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禅诗以其特有的民族审美特征，和深锲“汉味”精神内核的禅与诗结合的艺术表意魅力，为当下诗写提供了推进的契机和格局突围的最大可能。但当下对现代禅诗的界定标准还存在着诸多的不确定性和理论的模糊性，更多只是停留在传统宗教禅理、古典诗质的意境、表意趣味与现代感的简单连结关系上，或仅作单纯“泛禅”文本与内容形式的展示，以及对西方诗学技巧、哲学观念的“畸形”应用。少有将生命机趣、生存体验、生命意识，内在的禅本心、本意、本性与眼前物、日常事、当下境真正融汇贯通，难以企及禅诗圆融通和的大悦、大美、大化的真如境界。而真正好的禅诗作品大多出自有深厚的禅文化积淀，禅修经验丰富的“居士”或佛信徒之手，所以现代禅诗的发展还只是一次初浅的尝试，有不少空白亟待填补。 

　　有不少学者把凡有“禅味”的书写范本都归为禅诗一类，这样的界定门槛未免过低，有些泛滥及对禅本体悟精神存在着某种误读，尚且停留在浅白化的以抒写僧侣、寺院、佛典、自然山水为趣的“涉禅味”阶段。李春华教授在《关于现代禅诗审美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提到：“现代禅诗首先应该是禅者之诗，至少是悦禅倾向的诗人写的诗，那么，一切被‘解出’禅味的诗都叫禅诗，其外延就未免太宽、太不确定。”[李春华：《关于现代禅诗审美的几个问题》，《文艺争鸣》2012年第2期。]，中国禅诗讲究亲近自然万相，通过对事物的通透感受和生活的直观体验，来认识世界的本相。所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一切生命都存在着相互转化、依存的互动关系，都是一个自足的个体。冥踪流水，花鸟顽石，宇宙万物皆在自足的生命机趣中和谐共生。而禅诗就是对生命的深度体验，对生活事态的超验感悟，通过顿悟的领悟能力和敏锐的直觉穿透力，找到与古典诗性相契的意境和趣味表达，获得高度的内心清适与审美愉悦，心不滞物、无挂无碍、斩去五欲羁扰，摆脱物质的欲望和心地煎熬，让心呈现出它本来的样子，轻松安明，超然自在，自然进入了禅悦的生命意识和状态。所以但凡好的禅诗作品，完全由其所带给读者的阅读体验与直觉感受力决定的。除了充满智性魅力的禅机语言，更是以自性直觉贯穿始终的内在的禅心、禅性，以及诗禅圆融之后超越的生命意识和精神境界。 

　　禅作为极力强调自心自性、以“悟入”为主的主体性极强的精神理念（非一般意义上纯粹的主观性），而且禅宗“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教派宗旨，从一开始就赋予它自身某种不可言说、不可推理的神秘性。但禅并非神秘主义，也不是抽象的哲学或者一门宗教，禅是活生生的事实，是可感知、可触及的事实和经验。“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是禅境界的最高阐述。禅常常不作抽象的文字概念，避免落入逻辑和思辨的泥淖中，而注重强调直接接触事物的本来面目，以直接体验的方式求得“本来的觉悟”。但禅又总是违背不立文字的主张而使用语言，尽管语言总是不能完尽禅的表意，便由此会陷入一种令人费解的，禅机与语言的悖论。而语言作为一种工具，是任何形式的文学创作都必须凭借的武器，“在未加工的或称直接的话语中，言语，作为一种言语，保持静默，但在言语之中，人在讲话，而这是由于使用是言语的归宿，因为言语首先是用来使我们同事物相适宜的，因为言语是工具世界中的一种工具。”[[法]莫里斯·布朗肖著：《文学空间》，顾嘉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1~22页。]，有了语言才有了各式的表达与命名，当人在讲话、使用语言的同时，赋予了这个世界无限多重的意义，马拉美也说：“没有不被表达的东西”。而且在他的体验中，“语言运动于无穷无尽的潜能中，这种潜能只有在读者将其转化为意义解释的无穷潜能才会转移到他身上。”[[德]胡戈·弗里德里希著：《现代诗歌的结构：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的抒情诗》，李双至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第108页。]，但这种对暗示性语言的追求，在禅看来也会成为自性的理障而阻碍“顿见”与“悟”的发生。当诗与禅紧密结合之后，读者绝不能像理解马拉美本体论模式那样，将颤动在语言与现实之间的隐秘、绝对、虚无，充满暗示色彩的“神秘性”同样“殖入”现代禅诗，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此种语言是被语言言说的观念语言，是意志和表象，虽然与禅共有一种超越感，但二者对语言的认识仍有明显的交合裂缝。因为在禅宗看来，当“我们可能应用语言，但是这早与观念作用连在了一起，并已失去了直接性，一旦我们使用语言文字，他们就表示意义和推理活动；他们表现某些不属于本身的东西。”[[日]铃木大拙：《禅与生活》，刘大悲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第110页。]，禅排斥理智所引起的一切对立的矛盾，它从来不作解释、归纳、推理和累赘的陈述，只是偶尔会有暗示性的启发活动，以自性的般若予以观照。 

　　但在诗歌创作活动中，诗人不可避免地会成为语言的代理人。因为“即便是口头创作，也仍然是一种头脑中的书写。诗歌是言说，但它也是书写。词语有形体。首先是诗的写作，然后才是其他的东西。”[[美]哈罗德·布鲁姆等：《读诗的艺术》，王敖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71页。]，尽管禅是无法言说的，但一旦禅与诗结合之后，禅诗就作为一种词语形体在书写，必然会以文学作品的方式呈现，所以其中禅机的发生在某种程度上并不排斥语言。而诗作为一种纯粹的表现艺术，注重心灵深处的言说，是一种充斥着非理性因素的，纯粹的语言，是词语不在场时“沉默”式的寂静，与禅独特的精神内涵结合，让人感到幽冥、静美、和谐、空灵的诗意美感，在自由、无念、无我、恬淡无欲的超脱体验中，开启了我们认识世界的新形式，以全新、独特的视角追寻生命和生活的本质。以诗现禅，以禅喻诗，诗禅圆融、通透，绝对是一种高明的表现策略，而且以诗来言说禅味也恰到好处。中国古代有众多禅诗创作的文本，被人们所熟知的有寒山、王维、贾岛、皎然等诗人。他们的创作为中国古典诗歌补充了新内容，丰富了古诗的精神意蕴和美学气质，开启了诗人们观察、思考和理解世界在诗文本呈现上的新形式，探索出古语禅诗新的艺术表现，为古体诗注入了独特的意境、韵味，以及更多以诗言说的可能性，耐人寻味。而如何在现代的时代背景和文化语境之下，尤其以口语写作为主的创作倾向，在不失现代感与当下语言表达习惯的前提下再现禅境与禅味，在诗写语言方面，不失为一次难度的挑战。因为一面要脉承古典诗质的表意内涵，另一面又要表现出现代变奏的感觉与审美。但如何摆脱惯性的理念思维，西方的哲学观念、意识形态以及诗学技巧、表现策略，对汉语诗人长期创作的影响，而极力展现汉语诗的质感与“禅”般若直观的机趣魅力，破除语言的障碍是必要的，这也是后来现代禅诗实践与探索的同人们所要开拓、研究和思考的。 

　　禅门对语言的态度从来都是宽容的，只是不加以重视，他们认为语言是一种来自内心体验的“回声”，这种“回声”既不反映观念的语言的意义，也不是体验之后所萌发的情感本身，而是一种近乎沉默的、非生命的语言。然而诗最终还是要借助语言来构建其意义的完整性，虽然它内部的信息有时用限有的辞格无法传达。所以又会出现诗人自造语词的现象，以弥补诗歌在表达语境方面的欠缺，这也可看作诗在使用语言表达时的理障，与禅在对待语言的态度上不谋而合。禅注重主体意志的投射方式，使它自觉放弃了表象的物镜，不拘泥于惯性思维定势而直指内心。这就要求禅诗的话语必然是“不存机心”而直抒胸臆，超越语言的逻辑和理路，从理念思维的压制和支配之下解脱出来，追求尽可能于心而发、自然、坦率、真挚而力求“不假于物”的，在遵循禅思、诗歌审美特质的前提下，经由“过滤”之后的心灵语言，直入我们生命的根本，即深入本心。 

　　禅从来都只接触生活中具体可感的事实，它的一切皆是自觉接近的日常经验，所谈论的也都是实际生活中最平常的表现，一切皆在现相镜的时空帘幕中展开，如水流、鸟鸣、风动、花开花落等自然现象，砍柴、挑水等日常实际的生活场景，在“当下即是”、“不离世间觉”的心态之上又象征性超越。禅宗公案中禅师的教导语通常也都是平白直述，尽可能不用言语表达，常常表现为“不语”或缄默，或者用一句看似“不着边际”、“毫无相关”的话令弟子开悟，以还原事物的“本来面目”。所以从禅诗取境来看，往往择取的也都是日常物、平常事，与当下生活联系紧密，这也决定了它所呈现的语言，必定是一种世俗化的“平常语”，必然与活泼的口语言说联系紧密。但此种平常语、“口语”，绝非当下一些诗作中所关注的日常琐碎化的“口水”，或者随意而发的一句平白语、俗语，而是在不丢失诗性审美的前提下，观照禅本体悟精神之后的蕴涵无限机心，饱藏深度智慧的“禅语”。而且往往能达到无意现禅而禅味自浓，令人出其不意、蓦然惊奇、回味无穷的诗意效果。禅宗拒绝用理智、抽象、逻辑的概念诉诸禅理和禅意，且限有禅学的语辞大都简短但含意深刻，因为禅宗不好冗长。所以禅诗写作较少有形式的局限，具有独立自由的诗写精神，崇尚简洁、自然、朴素、灵动活泼的诗语言，多为短句，但并不局限于短句。重在自然呈现诗人自性的禅悟体验、感受，以及诗禅互动的禅思、禅趣、禅境，多是率性而发，随心而出，是自我个性坦诚地直露与呈现。从语言的形式策略看，深化了“刺点”的表现技巧，往往句末具有强烈的刺“痛”感，令人惊奇瞠目，有“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的深味。如同品味陈年窖酒一般，经得起反复推敲、细致深入地品味，且只有走进禅诗的语境，才能领会其中的真味与醇香，越是玩味，越是滋味无穷。 

　　现代禅诗之所以备受关注，关键在于“禅”这种古老的东方智慧，它植根于本民族的文化土壤中，关乎古今诗人共同的血脉情结和深刻的本土意识。这种对古典诗风自觉地传承与实践，使古典诗质与现代审美意识在传统美学精神的回归之路上，形成良好的连结、通变与互动。在诗语境的构建上，表现出澄明、静寂、空无的特点，这与中国古典诗歌注重境界的营造相呼应，意趣盎然。此外，禅从来都是观照自然，表现出对宇宙万物终极关怀的意识，它不将自然看作对立物，而是将其看作主体生命的一部分，所谓“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惟以一颗禅者的“大心”向世间的所有可能性敞开，亲近自然，体贴万物之心，才能真正达到物我同一境地，才能求得空性的大智慧。潺潺流水、花鸟云石、风电雨露，当这些自然景致呈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将其融合在生命里，同时将自己融合在自然万物里，使主客体打通、融汇至一个境界完整的统一体，那时便有了“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的禅体验的胜境。这同样要求现代禅诗的创作必然要超越二元对立意识，在自然相镜中随顺运化，诗人的性灵与客观事物圆融至一个整体，达到物我的和谐统一。当然，现代禅诗与古语禅诗最大的区别也就在于，一方面可以自由应用现代诗歌的表现形式和技巧，另一方面便不再局限于自然、“山林”情趣的抒意，而是深入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日常，所以现代禅诗必有“即是当下”的浓厚的现代生活氛围，在此之上，表现出恬淡、闲适、无我、自在的禅者心境。 

　　南禅宗作为一门“顿教”，讲究涅槃直观的顿悟自性，所以“悟”是其一切体验活动的主要方式，且见性常是一刹那的活动，所以诉之以诗的表现，在诗的内质的精神气韵上，自然充斥着深刻的顿悟意识，当我们欣赏完一首禅诗之后，往往被其中的智性力量所折服，这就是“禅那”的机锋，总在不经意间给人以智慧的禅思启迪，获得内心的平安、宁静和愉悦，教人向善、善美。同时禅又讲究“以心应心”，禅的主体意识需要与读者在智识与情感上形成互证，读者惟用一种动态直观的体验方式来感应禅诗的“隐性”意趣，才能真正走进文本。且禅体验的基本方式是进入事物之内，超越一切人为观念，让事物的原理自发自现，以“空”和“无分别”观察这个有无、对立的世界。在诗的表现形式上，“空”又有两层意义，一是在诗歌意境的构建上，往往营造出空灵、圆融的禅诗语境的特点，直达真如之境。此外，便更加关注诗人本来的自净心，换句话说，也就是“性空”，性空即是无念。慧能在《坛经》中指出“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当诗人以一颗无分别心来体悟人生、观照世界时，眼前的一切便豁然开朗，获得了最高形式的平静。以“释”心开悟眼，摆脱世事的迷妄、痛障、烦恼焦虑，淡泊过分的功利心和欲望目标，放下执念以及贪、嗔、痴对人的捕获与羁扰，最终见一切法，而心不染尘。无疑，现代禅诗以其禅教的意旨和奥秘，为现代人的心灵打开了一扇破除愚暗、普照智慧之光的窗户。可见现代禅诗这一诗歌流派，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存在必要性、迫切性和合理性。 

　　现代禅诗除了脉承传统禅诗所固有的意味和旨趣，必然要着重凸显现代意识和当下的时代气息，以显现其“现代性”。大多数学者在关于现代禅诗的“现代性”问题上，或只看重超现实、象征、隐喻等西方诗学技巧、表现策略与禅诗的融汇和应用，而将诗禅结合之后以“禅”为内核的实质美学精神抛之脑后，且在论述上往往避开诗性与禅性的内在联络不谈，反而转向对古典文化元素与现代性在连结关系上的探求，往往轻描淡写，或寥寥数语一带而过，将禅理单独“移植”出来，不论诗说禅，喜好阐述大的概念，对诗文本所表现出的禅机、禅趣与禅关联的诗理路关注较少。而且将禅与西方话语符号系统之间的一些概念相混淆，一味地生搬硬套，试图以此种方式来言说禅意。所以何为现代禅诗的“现代意识”？是否仅将现代诗的技巧诉诸于禅诗的创作中，还是侧重关注现代人的生存意识和心理状态，还是别有深意？这需要后来进一步研究与探求。而笔者除了不可避免地要承认现代诗学策略、表现技巧对现代禅诗创作的补充，更喜见禅这种古老的智慧和美学精神能深入“红尘世俗”，真正立足于现代人的生命意识和生存体验当中，使之内化为一种与生命相融的禅思表现，成为高贵的心灵信仰，以禅者的情怀和智慧破除愚妄，用一颗柔软之心去触摸、怀抱世界的本真，更加关注我们生命本来的自净心。所以可以确定的是，现代禅诗首先应该是禅的，而后才是诗的东西，不论以何种形式呈现，禅必须都是第一要义的。禅诗的写作者至少应是现代生活的“禅者”，只有有了禅，才会有禅诗的表达与命名，不然“禅诗”这一提法就应当受到质疑。但如果一味执着于诗的表现技巧、禅意的营造，执着于禅本身的时候（对禅仍一无所知），就已经有所思量，便早已失去了直接性，而永远无法抵达禅意。无疑，这样的“禅诗”亦不可称之为禅诗。所以禅与诗的结合从来都是自发自现、自然而然的，都是按照其本来的面貌直接呈现的，诗无刻意现禅而禅味自浓，禅不执于诗而诗性圆成。这样的诗作，在宽容与禅思相悖的语言形式，以及摒除是否有禅修背景和禅体验之后，才能真正“现禅”，才是禅、现代禅诗最初的真意。下面例举几位现代禅诗创作的诗人。 

　　周梦蝶作为一个宗教背景和宗教体验颇为复杂的诗人，从早期的基督信仰，到后来的庄禅、道修，再至后来的皈依于佛，都使他的诗质精神变得复杂。但周公确是实具禅心与禅性的禅者、“圣徒”，他的诗也自然会凸现出“禅”来，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且他恪守本味的创作着实令人惊佩，这里不再赘述。

　　洛夫是对西方超现实主义手法应用娴熟的诗人，所以他的禅诗难免注重西方的诗学表现，尽管已从早期的“魔性”向“禅性”转变，但仍不可避免地弥漫着诡谲、陌生、苦闷、艰涩的气息，某种程度上是对东方禅性的消解和破坏。少数诗作表现出禅的自性、空观的意识，但多数诗作明显与禅诗“不存心机”的表达理念形成悖离，与禅境不能契合，严格意义上与禅本性存在某种隐秘的隔阂。其在《洛夫禅诗》诗集自序中将其诗鉴定为禅诗，并加以现代理论的阐释和构建（或难免有读者接受的预设），从而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并掀起洛夫禅诗批评的热潮，部分缺乏严谨求证的学者，不排除会形成洛夫禅诗模式就是现代禅诗唯一的诗写范式这样的认识甚至错觉，这是需要加以警惕的。

　　南北的现代禅诗深入生活，体验世间万物，表现出禅味、禅境和禅理。多年诗禅“双修”的丰富体验，使他自觉以禅者的情怀观照自然、确认自我，不断觉悟生命和生活的本真，将与事物对话的自性体验以最直接的方式呈现在诗中，呈现给读者，实践着心灵世界的自由超越，表现出对生命的终极关怀意识，以及以“空”性贯穿的超然的禅心、禅趣。他的诗语言简洁、凝练、朴素，句法灵活，意境空灵、静美，读来有清新、舒畅和愉悦之感，是一种自觉禅悦的生命状态。他将现代诗写作的一些手法和技巧不着痕迹地加以移植、应用与融汇，自然、巧妙、和谐，同时又兼具传统汉诗的韵味、境界和美感，对当下基于汉语本色的现代禅诗的基本构建已经相当可观。当然，从世界现代禅诗写作的高度来看，就诗文本而言，在题材、语言形式、表达格调和抒写力量上或有更大的拓展空间。

　　雷默的现代禅诗在形式上显现出较为多样化的一面，具有创新性与开拓性，语言简约、冲淡、自然、活泼，对东方禅诗和现代性审美与当下生活的关系把握较好。但有时拘于形式反而弱化了禅在诗中的表现，有一定的局限。

　　臧北的现代禅诗则表现出明显的化禅意识，他将生命信仰与禅的理想信念融入生活之中，使之上升至一种与生命信仰本质相通的禅趣，甚至时时现佛，是现代禅诗值得借鉴、吸收的一种诗写范式与典例。

慕白的一些诗作在一定程度上显露出“禅心”和禅性，而且有一种士大夫文人的雅致和审美情趣，但与禅诗实质的精神内涵相去甚远，倾向散文化的诗歌语言冗杂、繁复，失去清新、明朗、简约、深刻的蕴藏禅机的诗语言，多表现为“涉禅”文本，古意与现代性的连结依然侧重于文本表象，难以真正走进禅的境界。 

　　他们的现代禅诗或者“涉禅”的文本作为代表性个案与典范提出来，完全是由其创作实践的丰富性和在未来发展的可观性决定的。禅以其独有的东方传统魅力影响着诗人们的创作，这对当下过度反讽、解构、戏谑、审丑的“低诗歌”和缺乏想象力与语言创造力的“平白”口水诗，以及那些无关痛痒、缺少生命形上思维的，与民族诗性脱节、缺少文化关怀的生活场景的描白，易沉溺于日常小情绪与焦躁、苦痛的表演，缺少内质精神和审美性的诗歌，无疑是一次很好的校正，为当下诗坛乱象突围提供了很好的契机，乃至新诗百年最具可能性和可观性的一次希冀尝试。陈仲义在《打通“古典”与“现代”的一个奇妙入口：禅思诗学》一文中，肯定了“现代禅思”与诗结合的重要的开拓性意义。沈奇在评《洛夫禅诗》集时也提到：“百年中国新诗，要说有问题，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丢失了汉字与汉诗语言的某些根本特性，造成有意义而少意味、有诗形而缺乏诗性的缺憾，读来读去，比之古典诗歌，总觉得少了那么一点儿味道，难以与民族心性通合。”[沈奇：《“诗魔”之“禅”——评<洛夫禅诗>集》，《华文文学》2004年第4期。]，由此可见，“禅”这种基于传统美学精神的审美追求，永远不会过时，且越来越彰显其在诗歌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和重要的精神文化价值。这是中国古老的传统智慧在现代的一次胜利，也从侧面唤醒我们的文化记忆，对在现代语境下找寻本民族的诗性冲动具有重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李春华：《关于现代禅诗审美的几个问题》，《文艺争鸣》2012年第2期。

[1][法]莫里斯·布朗肖著：《文学空间》，顾嘉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1~22页。

[1][德]胡戈·弗里德里希著：《现代诗歌的结构：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的抒情诗》，李双至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第108页。

[1][日]铃木大拙：《禅与生活》，刘大悲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第110页。

[1][美]哈罗德·布鲁姆等：《读诗的艺术》，王敖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71页。

[1]沈奇：《“诗魔”之“禅”——评<洛夫禅诗>集》，《华文文学》200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