，每每有重大发现[64]。不仅如此。奚密的研究不局限于文学自身而是注意外缘因素，将文学现象进行“语境化”，凸现“问题意识”。例如她的《诗人崇拜》[65]、《诗人之死》[66]、《前沿台湾：序言》[67]、《岩石里点灯》[68]，论《现代诗季刊》，皆可归入此类；同时，她不把研究对象描写为整齐划一的逻辑，而是显示它的内在张力和自相矛盾，例如《诗歌崇拜》等。

总的看来，奚密阐述的“现代汉诗”命题跨越了学术界相沿成习的近代、现代和当代的时间分野以及中国大陆、港台和其他华文社区的地理疆界，遂使自己的研究具有了宽阔的视野。“从边缘出发”的切入角度，又增加了对现代汉诗八十年的性质、特征的深层把握。针对拘泥于史实考辨的“影响研究”，她主张发掘现代汉诗的“内在状况”和自我演变的机制。面对后殖民论述和后现代话语的咄咄攻势，她强调现代汉诗的主体性和合法地位。在具体研究方法上，奚密倚重“四个同心圆”的方法论，体现了宏通的识见和辩证的眼光，凡此种种，使她的著作具有“范式”的意义，预示了现代汉诗研究的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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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Michelle Yeh, Modern Chinese Poetry: Theory and Practice Since1917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Michelle Yeh ed.,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Poetry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Michelle Yeh and Lawrence R. Smith, trans. and eds., No Trace of the Gardener: Poems of Yang Mu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Michelle Yeh and N. G. D. Malmqvist eds., Frontier Taiwan: An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Poet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奚密：《现当代诗文录》（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1998年）；《从边缘出发：现代汉诗的另类传统》（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二十世纪台湾诗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2] Marston Anderson, “Review of Modern Chinese Poetry: Theory and Practice since 1917,”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53.1 (1993): pp.169-174; Gloria Davies, “Review of Modern Chinese Poetry: Theory and Practice since 1917,”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30 (1993):pp. 208-209; Stephen Owen, “Traditions and Talents,” The New Republic (February 22, 1993): pp. 38-41.

[3]  奚密：《中国式的后现代？——现代 汉诗的文化政治》，香港《中国研究》1998年9月号。

[4]  奚密：《为现代诗一辩》，北京《读书》1999年第5期，第93页。

[5]  同前注，第98页。

[6] 王德威编：《现代性的追求——李欧梵文化评论精选集》（台北：麦田出版社，1997年）；David Der-wei Wang, Fin-de-Siecle Splendor: Represented Modernities in Late Qing Fic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Rey Chow, Writing Diaspora: Tactics of Intervention in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3; Xiaobing Tang, Chinese Modern: the Heroic and the Quotidian,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0.

[7] Michelle Yeh, “The Short Lyric in Modern Chinese Poetry,” Tamkang Review Vol. XIX (Autumn 1988; Summer 1989):pp. 853-873.

[8] Ibid., p. 872.

[9] 奚密：《现代汉诗十四行探微》，收入《现当代诗文录》，第81-124页，以及《从边缘出发》，第87-122页。不过奚密忽略了一些重要诗作，例如李惟建的《祈祷》、罗念生的《龙涎》、柳无忌的《抛砖集》以及曹葆华、吴兴华、邵洵美、唐湜、王佐良、屠岸等的十四行诗。

[10] 罗念生：《十四行体》，上海《文艺杂志》第1卷第2期（1931年7月）；许霆、鲁德俊：《十四行体在中国》（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许霆、鲁德俊：《“十四行体在中国”钩沉》，北京《新文学史料》1997年第2期；北塔：《论十四行诗式的中国化》，北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年第4期，第159-188页。

[11] Michelle Yeh, “From Surrealism to Nature Poetics: A Study of Prose Poetry from Taiwan,” Journal of Modern Literature in Chinese 3. 2 (January 2000):pp. 119-156.

[12] Ibid., 153.

[13] Irving Howe ed., The Idea of the Modern in Literature and the Arts (New York: Horizon Press, 1968); Monroe K. Spears, Dionysus and the City: Modernism in Twentieth-Century Poet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 3-34; Matei Calinescu, Five Faces of Modernity: Modernism, Avant-Garde, Decadence, Kitsch, Postmodernism,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13-92.

[14] Michelle Yeh, “The Poet as Tragic Hero: Images of Exile and Transcendence”, see Modern Chinese Poetry: Theory and Practice, pp. 29-55, esp. pp. 36-53.

[15] 奚密：《星月争辉》，收入《现当代诗文录》，第46页；以及《从边缘出发》，第125页。

[16] Michelle Yeh, Modern Chinese Poetry: Theory and Practice since 1917, pp. 5-10.

[17] Ibid., pp. 19-21.

[18] Michelle Yeh, “The Short Lyric in Modern Chinese Poetry,” p. 863.

[19] Michelle Yeh, “From Surrealism to Nature Poetics,” p. 150-152.

[20] Michelle Yeh, Modern Chinese Poetry: Theory and Practice since 1917, p. 28.

[21] Edward Albert Shils, Center and Periphery: Essays in Macro-soc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5), p. 3.

[22] Tu Wei-ming, “Cultural China: the Periphery as Center,” Daedalus 120. 2 (spring, 1991): pp.1-32.

[23] Leo Ou-fan Lee, “On the Margins of the Chinese Discourses: Some Personal Thoughts on the Cultural Meanings the Periphery,” Daedalus 120.2 (spring, 1991): pp.207-226.

[24] Michelle Yeh, “Introduction: From the Margin,” in her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Poetry, p. 23.

[25] 奚密：《从边缘出发》后记。安敏成（Marston Anderson）批评奚密的方法论的危险和问题在于“给予二十世纪汉诗强加了一种没有根据的统一性(unwarranted uniformity)……完全没有提到鲁迅、毛泽东等继续用文言写的诗歌，也很少提到或者根本没有提及郭沫若、臧克家、艾青和田间等诗人”，在我看来，他是看错了对象因而问错了问题，因为奚密并非没有意识到这种诗歌的存在，她是有意避开这种功利主义的诗歌，转而集中讨论坚持艺术自主性的前卫诗学，换言之，她不追求“面面俱到”，而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对此，奚密说的很清楚：“现代诗人对读者的态度呈现为一条广阔的光谱，在光谱的一端，一些诗人坚持诗歌服务于社会，这或可视为弥补现代文明里实用性和私人性彼此分裂的一种企图……由于这种艺术臣服于政治和社会标准的状态倾向于压抑诗歌和美学理论方面的实验，我在本章中对这类诗观将搁置不论”。安敏成的文章参看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53.1 (1993): p. 171; 奚密的言论见于 Modern Chinese Poetry: Theory and Practice Since 1917, pp. 15-16.

[26] Michelle Yeh, “Introduction: From the Margin”,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Poetry, pp. 23-24.

[27] Theodore Huters, “A New Way of Writing: The Possibilities of Literature in Late Qing China, 1895-1908,” Modern China 14.3 (July 1988): pp.243-276; John de Francis, Nationalism and Language Reform in Chin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0, pp. 10-11.

[28] Michelle Yeh, “Introduction: From the Margin” , see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Poetry, p. 24.

[29] Ibid., pp. 14-15.

[30] 奚密：《边缘、前卫、超现实——对台湾五、六十年代现代主义的反思》，收入《现当代诗文录》，第155-156页；亦可参看《从边缘出发》第五章“台湾的超现实主义”，第152-153页。

[31] 奚密：《从边缘出发》后记。

[32] Michelle Yeh, “Introduction: From the Margin”, see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Poetry, p. 45.           

[33] Ibid., 45-9.

[34]奚密：《从边缘出发》，第42-53页。

[35] 奚密：《“差异”的焦虑——本土性、世界性、国际性的分疏》，收入《现当代诗文录》，第198页。

[36] Paul A. Cohe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37] Marston Anderson, “Review of Modern Chinese Poetry: Theory and Practice since 1917,”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53. 1(1993): p. 171; 王德威、周蕾、史书美等都不认为现代性的唯一起源是西方，而且现代性在西方也没有被穷尽，参看 David Der-Wei Wang, “Introduction” to Fin-de-siecle Splendor: Repressed Modernities in Late Qing Fiction, 1849-1911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1-12; Rey Chow, Woman and Chinese Modernity: The Politics of Reading  Between West and East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1); Shu-mei Shih, “Introduction: The Global and Local Terms of Chinese Modernism” to  The Lure of the Modern: Writing Modernism in Semicolonial China 1917-193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pp. 10-11.

[38] Michelle Yeh, Modern Chinese Poetry: Theory and Practice since 1917, p. 12.

[39] 奚密：《后现代的迷障：对<台湾后现代诗的理论与实际>的反思》，《现当代诗文录》第222页。

[40] 奚密：《从边缘出发》后记，页256。

[41] 戴维斯在评论奚密著作时，指出其研究的重要性在于注意到西方与传统中国诗对现代汉诗发展的影响，而没有偏爱任何一方，这无疑误解了原作的基本思路。因为奚密反复申明，她坚持“内在条件”而非“外来影响”。此外，戴维斯批评奚密主要根据文学影响来阅读现代汉诗，不可避免地预设某些“内在状况”的存在，我认为同样站不住脚，因为“内在状况”是客观存在的，并非是主观假定。See also Gloria Davies, “Review of Modern Chinese Poetry: Theory and Practice since 1917,”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30 (1993): p. 208.

[42] Michelle Yeh, Modern Chinese Poetry: Theory and Practice since 1917, pp. 15-17.

[43]奚密：《从边缘出发》，第148页。

[44] Michelle Yeh, “The Short Lyric in Modern Chinese Poetry,” Tamkang Review Vol. XIX (Autumn 1988; Summer 1989): p. 873.

[45] 奚密、崔卫平：《为现代诗一辩》，北京《读书》1999年第5期，第96页。

[46] Michelle Yeh, Modern Chinese Poetry: Theory and Practice since 1917, pp. 119-129.

[47] Ibid., pp. 129-139. 按：奚密将长诗《宝马》的作者孙毓棠误为孙大雨。参看此书第141页。

[48] 参看奚密：《“差异”的焦虑》，收入《现当代诗文录》，第197-201页。

[49] 奚密：《后现代的迷障》，收入《现当代诗文录》，第204页。

[50] 同前注，第221页。

[51] 奚密：《中国式的后现代？——现代汉诗的文化政治》，香港《中国研究》1998年9月号。

[52] Michelle Yeh, “International Theory and the Transnational Critic: China in the Age of Multiculturalism,” Boundary2 25.3 (autumn, 1998): pp. 193-222, esp. pp. 214-222.

[53] 奚密：《为现代诗一辩》，《读书》1999年第5期，第95页。早在1991年，奚密针对宇文所安使用后殖民理论评价现代汉诗的做法提出反驳：“宇文教授视西方之于现代汉诗的影响为西方文化霸权(hegemony)的例证，认为那是伴随着现代西方在亚洲及其他地区军事经济上的优越地位而来的。诚然，指出文化交流潜伏的政治意涵有其积极的意义。但是仅从这方面来看待文学影响仍失之偏颇，因为这类理论的背后隐藏着文学基本上取决于社会政治现实的大前提，因而忽略了文学内在（语言、美学）的历史发展”，这与她在《为现代诗一辩》中的看法完全一致。奚密：《“差异”的焦虑》，《现当代诗文录》第199-200页。

[54] Michelle Yeh, “The Feminist Poetic of Xia Yu,”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7 (1993): pp.33-59. 

[55] 奚密：《“在我们贫瘠的餐桌上”：50年代的台湾“现代诗”季刊》，北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年第2期，第131-161页。

[56] 奚密：《中国式的后现代？——现代汉诗的文化政治》，香港《中国研究》1998年9月号。

[57] 奚密、崔卫平：《为现代诗一辩》，北京《读书》1999年第5期，第90页。

[58] Michelle Yeh, “From Surrealism to Nature Poetics: A Study of Prose Poetry from Taiwan,” Journal of Modern Literature in Chinese 3. 2 (January 2000): pp. 152-153.

[59] Michelle Yeh, “The Pen and the Sword: Literature and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World Literature Today 68. 1 (Winter 1994): pp. 212-213. 按：奚密沿袭了本书作者的错误，将冰心当作“新月派”。

[60] 奚密：《世纪末的滑翔练习：陈黎诗集“猫对镜”》，台北《中外文学》28卷1期（1999年6月）；奚密：《本土诗学的建立：读陈黎<岛屿边缘>》，台北《中外文学》25卷八期（1997年5月）。

[61] Michelle Yeh, “Circularity: An Experiment in Form” ， see Modern Chinese Poetry: Theory and Practice since 1917, pp. 89-113.

[62] Michelle Yeh, “Variant Keys and Omni-Vision: A Study of Shang Qin” Modem Chinese Literature 19 (1996): pp.327-367.

[63] 许芥昱的《二十世纪中国诗选》区分了“新月派”、“玄学派”、“独立派”等流派；林明慧《中国现代诗导论》区分“形式主义者”、“象征主义者”等流派；利大英《戴望舒评传》把传主称为“现代主义者”尽管他表示这个术语不确切。Kai-yu Hsu, Twentieth Century Chinese Poetry; Julia Lin, Modern Chinese Poetry; Gregory Lee, Dai Wangshu, etc.

[64] Marston Anderson, “Review of Modern Chinese Poetry: Theory and Practice since 1917,”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53.1 (1993): p. 170;  Michelle Yeh, “Modern Poetry in Taiwan: Continuities and Innovations,” in Stephen Harrell and Huang Chun-chieh eds., Cultural Changes in Postwar Taiwan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4), pp. 227-245; Michelle Yeh, “Modern Poetry,” in Victor H. Mair ed., the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chapter 24. 按：奚密在后一篇文章里将陈敬容的卒年误作1994年，当为1989年，见该书第457页。

[65] Michelle Yeh, “The Cult of Poetry in Contemporary China,” in Yingjin Zhang ed., China in a Polycentric World: Essays in Chines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188-217.

[66]Michelle Yeh, “Death of the Poet: Poetry and Society in Contemporary China and Taiwan,” Literature East and West 28 (1995):  pp.43-62.

[67] Michelle Yeh, “An Introduction” to Frontier Taiwan: An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Poetry.

[68] Michelle Yeh, “Light a Lamp in a Rock: Experimental Poetry in Contemporary China,” Modern China 18.4 (October 1992): pp.378-409.

                本文原载香港城市大学《九州学林》2卷4期，2004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