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施坚雅模式对于一般人来说，可能非常陌生也非常高端化。而实际上所谓的施坚雅模式就是区域性一个人类学，文化学的分析概念。比如说，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现的粤语热潮，乃至部分边缘地区闽南语热潮，都是施坚雅模式分析中国根据中心地区，边缘地区人文沿革，文化趋势，劳动力流动的一部分内容。另外，施坚雅模式概念的出现包括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各地区之间的不规则变化状况等，都给中国诗歌的语言系统的变化带来了不可避免的推动及改变作用。如我国诗人近几年来风行一时的留守儿童作品，毒品走私作品，拐卖人口的作品包括一些所谓的红灯区主题创作等，从表面上看，这些都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应运而生的各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现实情况及其现实存在等。再就是说中国上世纪出现的文化寻根潮，乡土文学等，都是施坚雅模式支配下的思想结果。
 
施坚雅模式是一种结构—核心概念是关于 中心地区 (Core) 和边缘地区 (Periphery)的情况分析。在中国学者眼中，施坚雅模式包括集市体系理论和区域体系理论，前者主要研究中国乡村社会，以《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为代表；后者主要研究中国城 市化，以《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为代表。施坚雅的区域体系理论是集市体系理论的拓展和深化，两者均 以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 (WalterChristaller) 的中心地学说为主要研究方法，同时吸纳了美国社会学家罗兹曼 (GlbertRozman) 的城市空间网络学说、美国地理学家济弗 (GeorgeK.Zipf) 的等级 —规模学说，以 及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 与此同时，剖析施坚雅模式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影响以及 该模式本身的局限性，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拓展尤其是方法论的创新具有重要意义。至于施坚雅模式对国际汉学界的影响，其实就是关于国际社会如何看待当今中国不同地区文化形态的问题。



1，2017年1月5日，耶鲁大学人类学教授萧凤霞应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邀请，进行了题为“踏迹寻中：四十年华南田野之旅”的专题演讲。在这个演讲当中，萧凤霞以对中国田野成功的辩证分析，导出了当前中国文化与诗歌创作的关系。她说“对我来讲，中国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个过程，发生这个过程最有趣的地方，就是我要去研究的地方；对我来说，诗歌不是一个文化，而是一个过程，发生这个过程最有趣的地方，就是我要去研究的地方”。就目前中国整体的诗歌形式来说，实际上就是围绕一个田野与文化思考，田野与哲学思考，田野与价值思考，田野与灾难思考，田野与文学思考，田野与现代文明碰撞的过程。萧凤霞说，中国的诗歌，归根结底就是一个关于田野感性到书写理性上升的过程。这不是随意添加的定义，从中国的第一部诗歌《诗经》今天任何一位诗人的任何一首诗歌，都是围绕田野主题到人文主题的思考。土地是人类的母亲，文化上与土地的结缘实际上吻合着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文化本质上逻辑的贯通。如果没有对田野文化的多层次认知，就无法理解中国诗歌中丰富多彩的自然景观的导入。无论是葡萄美酒夜光杯也好，抑或是白日依山尽也好，或者说病树前头万木春，或者说历久不衰的清明诗也好，都是围绕着一个生长于田野的葡萄，山峰，树木，杏花的田野叙述过程来完成的创作过程。说的比较规范化一些就是，萧凤霞关于田野文化的阐述，实际上就是一个关于施坚雅模式与中国诗歌语言系统重新组合并发生深刻影响的过程。

萧凤霞教授围绕新文集Tracing China: A Forty-Year Ethnographic Journey，将从事当代中国研究四十载的田野成果与心得娓娓道来。从华南出发，萧凤霞教授与志同道合的伙伴和团队，追随着变动的对象，一直走向中东和非洲，勾勒出7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城镇、城市中的人，如何寻找有意义的生活，如何参与全球化，如何在飞速变化的社会中寻求希望，又如何为意义的牢笼所困，面临挣扎和沮丧。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系程美宝教授，应邀为该书撰写了精彩书评（发表在中国文化研究所《二十一世纪》），并在讲座后半部分与萧凤霞教授进行了具有启发性的对谈。她是最早从事华南研究的学者之一，戏称和同伴们被论者从最初的“华南帮”升格为“华南学派”，但对于这种标签：“我们从来不认”。团队从最初的五人帮（包括刘志伟、陈春生、罗一星、科大卫等教授），逐渐壮大，又有新一代的学者陆续加入，“我一直都有最好的同伴，带着消耗不尽的热情与坚持”。他们并不局限于华南一隅，而是步履不停，要探索更大的世界。

2、关于施坚雅模式的影响：以近代市场史、城市史、人口史为中心 施坚雅模式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近代中国市场史、城市史、人口史 3 个方面，下面 逐一论述。 近代市场史是施坚雅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突破口，并由此奠定了著名的解剖中国社会经济变迁状况的分 析模式 —— 施坚雅模式。故此，评估施坚雅模式必须联系中国近代市场史的发展历程。按照施坚雅的集市 体系理论，属于市镇（ town ，另译集镇）范畴的彼此相连的经济中心地包括：标准市场 (standardmarket) 、 中间市场 (intermediatemarket) 、中心市场 (centralmarket) 。标准市场又叫基层市场， “ 它是农产品和手 工业品向上流动进入市场体系中较高范围的起点，也是供农民消费的输入品向下流动的终点 ”。至于中间市场，“ 它在商品和劳务向上下两方的垂直流动中都处于中间地位 ” 。与基层市场和中间市场相比，中心市场 “ 通 常在流通网络中处于战略性地位，有重要的批发职能。它的设施，一方面，是为了接受输入商品并将其分 散到它的下属区域去；另一方面，为了收集地方产品并将其输往其他中心市场或更高一级的都市中心 ” 。这3种经济中心地的居民点，分别称之为 “ 标准集镇 ” （又译做 “ 基层集镇 ” ）、“ 中间集镇 ”、“ 中心集镇 ”。在理想状态下，基层集市的空间分布意味着18个自然村以六角形围绕着一个集市。尽管施坚雅近代市场史的研究重点是中国农村基层市场，但其触角 已经延伸到了地方城市和地区城市，将它们归之于 “ 中心地类型 ” 的较高层次，这为他日后推衍出区域体系 理论埋下了伏笔。在某种意义上，区域体系理论可以说是以城市化为切入点的广义市场史研究。 施坚雅模式在中国学者中获得了广泛赞誉。从社会人类学的角度看，施坚雅的集市体系理论是研究中国社会的重要范式之一，甫经提出就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3，萧凤霞教授首先简要回顾了自己的学术和田野之路。她出生于香港，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师从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和武雅士（Arthur Wolf）。她介绍道，大学时期正值“火热的七十年代”，自己也是当时反越战、反帝国主义的政治活动的积极参与者，笑称当时骗了导师施坚雅：“我说要好好做一点严肃的政治人类学研究，可我当时是想去广东农村‘搅革命’”。然而在到处是“四人帮”宣传的广东农村，她看到了贫穷和封闭。80年代改革开放了，她从农村跑到广东的小城镇，去看人民公社的解体、商业的复兴和市镇的新气象。90年代，她随着农民工跑到大城市寻找现代性和城市性，看他们如何参与现代化建设，虽然生活充满希望，但对农民工来说，城市中也存在很多不平等和障碍，使他们的生活面临种种挫折失意。到了21世纪，萧凤霞教授和充满朝气的企业家走出中国，来到了中东、非洲，她期待看到全球化的新秩序，然而全球化过程中的国家空间仍然根深蒂固，这和自由主义者所说的新自由主义市场，实在是不同的世界。她谈到，四十年来，自己每十年就到一个有趣的地方去做田野研究，和同伴一起走过快速变动的中国社会。从农村到城镇，从城镇到大城市，从中国一直到非洲。“田野的经验给我带来很多思考方法，将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结合起来，以‘动’和‘过程’（人的能动性和结构过程），来批判政治局限的分析，从生活中来看田野”。她带着希望和思考去观察，从中提炼到一些新的概念和想法，尽管不一定能够找到答案，她却庆幸这条路可以一直走下去。

4，萧凤霞——再造的传统，变动的风景

   90年代初期，地方社会又出现了新的景象，所谓“传统的复兴”。她在小榄菊花会，潮连洪圣诞等研究中都有过深入的思考，她自问：“这是怎么一回事？是一度‘冻结’的‘传统’在改革开放后重新出现？还是当地人从被革命打击得支离破碎的片段中，重建起他们认为有意义的传统？”萧凤霞教授的思考倾向于后者，这是一种传统的再造（reinvention of tradition）。民间很欢迎这样的活动，而对地方政府来讲，这也是招商引资的好机会。游神活动打着艺术节的旗号举行，组织者找来戏班的行头，当成是传统服装。六十年一大展的菊花会也成了镇政府吸引投资的舞台。舞龙、戏班、公安、记者、乡镇企业家与干部，这些新旧软硬件杂糅，90年代初，“再造的传统和受限制的商业发展结合在一起，如八仙过海”。

变动的风景也同样发生在大城市中。90年代以后，萧凤霞教授随着农民工来到大城市，看到广州巨大的购物中心，象征着新兴中产阶层的财富。曾经舳舻千里的珠江，变成了为两岸豪宅设计的被消毒（sterilized）的景观。高速公路旁边伫立着祠堂，明代修建的镇海楼正对举办亚运会的场馆，旧区要改造，城市要扩大，变动的风景中出现了许多“格格不入的物件（an object completely out of its place）”。2003年，她开始了城乡交界地区的研究项目，提到广州26%的土地是城中村，“来的人那么多，一个城市没有地方住，以前旁边的村子，现在被高档住宅、办公楼等现代的‘硬件’包围”。农地变成高楼之后，曾经居住在村中的居民依靠集体土地产权与发展商协商多年，换来每人得到若干套单位的经济补偿，转手租出，村民得以不再“耕田”，转而“耕屋”。村民居住的地方变成了珠江新城，他们却仍然保留村中的一些生活习惯，将CBD的道路一封，当街摆开宴席庆祝乔迁。他们认为小区面对的现代化大桥是村中“煞气”的来源，便在小区里竖起一尊将军引弓射箭的雕像，瞄准大桥，抵挡煞气。萧凤霞教授指出，“现代化？城市化？这其中一层层的复杂性，都需要我们了解。”

5，萧凤霞——“我们的世界不只是在华南”

缺乏历史观念的人可能会说，改革开放使广州和全球联系起来，萧凤霞教授的同伴和团队这些年在田野的经验，揭示广州历史上一直和世界有着层层的联系。她举例，肇建于隋朝的南海神庙中，就树有一尊神像，模样一看便知是来自南亚，而本地的老婆婆拜他，并没有觉得有任何不自然。广州的光塔，指示着唐代就存在的和伊斯兰文明的交流。广州和非洲以及中东的往来，更是历史悠久。在21世纪，萧凤霞教授和他的团队便跟着各种线索寻找跨地区的联系，又将追踪中国的脚步迈到了迪拜和非洲国家。“在迪拜，我们看到最‘后现代’的城市建筑，很多物业都是被温州人买了”。迪拜机场也到处是中国的机械师、工程师。在坦桑尼亚，她看到中国人拥有的连片农地，周围建起了电力设施和铁路。另一边，成千上万的非洲人、穆斯林在广州做生意，他们在广州也并不是孤立的社区，附近广告牌的语言就揭示了这种广泛互动。“他们并不是穷人，而是非洲有实力的中产阶级，显示这种全球化并不是低端的全球化（low-end globalization）”。这种互动当然也并不是完全和谐的，非洲人购买中国生产的“非洲土布”和假发，当然可以想见另一些人会失业，当地人也会以“弱者的武器”进行抗议，其中丰富的层次，有待更多的细致研究。萧凤霞教授感慨，“五人帮”一直走到现在，“我们的世界，不只是在华南，希望年轻一代的学者和朋友继续走下去，把我们的梦想继续下去。”

6，萧凤霞——“我们对世界有一点追求”

立足华南的全球史进程背后是萧凤霞教授一直关心的问题：“就是中心和地方的关系”。她提到1995年参与编著的Down to Earth：The Territorial Bond in South China，和2006年的Empire at the margins: Culture, Ethnicity, and Frontier in Early Modern China，明清时期，地方社会的文化精英可以利用跨地区的资源例如宗族、市镇，将自己变为中央政权主流文化的一部分。中央和地方之间存在这样的空间时，二者可以互补，呈现出高效、互动的过程，如果没有这样的空间，地方无法把自身变为中央的一部分，便会出现紧张。中国的文明是多元一统的，在现代社会，我们还是要考虑这样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和谐，如何尊重地方多年沉淀的历史，让他们更加“舒服”地融入中央，“我研究的是过去的帝国和现在的国家之间的分别，这仍然是我心中想要找到答案的问题。”


7，萧凤霞——马克思的希望，韦伯的忧虑

对谈环节，程美宝教授以书评中提到的两组概念来提炼萧凤霞教授新书的主题，一组是“人的能动性（human agency）”，“结构过程（Structuring）”与“过程（process）”，一组是“国家内卷化”和“细胞化”。萧凤霞教授在许多场合都提到自己Agent and Victims in South China: Accomplices in Rural Revolution （《华南的能动者与牺牲品》）专着中“怀着马克思的希望来到华南，最后带着韦伯的忧虑离开”的一句话。她解释国家内卷化的过程：“国家的语言被内化为个人自身的语言、身份和自然的意识形态。”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决定从管理一切的位置上逐渐退出时，老百姓却不允许，他们将有关国家的一套语言和意识形态内化，因而每个行动，每个决定，都是在重现国家的在场（reproduce the very present of the state）。因此在萧凤霞教授看来，权力关系是辩证的、互动的，而不是简单的压迫与反抗。程美宝教授在书评中指出，萧凤霞教授的这种研究取向，不只应用在中国，而且与1980年代中期欧美政治学中“把国家拉回视野”的反思相呼应，时至今日，无论中西，国家已深深渗透到社会之中。在公共和私人领域里，国家和社会、形式化和非形式的权力与权威都不应看作二元对立的状态。这其中的个人具有能动性，然而又不可避免地背负着历史的包袱或遗产，有意无意地参与结构的过程，创造出层层的新的历史与历史叙述。

 8，萧凤霞——立足香港、背靠中国、放眼世界

话题不免谈到香港社会。萧凤霞教授认为“立足香港，背靠中国、放眼世界”三方面存在辩证关系，仅有本土的界定而令其中任何一方的联系断裂，都会使香港不再是香港。香港也处在岭南地区，岭南丰富的文化资源，是缓冲中央和地方的有效机制，因此省港澳文化层层互动，是在文化上背靠中国的方法。岭南的文化资源和历史上与全球的联系，是“立足香港、背靠中国、放眼世界”的基础，唯此，才能产生中心和边缘积极互动的能量。

  近年来，中外研究界均纷纷针对施坚雅模式在理论与方法上的不足开展了第三次"范式更新"。然而这次更新缺乏鲜明的方向和突破性的创造力，其重要原因即施坚雅模式太符合当代西方的中国观以及西方学术的话语机制、思维方式了。按照施坚雅模式的理路，中国被日益区域化、细碎化，不仅中国研究本身容易陷入欲近即远、欲内反外、欲中而西的怪圈；而且"中国"这样一个有着独特传统的历史与文明共同体也会被各种社会科学方法解剖得七零八落，"中国性"受到了根本质疑与挑战。因此，这种表面上"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研究模式实际上加深了中国思想界自近代以来的身份认同危机以及西方长期以来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化解构。在此语境下，越来越多以杜维明、萧凤霞为代表的中外学者开始强调"文化中国"的阐释维度。在全面评析施坚雅模式利弊得失以及中外学界相关对话的基础上，着重从思想文化领域的具体个案反思海外中国研究的视角与方法，以及中国如何在国际新一轮理论更新的契机中参与人文价值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