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译 | 张晓红

20世纪最后几年里，众多中国诗人及批评家参加了“民间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旷日持久的论争。关于这场论争，我在前面章节时有提及。论争成了学界及大众媒体的头条，程光炜、沈浩波、于坚、杨克、唐晓渡、孙文波、王家新、韩东、西渡、徐江、伊沙、何小竹、陈超、中岛等大腕纷纷卷入其中。主角为清一色的男性。本书中不止一次提到，鉴于女性诗歌这一文本类别有其巨大意义和广泛影响力，男性在先锋诗歌元文本领域内的主导地位就愈发突显。

泛泛而论，如果对各自阵营个体所书写的诗歌文本加以分析，无疑可以将“知识分子”与“民间”诗歌作一对比。读者或许会想到，“知识分子”与“民间”是先锋诗歌内部“崇高”与“世俗”互为对比的两个美学话语的一例，第一章对此已略有提及。然而，诗歌文本本身在论争中所扮演的角色其实微不足道。相反，论争者所提出的非诗歌诗学主张乃是重中之重。并且，虽然彼此敌对，但“民间”与“知识分子”阵营为这一偌大而密集的元文本撰文，却显露出一些明显的相似性。那么，他们到底在折腾什么？

本章第一节将列出上百篇文献资料，作为批评清单，以勾勒出论争话题，即大家在谈论什么。第二节探讨地域文化、体制与个人生平的分野，以及作者之间的关系，并再次反思现代中国诗人形象的社会学意义，以分辨何物危如累卵，亦即：大家为何谈论他们所谈论的话题。本章后面附有按时序排列的“论争”文献，以此作为这场论争之发端和发展的有形纪录，为后人研究打开方便之门。

论争是先锋诗歌话语的一个关键的、多面向的节点。就先锋诗（自我）形象及诗坛人际关系、出版模式等方面而论，它不同于早先与文学体制的博弈。关于论争的资料十分丰富，只有在真正沉潜于资料的情况下，我们才能真正摸清其来龙去脉。为此，我将对所有的重要文本进行详细分析，许多其他参考材料也将概略提及。因此，本章第一节冗长而密集，一些读者或许想从第一节直接跳去第二节。但对于这个充满修辞色彩的文学事件，我希望避免草率下结论，关于它的资料也一样很值得下功夫。本章在分析时，重申多次在前面章节中论及的一点：在当代中国诗坛上，诗人形象非常重要。

第一节   大家在论争什么？

论争产生了大量、过剩的公开材料，如诗歌及批评文集、学术专著、民间与主流文学期刊、地方日报及周刊上的文章等等。本章研究并未延及互联网。在第一章中，我已声明网上资料不在本书研究范围内；论争在2000年初告终，而互联网在诗界的广泛应用则发生在那之后。

程光炜对一个年代的挪用：“来自西方的中国诗歌”

1998年2月，身居京城的批评家程光炜编选了一部诗歌选集，名为《岁月的遗照》。“九十年代文学书系”总编洪子诚在书系总序中向读者指出，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的诗歌氛围起了变化，同时重申1989年是当代诗歌两个不同时期的转折点。反观90年代（“高雅”）文学的社会地位，显然不及80年代，洪子诚以谨慎乐观的态度总结道：尽管诗歌的影响与以前相比变小了，但出现了一些很优秀的作品。《岁月的遗照》也含有诗歌卷主编程光炜所写的引言，题为《不知所终的旅行》。数月前，此文曾独立发表在《山花》上，当时想必就已让一些人心中不快了，但它是作为“九十年代文学书系”诗歌卷的引言而触发了论争。

在《不知所终的旅行》一文中，程光炜提出“九十年代诗歌”这一概念，以此作为一支特别的文学流派，貌似垄断了过去十年间写作多元化的现实。“九十年代诗歌”被认为是体现了程光炜个人的职业偏好，青睐那些他经常以“朋友”相称的诗人作品。与此同时，他的对手出手迅疾，指出他忽略了一些其重要性不容置疑的作者，有众多出版物为证。任何选集都难免带有选者的个人印迹，可以说，主观性是编者的特权；而且，“九十年代诗歌”这个概念模糊了美学特征与年限的界限，这样做的绝不仅限于程光炜一人；但是，这篇引言及所选诗歌确实带有公然的偏见。这从书卷最后附录中所列诗歌与推荐书目亦可见出。总的说来，此选集之能引发激烈争论，并不足为奇。

程光炜对“九十年代诗歌”的看法受到王家新作品的启发。以下段落见于选集封底：

我震惊于他这些诗作的沉痛，感觉不仅仅是他，也包括我们这代人心灵深处所发生的惊人的变动。我预感到：八十年代结束了。抑或说，原来的知识、真理、经验，不再成为一种规定、指导、统驭诗人写作的“型构”，起码不再是一个准则。

依程光炜所见，“知识”是好的，尽管他说的“这代人”发现80年代的那种知识在整个90年代都无所适从。如第四章所述，1987年，《诗刊》在山海关举行“青春诗会”之后，数名诗坛新人提出诗歌的“知识分子精神”，并于次年在民间刊物《倾向》上落实自己的想法。参照这一自贴的标签，程光炜称其喜爱的诗人为“知识分子”。除了《倾向》创刊人陈东东、西川及欧阳江河外（自80年代中期起，欧阳江河在将“严肃”或“知识分子”诗歌理论化方面拔得了头筹），从程光炜在《岁月的遗照》引言中所用的篇幅来判断，“知识分子”诗人还包括王家新、张曙光、肖开愚、孙文波、柏桦、翟永明、臧棣等。程光炜认为：

（九十年代写作）要求写作者首先是一个具有独立见解和立场的知识分子，其次才是一个诗人。

撇开正统文学政策的坚决捍卫者不谈，在后“文革”时代的中国，难以找到任何一个反对作家必须持有独立观点、独立立场的人，但相对于诗人身份，“知识分子”身份的重要性有待商榷。

在原则上，诗坛上有许多声音与程光炜的说法大致一样：

我尊重八十年代几位认真写作的诗人的劳动。……所谓的九十年代诗歌……是一个极其严格的艺术标准，是一个诗歌写作的道德问题。

问题是，程光炜用一个年代概念，概括了当时齐头并进的各种诗歌实践中的一种。

自19世纪末黄遵宪进行白话实验以来，围绕中国诗歌与外国文学，尤其是与“西方”文学的关系问题，人们一直争论不休。程光炜对这一问题的处理方式，可以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首先，他列举了众多外国文学影响中国文学的案例，但却没有文本证据，所以有借此自抬身价之嫌。在讨论张曙光的时候（入选作品《尤利西斯》[1992]），程光炜提到叶芝、里尔克、米沃什、洛威尔及庞德；讨论王家新（入选作品有《帕斯捷尔纳克》和《卡夫卡》[1992]），他提到叶芝、米沃什、帕斯捷尔纳克及布罗茨基；讨论翟永明，他提到了普拉斯；讨论西川（入选作品《重读博尔赫斯诗歌》[1997]），他提及博尔赫斯、聂鲁达和庞德；讨论陈东东，他提到阿波里奈和布列东；讨论肖开愚，他提及“一些美国诗人”及庞德。在中国传统方面，程光炜仅仅提到民国时期诗人李金发、戴望舒与陈东东之间的关联，以及唐宋诗人李商隐、温庭筠、李煜与选集中名不见经传的诗人之间的联系。

第二，程光炜对中国诗歌与其西方先驱之关系的描述，也是论争的一个基本点。以下为关键段落：

有一种说法，由于中国传统诗歌没有为现代诗的发展提供有效的审美空间，因此可以说，中国现代诗歌是在另一个审美空间即西方诗歌传统里成长和发展的。这种说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假设：人们只能在西方诗歌的口味中谈论九十年代诗歌。我丝毫不怀疑诗人赋予中国现代诗歌以伟大品质的真诚与责任，我怀疑的是，二难中的写作处境，是否就有利于现代诗歌合乎理性的发展。一方面，我们试图用庞德、艾略特、奥登、叶芝、米沃什、曼杰施塔姆，包括国际汉学家带有偏见的判断和随时变化的口味，建立现代汉诗实际等于虚拟的“传统”，另一方面，在内心深处，在对汉文化及其语言的刻骨铭心的理解上，我们则对这一建立在沙堆上的“传统”毫无信心。我们对所谓的“国际诗坛”抱有足够的警觉性，另一方面，我们却极其渴望得到它的承认，藉此获得一个什么是伟大诗人的标准。一方面，我们希望做冲锋陷阵的堂吉诃德，另一方面，即使前进一百步，我们最多不过是那个优柔寡断的哈姆雷特。我们的教养、人格决定了，这不过是一场没有结果的艺术演习。

程光炜的结论中提及了堂吉诃德及哈姆雷特，而不是（比如说）孙悟空和阿Q，这是能说明问题的一例。2001年，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更简单明了：现代中国诗歌来自西方。

第三，书名《岁月的遗照》取自张曙光的同名诗，选集也以此诗开篇：

我一次又一次看见你们，我青年时代的朋友

仍然活泼，乐观，开着近乎粗俗的玩笑

似乎岁月的魔法并没有施在你们的身上

或者从什么地方你们寻觅到不老的药方

而身后的那片树木、天空，也仍然保持着原来的

形状，没有一点儿改变，仿佛勇敢地抵御着时间

和时间带来的一切。哦，年轻的骑士们，我们

曾有过辉煌的时代，饮酒，追逐女人，或彻夜不眠

讨论一首诗或一篇小说。我们扮演过哈姆雷特

现在幻想着穿过荒原，寻找早已失落的圣杯

在校园黄昏的花坛前，追觅着艾略特寂寞的身影

那时我并不喜爱叶芝，也不了解洛厄尔或阿什贝利

当然也不认识你，只是每天在通向教室或食堂的小路上

看见你匆匆而过，神色庄重或忧郁

我曾为一个虚幻的影像发狂，欢呼着

春天，却被抛入更深的雪谷，直到心灵变得疲惫

那些老松鼠们有的死去，或牙齿脱落

只有偶尔发出气愤的尖叫，以证明它们的存在

我们已与父亲和解，或成了父亲，

或坠入生活更深的陷阱。而那一切真的存在

我们向往着的永远逝去的美好时光？或者

它们不过是一场幻梦，或我们在痛苦中进行的构想？

也许，我们只是些时间的见证，像这些旧照片

发黄、变脆，却包容着一些事件，人们

一度称之为历史，然而并不真实

这首诗的后半部分较之前半部分来得更为强烈。在这里要关注的是这些句子：

讨论一首诗或一篇小说。我们扮演过哈姆雷特

现在幻想着穿过荒原，寻找早已失落的圣杯

在校园黄昏的花坛前，追觅着艾略特寂寞的身影

那时我并不喜爱叶芝，也不了解洛厄尔或阿什贝利

中国诗人没有理由不参照西方传统。并且，文本中也没有任何能表明言说者之文化身份的蛛丝马迹，除非我们通过文本的语言，即中文，去确定言说者来自何处。是否应该把言说者设想成西方人，因为他谈到了哈姆雷特等人？当文字从作为公众人物的、历史上的西方文人不经意地过渡到言说者生活中一个无名的个体（“你”）时，这样的解读也许没有多少说服力。无论如何，虽然我无意容忍文化民族主义及保护主义，但该选集的副标题、程光炜的引言及以张曙光的诗作为该选集的书名，这三者相结合，触犯了众怒，是不难理解的。

沈浩波的愤怒回应：“对诗坛的占领”

1999年初，一本精心组织的反驳程光炜的选集及其引言的书面世，这就是杨克主编的一本“叫板选集”，其中包括一篇于坚写的“叫板引言”。但我们首先来看一篇由沈浩波执笔的早期文章，之后不久，他就成了“下半身”运动的领军人物。1998年10月，还是北京师范大学学生的沈浩波（当时自称为“臭水”），在学校的《五四文学报》上发表了《谁在拿“九十年代”开涮》一文，此文首次发表于《东方文化周刊》，随后又在1999年1月发表在拥有广大读者群的《文友》上。这篇文章更像是写给程光炜的公开信，肆意而大胆，充满指责：

……我主要想提到的几个人名，是我一贯就很不喜欢的所谓“著名”诗评家程光炜，是我曾经一度敬重过而现在对他的所作所为产生怀疑的北大教授洪子诚，是整天以“知识分子”自诩的高中毕业生欧阳江河，是满嘴“帕斯捷尔纳克”“布罗茨基”等洋名洋姓、满嘴“流放”“沉痛”的王家新，是写了100首长着同样面孔的坏诗却正在试图建立他在90年代诗歌地位的孙文波，是满嘴优美词语却始终无法堆砌成一首好诗的陈东东，是从任何方面来看都不值一提现在却装模作样暴得大名的肖开愚，以及等而下之的张曙光、臧棣、西渡之流。

沈浩波是个巧舌如簧的善辩者。也就是说，虽然沈浩波的陈词既华而不实又主观，但是他势头十足的表述给人留下了持久的印象。在文章最后，他的笔锋直指程光炜，以近乎威胁的语调，同时也有幽默的挖苦，就像他对王家新的攻击：

我承认王家新的《帕斯捷尔纳克》写得不错，但也仅此而已了，在他的大部分诗作中，写得最好的永远是那些带有引号的句子（引用的是他人的诗句）！他永远在伦敦，在俄罗斯，他永远倾诉他的布罗茨基、帕斯捷尔纳克、卡夫卡，他就是不在中国的土地上生长！他整天重复着“流放、流放、流放”，问题在于，谁流放你王家新啊！你不是北岛，不是多多，不是布罗茨基，你永远是谨小慎微的王家新，学着俄罗斯人戴大围巾的王家新！

沈浩波认为，程光炜及有相似喜好的诗人、批评家及编辑已占领了90年代重要的出版渠道，有意打压一些杰出诗人，如于坚、伊沙、阿坚、莫非、侯马、徐江、韩东、王小妮。他的话里包含一些在整个论争中将反复出现的对“知识分子”的控诉：西化及缺乏本土文化精神、矫揉造作而故作神秘的措辞、操纵出版机会及诗坛人脉。

于坚的两大诗歌阵营：“穿越汉语的诗歌之光”

1999年初，广州诗人兼编辑杨克推出《1998年中国新诗年鉴》。虽然其所收诗作只以一年为限，但可谓志存高远。实际上，这本集子选取的近百位诗人及许多批评家的文章，也包括了1998年之前的文字。杨克之后，同年4月又出了另一本年鉴，由京城批评家及编辑唐晓渡编选，名为《1998年现代汉诗年鉴》。较之杨克的集子，这本年鉴视野更广阔，结构更缜密，收入了上百位诗人的作品，并附有特别推荐的诗作、评论及1998年发生的诗歌事件。如我们在前面章节中所见，“现代汉诗”中的“汉”指汉语而非汉民族。唐晓渡选取的附录材料，有可能让沈浩波对某些诗人及批评家的占领诗坛之举更加不满。

杨克的年鉴与唐晓渡的年鉴在广州和北京相继出现，两书编委会的组成及杨克年鉴的附录均表明了北方与南方、北京与外省的对立，这两方面的对立很快成为论争的中心议题之一。杨克的年鉴可以说是向程光炜《岁月的遗照》叫板的结果，昆明诗人于坚的叫板文章《穿越汉语的诗歌之光》冲锋在前，则等于是宣战。

《穿越汉语的诗歌之光》写于1998年秋。之前一年，程光炜《岁月的遗照》刚刚问世，于坚在《诗探索》上发表了《诗歌之舌的硬与软：关于当代诗歌的两类语言向度》一文，后来出现在《穿越汉语的诗歌之光》里的重要观点，这时已隐约可见；关于这两篇文章，第十章已有论及。《诗歌之舌的硬和软》的语气没有《穿越汉语的诗歌之光》那么尖刻，想必是因为它发表的时候，程光炜还没有宣称“九十年代”是自己偏好的一个诗学概念。

在《诗歌之舌的硬与软》一文中，于坚通过将普通话与方言相对比，来检视当代诗歌的发展。于坚将下面这些称为“硬语言”：普通话、正统话语、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学正统、官方宣传和公共空间话语、乌托邦主义、抽象、形而上的精神性、书面语、受国外影响的文学精英主义、“知识分子写作”等等。接着，他把这一切与一系列的诗人作品联系起来，包括政治抒情诗人贺敬之和郭小川，朦胧与后朦胧诗人北岛、杨炼、王家新、海子、欧阳江河、西川等，还有大众诗人汪国真。他显然将北岛、杨炼、王家新、海子、欧阳江河、西川置于正统的、因循守旧的艺术位置，而不顾他们公认的先锋身份。另一方面，于坚又写道，地方语言、（南方）各省的生活、边缘性、日常现实、消遣、幽默、玩笑、亲密、具体、肉体性、本土文化、口语用词及“民间写作”等，即他所谓的软语言，见于韩东、于坚本人、吕德安、翟永明、杨克、朱文、陆忆敏、杨黎等第三代诗人的作品中。于坚对普通话与地域方言之间差异的关注，完全合情合理，但据此构造文学谱系，仍然缺乏事实依据。

虽然如此，但与《穿越汉语的诗歌之光》及于坚后来撰写的文章相比，《诗歌之舌的硬和软》在理性与清晰上堪称典范。于坚的观点新颖独到，但写作风格上却显得飘忽无端、混乱无序、咄咄逼人。和沈浩波一样，于坚的文字也常常效果鲜明，原因是他擅长嬉笑怒骂，诙谐多趣，天生就是艺术及“日常”圈的弄潮儿。《穿越汉语的诗歌之光》虽然内在逻辑可疑，但囊括了“民间—知识分子”论争的多数核心要素。

在我们对这些战斗檄文作出评价之前，需要讲到“民间”的翻译问题。“民间”的英语译法有“popular”（流行、通俗）、“folk”（民众）、“of the people”（人民的）、“among the people”（人民当中）、“people to people”（人民之间）、“non-governmental”（非官方）等意。本书中一直译成“popular”，虽然这样会与“流行、通俗”发生意义上的重叠。另一方面，如果把“民间”译成“of the people”／“人民的”，那么就会与中国的政治话语产生莫须有的关联，如“人民共和国”“人民群众”等短语所示。“People to people”和“non-governmental”仅仅涵盖了“民间”在论争中的一少部分含义。况且，我们会发现，于坚和其他人用“民间”这一个词来表达两种不同的意思，这让翻译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我用大写首字母的“Popular”和“Intellectual”特指论争中的“民间”和“知识分子”概念及阵营。当研究者碰到难以翻译的概念时，偶尔也会不翻译，说明后干脆用自己的文字记录下来。但在英语中保留汉语拼音minjian也不行，因为在关于论争的汉语话语中，“民间”同样问题重重。

现在来看看于坚在《穿越汉语的诗歌之光》一文中对程光炜的尖锐批评。于坚把冲突的范围扩大，将诗坛划分为“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两大阵营，使其陷入全面论争。尽管他在1993年曾声称，知识分子立场是成熟的诗人的最低条件，（于坚、朱文，1993年，正式发表物见：于坚、朱文，1994年，文中第五个问题。）但在这里，他以“民间”阵营的斗士形象出现。他的论点围绕“民间”一词的修辞性用法展开，赋予其两种大相径庭的含义：一种关乎体制，另一种关乎美学，这与第一章中所讨论的“非主流”一词具有相似的模糊性。在于坚的文章中，“民间”有时是在体制层面上非正式地发表作品的意思，这也是《今天》《他们》《非非》等刊物的标签。其他时候，他采用的是“民间”一词的美学意义，故有“什么是民间诗歌？”之问，其内含的意思是：“什么是好诗？”或者“什么样的诗歌才有意义？”于坚争辩说，好诗在本质上是反知识的，他将“民间”诗歌描述成对日常生活经验的再现、木匠般的技艺、穿透遗忘回归存在家园的语言运动、智慧与灵魂折射出的光芒，等等。文章中充满了类似这样的含混而高贵的定义。在其最有趣的定义中，于坚关注的是语言自身，而不是真和美之类的东西。

于坚充满激情地伸张“民间写作”在体制和美学上的正当性，他这样其实是在说，“知识分子写作”在这两方面，等同于获得国家认可的正统文学。如果说“知识分子写作”在美学意义上是“民间写作”的异己，外行读者很可能会认为，在体制意义上，“知识分子写作”也和先锋文学史没什么关系，这会回过头来使得“知识分子写作”者们从先锋诗歌史上举足轻重的民刊上销声匿迹。由于先锋诗歌在最初时先被定义为对正统的反动，后来自80年代以来实际上已经让正统文学相形见绌，所以对于任何一位先锋诗人而言，被敌意地归为正统，都是一种损害和诋毁。

于坚将“知识分子写作”描述成精英主义、不自然、异己、虚假的，而“民间写作”则是敏感、诚实、平易近人、真实、属于普通民众的。与其“硬舌与软舌”之见一脉相承，于坚指出，“知识分子写作”据守北方，尤其是指作为政治意识形态中心的北京和普通话；而“民间写作”居于外省，具体是指作为中国文化腹地的南方及南方方言。南方与北方的对立延伸至外语／外国、汉语／中国的对立。于坚将“知识分子写作”与外国殖民传统，以及他所谓的利用西方语言资源来奴役汉语的欧洲化捆绑在一起。他认为，流亡诗歌不能算是中国诗歌，而“民间写作”是在发掘中国经验以及“民间”诗人引以为豪的本土传统，例如唐诗宋词。最后，针对一些语言比其他语言更适合完成某些任务的说法，他发表了总结性评论：

对于汉语诗人来说，英语乃是一种网络语言，克隆世界的普通话，它引导的是我们时代的经济活动。但诗歌需要汉语来引领。汉语的历史意识和天然的诗性特征，导致它乃是诗性语言，它有效地保存着人们对大地的记忆，保存着人类精神与古代世界的联系。我们以为本世纪最后二十年间，世界最优美的诗人是置身在汉语中。我们对此保持沉默、秘而不宣。

如第十章所述，这好像是在假设外国人不懂汉语。如果世界上最优秀的诗人真的都是用汉语写作，那么不禁要问，在中国以外的大千世界中的人们缘何被蒙在鼓里呢？这一切与于坚认为汉语是人类福祉的观点也格格不入。还有那些可怜的，既不是英语又不是汉语的语言，好像在任何领域中——经济也好，诗歌也好——都不可能达到领袖地位似的，如斯瓦西里语、芬兰语、土耳其语、葡萄牙语、印地语、俄语、阿拉伯语等等。

以上段落体现了于坚对论证逻辑或事物之间细微差别的忽视。有时候，这种修辞性的混乱似乎是他刻意为之，例如对程光炜观点的歪曲。当于坚引用程光炜的文字时，下面括号中的部分被遗漏了：

要求写作者首先是一个（具有独立见解和立场的）知识分子，其次才是一个诗人。

《穿越汉语的诗歌之光》和于坚的其他文章一样鱼龙混杂，许多说法站不住脚，比如他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八九十年代转型等历史事件与文学发展无甚关系，诗歌是唐宋时期普通民众的日常经验，其情形类似于于坚及其他诗人的“民间”诗歌，等等。于坚的另一贡献，或者说整个论争（主要是“民间”阵营）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回荡着正统文学话语的声音，或者可以说是正统文学话语在已经激变了的语境中的延续。这一点，尤其体现在“民间”派对“知识分子”派负面而刻板的印象上，“民间”对“知识分子”道德化的、充满正义感的口诛笔伐，让人想到政治意识形态宣教。如果我们记得知识分子曾经遭受的一些苦难，并且了解先锋诗歌在一定程度上与文化正统之间的紧张关系，就会对此感到不安。于坚的文字中流露出奇怪的反知识分子特征，如下文所示：

新潮诗歌批评的先天不足（在普通话的权威中建立的批评话语，缺乏独立的真知灼见）导致它只有向“知识分子”获取理论资源，最终丧失了批评的独立立场，堕落到与那些僵硬的“本本主义”的大学诗歌教授、诗歌评论家、中文系以及诗歌选本之类的诗歌权威差不多的水平。

于坚的反知识分子思想，结合了正统文学的论调与创新性、批评性的二元对立。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对立出自与正统文学理论互不相容的对艺术家的现代浪漫主义想象。另外，为了论证的方便，于坚及其战友们有时也会把“知识分子”定义为“完成了一定水平正规高等教育的人”。这种说法的不妥之处在于：许多“民间”人士也毕业于知名院校。于坚毕业于云南大学，沈浩波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北师大也是下文将要讨论的徐江和伊沙的母校。另两位重要的“民间”论辩家谢有顺和韩东，分别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及山东大学。

我们已注意到，“民间”阵营强调本土文化的价值，拒绝西化。当然，尤其是现代，纯粹的西方文化或纯粹的中国文化其实都是不存在的。读者或许会记得，于坚曾坦承，出道之初他自己深受惠特曼及其他外国诗人的影响；他还列举过普希金、莱蒙托夫、雪莱、拜伦、泰戈尔等人名，自言“文革”期间常躲在昆明空荡荡的图书馆里阅读西方文学作品。“文革”后，于坚广泛而有选择地熟读外国文学中译本的习惯无疑持续了下来，和许多在八九十年代功成名就的作家一样。王家新曾指控“民间”的问题是民族主义，虽然他的说法言过其实，但孙文波、耿占春等人有理有据地注意到，“民间”的一些观念顺应了重新抬头的中国民族主义思潮。以下是于坚《穿越汉语的诗歌之光》一文的结束句：

最近二十年的汉语诗歌可以证明，那个梦想——重建汉语自从1840年以来几近丧失的尊严，使现代汉语重新获得汉语在历史上，在唐诗和宋词曾有过的那种光荣——并非梦想，而是一条伟大的道路。

徐江的刻薄戏谑：“俗人的诗歌权利”

诗人徐江和于坚一样，心中充满对辉煌的中国古典语言及诗歌的怀旧之情。他在《一个人的论争》一文中写道：“作为一名汉语诗人，没生在李白、苏轼的年代，是我的悲哀。”和于坚一样，徐江也准备好了为理想而战：“本人有责任维护中国诗坛的清醒、清洁与公平，不能让一小撮酸文人既浪得了虚名又破坏了文学和汉语。”“一小撮酸文人”的说法把我们直接带回到1942年春的解放区，毛泽东文学政策形成之际。徐江也喜欢称“知识分子”为“买办诗人”。他的《俗人的诗歌权利》，以及他在论争中撰写的最有料、最尖刻的文章《乌烟瘴气诗坛子》，都回荡着主流诗学的回声。1999年3月，《乌烟瘴气诗坛子》刊登在《文友》上。此刊之前曾发表了沈浩波的《谁在拿“九十年代”开涮》，对“民间”阵营的支持一如既往。在《乌烟瘴气诗坛子》一文中，徐江使用“文学沼泽冒瘴气”这样的意象，让针对“知识分子”的指控范围更大，并指责程光炜给读者留下了这样的印象:

90年代的中国诗人都是些病恹恹的失语症患者，没一个能说出明白话！如果不是我自己在写诗，差点儿连我也相信他所提供的信息了：诗人都不是正常人！

此文分为三部分，小标题分别为“那些选本”“那些诗奖”及“那些诗人”。第一部分有对程光炜编的《岁月的遗照》一书更具摧毁性的批评。第二部分阐述了作者对“刘丽安诗歌奖”背后腐败现象的看法。刘丽安又名Anne Kao，是当时先锋诗歌的资助人，有人认为她偏袒“知识分子”。第三部分引人注目，呼吁诗人们洁身自好:

（诗人）缺乏自律——长发或秃头、流浪、演讲、朗诵、泡妞儿、蹭饭、奇谈怪论、狂妄自大等，一度是人们对诗人的认知标签。

当徐江概括这些缺乏自律的诗人与其他想必“正常的”人之间的关系时，他的修辞才华表露无遗。一言以蔽之，70年代，人们害怕诗人；80年代，人们对诗人感到好奇；90年代，人们讨厌诗人。徐江将谋杀也放在诗人之所以让人“讨厌”的行为之列，暗指诗人顾城自杀前杀害了妻子谢烨；他的论据足以服人。而自杀，也被他算作诗人的一种“讨厌”的而不是让人忧虑的行为，这点可以接受。从徐江其他的文章来判断，80年代末以降先锋诗坛上发生的几起自杀事件中，这里我们大概会想到海子。“民间”阵营成员们认可海子的才华，但也将海子的生活、作品与他们对“知识分子”之自我膨胀、脱离中国日常生活的指责联系起来。文章最后，徐江斥责《诗刊》编辑们将自己的名字列在有影响力的作者名单上，把这作为中国诗人公然沉迷于自抬身价的例证。他随即列举了自己与侯马合编的选集，将此列为过去二十年来的十佳诗集之一。

在论争中，徐江最引人注目的贡献，不一定在文章内容上，而是在文章语域上。他的用词和整体的语调既粗野又滑稽。《玩弄中国诗歌》一文比《乌烟瘴气诗坛子》早一个月面世，是一篇旁敲侧击地提及论争早期阶段的文章。文中，他将当代诗歌描述成一项运动，而运动规则的出台，各类选手的推出，无不在制造着一种喜剧效果。徐江警告雄心勃勃的批评家们：“要不时地推出对一些不为人知的女诗人作品的长篇论文。”

1999年发行的《诗参考》收录了徐江的《这就是我的立场》一文，从中可见出他抨击“知识分子”的决心之大。他指控王家新剽窃帕斯捷尔纳克的作品，痛斥道：

某一天忽然意识到，流亡诗不仅出国可以写，在国内也可以写。

徐江显然觉得没必要拘泥于所谓细节，比如“流亡文学”这一概念是否超出了其最为“常识性”的解读这样的问题。除了诗人具体“在”什么地方，对诗人在写作中对某些地域位置的偏好，徐江也有自己的看法，他指责王家新写奥斯维辛，却不去写南京大屠杀。

如我们在第八章中所见，在诗“江湖”，徐江是西安诗人伊沙的密友。自从伊沙著名的诗集《饿死诗人》出版后，围绕他所产生的争议之大，无人能及，我们将在下文提及他对论争的贡献。2000年3月，沈浩波（当时用名沈浪）对伊沙和徐江的访谈，就能说明这二位如何故意通过攻击文艺界同仁以博名，哪怕是恶名。沈浩波《将骂人进行到底》一文的标题带有恶搞性质。这个标题是对以往政治术语的一种嘲弄式模仿，它使得伊沙、徐江、沈浩波及其他一些人的喜欢以较真的方式使用嘲仿语言的做法更加引人注目。

谢有顺的沉闷而咄咄逼人的文风：“诗歌真相”

虽然徐江与伊沙的用语经常让人联想到主流话语，但也夹杂着其他一些语言类型：幽默、平民化、粗俗，颇有独创性。批评家谢有顺的行文则不然。谢有顺以小说研究见长，但也写过几篇与“论争”有关的文章，如《诗歌与什么有关》，刊发于1999年3月《诗探索》，文中观点可归纳为诗歌应关注“真实生活”。谢有顺从一种狭隘的“传记主义”（biographism）入手，假定现实与艺术之间存在着一种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他的文学观念几乎是反创造性的。至于他的文风，可以说是上文提及的正统文学话语之回音的典型案例，自始至终既空洞沉闷又咄咄逼人。

谢有顺的《内在的诗歌真相》引发了“知识分子”阵营的激烈回应。该文发表在《南方周末》上，对杨克的《1998年中国新诗年鉴》大表赞扬。文中，作者自问，在物质时代写诗是否是一件滑稽的事？他注意到普通人常常拿诗人开涮。有鉴于辉煌的唐宋诗歌传统，他觉得这显得尤为可悲。在他看来，公众已背弃了诗歌，其原因在于，不少诗人把诗歌变成了知识和深奥的学问。他推崇杨克的《年鉴》，视之为与这种趋势相抗衡的一种尝试。谢有顺在论争中所写的大部分文章都追随于坚的观点，《内在的诗歌真相》也是。这里，他归纳出两种突出的诗歌类别，“民间写作”以诗人于坚、韩东、吕德安为代表，他们的诗歌主要表达当今中国的生活现实；“知识分子写作”以西川、王家新、欧阳江河为代表，热切渴望与西方“接轨”；这正是于坚所不齿的。此外，和于坚一样，谢有顺误引程光炜视诗人为知识分子的观点，但他却没弄清楚这个被断章取义了的观点出自谁手，以为是出自西川、王家新及欧阳江河，让他们背负了程光炜的罪名。谢有顺补充道，诗歌若要恢复生机，就必须从“知识分子”话语霸权中解放出来。在论争中，有些参与者把后结构主义术语、文本典故、当地诗坛人物和事件混杂在一起，只有入了门的读者才能明白其意，谢有顺是这样的参与者之一。他与参与论争的两派人员共有的另一个特点是，文章的结尾都如洪钟雷鸣。《内在的诗歌真相》的结尾响起的是民族主义回声：

诗歌是守护自尊的生活，还是守护知识和技术，汉语诗歌是为了重获汉语的尊严，还是为了与西方接轨，我相信，每一个敏感的人都会在他的内心迅速地做出抉择。

谢有顺不赞成过分依赖西方，他指出，张曙光的诗歌中都是密密麻麻的外国人名，在程光炜的选集里也是，发表在期刊上的作品也是。谢有顺在《诗歌在疼痛》（载《大师》1999年10月）一文中提到：

（知识分子）听不到民间的诗歌声音，不是因为没有，而是他们的耳朵没有从西方大师身上收回来。

他呼吁提升本土尊严，但这和他本人总是习惯性地引用西方而非中国作者、批评家话语的做法恰恰相悖。他的论争文章篇幅都不大，但却援引了普鲁斯特、卡夫卡、博尔赫斯、福克纳、哈维尔、桑塔格、福柯、阿多诺、阿赫玛托娃、狄尔泰等等。他所使用的文学术语，也使得下面的自我描述显得疑窦重重。下文选自《谁在伤害真正的诗歌》，载1999年7月号《北京文学》:

……我没有高学位，尽管我没在北京这一理论“要地”，尽管我确实没有读过多少外国人的高言大智。

以可疑的“高学位”与其他教育水平来区分“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确实有悖情理。就谢有顺本人的背景来说，他曾就读于福建师范大学，师从先锋诗歌的资深拥护者孙绍振，后者在80年代初关于朦胧诗的讨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06年，谢有顺成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在内容方面，和徐江一样，谢有顺在论争中没什么突破性的贡献，反而让人觉得他是于坚的毕恭毕敬的追随者，重复于坚的学说。他的长文《诗歌在前进》刊发在2000年4月《山花》上，其中包含很多有意思的对诗中使用口语的反思，但该文之所以吸引眼球，却是由于缺乏历史性的诗歌视野，且文风辛辣。

批评家唐晓渡、诗人王家新及西渡等“知识分子”与“民间”作者们各执一词，但他们所争论的要点，在局外人看来，不过只是“论争”所引发的文本洪流中多出一道涟漪罢了，尤其是关于“真相”这个问题。1999年4月，谢有顺的一篇书评的标题中，出现了“真相”二字。“真相”意为“真实面目”“真本色”“真实情况”，常常用于政治语境，主要用在披露能激起道德义愤的事情，所以被揭示“真相”的人，会认为这是一种严重的侮辱。不久后，于坚也热情洋溢地写了篇文章，阐释什么是“真相”，这篇文章的后果是，论争中出现了一些最振聋发聩的战斗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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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雷：为何这般折腾？——“民间”与“知识分子”的论争（二）

柯雷：为何这般折腾？——“民间”与“知识分子”的论争（三）

本篇文章来源于荷兰汉学家柯雷先生最近出版的新书《精神与金钱时代的中国诗歌——从1980年代到21世纪初》（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11月出版）的第十一章。本次发表获得了作者与北京大学出版社的授权。同时，感谢微信公众号磨铁读诗会的推荐和其文字编辑柳柳的编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