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后的纽约肯尼迪机场外，我搭上一辆橙黄色的出租车，司机载着我去中央火车站，并给家里临睡前的孩子打了一个电话。“我来美国二十年了，女儿要上大学了。”我在半睡眠状态里听这个巴基斯坦人闲聊，仿佛在听新疆人说英语。“你是中国人，中国好啊，是我们的朋友。不过，我们的国家简直不可理喻了。”“我们中国一样不可理喻。” 

最近，读了有史以来第一本现代巴基斯坦诗歌的英译本Modern Poetry of Pakistan （Dalkey Archive Press, 2010），我对那位司机身后的老家，也就是我们那个文化上很遥远的邻国，有了一番新鲜而曲折的认识。从政治上讲，以人民对生存处境的感受做比较，我们很难说谁的国家更加不可理喻。然而在文化际遇上，可堪比照，并能引起共鸣的地方也颇为明显。也许，整个现代以来的历史，对两个国家的人来说都象沙筑的城堡，在四处涌来的潮水中随建随倒，让人不堪回首，但又无法逃脱，除非是在科幻小说或诗歌里。改写孙中山的著名题词，顺应潮流者可以猖狂一时，逆时而动者无葬身之地，两者之间则是无数茫然无措的眼睛明灭在混浊的波浪中。集体心理中痉挛的失忆，短路和语焉不详，文化上声嘶力竭的自杀性自救，神汉附体般的话语欺骗与暴力，这些都不曾放过我们，而且轮番出现。所以，即使在和平年代，我们也常有生逢乱世的感慨。

这本诗选是一个后911时代的美国和巴基斯坦的合作项目的成果。入选的四十四位诗人的名单由巴基斯坦的文化部门确定，再由一位在美国研究英语文学的巴裔学者主持翻译，其过程中有多位来自各族的学者和诗人积极参与。读一下巴基斯坦的官员作家Fakhar Zaman过于简略的前言，我们会感到，也许所有类似性质的文化交流活动都暗含有几分荒诞——“我确信美国读者会在我国万花筒般的诗歌面前既惊又喜。”诚然，可是我们也知道，美国人对巴基斯坦的关注，主要原因是要巴基斯坦配合他们搞定阿富汗和伊朗。政府赞助的文化交流只是大趋势之下的一笔小投入，尽管巴基斯坦盛产诗人，它却并不产石油，如果没有那些难缠的西亚诸国，恐怕我们现在也不会看到这本书。

如今，巴基斯坦境内活跃着四五千个圣战组织，但政府又跟美国结成了反恐联盟。近邻皆非善邦，阿富汗，伊朗，俄罗斯；同时跟印度在克什米尔地区也纷争不断。在这种情况下，诗歌中井喷的民族主义是难免的。比如，在西方，从雪莱到“齐柏林飞艇”乐队，克什米尔的形象引发的都是神秘的，漫游者的奇幻之旅；而在他们本国的诗人笔下，克什米尔山谷则变成了睁着一只眼的“睡狮”——这是我们中国人很熟悉的比喻。同时，巴基斯坦的民族主义在语言构成上颇为复杂。我们知道，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中，官方民族语言方案的制定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如果没有民族文学的整合与提升的力量，民族主义的兴起是不可想象也不可再现的，重新书写的历史，刻画民族个性的诗篇，这些都是建国大业的配套工程。然而，打开这本诗选，我们发现，原作是由包括乌尔都语，庞遮普语，克什米尔语在内的七种语言写成的，这些语言之间的压迫与抗争，影响与刺激，在巴基斯坦六十多年的历史上造成过大量的问题与争议。这些语言上崎岖不平的异质性，在出色的英文翻译里经过打磨抛光，已经基本看不出来了。

从诗歌上说，也许巴基斯坦人比我们要幸运一些。他们建国时间虽短，但诗歌语言的古老传统并没有经历过明显的断裂。波斯史诗的回响，阿拉伯苏菲诗歌的语汇，格律化的抒情诗（比如Ghazal）与传统音乐演奏结合的形式，这些都是现代巴基斯坦诗人共享的，而且生命力仍十分旺盛的传统。西方思想文化的入侵与当地化，在他们那里，是“各种哲学犹如移民前来”。我个人比较喜欢的诗人法伊兹（Faiz Ahmad Faiz），是巴基斯坦“进步文学运动”的核心成员，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他的诗有力地结合一种无产阶级战士对世界的抗争态度与苏菲神秘主义。比如，在《狱中之夜》里：

自傍晚之星旋绕的迷宫

一步步降临了黑夜。

贴面的清风吹拂而过，

似有人呢喃着情话。

放逐在监狱院子里的树，

低头专注，在天空的裙裾上

绘制花纹与素描……

星芒闪烁，溅落在尘土里

天的幽蓝，融化于光的辉映……

无论今朝，还是明日

替暴君调制毒药的人，必不会得逞。

可是万一他们扑灭了

新娘爱巢中燃烧的蜡烛，怎么办

让他们做给我们看，如何扑灭那一轮明月！

迷宫般的星空，天空隐含的图像，新娘爱巢中的蜡烛，当这些传统的意象写进了监狱的背景，这首无产者的抗议诗歌获得了一种来自遥远祷告的，有别样质地的纵深感；而所有苏菲诗人朝向的经典核心，《古兰经》的《光明》一章（24：35），也得到了明确的回应 （“真主的光明犹如一座灯台……光辉叠加在光辉之上”）。 

巴基斯坦诗人的比喻来自一个成熟的体系。比如，一些简单的比喻，眼泪如珠链，脸如明月，在文学演化中凝固而产生这样的效果，“明月上的珠链”。有趣的，加强效果的比喻随处可见，比如，“新妇的芳唇，可曾吻在你的嘴上如吹起横笛？”，“写诗如用怒握的双拳去囚禁旋风”。在杰出的诗人那里，漫长的传统并未成为诗人的负担，而是给他们更新比喻的实验提供了无数条向心力极大的线索，它们同时也导向苏菲诗人们精神上的光明之途。

在这种背景下，他们的政治抗议往往有一种毫不避讳的坚决与底气。写成功的政治抒情诗，需要很强的观察力和讽刺的天赋。诗人Sarmad Sehbai有一首从被观看者的角度写灾难的诗，这样开头：

他们会在报上刊登，你父亲

变形的脸的照片。

挂起你女儿破损的外衣，

他们会听取你关于

生死之哀的讲述，

仿佛这是一个民间故事。

陌生国度里的战场，曾是异域想象里的桃花源；而如今媒体逼近的镜头，给我们提供的生死悲恸，经常是一个类似“可怜的农夫就这么悲惨地死去了”的俗套。而诗人们对一般的日常生活，都能有更切肤的表达。这是来自女诗人Kishwar Naheed 的诗句：

山羊等待屠刀

而我等的是拂晓，因为

每天我都在办公桌上

被宰杀。这是

为我说谎付出的代价。 

那些浓妆的脸蛋，

象新修的坟墓来访问我。

在巴基斯坦的现代诗歌里，这种极端化的表达很常见，诗人们在表达过生存的绝望之后，经常会转而模糊掉个人的声音，以古往先贤的口吻发言，在逼近永恒之际，乘几行启示般的格言返回。比如，Jamiluddin Aali这样结束一首诗，“这些世纪，不过是字母表的开篇。”            

或者，如Pushpa Vallabh所说，

我是摩西五经，我是福音之书，      

我是博伽梵歌，我是罗摩衍那，

但切勿在书山中把我寻找，

我是词语间，那不可见的记号。

博尔赫斯小说里写过的，那无名的，一切书籍的作者的想法，显然跟这一传统有关。如果象博尔赫斯虚构的那样，《道德经》与《天方夜谭》原出自一人之手，那么我们读到的七种语言的巴基斯坦诗歌的作者，可以坐实就是诗人翻译家Waqas Khwaja本人，他在译文上用心颇多，也堪称是诗人们的功臣。在世界文学的大气候下，经过翻译研究，改写误读，最终进入高等教育的课程表的各国诗歌，已经为我们重写了文化上的地图。我们知道它们就跟卖到一家县城里的麦当劳的咖啡一样来路复杂，反观我们自己写的诗，又何尝不是在其意识的深处都存在让人疯狂的吊诡，自我撕裂与重装上阵。

一位去过巴基斯坦的同事告诉我，“在那里好多中国人都开奔驰。”“杀人很常见，对动物到是经常网开一面。我们一帮中国人去郊区的一个湖里钓鱼，钓了一只30斤重的甲鱼，因为当地人虽然穷，但是不会杀它们。”“到了周末，就会有富人在学校操场上施舍肉包子，穷人们点起火烤着吃，一群人在火堆里抢。”巴基斯坦人在中国会有何感想，我并不知道。但如果没有诗歌和它表现的最基本的人对生存尊严的向往，“不可理喻”也许会成为我们时代唯一的，毫无益处而且带有强烈反讽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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