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 | 张晓红
(三)
第二节 大家为什么论争?
程光炜以“九十年代”来指称若干重要诗潮中的一支,由此点燃了论争的烽火。根据团结在“民间”旗帜下的作者们的感受,这是他们的诗歌艺术被遮蔽的一个可耻事例。我们无法核查有“知识分子”倾向的诗人与批评家是否真的曾有意无意、积年累月地阻拦着非同类诗歌的去路。从于坚或伊沙的出版物能看到,两个人都好像没有被遮蔽。话又说回来,王家新与孙文波合编的《中国诗歌:九十年代备忘录》是一份“知识分子”无视“民间”作者的重要出版物,虽然我们考虑到此书出版之际,论争已经如火如荼,但此书使“民间”阵营对“知识分子”曾“遮蔽”“民间”的指控,有了一定的可信性。无论如何,从“民间”立场来看,一类诗歌被遮蔽和另一类诗歌占据诗坛这样的场景,不仅仅是论争的引爆器或催化剂,也是冲突的根源所在。
论争期间,作者与文本之间的界限始终模糊难辨。因此,程光炜在《岁月的遗照》中选择作者问题上所受到的指控,几乎是水到渠成地导致了有倾向性的二元对立,制造了“知识分子”与“民间”之间整体上的对立。“民间”与“知识分子”名义上指的是两种诗歌形态的对立。我在本书中始终主张,先锋诗歌完全可以被视为两种不同美学类型之间的一个广泛而多样的存在,在这样一个框架内进行文本分析与阐释,聚焦于典型的“民间”或“知识分子”美学,也会导致差异极大的诗学观念。但如上所见,除了含混的、缺少事实依据的相互指控外,论争几乎无暇顾及诗歌本身。
论争作为一种文学存在样态,固然可以不讲理据,但是,几乎完全无视论争的中心内容——诗歌文本——依然令人讶异,尤其是因为两种诗歌类型之间的对立,并不是基于论争双方的文章中所表达的明确诗观。与此相反,双方的明确诗观却有一些显著的相似之处。以“知识分子”唐晓渡为例,他在《现代汉诗年鉴》的前言和后记里均声称自己是站在“民间立场”。于坚在杨克的第一本《年鉴》的导言里的说法如出一辙。这些短语作为“民间”最简短、最出名的诗学纲要,被当作信条印在《中国新诗年鉴》的封面内页上,从那以后它们就成为反“知识分子”的标语。另一例子是程光炜引自他最喜爱的诗人之一肖开愚:
写作不仅要有赖抱负,同样更要有赖政治、经济、爱情乃至时事和日常生活的“资料”,它要把自己置入广阔的文化语境当中。
不知情的人很可能会以为这是于坚或谢有顺说的话。又比如,“知识分子”和“民间”的作者都会时常对政治意识形态、商业化给诗歌造成的伤害表示不满,在这方面,双方有着共同的道德说教偏好。而且,说这些话的,也不是一些“跑龙套”的,而是王家新、韩东等主角们。双方在明确诗观上的一致性的最后一例,是程光炜把“知识分子”描绘成具有独立观点与立场的创作者,而韩东也认为“民间写作”是独立精神与自由艺术创作的体现。
在此,我们不妨想想,作者的个体背景这个话题是否有助于解释论争究竟是怎么回事,就像李欧梵给20世纪20年代现代中国文学论战作出的解释一样。“民间”阵营提出了作者之间的地理和文化界线,如下:一、“知识分子”身处的首都对阵“民间”身处的外省;二、“知识分子”的北方对阵“民间”的南方;三、“知识分子”的西化对阵“民间”的“中国性”。所有这三点在修辞上都合情合理,但其实个中问题重重,比如,一、以张曙光为例,他被认为是“知识分子”阵营的杰出代表,但一辈子住在哈尔滨而不是北京;“民间”的煽风点火者沈浩波是到北京上大学后(从此定居京城)才开始写作。二、如果除了诗人和批评家当下的行踪之外,再考察他们的出生地及成长经历,那么,彼此交错的名单就变得更长了:“知识分子”程光炜、王家新、唐晓渡、孙文波、欧阳江河全都是后来才移居北京的南方人,陈东东至今仍是上海居民。三、虽然文学影响和互文性之类的概念有其复杂性,但说“民间”诗人拒绝或不相信西方则明显失实,这一点,多数论争者不肯屈尊讨论的诗歌文本即可为证。无论怎样,他们有什么拒绝西方的必要呢?同理,如果说“知识分子”是在盲目全盘地接受西方,也同样失实。
顺便要说的是,即使中国诗人要了解本土文化参照之外的西方或其他地域,只要他们是用中文写作,就已保证了相当程度的“中国性”。语言,无论是作为抽象概念还是作为全世界各种语言的具体表现形式,都远不仅是装扮某种独立不变的内容的简单工具,而诗歌,是语言的艺术。在此无需深究,只提醒读者回顾一下第一章关于所谓“中国性”的讨论,不妨提个很老但很关联的问题:中国人用中文写成的诗歌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具有“中国性”呢?
反过来讲,虽然地理和文化的分界线不能说明问题,但它也不仅仅是好战者的想象或臆造,尤其是首都和外省之间的分野,尽管这种划界现象和首都的傲慢显然不是中国所独有。当我问及“被遮蔽”到底意味着什么时,“民间”诗人的回答各不相同。以伊沙为例,他根本不觉得自己是“被遮蔽”的牺牲品。同时,“民间”诗人也一致认为,北京比其他地方“机会”更多,包括会议、外国媒体、学者兼译者,以及文化中心的整体氛围。这样的地位无疑属于北京,这一点,不仅体现在前往首都的火车和飞机上的自动广播中,而且也是愤怒的“民间”诗人亲眼所见——虽然他们对此颇是嘲弄,如于坚所为。关于论争中地理和文化分界线的最后一点是,这个现象当然可以被当作中国文学史上过去的某个时刻的延续。其中的一例,是不久前的70年代后期,以贵州诗人黄翔的刊物《启蒙》为中心形成的群体,与围绕在北京刊物《今天》周围的群体之间的竞争。另一例是,1982年,成都诗人钟鸣在非正式出版的诗选《次生林》上发表了关于南方诗歌力量克服北方首都霸权的断言,随后《象罔》等其他民间刊物上也有类似提法。第三个例子是,80年代中期以降,“第三代”诗歌普遍有“南方”意识,首次在先锋诗歌内部向《今天》的至尊地位发起了挑战。
诗人个体背景的差异,也可追溯至80年代根据体制内外而作出的划分。这样的界线也存在于“同仁刊物”或“同人刊物”等刊物之间,界线的形成受制于文学关系纽带(意为一种广泛共享的诗学),或地域身份。如上所述,《倾向》(1988—1991)的创刊志向是体现褒义而非贬义上的“知识分子写作”,创刊编辑及相关人员有陈东东、西川、欧阳江河、老木、王家新等。90年代初期,“知识分子写作”与其他数家民刊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南方诗志》(1992—1993),供稿者有陈东东、王家新、西川,还有在论争中被视为“知识分子”的其他作者。程光炜在其引起争议的诗选中,将《倾向》和《南方诗志》放在首要位置上,“民间”作者们为此恼羞成怒。“民间写作”与“口语诗”的里程碑刊物有《他们》、不遵体统的《莽汉》和所谓反文化或前文化的《非非》。一旦我们认识到,《倾向》创刊者积极致力于抗衡口语化、粗俗化潮流,也有意识地努力让读者承认,《倾向》的诗学观念是诗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一个整体景观就完整了。
随着各持不同的诗学观念的刊物的涌现,我们没有理由去怀疑文本性因素——对这种或那种诗学风格的“美学的”而非“策略性的”偏好——的重要性。只是,诗人个体写作会有发展,会与他人的写作发生分离或交集,但在其他相关作者或读者看来,这个个体与敌与友的关系却依然在持续,在这种情形下,作者个体背景确实会发生影响。从这一点看,除了上文所举与论争直接相关的事例以外,考察一下从70年代末至今对于中国当代诗歌面貌的形成有巨大贡献的其他民刊,便会发现,一些民刊常常隶属于“世俗”或“崇高”诗学体系,同时,它们也从属着“北方”或“南方”身份。
地理文化分界线和体制分界线常常有交叉重叠。与地理文化分界线、体制分界线皆有交织,在论争中清晰可见的另一种关系,是个人交往和盟友关系(友谊之类);有时会与文学亲缘关系相交叠,但也未必一定如此。让我们来探讨一个事例,看看这些不同的过滤因素对文学批评的洞察力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在成为“民间”阵营的中心人物很久之前,人们就常常把于坚和伊沙联系到一起。同样,直至今天,诗人、批评家、学者和一些读者,也都会把西川和海子同时挂在嘴上。没错,于坚和伊沙都是“口语”诗人,和“去神秘化”者,而西川、海子在早期诗歌中,都曾表达过对这种趋势的反感,并且两人的诗歌都被贴上了“宗教色彩”标签。在诗歌文本里,于坚和伊沙却差别很大,成熟的西川和海子同样也大相径庭;当然,对海子未来诗歌发展的任何猜测都只能是主观臆想了。其实,也可以说,伊沙的诗与海子的诗相似,于坚的诗与西川的诗相似,如下文将要分析的那样。从本质上看,伊沙和海子诗作中的诗歌声音说出了他们“是谁”(who they are),而于坚和西川的作品则显示了他们“看到了什么”(who they see),这两者的区别为文学分析及阐释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效的出发点。但是于坚和伊沙都是所谓外省的人(从昆明到西安的距离这里且撇开不谈),还有,两人都喜欢言行不逊,甚至“不写实”地逗弄是非,其元文本写作尤其如此;因此,他们就被归为一类。同样的事也发生在西川和海子身上,因为他们上的是同一所大学,也是好友,海子自杀后,西川曾写两篇怀念文章记述他们的友情。中国有句格言“文如其人”,这句话本身很合情理,但作为一个命题,最好要提供经验上的文本作为证据,才能用在某个具体的作者身上,或用以证明作者间的文学亲缘关系。在只对文本本身有兴趣的情况下,我禁不住想要反驳,是不是我们也能说“人不如其文”呢?
从地理文化、体制、个人经历等角度,有助于揭示论争在波起云涌的动态变化中的发展轮廓,但只有重新反思中国诗人形象社会学,才能比较完整地回答本章开头所提的问题,即人家为何谈论所谈论的话题。本书开篇处提到,汉乐逸和奚密等学者曾指出,早期中国现代诗人如何苦苦追索先人们数个世纪以来都享有的、高高在上、极其显要但现在已经失落了的社会身份。虽说现代诗人们为改变中国诗歌的面貌而做出的自发行为,加剧了诗人社会身份之沦落,但此前他们的地位也已经遭受到强于文学的社会和政治力量的抑制。如此说来,回归老路,并不能改善诗人的身份危机。与此同时,从清末到1978年改革开放,诗人一路坎坷,把自己变成一个新的20世纪物种绝非易事。这80年目睹了社会动乱、战争等诸多坎坷,广义来看,是诗歌很难独善其身的一个社会。在这方面,1978年《今天》的问世,打开了一个崭新的空间,超出了官方文学体制的范围。
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中国文学气候、文学机制风云变幻的形势下,政府完全可能会抑制这次诗歌实验。但1983—1984年“清除精神污染”之后,随着中国的社会文化变革日益快速而深入,先锋艺术开始茁壮生长,枝繁叶茂,让阻碍性力量黯然失色,各种新诗潮过去的共同的阻碍变得无关紧要了。这一时期,也见证了我所说的当代诗人身份的多次重新塑造,先锋诗歌内部的矛盾冲突及重新定位初现端倪,四处横流的社会商业化,即许多人眼中的新的共同阻力,也未能让诗人们做到同舟共济。后来,大致说来,“崇高”与“世俗”之间的分歧、竞争在1998—2000年间的论争中达到了顶点。因此,这场论争,也是在《今天》所开辟的空间里进行的一场关于谁有居留权的胜负对决。老一辈诗人和批评家担心论争会不意间危及先锋诗歌辛苦打拼来的领土,至于其他旁观者,他们可能觉得诗人们行为古怪,态度纷呈,开心的、愤怒的,应有尽有。此时说先锋诗歌已超出了主流文学体制的范围,已不再适合它在90年代所获得的“中心位置”。当然,这是社会“边缘”内的中央,即先锋诗歌自70年代末、80年代独领一番风骚之后的存身之处。
如此而来,“民间”与“知识分子”论争的中心其实是诗人身份的继承权问题,也就是,只有我方和战友,才有权利担当承续悠久传统的火炬手,并获取中国诗歌重获艺术独立这一事实所带来的象征资本。对于坚、王家新等热情投入的论争者来说,要当火炬手就要排除异己,不论其手段是高谈阔论,还是闷声不语。另外,对有关各方来说,诗人身份好像不仅是个文学问题,也是个社会问题,许多诗人批评家都渴望靠近社会的中央舞台。这个现象又一次表明,虽然许多先锋诗人宣称诗歌应独立于主流社会,但其实内心并不真的这样想。虽说从宽泛而抽象的意义上讲,无论是以传统还是以现代为参照,他们都仍然认同历史悠久的“文以载道”。这个结论既适用于文本也适用于作者。确实,“民间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话语中之所以存在若干相似之处,就在于双方这共有的“诗人观”(poetal views),尤其是双方都认为诗人身份无比重要。
当然,“民间”与“知识分子”的论争,和中国现代诗歌及文化领域的其他论争之间,有着一定的连续性,与贺麦晓所分析的民国时期的“骂人”式批评现象也遥相关联;在现代之前,“骂人史”还可追溯到公元3世纪时诗人、理论家、政治家曹丕的那句名言:“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本章表明,这次论争是布迪厄称之为文学场域里的“占位”现象的一次冷酷的狂欢。这种“占位”背后有着切实的动机。奚密注意到,整个现代时期都一直有周期性的论争,涉及的问题与文化身份有关,多体现为中国与外国、本土与西化、本土主义与世界主义等之间的二元对立。另一个持久不息的问题是诗歌和诗人社会地位之争,也就是争夺关注度、在社会政治发展中的参与度和影响力;但很难说的是,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关于朦胧诗的讨论及“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以来,这种论争在多大程度上超出了诗坛本身,蔓延到社会上。我们不要忘了,诗歌与国粹的传统联系已经减弱,并在先锋诗歌随后的发展中彻底断裂。总体而言,中国社会变革如此快速而深入,以至于难以想象,这一次论争只不过是数年前类似事件的翻版而已;而且,这可以通过论争中肆无忌惮的修辞行为得到印证;关键的一点是:论争话语中常常流露出明确无误的讽刺。如本书多处提及,与不久前的过去相比,这可以说是中国当代诗坛的显著特征。
一旦尘埃落定,事情是否就会与过去不同?有一些“民间”声音仍然断言,尘埃至今尚未落定,好像是下定决心要“继续斗争”。但是,严格意义上的论争在2000年初就失去了势头。未来依然会有许多未决的争端再点烽火,但能给问题或局面带来实质性变化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同时,论争本身也已成为了学术研究的对象。
无论从道德角度还是实际角度看,论争都确实改变了诗坛的氛围。虽然,论争之前的日子并不是大家聚在一起,一团和气,但论争之后,先锋诗坛起初还有的团结互敬局面,已严重受损。据“民间”的说法,更明显且重要的是声誉和等级的剧变,鼓舞了之前在诗坛受阻的诗人们,给了他们实在具体的发表/出版机会。丛书“年代诗丛”即为一例,另一个例子是近年来民间诗刊的大量涌现,如《诗文本》《诗歌与人》《下半身》,特别是网络诗歌的出现。虽然即使没有论争,这些事情也仍可能发生,一如暂时停息的冲突也仍可能爆发,也一如没有程光炜的诗选,“知识分子”的策略雄心也依然会显露。这里抛开假设,依然可以说,论争促进了“文革”以来诗歌对先锋生活和时代的反思,也强化了往往出现在“十年”或“百年”之际的回顾性反思,尽管时间本身其实并没有十进制。
在现代中国,比在其他地方尤甚的是,文学回顾的结果倾向于让我们的目光从过去转向未来。这表明,文学被看成是一种意义不言自明的连贯体,带着一种方向感穿行于时间之中,而不是一种由通用语言媒介汇成的艺术冲动的不可预料的累积,虽然这种冲动从未与社会发展相脱离。这个观念,或许有助于理解近年来诗人和评论家在正式和非正式场合经常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这场“民间”与“知识分子”的论争有意义吗?
国内的批评界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从绝对的肯定,到绝对的否定,各种各样都有,如果考虑到论争中的观点分歧有多么彻底,那么这样的结果就是预料之中的事。或许受益于时间上的距离,最近出现了对文学史做出细致入微的评价和批评的研究性著作,如罗振亚的著作与魏天无的著作,前者态度中立,后者则由于“民间”在论辩中的缺陷,而小心谨慎地站在“知识分子”一边。撇开这两个著作的不同点不谈,两位作者都谴责了“民间”对诸如“知识分子”等关键概念的歪曲,但也观察到,这场论争,使得我们更紧迫、更深入地思考了当前的诗歌发展状况。在英语学术圈内,奚密认为,论争使整个诗坛蒙羞,弊多而利少。根据李典的说法,论争则是中国诗人和批评家在商业化、全球化时代重建诗歌意义的一种顽强的集体努力。
至于论争有无意义,也许换一种说法就是,把它看作一种自然现象,比如一股浪潮,或一场暴风雨。这类现象的影响很值得深思,其动机也同样如此。
附录:参考书目(以时间为序)
从杰出论争者聚焦明确、派系分明的投稿文章,到眼界更开阔、与论争保持距离地远观的重要文章著述,在本参考书目中都有罗列。尤其是前一类文章,该书目敢说有一定的全面性。书目止于2002年1月,其时,严格意义上的论争已经结束一段时日,并且已经成为20世纪末中国文学现状调查的众多话题之一。
书目的多数条目出现在本章前两部分。书目末尾的一些文章与上述讨论没有直接关联,但或许对未来的研究有益。每一条目都以年月(日)时间顺序罗列,按作者姓氏字母顺序录入。除了大部分中文书籍和期刊记录在案的出版月份,无法像查阅报刊和周刊那样核正这些书目的准确时间。再者,手稿完成时间和出版时间有别。尽管以下记录不够完善,但仍然能够提供关于“民间”与“知识分子”论争之元文本和话语事件的可靠表述。
1. 1998.02 | 程光炜编:《岁月的遗照》,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 1998.02 | 程光炜:《不知所终的旅行》,发表于本目录第1项第1—21页(曾发表于《山花》1997年第11辑第69—75页)。
3. 1998.02 | 洪子诚、李庆西主编:《九十年代文学书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4. 1998.02 | 洪子诚:《总序》,发表于本目录第1项第1—9页
5. 1998.03 | 于坚:《诗歌之舌的硬与软:关于当代诗歌的两类语言向度》,《诗探索》1998年第1辑第1—18页(转载于本目录第12项第451—468页)。
6. 1998.05 | 耿占春:《一场诗学与社会学的内心论争》,《山花》1998年第5期第77—81页(转载于本目录第85项第268—277页)。
7. 1998.09 | 侯马:《抒情导致一首诗的失败》,《诗探索》1998年第3期第150—154页。
8. 1998.10.10 | 仇水:《谁在拿“九十年代”开涮》,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五四文学社主办:《五四文学报》,第1—2页(转载于1998年12月的《东方文化周刊》,作者名为沈浩波[沈浩波文中、伊沙文中引用,未供页码]、《文友》1999年第1期第20—21页、本目录第102项第540—544页)。
9. 1999.02 | 邵建:《你到底要求诗干什么?》,发表于本目录第12项第403—419页。
10. 1999.02 | 沈奇:《秋后算账——1998:中国诗坛备忘录》,《出版广角》1999年第2期第22—26页(转载于本目录第12项的第384—395页、《诗探索》1999年第1期第18—30页)。
11. 1999.02 | 徐江:《玩弄中国诗歌》,《文友》1999年第2期第20—21页。
12. 1999.02 | 杨克编:《1998中国新诗年鉴》,广州:花城出版社。
13. 1999.02 | 杨克:《〈中国新诗年鉴〉98工作手记》,发表于本目录第12项第517—520页。
14. 1999.02 | 于坚:《穿越汉语的诗歌之光》,发表于本目录第12项第1—17页。
15. 1999.03 | 谢有顺:《诗歌与什么相关》,《诗探索》1999年第1期第1—7页(曾发表于本目录第12项第396—402页)。
16. 1999.03 | 徐江:《乌烟瘴气诗坛子》,《文友》1999年第3辑第4—8页。
17. 1999.04 | 唐晓渡编:《1998年现代汉诗年鉴》,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第379—380页。
18. 1999.04 | 唐晓渡:《后记》,发表于本目录第17项第1—2页。
19. 1999.04 | 《现代汉诗年鉴》编委会:《序》,发表于本目录第17项。
20. 1999.04.02 | 谢有顺:《内在的诗歌真相》,《南方周末》(转载于本目录第102项第526—530页)
21. 1999.05.14 | 田涌:《十几年没“打仗”:诗人憋不住了》,《中国青年报》B4版(转载于《新华文摘》1999年第8期第128页,作者名为田诵,题目为《关于新诗发展方向又起论争》)。
22. 1999.06 | 孙文波:《我理解的90年代:个人写作、叙事及其他》,《诗探索》1999年第2期第26—37、77页(转载于本目录第85项第10—21页)。
23. 1999.06 | 王家新:《知识分子写作,或曰“献给无限的少数人”》,《诗探索》1999年第2期第38—52、85页(转载于《大家》1999年第4期第83—89页、本目录第85项第151—165页,作为序/引言)。
24. 1999.06 | 西渡:《对几个问题的思考》,《诗探索》1999年第2期第53—67页(转载于《山花》1999年第7期第79—85页,题目为《对于坚几个诗学命题的质疑》;本目录第85项第22—34页,题目为《写作的权利》)。
25. 1999.06 | 徐江:《俗人的诗歌权利》,《诗探索》1999年第2期第21—25页。
26. 1999.06 | 张清华:《一次真正的诗歌对话与交锋:“世纪之交:中国诗歌创作态势与理论建设研讨会”述要》,《诗探索》1999年第2期第68—77页(转载于《北京文学》1999年第7期第59—62页)。
27. 1999.06.15 | 程光炜:《令谁痛心的表演》,《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第4版。
28. 1999.06.15 | 西渡:《民间立场的真相》,《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第4版。
29. 1999.06.15 | 伊沙:《两本年鉴的背后》,《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第4版。
30. 1999.07 | 陈超:《问与答:对几个常识问题的看法》,答李志清问,《北京文学》1999年第7期第63—64页(转载于本目录第85项第63—70页,题目为《关于当下诗歌论争的答问》)。
31. 1999.07 | 韩东:《附庸风雅的时代》,《北京文学》1999年第7期第73—74页(转载于本目录第102项第555—557页)。
32. 1999.07 | 唐晓渡:《致谢有顺君的公开信》,《北京文学》1999年第7期第65—68页(转载于本目录第85项第75—81页、第102项第530—537页)
33. 1999.07 | 西川:《思考比谩骂要重要》,《北京文学》1999年第7期第75—76页(转载于本目录第85项第82—84页、第102项第537—540页)
34. 1999.07 | 湘子:《诗歌真的失去了读者吗》,《文友》1999年第7期第8—9页。
35. 1999.07 | 谢有顺:《谁在伤害真正的诗歌?》,《北京文学》1999年第7期第69—73页。
36. 1999.07 | 于坚:《抱着一块石头沉到底》,答陶乃侃问,《湖南文学》1999年第7期第70—80页。
37. 1999.07.01 | 陈均:《诗歌不与什么相关》,《文论报》第2版。
38. 1999.07.01 | 沈奇:《谁伤害了90年代的诗歌》,《文论报》第2版。
39. 1999.07.01 | 西渡:《诗歌是常识吗?》,《文论报》第2版。
40. 1999.07.01 | 臧棣:《诗歌:作为一种特殊的知识》,《文论报》第2版(转载于《北京文学》1999年第8辑第91—92页、本目录第85项第42—45页、本目录第102项第551—554页)。
41. 1999.07.06 | 唐晓渡:《读者来信》,《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转载于周伦佑编《非非·2000年特刊:21世纪汉语文学写作空间》,题目为《请尊重批评的底线》,第206—208页)
42. 1999.07.12 | 静矣:《99诗坛:“民间写作”派与“知识分子写作”派之争》,《北京日报》。
43. 1999.07.26 | 京文:《世纪之交的诗歌论争:中国诗歌创作态势与理论研讨会纪要》,《太原日报》第5版。
44. 1999.07.26 | 唐晋:《“盘峰会议”的危险倾向》,《太原日报》第5版。
45. 1999.07.26 | 王巍:《关注者的声音》,《太原日报》第5版。
46. 1999.07.26 | 王巍:《背景与其它》,《太原日报》第5版。
47. 1999.07.31 | 陈均:《于坚愚谁》,《科学时报》。
48. 1999.07.31 | 蒋浩:《民间诗歌的神话》,《科学时报》(转载于本目录第102项第563—565页)。
49. 1999.07.31 | 孙文波:《事实必须澄清》,《科学时报》(转载于本目录第102项第547—548页)。
50. 1999.07.31 | 唐晓渡:《我看到……》,《科学时报》(转载于本目录第102项第570—572页)。
51. 1999.07.31 | 王家新:《也谈“真相”》,《科学时报》(转载于本目录第102项第544—547页)。
52. 1999.08 | 侯马:《90年代:业余诗人专业写作的开始》,《北京文学》1999年第8期第95—96页(转载于本目录第102项第567—568页)。
53. 1999.08 | 沈奇:《何谓“知识分子写作”》,《北京文学》1999年第8期第94—95页(转载于本目录第102项第565—567页)。
54. 1999.08 | 孙文波:《关于“西方的语言资源”》,《北京文学》1999年第8期第93页。
55. 1999.08 | 王家新:《关于“知识分子写作”》,《北京文学》1999年第8期第94页。
56. 1999.08 | 西渡:《为写作的权力声辩》,《北京文学》1999年第8期第92—93页。
57. 1999.08 | 于坚:《诗人及其命运》,《大家》1999年第4期第80—83页。
58. 1999.08.28 | 沈浩波:《让论争沉下来》,《科学时报》(转载于本目录第102项第604—606页)。
59. 1999.08.28 | 徐江:《敢对诗坛说“不”》,《科学时报》(转载于本目录第102项第569—570页)。
60. 1999.08.28 | 伊沙:《究竟谁疯了?》,《科学时报》(转载于本目录第102项第548—550页)
61. 1999.08.28 | 于坚:《谁在制造话语权力?》,《科学时报》。
62. 1999.09 | 姜涛:《可疑的反思及反思话语的可能性》,《诗探索》1999年第3期第56—71页(转载于本目录第85项第137—150页)。
63. 1999.09 | 于坚:《真相:关于“知识分子写作”和新潮诗歌批评》,发表于《诗探索》1999年第3期第30—48页、《诗参考》1999年辑第57—67页、本目录第102项第587—604页(曾节略发表于《北京文学》1999年第8期第88—90、81页)。
64. 1999.09 | 张曙光:《90年代诗歌及我的诗学立场》,《诗探索》1999年第3期第49—55页(转载于《诗参考》1999年期第82—85页、本目录第85项第3—9页、第102项第557—563页)
65. 1999.09 | 邹建军:《中国“第三代”诗歌纵横论:从杨克主编〈1998中国新诗年鉴〉谈起》,《诗探索》1999年第3期第79—87页。
66. 1999.10 | 程光炜:《新诗在历史脉络之中:对一场论争的回答》,《大家》1999年第5期第190—193页(转载于本目录第85项第120—125页、第102项第579—584页)。
67. 1999.10 | 王家新:《90年代诗歌纪事》,《山花》1999年第10期第82—93页(转载于本目录第85项第365—394页,作者名为子岸)。
68. 1999.10 | 谢有顺:《诗歌在疼痛》,《大家》1999年第5期第186—190页(转载于本目录第102项第572—578页)。
69. 1999.10.25 | 丁芒:《所谓“民间立场”的实质:评广东版〈1998年中国新诗年鉴〉的理论话语》,《华夏时报》总128期,1999年10月25日。
70. 1999.11 | 宋晓贤:《中国诗坛的可悲现状》,《诗参考》1999年第98—99页。
71. 1999.11 | 徐江:《一个人的论争》,《诗参考》1999年第96—97页。
72. 1999.11 | 徐江:《这就是我的立场》,《诗参考》1999年第86—90页。
73. 1999.11 | 杨小滨:《一边秋后算账,一边暗送秋波》,《诗参考》1999年第93—95页(转载于本目录第85项第71—74页)。
74. 1999.11 | 伊沙:《上一课》,《诗参考》1999年辑第100—101页。
75. 1999.11 | 伊沙:《世纪末:诗人为何要打仗》,《文友》1999年第11期第7—11页(转载于《诗参考》1999年辑第75—81页,题目为《两个问题和一个背景:我所经历的盘峰诗会》;本目录第102项第515—526页,保留原题目)。
76. 1999.12 | 耿占春:《没有终结的现实》,《青年文学》1999年第12期(耿文中引用,未供页码;转载于本目录第85项第126—130页)。
77. 1999.12 | 韩东:《论民间》,发表于本目录第78项第1—18页(转载于本目录第102项第464—478页)。
78. 1999.12 | 何小竹编:《1999中国诗年选》,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79. 1999.12 | 何小竹:《每年端出一些好吃的东西:编辑工作手记》,发表于本目录第78项的第481—483页。
80. 1999.12 | 孙基林:《世纪末诗学论争在继续:99中国龙脉诗会综述》,《诗探索》1999年第4期第51—61页。
81. 1999.12 | 孙文波:《论争中的思考》,《诗探索》1999年第4期第18—30页。
82. 1999.12 | 杨克:《并非回应》,《诗参考》1999年第91—92页(转载于《诗探索》1999年第4期第31—33页)。
83. 1999.12 | 臧棣:《当代诗歌中的知识分子写作》,《诗探索》1999年第4期第1—5页(转载于本目录第85项第42—45页)。
84. 2000.01 | 陈超:《置身其中:世纪末诗坛论争》,答曹剑问,《现代都市》2000年第1期第35—38页(转载于周伦佑编,《非非·2000年特刊:21世纪汉语文学写作空间》第229—242页,题目为《置身其中:关于当下诗歌论争的答问》)。
85. 2000.01 | 王家新、孙文波编:《中国诗歌:九十年代备忘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86. 2000.01 | 王家新:《从一种蒙蒙细雨开始》,转载于本目录第85项第1—11页,作为序/引言(曾发表于《诗探索》1999年第4期第6—17页、《诗参考》1999年第68—74页)。
87. 2000.01 | 伊沙:《王家新伪史记》,《文友》2000年第1期第27—28页,作为《激情点射》的一部分。
88. 2000.01 | 周瓒:《“知识实践”中的诗歌“写作”》,发表于本目录第85项的第46—62页。
89. 2000.01.15 | 苗雨时:《90年代诗坛的一场论争》,《文论报》第2版。
90. 2000.03 | 耿占春:《真理的诱惑》,《南方文坛》2000年第5期第28—29页。
91. 2000.03.08 | 徐江、伊沙:《将骂人进行到底》,答沈浪问,《社科新书目·阅读导刊》第5页。
92. 2000.03.28 | 编者按:《社科新书目·阅读导刊》第13页。
93. 2000.03.28 | 谷昌君:《“知识分子写作”或曰“新左派”:〈中国诗歌九十年代备忘录〉导读》,《社科新书目·阅读导刊》第13页(转载于《诗参考》2000年辑第73—74页)。
94. 2000.03.28 | 沈浩波:《真正的民间精神的光》,《社科新书目·阅读导刊》第13页(转载于《诗参考》2000年辑第72—73页)。
95. 2000.03.28 | 中岛:《一场蓄意制造的阴谋》,《社科新书目·阅读导刊》第13页(转载于《诗参考》2000年辑第71—72页)。
96. 2000.04 | 谢有顺:《诗歌在前进》,《山花》2000年第4期第76—81页(转载于本目录第102项第1—16页,作为序)。
97. 2000.05.28 | 孙文波:《“知识分子写作”发言》,《社科新书目·阅读导刊》第15页。
98. 2000.05.28 | 伊沙:《“民间立场”发言》,《社科新书目·阅读导刊》第16页。
99. 2000.05.28 | 于坚:《“民间立场”发言》,《社科新书目·阅读导刊》第16页。
100. 2000.05.28 | 臧棣:《“知识分子写作”发言》,《社科新书目·阅读导刊》第15页。
101. 2000.06 | 沈奇:《中国诗歌:世纪末论争与反思》,《诗探索》2000年第1/2期第17—34页(转载于周伦佑编,《非非·2000年特刊:21世纪汉语文学写作空间》第209—228页、本目录第102项第577—591页、《诗参考》2000年第55—65页)。
102. 2000.06 | 杨克编:《1999中国新诗年鉴》,广州:广州出版社。
103. 2000.06 | 杨克:《〈中国新诗年鉴〉99工作手记》,发表于本目录第102项的第652—656页。
104. 2000.06 | 曾非也:《看诗坛热闹》,发表于本目录第102项的第584—586页。
105. 2000.06.28 | 方辰:《〈1999中国新诗年鉴〉出来啦!》,《社科新书目·阅读导刊》第15页。
106. 2000.07 | 马俊华:《诗坛夺嫡》,《诗参考》2000年第79—80页
107. 2000.07 | 唐欣:《写作何必“知识分子”》,《诗参考》2000年第68—69页。
108. 2000.07 | 徐江:《眼睛绿了》,《诗参考》2000年第75—78页。
109. 2000.07 | 严力:《说教和包装》,《诗参考》2000年第66—67页。
110. 2000.07 | 中岛:《我对〈1999中国新诗年鉴〉的几点看法》,《诗参考》2000年第69—70页。
111. 2000.08 | 唐晓渡:《诗坛“后厚黑学”,或开塞露主义》,周伦佑编,《非非·2000年特刊:21世纪汉语文学写作空间》,第197—205页。
112. 2000.10 | 周瓒:《当代文化英雄的出演与降落:中国诗歌与诗坛论争研究》,戴锦华编,《书写文化英雄:世纪之交的文化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第72—129页。
113. 200011 | 李震:《先锋诗歌的前因后果与我的立场》,《唐》第1辑第144—149页(转载于本目录第116项第596—604页)。
114. 2000.12 | 沈浩波、侯马、李红旗:《关于当代中国新诗一些具体话题的对话》,《诗探索》2000年第3/4期第51—59页。
115. 2000.12.11 | 王干:《走出90年代》,《太原日报》。
116. 2001.07 | 杨克编:《2000中国新诗年鉴》,广州:广州出版社。
117. 2001.10 | 蓝棣之:《论当前诗歌写作的几种可能性》,《文学评论》2001年第5期第80—87页。
118. 2001.12 | 黄天勇:《反叛与游戏:对中国20世纪最后15年诗歌实验的考察》,《诗探索》2001年第3—4期第64—74页。
119. 2001.12 | 席云舒:《困顿中的反思:关于世纪之交的诗坛现状及其局限》,《诗探索》2001年第3—4期第55—63页。
120. 2002.01 | 曹文轩:《20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第277—308页。
阅读本文其他部分:
本篇文章来源于荷兰汉学家柯雷先生最近出版的新书《精神与金钱时代的中国诗歌——从1980年代到21世纪初》(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11月出版)的第十一章。本次发表获得了作者与北京大学出版社的授权。同时,感谢微信公众号磨铁读诗会的推荐和其文字编辑柳柳的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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