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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班牙的最后一年， 赶上两位诗人的百年诞辰。我借讲座的机会去了诗人米盖尔·埃尔南德斯（Miguel Hernández，1910-1942）的故乡，见到他还是牧羊少年时生活的地方。至于另一位诗人路易斯·罗萨莱斯（Luis Rosales, 1910—1992），我住的城市就是他的故乡，格拉纳达。

很多人知道格拉纳达，这安达露西亚的小城，是因为另一位诗人加西亚·洛尔迦。洛尔迦可说是罗萨莱斯的偶像和兄长。1936年夏天的黑暗一日改变了两位诗人的运命。洛尔迦被西班牙宪警从罗萨莱斯的家中抓走，不久被押至格拉纳达近郊的山谷中秘密处决。罗萨莱斯一家和长枪党渊源颇深，所以洛尔迦躲在他家避难，没想到同为保守势力，宪警和长枪党之间也有龃龉，诗人因《西班牙宪警谣》以及同性恋的名声深遭嫉恨，终究没能逃脱。有人考证罗萨莱斯的兄长可能脱不了干连，但无论如何罗萨莱斯是完全无辜的。然而这阴影笼罩了他一生。甚至在他身后，罗萨莱斯的名字和作品在自己的家乡也被人刻意回避和遗忘。我的一位西班牙朋友很是抱不平，感慨在这同一年里，虽然在安达露西亚和马德里都举办了关于罗萨莱斯的展览，但比起埃尔南德斯的纪念活动来声势远远不及。

当年夏天我离开诗人的城市回国，未曾想到冬天就有了新的因缘际会。应塞万提斯学院之邀，罗萨莱斯的公子和另一位研究埃尔南德斯的教授来学校讲座。在再熟悉不过的园子里忽然出现了诗人的血脉化身，现今想起来有一种误入传记电影似的不真实感。诗人之子路易斯·罗萨莱斯·福斯是位化学家，也已年过半百，英神俊朗，风度翩翩，在讲座上朗诵了几首父亲的诗。我特意请他念念当年他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另一位西班牙诗人为他写的一首小诗。他兴高采烈地念了。诗很好玩，里面说：别听别人的，叔叔我的建议是最好的，你去打碎妈妈的杯子，用弹弓打灯泡，把爸爸的书从窗户里扔出去，还有还有最好玩的事——趁他不注意拿火柴把爸爸写字的那些纸片点着，看看他是什么表情……要知道这个教坏小孩子的怪叔叔不是别人，乃是二十世纪西班牙语文学界开宗立派的泰斗级人物，曾任西班牙皇家学院院长的达玛索·阿隆索（Dámaso Alon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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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玛索·阿隆索曾用两种颜色来描述罗萨莱斯身上的两种基调：柠檬色和天蓝色。天蓝色源于诗人双眸的颜色，代表“插上翅膀的智慧”，“体察入微的敏感”和“纯洁的幻想力”。柠檬色源于土地和忧郁，代表诗人常把“C”发成“S”的南方口音，对“都市性的、经济性的‘时间’观念的无知”以及“充满旋涡与离题的迟缓…”。而诗人之子，虽然当初没有听从这位叔叔的怂恿，这一次或许受到启发，写了篇名为“路易斯·罗萨莱斯：迟缓与耐心”的文章，收在罗萨莱斯曾任主编的《西语美洲杂志（Cuadernos Hispanoamericanos）》2010年夏天的纪念特刊中。

在外来人印象中，迟缓几乎是安达露西亚的标志。人们总是迟迟赴约，迟迟离去，我自己就不止一次亲眼见证，朋友们一边说着“我真得走了”，一边继续告别上半个小时，——南方的速度可能都留给了弗拉门戈舞者，供他们在足间挥霍。但罗萨莱斯的迟缓不限于此。他的《心灵的内容（El contenido del corazón）》在1941年动笔，1969年才出版，而名作《燃烧的房子（La casa encendida）》1949年问世，1967年定稿，到1981年的诗选中又再次修改。罗萨莱斯常说，不管何时出版都太早。他需要时间来安顿记忆。化学家罗萨莱斯回忆起1979年，在马德里的安东尼奥·马查多书店举行的诗集首发式上，诗人罗萨莱斯曾带着几分自嘲说道：“我把手稿搁了很多年。我开始的东西从未完成过。……不管再活多久，我死的时候一定是个未遂作者。”

《心灵的内容》里有这样一句话：“有些词语不是用来说的，是用来住的，就像住在一座城市。”就像他的格拉纳达，他在那里出生也希望在那里埋葬。他还在一首小诗里说过另一层意思：我们每说出一个词的时候都是在为自己作传而不自知。词语没有定义，只有情节。既然每个词都包涵着我们全部的历史，我们就不能不慎重其事，迟缓自然是难免的。斟酌词语不仅仅是修辞问题，也与伦理相关。

当年佛朗哥掌权后，罗萨莱斯没有像塞尔努达一样流亡墨西哥，没有像埃尔南德斯一样死在狱中，他留在西班牙并继续有文字发表，这样的经历与洛尔迦之死联系在一起成为许多人眼中他的某种“原罪”。然而要理解诗人罗萨莱斯，不能忽略另一位兄长之死在他生命中留下的创伤：就在洛尔迦因性取向被反动的保守派秘密杀害的同一年，曾与洛尔迦、达利合办《金鸡》杂志的华金·阿米戈（Joaquín Amigo），因天主教信仰被革命的共和派活活推下悬崖。罗萨莱斯的确曾为《等级》这样的右翼杂志撰稿，但他1937年《亡者的声音（La voz de los muertos）》一诗却是为敌对双方阵营的受难者所作的哀歌。在内战后充满“孤独者与自私者”的西班牙，诗人的迟缓可以是一种深思熟虑后的选择和自我承诺：“不能用切掉的手写作，/用昨天的手写作，/不能像重新流血不止的死人一样写作。/我必须用另一种方式写，/保持正确的距离，/寻找一次比一次更诚实的表达，/学习用残肢写作，/慢，非常慢，慢到不能再慢，……”尽管不确定是否会有人愿意聆听“这些冻僵的言语”，但诗人诉诸于敬业的耐心，因为无论如何，“这是你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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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他第一部诗集《四月（Abril）》刚刚出版，当天晚上有人轻轻敲他卧室的门。原来是母亲读了儿子的诗，忧心忡忡地来找他：“路易斯，你这样写是一种病。”他的病似乎终生未愈，而且把这病症发展成对抗绝望的纪律和技艺。聂鲁达说他经历了安达露西亚的惨痛时刻，终于在沉默与词语中痊愈。评论家称他为“空气的学徒”，因为他的诗里说：

跌落过太多次

空气是我的导师

还有那更著名的称号——“有条不紊的溺水者”，出现在《诗韵集(Rimas)》里第一首第一句，初稿时叫《这样……》，最后定名为《自传》。我第一次读到这首诗，不是在书页上，而是在格拉纳达城一处不起眼的小广场，墙垣的蓝白瓷铭牌上：

好像有条不紊的溺水者计算多少个浪头才够把自己淹没，

算了又算，以免出错，

直到最后一个，孩子一样高的浪头没过前额，

我也是这样活着，像浴缸里的纸马一般盲目地谨慎，

自信我一生从未失误，

除非有关我最爱的事物。

在这个世界上，跌落和失误是不可免的，因为“有关我最爱的事物”。那么我们能做的，至少可以在空气的指导下学会计算，计算自己跌落的次数和溺死所花费的时间。溺水者在有条不紊的计算中显示出奇特的尊严。纸马在浴缸中奔跑：慢些，再慢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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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美国西语文学专家伊安·吉布森（Ian Gibson）在电话里告诉西班牙作家菲利克斯·格兰特（Félix Grande）：“拉蒙·鲁伊斯·阿隆索（Ramón Ruiz Alonso）死了。”吉布森等学者都认定是这人当年告密，令洛尔迦在罗萨莱斯家被抓走，尽管他自己从未承认。此人在佛朗哥死后移居美国，再无音讯。他的两个女儿是演员，但都没有用父姓。菲利克斯去了罗萨莱斯家：“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诗人坐在椅子上，微笑着看着自己的朋友。“你记得拉蒙·鲁伊斯·阿隆索吧？”诗人点点头。“我刚知道他死了。在美国。”罗萨莱斯收回视线，没有说话。他缓了一缓，只说了句：“可怜的人！”菲利克斯说自己非常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

“我的声调不是惊讶，而是震惊：‘可怜的人？！你说什么呢？那个人让你背了一辈子十字架！可怜的人？你在说些什么呀！’路易斯没有马上回答。他慢慢地，仔细地，用布擦着眼镜片。他戴上眼镜。他把目光投向我双眼的中心，望了一会儿。然后他才说话。‘我一直知道自己是无辜的……’他停了一下。‘上帝和我都知道。’我觉得他望着我的目光里有同情，严肃和疲倦。‘而他一直知道自己是有罪的。……一辈子背负十字架的人是他，拉蒙·鲁伊斯·阿隆索……所以我说可怜的人。’”

这段描述里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倒不是诗人的话，而是他话语间缓了一缓，停了一停，慢慢地擦镜片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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