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作家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 1875-1926）被誉为"自歌德、赫尔德林之后最伟大的德语诗人"。他的诗集《时辰书》、《图像集》、《新诗甲乙集》、晚年的《献给奥尔弗斯的十四行诗》和《杜伊诺哀歌》、散文《论山水》和《旗手克里斯多夫·里尔克的爱与死之歌》、论文《罗丹论》、诗体小说《布里格随笔》等等，以深邃的思想和精湛的艺术，诚为世界文学中的瑰宝1。里尔克的影响是国际性的，从欧洲大陆到英国、北美，直到辽远的东方，一个世纪以来，广被博及，佳评如潮。中国学者对译介里尔克也毫不示弱，他们翻译里氏诗歌、散文、随笔和小说，撰文议论里尔克的诗艺及阅读感言，而且身体力行，斟酌损益，在其影响下从事现代诗的理论探索和艺术实验，逐渐形成一个不容忽视的小浪潮。尤为重要者，尽管其它西方现代派诗人--例如法国的波德莱（Charles Baudelaire, 1821-1967）、爱尔兰的叶芝 (W. B. Yeats, 1865-1939) 、英国的艾略特 (T. S, Eliot, 1888-1965) 和奥登 (W. H. Auden, 1907-1973) --对中国诗人也产生过或多或少的影响2，但是，相形之下，"艾略特对中国诗歌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某些被判定是与现代诗歌有关的写作技巧和艺术观念上，奥登的影响差不多完全限囿于修辞领域，只有里尔克的影响超出了上述领域，对中国诗人的人格风貌和精神态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里尔克在这里提供的是一种诗歌精神上的范式，隐秘地满足了中国诗人对诗歌的现代性渴望"3。毫不夸张地说，里尔克与中国诗人的因缘，促成现代汉诗成长历程中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透过钩沉文艺杂志和报纸副刊上的有关文章，厘定出一条清晰可辨的里尔克在中国的传播线索，不避繁琐，以广知闻。在此基础上，以冯至（1905-1993）、陈敬容（1917-1989）、郑敏（1920-）、吴兴华（1921-1966）的诗篇为例证，检讨中国诗人如何接受里尔克的影响，由此见证文学影响的复杂多方以及现代汉诗的一个面影。

上篇 里尔克在中国的传播：史实辨正

非常明显，翻译不仅是指文字上的互译活动，而且是指文化间的交往行为，在文学翻译的过程中，面对同一个被翻译的对象，翻译者的兴奋点、价值取向和理解能力也会有所不同。所以，在众多的学者译介里尔克的过程中，出现个人喜好上的差异和认识水平上的偏差，也就不足为怪了。当然，我所关怀的"问题意识"始终是：在翻译里尔克的过程中，翻译主体获得了什么？ 被翻译的主体又获得了什么？我把关于里尔克传播的资料归为三类：一般性的简介、作品翻译和学术评论，下面分而述之，顺便评判其得失所在。

早在1922年，以崭新面目出现的《小说月报》就已开始介绍德语文学，也多少涉及了里尔克，第13卷第8号的《战后文艺新潮》就提到"列尔克(Maria Reiner Rilke)，一本最好的《罗丹》(Rodin)研究的作者"4，但仅此而已，未有进一步介绍。到了1923年3月，余祥森介绍德国象征派文学，概括了里尔克的生平史略，列举了他的一系列代表作，称其为象征派代表作家之一，但关于他的诗艺的叙述却不大准确："利氏底诗深含有宗教的色彩，平等的精神。他见得到的，都写得到；但不喜描写人间一切恶浊的，苦痛的；所以他底诗极其温籍绮丽，他早年的作品比晚年的还佳些......"5。说里氏作品有宗教色彩，那当然是不错的；但说他不喜描写恶浊和苦痛则未免失实，因为他的早期作品有不少篇幅描写麻风病人、乞丐、娼妓、江湖艺人、落拓者、疯子等畸零人，表现"一般社会对于苦人的凉薄"以及自己如何与他们苦乐关情。至于说他的晚期作品比早年逊色，更是离谱。1923年12月，无明翻译了日本学者生田春月的《现代德奥两国的文学》，其中有一段介绍了里尔克，但把他误为女诗人--

利尔克是生长于普拉亚克地方的人，从便宜上，也可以算入奥国籍。波米米亚现时是捷克斯拉夫国。利尔克就她是诗人的话说起来，虽然和德美尔（见前）完全是别种人，但可以和德美尔并称的。她是真正的抒情诗人，《梦之冠》、《形象之书》、《时令之书》等诗集，把他的真性情表现了出来。短篇集《回溯人生》，童话《小神话》，一幕剧《家常茶饭》、《白衣夫人》都表现浪漫主义的特质。6

此文写作年代较早，仅注意到里氏少作，尚未见到他完成于1922年的《十四行诗》和《哀歌》早已脱离了浪漫抒情的套路。及至1926年9月，文学史家郑振铎发表了《文学大纲》第33章《十九世纪的德国文学》，结尾部分这样介绍里尔克："李尔克 (R. M. Rilke, 1875-) 也是一个重要的诗人；曾在巴黎为大雕刻家罗丹 (Rodin) 的书记。他的诗形式极秀美齐整，而有神秘的意味，为后来一班少年表现主义的抒情诗人的先生" 7。1929年，余祥森撰文介绍本世纪前二十年的德国文学，他再次议论了里尔克的诗艺--

还有一个长于吟咏的诗家里尔克(R. M. Rilke, 1875--) 。他的诗歌经过许多的变迁；最初歌咏的是青年与故乡之回忆；次乃转以神秘象征的色彩，追纪中古的奇事艳质，而对于现代的苦痛与罪恶，则避之惟恐不及。《画像集》(Buch der Bilder)一集，尤为高雅清新。至于《时间集》 (Stundenbuch, 1906) 则取材于俄国，是作者亲身尝受的立秘之忏悔录，再此类以意领会的诗集之中，堪称独步。他的《新诗集》(Vene Gedichte, 1907)则列写人间一切对象，而皆赋以种种声色意义。自是之后，他已渡过了自印象派到表现派的桥梁；他的神秘的热诚于新进作家中竟成一派模范。然而他的结构至是渐失完美，他的格式渐失工整，他的文字渐失纯洁；盖已轻视唯美的幻想而重切实的表现。但他却不自作表示，只籍事物来表现他们固有的特性（松建按：原文此处遗漏一逗号）《新诗别集》(Der neuen Gedichte anderer Teil, 1919)就是明证之一。此外他用这副天真的心灵以写高雅，愁倦的情绪，在叙述作品中最收效果的是长篇小说《劳立德的两樯船》(Malte Laurids Brigge, 1919)，这是德国现代最珍贵的散文作晶（按：疑为"品"字之误）之一；惜知之者甚鲜。8

这里除了《布里格随笔》书名错译外，对里氏之评价大体正确。一年半后，汪倜然发表了短文《奥国诗人李尔克之美妙的自传》9，此时距里氏之忌日恰好五年，很可能是迄今发现的最早专论里尔克的文章。自此之后，中国作家对于里氏的译介日渐增多。

里尔克是一虽不多产然而多能的作家，兼擅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文类。他的不可胜数的书信，不是记录日常琐事的实用文体，而是精致隽永的美文，谈论人生、艺术、爱情、命运，娓娓道来，朴素亲切。古代中国散文中本来就有书信体的文类传统，而且里尔克的书信大多涉及青年人最为关切的问题且确有艺术魅力，因此中国作家对其颇为心仪，加以译介，也就不难理解了。1936年4月1日，杜纹呈主编的北平《绿洲月刊》创刊号上率先发表了冯至翻译的《给青年诗人卡卜斯德的信》。十二年后，当时任教于北平中法大学的青年教师叶汝琏，据法文译本译出里尔克的《给女朋友的信》和《给一个青年画家的信》，分别刊载在沈从文主编的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77期（1948年2月7日）和89期（1948年5月1日）。当然，对于里尔克的书信翻译最力者，首推冯至。1931年，冯至根据德文原版，翻译里尔克著名的《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193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译者序"里面，冯至介绍了翻译缘起和本书的旨归："里尔克除却他诗人的天职外，还是一个永不疲倦的书简家；他一生写过无数比这十封更亲切、更美的信。但是这十封信却浑然天成，无形中自有首尾；向着青年说得最多。里边他论到诗和艺术，论到两性的爱，严肃和冷嘲，悲哀和怀疑，论到生活和职业的艰难--这都是青年人心里时常起伏的问题"。这本薄薄的小册子出版不久，立即引起了读者的兴趣：王逊在1939年的《云南日报》上发表了阅读感言10。五年后，署名"石樵"的长篇评论也出现了11。石樵赞同关于"寂寞"、"忍耐"、"悲哀"等问题的看法，认同"诗不徒是情感，而最主要的却是经验"的见解："我们看里尔克晚年写他的长篇哀歌时可说是达到了'物我一体'的地步，万物与他中间连一点距离都没有了。他赤裸地生活在宇宙万物间。宇宙万物在他的眼中也都是赤裸的。这才可说是生命到达了饱和状态"。

再看里尔克小说的翻译情况。他的诗化小说《布里格随笔》出版在1910年，根据他游历巴黎的生活体验而写成，缺乏传统小说的连贯的故事情节，由一连串的观察和内心独白构成，主要聚焦于青年主人公的认同危机(crisis of identity)12。波顿·派克认为，马尔特这个贫穷的丹麦诗人来到了欧洲文化的首都，但在他写就的日记中，巴黎不是被视为"光明之城"而是被当作"死亡与疾病之城"，他无力把他的印象组织进一个连贯的美学结构中，但是他的个人印象本身在思想上却是连贯的、极端精确的；他的问题以及他为自己所设定的任务是：为他的自我和他的文化的断片找到一个连贯的结构13。此书乃作者的钟爱，在许多通信中被屡屡提及。诗人吴兴华也认为"《布列格随笔》可以说是一部千万年后都可以使后来人充分了解现代人及他的痛苦的奇书"14。冯至在翻译了《十封信》后的一九三二年，两次摘译、发表了本书的个别片断15，后来附录于《十封信》其后。饶有趣味的是，几年之后，在沦陷区北平的一家杂志上也出现了《布里格随笔》的片断译文16。

里尔克的散文诗被译成中文的计有四篇：一，《旗手克里斯多夫·里尔克的爱与死之歌》。冯至在1926年秋天，首次读到富于浪漫主义气味与神秘主义色彩的《旗手》，立即被它的艺术情调和文体风格所吸引，他自言与里尔克的初次相遇"是一种意外的、奇异的收获。色彩的绚烂、音调的铿锵，从头到尾被一种幽郁而神秘的情调支配着，象一阵深山中的骤雨，又象一片秋夜里的铁马风声：这是一部神助的作品，我当时想；但哪里知道，它是在一个风吹云涌的夜间，那青年倚着窗，凝神望着夜的变化，一气呵成的呢 "17。卞之琳率先把本文译为中文18，此诗后来与卞氏所译的《福尔·亨利第三》一起，由昆明文聚社在1943年3月出版。有趣的是，梁宗岱也将此文翻译成中文，题为《军旗手的爱与死之歌》19。二，至于散文《论山水》，我目前只见到冯至的译本20，后来作为《十封信》的"附录"。三，里尔克的另一篇不大引人注意的散文《白色的幸福》，在四十年代的天津文坛也出现了中译本21。四，里尔克最著名的散文《罗丹》，富于文学性和哲理色彩，阐发了许多精湛的艺术识见，恰巧有两个中文版本在同一年度问世：梁宗岱的译文收入《华胥社文艺论集》，而吴兴华的译文则题为《述罗丹（Auguste Rodin）》22。

里尔克的作品中，被译成中文最多数量的，还是他的诗歌，而出力最多者，当推冯至与吴兴华二人。由于里尔克晚年之最重要的作品《献给奥尔弗斯的十四行诗》和《杜伊诺哀歌》，内容过于艰深晦涩，难以移译，虽然包括冯至和吴兴华在内的几位学者直接阅读过原文，但未见中文稿问世，直到半个世纪后，这项艰难的工程才尘埃落定23。其实早在一九四三年，冯至就发现了这一点："里尔克的诗，由于深邃的意念与独特的风格就是在他的本国也不是人人所能理解的，在中国，对于里尔克的接受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24；而才智过人的吴兴华也在自己的论文中声明："我特意避免讲到杜易诺哀歌（Duineser Elegien）与《献给奥菲乌斯的十四行集》(Die Sonnette an Orpheus)两部诗集。它们是里尔克晚年的作品，也毫无异义的是他一生最重要，最富于含义，恐怕也是最好的作品。但片断的描述大概对读者毫无用处，而稍微仔细一点就需有一本专书"25。中国学者较多地翻译了里尔克的抒情"短诗"，数量之富，令人赞叹。冯至率先翻译了素负盛名的短诗《豹》26，后来又译出《里尔克诗钞》27，任教于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时，冯至又翻译了《里尔克诗十二首》28。另外一个学者兼诗人梁宗岱，也翻译了里尔克的《严重的时刻》、《这村里》、《军旗手的爱与死之歌》等3首诗，收入他的译诗集《一切的峰顶》在1934年出版。他的另一本书稿《交错集》，包括自家翻译的里尔克四首诗：《老提摩斐之死》、《正义之歌》、《欺诈怎样到了俄国》、《听石头的人》，则由桂林华胥社在1943年出版，不久之后，徐商寿就写出了热情的评论。徐氏赞扬里尔克的文体在感性之内织入深邃的知性，无论写什麽，人物性格总是恬静安详，不顾四周；徐氏还征引《老提摩斐之死》、《听石头的人》中的诗句，来说明里尔克最著名的诗歌艺术："德国的近代诗人中最伟大的一个：里尔克，便是一位Twilight中的天使。在他的慕曹书简(Briefe au Muzot)中，他曾经说明他所企图的，要把一切已过去的人与事用文字来保存--可是人与事的可见的形(Visibility)都消隐于过去了，因为一切可见的形都是不可持的；可持的乃是这些人与事内孕的不可见的形(Invisibility)，里尔克所企图的便是用文字把过去的"不可见的形"永久扑获。"29

诗人徐迟翻译的短诗《钢琴练习》，见于上海的《诗创造》第1辑"带路的人"（1947年7月）；德国文学专家杨业治又将这首诗重译一遍，与另一首诗《诗人的死》一同发表30。唐湜主编的上海《文汇报》副刊雅善介绍西方现代派诗人的作品，此时也不失时机地推出了里尔克的名诗《静寂的时候》之中译本31，译者是屠岸。"九叶诗人"中的唐湜和陈敬容也是里尔克诗的爱好者，他们都根据英文译本，于1948年各自译出几首诗。唐译发表在上海的一家小型的中美合资报纸《华美晚报·新写作》，署名"迪文"，计有7首：其中《骑士》在第6期（1948年8月12日）、《天使们》在第7期 （1948年8月16日）、《开始》在第8期 （1948年8月19日）、《疯狂》在第9期 （1948年8月23日）、《孤独的人》和《哀歌》在第16期（1948年9月16日）、《邻人》在第17期（1948年9月20日）。陈译《里尔克诗七章》32，包括采自于里尔克的《图像集》的三首诗《秋》、《回想前生》、《先知》；采自于《新诗集》的三首诗《恋歌》、《爱侣之死》、《琵琶》；选自于《遗诗集》 的一首诗《遗诗》。正文之前另有陈敬容节译的L. Lewisohn的里尔克诗歌英译本序言，简介了里氏的国际影响及其诗歌艺术--

W.H.奥登说R.M.里尔克是十七世纪以来欧洲最伟大的诗人。Francois de Miomandre说对里尔克的怀念已在欧洲各处影响了不很懂或完全不懂德文的人们。实在，他的诗已跨过了海峡，跨过了大西洋，甚至太平洋，成为这世纪最高的音乐。他的一生就是一个预言似的对于行将来到的灾祸的抗议。只有他才真正去倾听事物内部的生命，而突破浮嚣的近于疲乏的议论，用无比的爱与盈盈的力来抒说他自己的恐惧，警觉，耽虑与抗拒，只有他才能在这个矛盾错乱的世界里发现自我的完整，而从充实的人性里面提炼出了最高的神性。

陈敬容另外翻译了里尔克的《少女的祈祷及其它》 33，在篇后按语中她认为里尔克后期的诗歌每一篇："都是一个有机整体的创造行为......形式便是意义，和谐便是生命，韵律便是启示......他们的一致便是他们胜过时间的地方"。陈敬容也引用了冯至对里尔克的著名评语："赤裸裸地脱去文化的衣裳，用原始的眼泪（松建按：当为"眼睛"）来观看......小心翼翼地发现许多物体的姿态"，在里尔可的咏物诗里，"再也看不到诗人在述说他自己，抒写个人的哀愁，只见万物自有他自己的世界，共同组成一个真实"。这里需要补充说明一点：陈敬容翻译的波德莱尔和里尔克的诗合集《图像与花朵》，1984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发行，收录里尔克诗歌19首34，包括以上的几首诗。和以上诸人相比，燕京大学的校园诗人吴兴华在翻译里尔克诗歌方面用力最大。他天资聪颖，记忆力极强，艺术感悟又特别敏锐，有惊人的语言天赋，弱冠之年已淹通文史旧籍，且通晓英、法、德、意等多国语文。吴兴华曾大量翻译过多恩、拜伦、雪莱、济慈、丁尼生等西方浪漫主义诗人的作品，也对叶芝、奥登、里尔克、乔伊斯、梅特林克、鲁卡斯等现代派作家非常熟悉。他直接钻研德文原版，翻译了整整一本《黎尔克诗选》，一九四四年交由北平的中德学会出版社付梓35，时年仅二十三岁。附带说明一下，其中的一些诗歌由吴兴华的好友宋淇（笔名林以亮）重刊在台北的《文学杂志》和香港的《人人文学》上面36。

除了作品翻译之外，几个中国学者也发表了关于里尔克的评论，检视这些文章，可以归纳出他们的认识水平、艺术趣味和侧重点的不同。早在1931年3月21日，当新月派诗人眈迷于浪漫主义的"光、花、爱"的渲染、诗作缺乏深沉而真切的生命体验时，远在德国海德堡访学的梁宗岱就写下了一封长信寄给徐志摩，借着批评孙大雨的《诀别》之缺乏感染力，阐述了里尔克的关于"观察和等待"的艺术见解，认为可作新月诸子的借鉴--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岂不是因为没有一种热烈的或丰富的生活--无论内在或外在--作背景么？我们知道，诗是我们底自我最高的表现，是我们全人格最纯粹的结晶；白朗宁夫人底十四行诗是一个多才多病的妇人到了中年后忽然受了爱光底震荡在晕眩中写出来的；魏尔仑底《智慧集》(Sagesse) 是一个热情的人给生命底风涛赶人牢狱后作的；《浮士德》是一个毕生享尽人间物质与精神的幸福而最后一口气还是"光！光！"的真理寻求者自己底写照；《年轻的命运女神》是一个深思锐感多方面的智慧从廿余年底沉默洋溢出来的音乐......关于这层，里尔克(R．M．Rilke，与S．George，H．V．Hofmanstal同是德国现代的大诗人，也是梵乐希底德文译者)在他底散文杰作《布列格底随笔》 (Aufzeichnungen des M．L．Brigge)里有一段极精深的话，我现在把它翻出来给你看：'一个人早年作的诗是这般乏意义，我们应该毕生期待和采集，如果可能，还要悠长的一生；然后，到晚年，或者可以写出十行好诗。因为诗并不像大众所想的，徒是情感(这是我们很早就有了的)，而是经验。单要写一句诗，我们得要观察过许多城许多人许多物，得要认识走兽，得要感到鸟儿怎样飞翔和知道小花清晨舒展姿势。要得能够回忆许多远路和僻境，意外的邂逅，眼光光望着它接近的分离，神秘还未启明的童年，和容易生气的父母，当他给你一件礼物而你不明白的时候(因为那原是为别一人设的欢喜)和离奇变幻的小孩子底病， 和在一间静穆而紧闭的房里度过的日子，海滨的清晨和海的自身，和那与星斗齐飞的高声呼号的夜间的旅行--而单是这些犹末足，还要享受过许多夜夜不同的狂欢，听过妇人产时的呻吟，和堕地便瞑目的婴儿轻微的哭声，还要曾经坐在临终的人底床头，和死者底身边，在那打开的，外边底声音一阵阵拥进来的房里。可是单有记亿犹未足，还要能够忘记它们，当它们太拥挤的时候；还要有很大的忍耐去期待它们回来。因为回忆本身还不是这个，必要等到它们变成我们底血液，眼色和姿势了，等到它们没有了名字而且不能别于我们自已了，那么，然后可以希望在极难得的顷刻，在它们当中伸出一句诗底头一个字来。'因此，我以为中国今日的诗人，如要有重大的贡献，一方面要注重艺术修养一方面还要热热烈烈地生活，到民间去，到自然去，到爱人底怀里去，到你自己底灵魂里去，或者，如果你自己觉得有三头六臂，七手八脚，那么，就一齐去，随你底便！总要热热烈烈地活着。固然，我不敢说现代中国底青年完全没有热烈的生活，尤其是在爱人底怀里这一种！但活着是一层，活着而又感着是一层，感着而又写得出来是一层，写得出来又能令读者同感又一层......于是中国今日底诗人真是万难交集了！37

这段话很快就产生了影响，而冯至1936年的介绍进一步使它广为人知。

冯至先后写过四篇有关里尔克的短文，分别是《里尔克--为十周年祭日作》（1936年）、《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译者序》（1938年）、《工作而等待》（1943）38以及冯至讲演、林锡黎笔记的《里尔克和他的诗》（1948年）39，等等。在《里尔克--为十周年祭日作》这篇文章中，他用优美流畅的笔触抒写阅读里尔克诗歌的感受，尤其是着重分析了罗丹对里尔克艺术观念上的巨大启发，如何引起里氏从浪漫主义向现代主义的诗风转换："他使音乐的变为雕刻的，流动的变为结晶的，从浩无涯涘的海洋转向凝重的山岳"。冯至尤其谈到了里尔克的对于艺术的虔敬态度、他的重视观察和体验的美学原则："他开始观看，他怀着纯洁的爱观看宇宙间的万物......他虚心侍奉他们，静听他们的有声或无语，分担他们人们都漠然视之的运命。一件件的事物在他周围，都象刚刚从上帝手里作成；他呢，赤裸裸地脱去文化的衣裳，用原始的眼睛来观看"；"他在那时已经观察遍世上的真实，体味尽人与物的悲欢，后来竟达到了与天地精灵相往还的境地"。冯至还吃惊地发现，里尔克的《新诗》已臻于天人合一、物我两忘之境界："这集子里多半是咏物诗，其中再也看不见诗人在叙说他自己，抒写个人的哀愁；只见万物各自有它自己的世界，共同组成一个真实、严肃、生存着的共和国"。究其原因，是由于对此时的里尔克来说，"美和丑、善和恶、贵和贱已经不是他取材的标准；他惟一的标准却是：真实与虚伪、生存与游离、严肃与滑稽"。最为重要的是，里氏反对浪漫主义的放纵情感、泛滥无归，重视生活经验和艺术经营的美学原则，对冯至的诗创作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一般人说，诗需要的是情感，但是里尔克说，情感是我们早已有了的，我们需要的经验：这样的经验，像是佛家弟子，化身万物，遍尝众生的苦恼一般。他在《随笔》里说："我们必须观看许多城市，观看人和物，我们必须认识动物，我们必须去感觉鸟是怎样飞翔，知道小小的花朵在早晨开放时的姿态。我们必须能够回想：异乡的路途、不期的相遇、逐渐临近的别离；--回想那还不清楚的童年的岁月；......想到儿童的疾病，......想到寂静、沉闷的小屋内的白昼和海滨的早晨，想到海的一般，想到许多的海，想到旅途之夜，在这些夜里万籁齐鸣，群星飞舞--可是这还不够，如果这一切都能想得到。我们必须回忆许多爱情的夜，一夜与一夜不同，要记住分娩者痛苦的呼喊，和轻轻睡眠着、翕止了的白衣产妇。但是我们还要陪伴过临死的人，坐在死者的身边，在窗子开着的小屋里有些突如其来的声息。......等到它们成为我们身内的血、我们的目光和姿态、无名地和我们自己再也不能区分，那才能以实现，在一个很稀有的时刻有一行诗的第一个字在它们的中心形成，脱颖而出。"--这是里尔克的诗的自白，同时他也这样生活着。

换言之，里尔克认为，诗人必须对艺术抱有一份虔敬和忠诚，在接触世间的人与物时，必须学会让自己的心灵沉潜下来，静思默察，去感受、去回忆、去联想、去体验身外的宇宙万物，从生命存在的深处与它们发生关联，打成一片，方能沟通主体与客体、自我与外物的界限，达到物我合一、不分轩轾的地步，如此经过长久的准备，才可产生一首好诗。值得玩味的是，这段格言也多次出现在梁宗岱、唐湜、李广田、徐迟、吴兴华等人的笔下，中国诗人对于里尔克的这种艺术态度肃然起敬是很容易看出来的40。活跃于平津文坛的评论家萧望卿在论述中国新诗的弊端时，也借机阐发了里尔克关于"诗歌与生活"的经典见解，以为可以为新诗作者提供借镜--

一首诗所以好，不仅系于它的表现，也由于它情思与感觉的深度，而情思与感觉是沉潜在生活里慢慢滋长的，这是艺术创造的根源。卡罗萨（Hans Carassa）论到里尔克，著名的《杜伊洛哀歌》说得好：'谁若是要纺织这样的诗篇，就必须一再象个采珠人潜身于他自己灵魂的深处，冒着死于上层的压抑，与迷失归途的危险。我觉得那简直是有点怵然，几乎是遏制住自己生命之流以便产生一种作品'"。诗人的诗与生活未曾融合，而欲有所表现时，往往就显得只是些概念浮在文字的表面上，感人的力量微乎其微，艺术的价值也就很小；（尤其当作家转向时，容易发生这样的情形。）这必得潜身于生活里，将那种概念完全融化于其中，使他透过真实的生活，而融合贯澈在诗里。这几年来不少的政治诗所以成为空泛的叫嚣不仅是因为诗人的技巧未臻圆融，尤在他们抓住和他们自己生活感情不甚一致的协概（松建按：原文如此），而凭感情洋溢出来。41

在《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的"译者序"里，冯至主要关注的不是诗歌创作的艺术原则而是个体存在的人生态度：个人生活在世界上，孤寂是人的本然处境，也必然会遭遇种种挫败和艰难，但不能自欺和隐瞒，必须勇敢地作出决断，担当起个人的责任来--

可是他告诉我们，人到世上来，是艰难而孤单。一个个的人在世上好似园里的那些并排着的树。枝枝叶叶也许有些呼应吧，但是它们的根，它们盘结在底下摄取营养的根却各不相干，又沉静又孤单。人每每为了无谓的喧嚣，忘却生命的根蒂，不能在寂寞中、在对于草木鸟兽（它们和我们一样都是生物）的观察中体验一些生的意义，只在人生的表面上永远往下滑过去。这样，无所谓艰难，也无所谓孤单，只是隐瞒和欺骗。欺骗和隐瞒的工具，里尔克告诉我们说，是社会的习俗。人在遇见了艰难，遇见了恐怖，遇见了严重的事物而无法应付时，便会躲在习俗的下边去求它的庇护。它成了人们的避难所，却不是安身立命的地方。--谁若是要真实地生活，就必须脱离开现成的习俗，自己独立成为一个生存者，担当生活上种种的问题，和我们的始祖所担当过的一样，不能容有一些儿代替。

一九四三年，抗日战争正处于艰难的阶段，僻处昆明的冯至读到奥登的一首十四行诗《战时在中国》，其中一节引用了里尔克的典故，他感到意外的亲切，由此联想到到苦难的中国也需要里尔克的精神："经过10年的沉默，工作而等待，/直到在缪佐他显了全部的魄力，/一举而叫什么都有了个交待"，于是写出了《工作而等待》一文，回顾里尔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忍受着无穷的寂寞，与热闹的世界判然分离，经过长久的彷徨和寻索，终于在1922年完成了名山事业《十四行诗》和《哀歌》，10年的沉默和痛苦在这时都得到升华，一切"都有了个交代"，冯至以此来鼓励处于危难中的国人励精图治，相信"心血的结晶会化为人间的福利"。值得注意的是，冯至把原本只着眼于个体生命的自我实现的人生哲学，导向了不乏乐观主义色彩的民族拯救主题，这种"创造性的转化"(creative transformation)当然是出于社会语境的压力和传统文化的支配。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七日，冯至的《里尔克和他的诗》出现在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上面。此文大约是冯至的课堂讲稿，计有两个部分：（一）里尔克的平生；（二）里尔克的诗。作者首先概括了里尔克的人生史略：访问俄国、游历巴黎以及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沉默时期，他特别指明了罗丹的"为工作而生活的伟大精神"、塞尚的"表现事物的内美"的绘画艺术、波德莱尔的"力求真实"的诗歌取向，对里尔克产生的不可估量的影响。在文章的后半个部分，冯至将里尔克的诗艺成长过程划分为三个时期：以《祈祷书》为代表的"有我时期"，表现人在追求神明的时候的内心的不安定情绪； 以《新诗集》为代表的"无我时期"，"全部集子都是咏物诗，以客观的论调，描写一事一物的本身价值"；从1914年得欧战开始到1926年作者去世为"化我时期"，代表作是《十四行诗》和《哀歌》："前者描写万物的美丽，是一种赞美；后者叙述人世的痛苦，是一种怨诉"。在文章的结尾部分，冯至做出如下的总结："总之，里氏是一位天才而兼有修养的作家，他有俄国人的情绪，他有法国人的精神。他的诗，能使动的东西化为静，使静的东西化为动。静的地方宣示了雕刻美，动的地方显露了音乐美"。但是，冯至认为里氏最使人佩服的是，他作为诗人的"始终过着不显著的生活"的人生态度。

1948年，青年批评家袁可嘉在阐发他的"诗的戏剧化"原则时，论及里尔克诗歌之注重对事物的本质的了解，代表沉潜的、深厚的、静止的雕像美--

有一类比较内向的作者，努力探索自己的内心，而把思想感觉的波动借对于客观事物的精神的认识而得到表现的。这类作者可以里尔克为代表。里尔克把搜索自己内心的所得与外界的事物的本质（或动的，或静的）打成一片，而予以诗的表现，初看诗里里尔克自己，实际却表现了最完整不过的诗人的灵魂。这里对于事物的本质或精神的了解十分重要，因为离开本质，诗人所得往往止于描写，顶多也只是照相式的现实，不会引起任何精神上的感染。里尔克的《画像集》是这类诗作的极品，展开我们眼前的是一片深沉的、静止的、雕像的美。不问我们听到的是音乐、风声，看到的是秋景黄昏，想到的是邻居、天使，在最深处激动我们的始终是一个纯净崇高的心灵抖动的痕迹。42

和上述文章相比较，徐迟的《里尔克礼赞》尽管文字"花团锦簇"、"热情洋溢"，却远谈不上对这位诗人有多少深刻的理解。这其实不难理解，作者坦言只读了里尔克的很少诗、一本书简和两外几封信，觉得里尔克使自己"懂得纯粹"，感到了童年、恋爱和寂寞的幸福，但是未能分析出里尔克的精深的诗歌艺术和深邃的生命哲学，而是连篇累牍地翻译、引用他人对里尔克的揄扬之辞、生平简介等，失之粗糙肤浅43。孙晋三的《从卡夫卡说起》把里氏与卡夫卡并举，引用美国批评家柯莱（Malcolm Cowley）的话说："上次大战后，对英美文艺青年影响最大的是爱略奥特(T. S. Eliot) 和乔伊斯（James Joyce），而在目前，那是里尔克和卡夫卡了"。他同时引用《欧洲新写作》一书中的话："凡知道15年来英国青年作家所读而深受影响的是些什么书的人，一定会知道卡夫卡的著作在他们中间所生的震荡。他的《堡》(The Castle)和《审判》（The Trial）译本在英的出版，其轰动写作界相同于里尔克的诗的译本的问世"。他在文章中把卡夫卡、里尔克并论，认为"他们同样地染上神秘主义的色彩，沉醉于人生晦涩的深奥，因此他们的倾向，仍是象征主义的方向，而走的路却不完全同于正宗的象征派"44。

吴兴华的长篇评论《黎尔克的诗》45，既不同于徐文的印象主义式的天马行空，也较冯文更为细致地检讨了里尔克诗歌在艺术技巧上的突破，今天看来仍是一篇颇有分量的论文。作者认为,里尔克诗歌的音乐性是有目共睹的，他的许多十四行诗也可称得起是完美的产品，但同时它们都是不难模仿的，而只具有它们并不能造成好诗。何以故？因为--

黎尔克把金针度与后人的地方却在他处理的手法。从他自己的信札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来他曾如何努力使自己脱出早年诗的氛围。真的，从早期诗到他的《画册》(Das Buch der Bilder)的进展几乎使人无法置信。以前的诗是轻而带着一点微微感伤的调子的。它们似乎是每个少年人自然的表现，《画册》可不同了。其中的诗如《黄昏》，《回忆》以及后面的几首长诗不但足以使大部分同时的诗人退后，同时且暗示我们黎尔克将择取的路径--趋向人物事件的深心，而在平凡中看出不平凡。46

吴兴华敏锐地发现了里尔克诗风的前后期变化，认为促成这一转变的关键因素在于他具有了一种异乎寻常的艺术技巧："趋向人物事件的深心，而在平凡中看出不平凡"。在接下去的段落里，吴兴华以更加准确的语言解释里尔克的这个技巧："黎尔克作品中的转折不止一个，但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把他脱出一班通常抒情歌人之群的品质，而在《画册》一集中初次清楚的显现出来的。黎尔克终于学习到能够在一大串不连贯或表面上不相连贯的事件中选择出'最丰满，最紧张，最富于暗示性'的片刻。同时在他端详一件静物或一个动物时，他的眼睛也因训练的关系会不假思索的撇开外表上的虚饰而看到内心的隐秘"47。然后，吴兴华细读了里尔克的诗歌《奥菲乌斯·优丽狄克·合尔米斯》，认为'最丰满，最紧张，最富于暗示性'的一点是：奥菲乌斯将要回头而尚未回头的短短一瞬间："在这短短的一瞬里，他放进了整个故事。这已经是很难了，然而这还只是巧匠而不是诗人的任务。此外，他又加入一些东西，一些使整个故事脱离了希腊气氛（这并不是像许多人所以为的那样大的损失），凝固而具有永恒性的东西"48。吴兴华同时也相信，里尔克所以能把这些人物写得如此细腻，一半固然是艺术的神奇，一半也因为他具有着一种几乎反常的锐敏的感觉与想象力。简言之，《黎尔克的诗》集中反映了吴兴华关于里尔克诗艺的真知灼见，而他所借镜于里氏的恰巧也正是这个方面，对此我将有较详尽的论析，此处从略。

注释：

   1 H. E. Holthusen, Rainer Maria Rilke: a Study of His Later Poetry (Folcroft, Pa., Folcroft Library Editions, 1974); William Rose and G. Craig Houston eds., Rainer Maria Rilke: Aspects of His Mind and Poetry (London: Sidgwick & Jackson Ltd., 1938); Willem Laurens Graff, Rainer Maria Rilke: Creative Anguish of a Modern Poet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6); Hartmut Heep, A Different Poem: Rainer Maria Rilke's American Translators Randall Jarrell, Robert Lowell, and Robert Bly (New York: Peter Lang, 1996); Frank Baron, Ernst S. Dick, and Warren R. Maurer eds., Rilke, the Alchemy of Alienation (Lawrence: Regents Press of Kansas, 1980); Herbert William Belmore, Rilke's Craftsmanship: an Analysis of His Poetic Style (Oxford, Eng.: Blackwell, 1954); Wolfgang Leppmann, Rilke: A Life, trans. Russell M. Stockman and Richard Exner (New York: Fromm International Pub. Corp., 1984); Rainer Maria Rilke, Duino Elegies, trans. J. B. Leishman and Stephen Spender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78).   

   2 参看张松建：《奥登在中国：文学影响与文化斡旋》，台北《当代》第216期（2005年8月）；张松建：《"现代文化的荒原"：T. S. 艾略特、现代主义、中国新诗》，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新诗评论》第3集（20064月）；张松建：《"花一般的罪恶"：四十年代中国诗坛对波德莱尔的译介》，北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135期（2005年4月）；张松建：《波德莱尔在三、四十年代中国的承传：以汪铭竹、陈敬容、王道乾为例》，北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6月）。

　　3 臧棣：《汉语中的里尔克》，见他编选的《里尔克诗选》（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1页。

　　4 A. Filippov着、希真译《新德国文学》，见茅盾主编的上海《小说月报》第13卷第8号（1922年8月10日）的"战后文艺新潮"一栏。松建按：一个多月后，毕树棠重译了这篇文章，题名《德国的新文学》，如此翻译上面的引文："赉克(Maria Reiner Rilke)曾着了一部关于路丁(Rodin)的绝好的书"，见北平《晨报副刊》（１９２２年９月１５日）。

　　5 余祥森：《德国写实派文学与其反对派（下之上）》，上海《学艺》杂志4卷9号（1923年3月1日）。松建按：余祥森（1897-？），籍贯及卒年不祥，字讱生，当时任职于商务印书馆，为文学研究会成员，编辑《文学周报》，1930年出版《德国文学史》。See Michel Hockx, Questions of Style: Literary Societies and Literary Journals in Modern China, 1911-1937 (Leiden: Brill, 2003), p. 270.

　　6 《小说月报》14卷12号（1923年12月10日）。

　　7《小说月报》17卷9号（1926年9月10日）。

　　8 余祥森：《二十年来的德意志文学》，《小说月报》第20卷第8号（1929年8月10日）。

　　9 参看朱应鹏主编的上海《前锋月刊》第1卷第5期（1931年2月10日）的"最近的世界文坛"一栏。

　　10 笔者目前尚未见到王逊的这篇评论，此处信息根据冯至的自述，参看《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之《重印前言》（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1994）。

　　11 石樵：《谈<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北平《艺文杂志》3卷1、2期合刊（1945年1月1日）。

　　12 See Patricia Pollock Brodsky's Rainer Maria Rilke, pp. 118-32.

　　13 For a more thorough treatment, see Burton Pike, The Image of the City in Modern Literature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102-103.

　　14 吴兴华：《黎尔克的诗》，见于北平《中德学志》5卷1、2期合刊（1943年5月），页-84。

　　15 《布里格随笔》，发表在冯至、陈翔鹤、林如稷、陈炜漠主编的北平《沉钟》第14期（1932年10月30日）；《马尔特·劳利得·布里格》，《沉钟》第32期（1934年1月30日）。

　　16 张深切、张铁笙主编的北平《中国文艺》2卷2期（1940年4月1日），译者署名"丙子"。松建按："丙子"可能是北京大学德语文学教授杨丙辰，当时他正主编中德学会创办的《中德学志》。

　　17 冯至：《里尔克--为十周年祭日作》，上海《新诗》第1卷第3期（1936年12月）。

　　18 参看林元等人主编的昆明《文聚》杂志第1卷第2期（1942年）。

　　19 收入梁宗岱的译诗集《一切的峰顶》（1934年）出版。

　　20 此文发表在《沉钟》杂志第18期（1932年12月30日）。

　　21 纪琨翻译，见冯至主编的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第33期（1947年5月25日）。

　　22 北平《中德学志》第5卷1、2期合刊（1943年5月），附在吴氏的论文《黎尔克的诗》后面。

　　23 张曙光翻译了里尔克的《献给奥尔夫斯的十四行诗》，李魁贤翻译了《杜伊诺哀歌》，均收入臧棣编选的《里尔克诗选》。德国汉学家顾彬提到冯至1936年夏季在柏林翻译了《哀歌》，恐怕失实。见顾彬的《路的哲学--论冯至的十四行诗》（张宽、曹卫东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3年第2期）。

　　24 冯至：《工作而等待》，收入《冯至著作精华录》（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5年），页487，本文最初发表于何种杂志，待考。

　　25 吴兴华：《黎尔克的诗》，见北平《中德学志》5卷1、2期合刊（1943年5月），页83。

　　26 发表于北平《沉钟》杂志第15期（1932年11月15日）。

　　27 发表在上海的《新诗》杂志第1卷第3期（1936年12月）的"里尔克专号"，附有里尔克的照片。

　　28 发表在昆明的《文聚》杂志第2卷第1期（1942年）。

　　29 徐商寿的评论，载徐仲年、柳无忌、钟宪民主编的重庆《世界文学》第1卷第1期（1943年9月1日），页87-89。

　　30 参看杨振声主编的北平《经世日报·文艺周刊》第43期（1947年6月8日）。

　　31 发表在唐湜主编的上海《文汇报·笔会》第90期（1946年11月8日）。

　　32上海《中国新诗》月刊第2集"黎明乐队"（1948年7月）。

　　33 上海《诗创造》第10期"翻译专号"（1948年）。

　　34 臧棣编选的《里尔克诗选》共收录陈敬容译诗十三首，除了《琵琶》、《遗诗》之外，还有《回忆》、《橄榄园》、《夜间的人们》、《催眠》、《民歌》、《少女的祈祷》、《严重的时刻》、《预感》、《青春的梦》、《1906年以来的自画像》、《声音（组诗）》等十一首，未注明原始出处，全部取自于《图像与花朵》一书。

　　35 笔者目前尚未见到此书，据吴氏生前好友郭心晖（笔名郭蕊）的回忆，此书手稿现藏于哈佛大学图书馆。参看郭蕊：《从诗人到翻译家的道路--为亡友吴兴华画像》（原载《人物》1987年第1期），收入氏着：《人生·友谊·爱情--郭蕊诗文集》（北京：群言出版社，1995），题目稍有变动。

　　36 1996年，臧棣选编的《里尔克诗选》出版，收录吴兴华译诗二十七首，应是采自《黎尔克诗选》无疑。

　　37 梁宗岱：《论诗》，上海《诗刊》第2期（1931年4月）。

　　38 冯至：《工作而等待》。

　　39 冯至讲稿，林锡黎笔记：《里尔克和他的诗》，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74期（1948年1月17日）。

　　40 唐湜：《沉思者冯至》，收入氏著《意度集》（北京：平原出版社，1950）；李广田：《诗的艺术》（上海：开明书店，1947）；徐迟：《里尔克礼赞》，重庆《时与潮文艺》创刊号（1943）；吴兴华：《黎尔克的诗》，北平《中德学志》第5卷第1、2期合刊（1943）。

　　41 萧望卿：《诗与现实》，见朱自清主编的北平《新生报·语言与文学》第13期（1947年1月13日）。

　　42 袁可嘉：《新诗戏剧化》，载上海《诗创造》第12期（1948年6月）。

　　43 徐迟：《里尔克礼赞》。但是，本期杂志的内容提要上的题目却是"里尔克礼颂"。

　　44 孙晋三：《从卡夫卡说起》，参看孙晋三主编的重庆《时与潮文艺》第4卷第3期(1944年)。

　　45 吴兴华：《黎尔克的诗》，见北平《中德学志》5卷1、2期合刊，页71-84。松建按：此文后来被吴氏好友林以亮重刊在台湾的《文学杂志》第1卷第2期（1956年10月20日），题为《谈黎尔克的诗》，作者署名"邝文德"，对勘二文，并无差别。

　　46 前揭文， 73页。

　　47 前揭文， 74页。

　　48 前揭文， 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