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与时代的关系及变化往大些看也可谓一种循环，抒情本能再度焕然崭露。“言志”与“缘情”本是一体，在今天，人们已可理解，诗歌可以在家国情怀、民族大义、地方特色等区间以显态的旋律方式持续起伏，同时又能把风声雨声书声人声心声悉数兼容。诗歌在反复中明白，河水与井水即便在约定俗成的分歧里各行其道，但都是水。

　　回看所谓“社会转型期”，最重要最大变化当然是经济基础的改动。不同的环境分泌不同的心情，并催促抒情更多的可能性，传播时空的更新，则与诗歌题材、主题、形式的动态相辅相成。眼下，“新诗百年”在世纪之交后逐步成为部分诗者关注的概念，当回望一个世纪以来的平仄跌宕的长路，那足踏实地的行者，不能说不多，但能被时光偶尔留意和抚摸的，按理不多。或者说，既能源远又能流长的水，总是有些什么与众不同的，它首先是很抒情的，同时又是“异质”的。

　　这种很抒情，也就是很个性又很共性的，也是扬弃的过程。正如今日我们必须继续倡导孝道，但并非从前的那些死胡同般的道道，正如可以欣赏芭蕾纤足，但非挫骨折磨的金莲。总有一些感觉、心情是古今中外相通的，抒情的诗歌可能会因文化环境而不断迷茫，但诗歌的抒情性一定是指这种人皆有之的方面。

　　肯定“异质”当然并不否定异质之外的存在。（广义的）诗歌和具体的国情、文情、人情和心情有关，也和经济基础或物质环境、和诗歌文化教育有关。从内部说，我们更要肯定“异质”的现在。每个时代都是抒情的并且都是可以抒情的时代。因为抒情本就是生命丰满、生活丰富的必须。它在物质大环境变化的基础上、在大传播的条件下愈发凸现。它在表面上让人们置身日常生活的享受与审美，并以已音、体、美、说、相、摄于一体的音画时尚流行于现时空，另方面，它也不断地将“抒情”这一命题、这一存在方式反复推上现时的天平秤或台阶。

　　这个天平或台阶在今天相对而言再度鲜明。诗歌作为一种艺术表达总是充满对应或对抗的本能，更是此伏彼起的抒情的产物。黑格尔在谈到抒情诗歌理想的环境时，认为“抒情诗”更适宜存在于生活秩序大体稳定的时代：“因为这时个人才开始把自己和外在世界对立起来，反省自已，把自己摆在这个世界之外，在内心里形成一种独立的、绝缘的情感思想的整体。”相对而言，这个“时代”也是“当下”。而“情”的意思也正如风迎着追着风！你推开你又拥抱你。

　　情为何物？是“外界事物所引起的喜、怒、爱、憎、哀、惧等心理状态”，或“专指男女相爱的心理状态及有关的事物”，以及“对异性的欲望，性欲”。这概念性的解释之外，事实上的过程与具体发生，是人类永远难以完整地辨识的。子曾经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人们更熟悉的是“食色性也”这句，是这样，人离不开这两件事，饮食是“民生”问题，男女属于“康乐”问题，或说是“文化娱乐”问题。诗歌也是文化。但诗文化常会产生变质，很多时候，媒介（它当然不只代表编者与记者）所归纳传递出的“诗文化”，并非是指诗歌文本及其创作过程，甚至也不只诗人本身。

　　这样看，社会层面的“诗歌”、“诗文化”，它和具体文本的抒情性其实并无真正关联。它其实更多是仪式或形式的，时常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结果。这样看，一种格式化的抒情模式也就取代了本无模式的抒情可能。虽然食文化也有诸多问题，但自古，或在我们这个国度，饮之乐食之趣几乎都是正常和应该的，只要不畸型消费不浪费。仿佛是食欲及其分泌延伸的一切均可以理解原谅但性欲就不行了；酒仙、吃货、美食家可以是美誉，性欲这个词，呔，似乎只能是一种想像，可以是梦想但不是信仰。

　　但是，这种“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情况正在随传播带来的潜移默化而“变化”。已经不用再去追究“男女”这个问题的被动、贬抑和隐瞒过程，一些事物事情成为秘密成为禁忌这说来话长，相关的中外专著也渐渐多了。这个曲折又传奇的轨迹终归是见仁见智，文化在创造它，它也在创造文化，地区的、民族的、历史的。而可能让人感到惊讶的是，世间被遮蔽的物事，人生被尴尬的部分往往要在人之将死或垂垂老矣之际才会浮出水面，相对呈现清淅。

　　我的另个意思是，其实诗歌并不存在绝对的可持续性的“异质”。有时仅仅是时光造就了它，而当它普及或当其表达规范时，形式与内容的“同质”又在所难免。也就是说，“抒情”其实只是一个虚词，一种态度，它与时间、地点、人物、故事的选择是必需也是双向的。进一步说，如果说阳气不足是今天的诗歌的外在状貌，它其实也正反应出“抒情”的影响；问世间情为何物，“情，人之阴气有欲者也。”（《说文》）“情者，阴之化也。”（《白虎通·情形》）

　　我的再个意思是，抒情性的有无是判断诗歌是否成为诗歌的最基本标准。或说诗歌就是一种讲感情的东西。从情感、情绪、情色、情形、情景、情操、情调、情意、情商、情伤……都情不自禁组了这么多词，意思就是，抒情这一关，就是要处理好这些词，处理也是整理，也是求真存真归真保真的过程。在这里，真即使不是真理也必须是至少的真实。

　　◆“颓荡”就是一种叫作“颓荡”的文艺倾向及文本。什么是“颓荡”？可以说，在没有“颓荡”的时段产生了“颓荡”。“颓荡”写作的基本应该包括抒情性、求真意识。当我们谈到“颓荡”写作时，至少是在说一种保证了相对真实的精神倾向。而创作者也真的是他们自己，而不是在莫须有的诗歌场所里的面具、面首、面子、面人。

　　诗歌是一个体会与发现基础上的重新发现及呈现。这话说了像是没说？而如果粗读一下一个时期，一个国家、地区、民族、人群的诗歌文本，我们将怎么来看这种发现与呈现的“重新”？说重新，也是表明后人的努力有时不过是照应、检验前人的结论。这样看，几乎的诗歌主题、题材即便不算保守也是被动守成的；事实上，我们有时会忽略传统诗歌文化与文学精神在新地时空里对新一代写作者的限制，这让太多90后写作耽搁于“作文”的延续中。有时我也在思考，新诗“诞生”以来的这个世纪，留下的诗歌堆在一起为什么更多的像一个精神压抑的仓库？

　　从传播大革命产生的世纪之交以来，整个中国诗人的数量似乎井喷，诗歌界成了无难度敞门入场的抒情超市。在初期，仿佛得传播者得天下，渐渐地，热情洋溢的传播逐步显示出它的客观与无情。这在与网络关连度最密切的“70后”、“80后”身上体现尤为明显，甚如诗歌“80后”也以85年前出生的自视为开辟者，“70后”以民刊主办者自以为正宗代表，但是，传播终究在一视同仁。

　　是的，诗可以群，而人又需以群分，时光是个无私又刻薄的老鸨，人们就慢慢地看到了，虽然都称为酒，香型不一样，酒瓶子只是个形式，价格是人定的。但是世界与中国也不能只有一种酒吧，各取所需，各有顾客群，故而，这种琳琅满目也是必然和自然。“颓荡”就像一种酒，一种自助酒，它的香型就是“颓荡”，喝它，你就成了“颓荡”饮者，甚至它在你那儿又重生延伸出有自己特色的风味。不喝它，它也是“颓荡”酒。

　　并不是说其他人其他路径就没有真实没有发现，其他人可能更多是不想不愿当然也有可能不能去真实以及发现。百年来，中国诗歌的不少段落不是虚构的但常是虚伪的，诸多诗人是虚假的阶段性的。最大的麻烦是，现下诸多诗人并不理会这个真假的问题，他们考虑的是如何成为一个被称作诗人的诗人、一个著名知名有名诗人的问题。

　　当下的传播让诗歌的各个点面都涌现出来了，相关的活动、会议、评奖、采风等诗歌动态，给时光的印象不仅不是为了求真反而是失真，不断失真，继续失真。换言之，诗歌或文学在台上台上是不同的样子。有时想想，诗歌的真实，其实最好是体现在写作之时；虽然结果不一定能产生真实的诗歌。所以“颓荡”写作的好处是，它至少让创作者在某个时段立足于真实的暗道上了。

　　而当谈到“颓荡”写作与写作者，会感到一种中国特色诗歌场的自戕。如前述，这是一个抒情条件相对更好的时期，但抒情仍然有所规定有所套路。虽然我们会赞赏一位不甘于现状、表达自我真我本我、有着求新求变不走老路意识的写作者，他们保证着诗歌的人写、写人，而非像陷入人云亦云的像人那样写、写无关于自己的东西，甚至目的就是为了证明自己也像一种叫作诗人的小物种。所以当诗界里出现“颓荡”之词，它的意思首先是这样：这些像人的家伙，在抒情，在抒情的同时，尽可能地倾向于真实的发现与发现的真实。

　　说到“颓荡”，似乎一个“母词”，或容器、母体、子宫，包括了种种一般与道德公共T台上无关的词：情欲、性、色情……这些刁钻古怪的精神食物东西始终如影随形牵肠挂肚地存在，又不断在推心置腹的程序中经受压力，在禁忌与解放或宽松、在放纵与压制或节制中隐身游走。

　　并非是说它肯定是正确的正能量的但必然是应该的能量的。它至少能对肉体保湿对精神保真，相对地确保了诗人个体的真实部分。也并非是说它就没尺度不能陶冶情操。对于“颓荡”、“颓荡诗歌”，尺度的意思就是尽可能的诗意与艺术性。这同时也意味着对读者与作者都是一种检验。

　　说到诗意与艺术性，令人感慨。如果简略地回看“传统文化”，不也就是约定俗成的要点吗？资治通鉴，是为让人不愁吃穿过好日子，而后，饱暖可思其他事，身心愉悦幸福感，要达到这个目标当然离不了养生健体，为了有序或秩序自然离不了“礼节”的调节。

　　而这调节不时也会有“失尊”之处；或说失去尊重现实与现时的能力。一扇扇沉重的大门部分打开或虚掩。结果终究会打开？但这个慢过程慢动作导致的却付出了不该或成倍的代价。金斯伯格在1955年发出“号叫”时，同龄的中国诗人在吟咏什么？在那一年，从文化层面看，国家大事有：代表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的胡风开始被公开批判、《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发表、通过推广以北京语音为标准语音的普通话决议、教育部发出《关于在中学、小学、各级师范学校及工农业余学校推广汉字的通知》，题为《作家、艺术家到农村去》的社论刊发。

　　当然，似乎不能把域外60年代的“嬉皮”70年代的“朋克”80年代的“雅皮”之类的概念生硬地对应老三届及知青、红卫兵，下海；特殊的时代自有其特殊性，可以感慨的是，同样的青春，不一样的折腾。一觉醒来，做梦的器官已然失色，而美本身就是扭曲的结果或过程，美就是美中不足的部分，就为了寻找这一部分的主动折腾。而诗歌就是自我折腾。“颓荡”写作就是非颓荡的诗人的为了自我的精神折腾。

　　■人生就是折腾。或可说中国诗歌和一茬茬中国诗人一样，在主动与被动中反复折腾和被折腾。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流行歌曲与大众影视茁壮起来，一首歌一个电影便能产生一个永垂难朽的巨星，泛文化类的封闭与保守的结果，一方面是被动一方面是市场（文化市场也是精神市场）被抢占。

　　港台、日本的影视与音乐大行其道，并非它们高端优质；但它们“抒情”了，代替我们和我们来不及的前辈们抒情了。接着是欧美大片以及接着的日潮韩流，香港录像带充实着空空的城乡。如果细看其覆盖和影响的途径，无一不是从物质文明环境中的“情感”入手，这恰好是我们的环境持续被掩盖的方面。如此看，为什么散文诗这种太监式（余光中语义）的东西自诞来没有变化和进步，也不怪它自己，也不能怪它大体就像泰戈尔的中国版。前辈作者与诗人在诸多自述里通常会说到无书可读的窘境，前苏联的文学影响由此也可以理解。 

　　其实今天看，曾被极端理解为新文化殖民的过程恰好是对着我们自设的禁区而来的？港台录像之后，日本AV韩国分级影视又大行其道，可笑吗，苍老师的知名度反正就如此“奠定”下来了。刚才说了不是它们在审美上有优越性而是它们先行并且迎合恰逢其时，大家都是用筷子吃饭的人，都有对亚洲式生活讲究和习惯精挑细选的习惯，略微不同的是它们展现出中国其时刚刚启动的物质文明建设概貌。我们赶上来了吗？现在的都市时尚文艺和日韩港台持平了吗？

　　如果这是大众层面或通俗文化方面，那80年代以后至今的域外文化实际影响力更是随着传播大幅挺进。甚至是如今的微信时代，一个个岛国以及欧美“摄影师”之“作品”被拿来，被众微信平台命名为大师的作品，在阅读环境视为敏感、易被举报的方式不断被介绍和传播着，这仿佛是一种玩笑？算不算是玩笑？

　　玩笑不一定好玩。结果是又一茬域外玩家在中国成了大师或被深深铭记，结果是有识者总想却总树立不起本土文学艺术的典范，甚至是勉强树起一个就会被推倒。诗歌更是这样。记得某次在对一位外国诺奖诗歌的阅读之后，我问自己，他的优秀可以吸收吗？他的环境与生活是我能熟悉和向往的吗？他的语言是普通话吗？他，看某某联播或快播吗？

　　辨伪求真确实最终是个体的事情？批评文艺体制的人本身就在其中，一群群和道德无关的人常在酒席上高谈道德。有识者一方面在提醒和批评“文革”之类，一方面又袭用着相关的思维模式……作为与诗歌或多或少有关的人，我们写了一些日子了，也有一些数量了，我们在写的时候和写出的文字，真实度怎么衡量？

　　◆如果“美”是个变量如果“善”常有伪善爱被裹挟，那“真”相对就更多客观和中立。在考虑“颓荡”这个概念之时，这成为最高前提。2015年春，“颓荡”作为一个平台与微信朝代同步，其运行也有不少异议。一个人一个事物若是没有异议那还真没什么意思了。

　　有“颓荡”的诗歌，自然也有不“颓荡”的诗歌，试想反对、好奇或不屑均有其站得住脚的理由。但无论如何看，今天的诗歌“进步”首先是内容的无所不包，无主题或泛主题，谁也不能规定诗歌只能是歌颂山川、感慨灾难、描绘一片大好的形势、重复人云亦云的约定俗成的道德说教，事实上，好诗歌正好就是对这些对所有发生的大包揽之后的可能的冶炼。

　　那么，形式及表达则是始终面临的阻碍。“颓荡”作为一个平台与微信朝代同步，我们也注意到，其中也表达很不尽人意，诉求表现简直低俗、粗鄙，以及简单的情绪化铺排之类。但想来这些都是会被时光轻易处理的细枝末节。而“颓荡”作为一个平台的好处也正在这儿：它提供一种展示，成为颓荡写作内部或颓荡写作外部的参照。

　　那么，就从“抒情”这个角度来说，“颓荡”的内容与题材其实并不是问题，问题如何审视有意摆置出来的事实存在的问题。而表达仍然是重要的。我们更认为“颓荡诗歌”的意义是一种诗人、一种诗歌、或诗歌中的一种倾向的成长的需要。人之生死过程，始终是自我折腾史，成长史，在青春期及之后，“性”或“色情”有关的时光逐日化为饮料，生活与精神事实上离不开它。如果有效，它会成为佐料、养料。而这过程，与时代关系着，与环境，与很多很多方面都有千丝万缕地关系着，由此我们才会不断看到有那么多的文艺作品花样翻新源源不断。

　　而人性在其中，慢慢逼真。总有一种潜在的诗歌准绳在引导和暗示着诗人的步法，将单纯的性描写、感官刺激和心理自慰的过度唤回并进行有效的诗化处理。所以，好作家与诗常做的是：你所看到的，只是为了让你看到的。由此也可说，“颓荡”文本是大包容又是兼容且超然的，写作者知道，至少对于成年的人们，后来，没有一种情感是单独存在的，人们渐渐就会明白，“颓荡”写作或写作的“颓荡”色泽正在于它的由简扼到复杂到丰富。人之精神界正该如此，它应该就像一种器官，却有自其多样性，随时而变的状态，以及不一而足的褶皱感。

　　“颓荡”该如何定义呢？或者需不需要定义呢？近100年前，“著名作家”、“革命烈士”郁达夫曾撰《沉沦》之作，描写一个病的青年的心理，也可以说是青年忧郁病的解剖，里边也带叙着现代人的苦闷——便是性的要求与灵肉的冲突。作品通篇着力描写与渲染的就是忧郁、苦闷、性……同期，另一位唯美诗人邵洵美如今被学界关注并被冠以“颓加荡”诗人称号。邵氏诗作的感官化、肉化特点在现代文坛颇受争议，研究者认为他实际上是对西方唯美主义文学的刻意模仿，不失为诗美中的一种风格。亦有研究者以“20世纪晚期小说中的‘颓加荡’气”为题研究其时的中国小说伦理叙事。

　　而在上世纪前期的上海、香港等地的城市文化中，这一气息已然彰显。这多少体现出城市环境或说物质文化环境里这种气息的必然，近三十年，港台、日韩和欧美文艺的影响的潜在基础其实首先就是物质文化环境的存在。接着是战争与和平稳固时期，身体消失。英雄人物大都与身体、爱情无关。这不难理解，仍然是物质基础在起着前提性作用。今天的“城市化、数字化、工商业化”也正是这种前提。

　　“颓荡”可以是“颓加荡”又可以不是。在没有“颓荡”的时候“颓荡”出现，你看到的“颓荡”就是“颓荡”。诗人杨碧薇、木郎就这个名字已有几多交流，诗人蓝废废、扎西才让对此也有延伸性思考。其实我倒以为，关键不在“颓荡”名称是否可以由“颓加荡”名称转化过来，而是“颓”和“荡”这两字作为中国字本身就很能说明意思，证明当代中国诗歌的某些倾向；虽然它现在或许并不特别明朗，但这苗头已然明确。

　　即使对应着曾有的“颓加荡”，在此也并非为了证明“颓荡”的存在，因为“颓荡”本身就是存在，更须指出的是，“颓荡”是中国化、现时的，它更中国。如果说“颓荡”之名与“颓加荡”相关也无可厚非，但也不是要以此来证明前者的合理合情，可以换个角度看：瞧，古今与中外，已有之！因为人之常情，同源异流。是不是坦克名称早已有了，我们的坦克就不能叫坦克，是不是非要给“高度越野履带式装甲战斗车”重新起名才完成命题呢？还比如沙发、巧克力。

　　名称不是问题。诗歌的人性、中国性才是关键。从这点说，以“颓荡诗”意欲揭示既定观念掩饰下的人性本来，重新为自我寻找真实的精神并自行调整可能的道德规约，这过程本身就必然要体现着“中国前提”、“中国环境”的。这也相当于无论男女如何奔放如何开放，着西式婚纱、上教堂婚礼，但表面的仪式之后（呵，也包括份子钱收了之后宴席之后）脱了衣服你的身体承接的仍是国产云雨，过的还是“中国生活”。

　　■诗歌文体多古怪。可以容忍波德莱尔、惠特曼和认同自白派的优异，但在境内在身体的基础上它偏不会造就一个公认的大作家或重要诗人反而会落下一个离经叛道的名称。回到诗歌上来时，港台的路子似乎更宽松闲适。上世纪70年代台湾的情色诗写就已公然盛开，如作为身体与情欲书写代表的夏宇、陈克华，后者甚至公开同志身份并出版第一本同志情欲的诗集。同期，大陆的诗人们正围绕或针对着主流意识形态做着朦胧的种种“准备工作”，它不断。有趣的是，至今的学院诗歌史之相当部分仍在围绕着这个“地下、隐态”的枝节印证润色反复进行拉锯学术。今看这也是无可厚非的事罢，只是略微感慨这区别，那时大陆多以言志为主，缘情为次，而对岸不仅如此。

　　想想音乐方面，在国外很中国的是《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和《梁祝》，它们俗雅的代表，成为代表的其实也有其反映的“男女关系”原因；我曾浅浅地想过，古诗修复到词典，其实正是情感向个体、本能开发的拓展使然，至少这个是主因之一。红楼西厢不用说了，《水浒》除了很暴力的段章，深入人心当然还有所谓的畸型“情感”故事。后来，身体让人们知道并记住了中国的重要的作家如张贤亮，路遥，王安忆，以及80年代的那群先锋派，以及余华；不少人可能不知或没读完贾平凹的写作但《废都》应该都晓得，其实贾平凹自己更晓得什么是读者需要的。还有，上海宝贝……并非说身体及情色一定会创造名著与经典，不过没有身体哪来的心情，现当代中外文学里的名著经典有离得开身体的吗？

　　正如诸多精神迹象都与传播息息相关，身体、性、色情入诗成为相对的显态实与网络同步，或者说它们本身是相辅相成的。值得玩味的是，先行者先名，约在世纪之交，部分作家、画家、摇滚音乐人以及包括80年代女性黑色风暴在内的诗人们由此上位——当然没这么简单，同期或先后有多少人上位，不少诗人进行过相关的创作但不一定以此为主要标签，上了后如何“坚持”才能产生标签，没有坚持就没有从诗歌的民刊时期向网络过渡时期的伊沙、沈浩波、墓草等。这时，已是网络传播的盛情难却时期。

　　这是什么时期呢？简言之也是声声入耳事事关心但可能都会归为见惯不怪的时段。这里我想到的是主体性话题。它是一种随着传播围困之后产生的自我的精神免疫力。曾经作为禁区的文学及诗歌题材在今天已不那么让人“好奇”，“性解放”如同“狗咬人”，它是别人的事情。而通过一定的阅读、旁观、判断之后，自己又继续回到自己的事情、自己又更加知道自己的事情——这过程首先是、终归是围绕着伦理、道德并进行着反思、怀疑式的自我更新。所以雪莱曾说，“举凡是指摘诗之不道德的议论，都是由于误解了诗所用来改进人类道德的方法。”

　　诗让我们认识。这不单是诗歌作者的事情。读者虽然表面看事不关己，但阅读本身就是一种创作的无形的参与，当面对一个诗时，潜意识里出现的标尺通常体现出文学的素养与诗歌的教育积累，这也导致阅读以及写作中孰重孰轻的纠缠。亦即是作为读者的你面对一个诗时首当其冲的是政治第一、道德优先还是审美为主？

　　这种面对及选择，有时会让作者身不由己。中国诗歌其实最终仍然不会脱离“中国语境”，我们的社会是我们的，在情感这个不断变幻的气候下，家庭、婚姻、爱情和道德、伦理，以及在这些层面上透露出的观念的、行为的、心理及生理的矛盾、精神状态……都是因人而异的，也是因时、因地迥然。当诗歌社会里的人类都身不由己陷入睁眼说瞎话假话空话套话的惯性，具体的“人”或“我”的主观感受、真实感觉、精神逻辑就被尽可能地降低。所以“止乎礼义”需要个体对之辨识，它不好把玩又需要用心把玩。

　　而诗歌不仅仅只满足于插入其中而后退出而后就完成了任务。因为“礼义”对于具体的身心，是常随时、随地的变化的可能的，它对于如何抒情，如何求真，是一个长期性的坎。似可这样说，当我们说诗人总是在复制自己时，就是他多年来基本没有在诗歌里分腿抬脚。

　　◆止乎礼义。这是否是现当代诗歌之一种悲。在充分肯定其积极功能之外，也要看到它造成诗歌文化表面之欢声乐颂凯歌之外的——暗地里的抑郁何其普遍。但如此说也并非是说要放纵——事实上也不可能不应该。为什么不可以这样理解，“颓荡”的意思是先貌似沉沦、下坠，却是为了提供参照，为了提醒和救赎呢？在以前，一些人的习惯是，以为反主流反文化就是逆行，偏向，甚至是堕落或沦丧之类。其实，如果你没有降落过，又怎么会知道什么是降落或感受什么是上升？

　　而对“悲”的入时表达也是“颓荡写作”的明显特色之一。在阅读“颓荡诗歌”时，我同时也在掂量着它在诗歌花园里的位置。首先它让人回到了自己，它人通过书本经验、生命体验之后重新测量和揣摩身心，信不信由你，这也是掌握命运的一种开始，个人化生命美学的反观纪录，它的体温却是悲凉的。

　　如今在诗歌里谈先锋其实是个虚伪不务实的坏癖。我更以为“颓荡写作”不是先锋而是返回。看木郎、杨碧薇、严彬，看雪克、郑小琼、刘苏，深感时光多彩却终属从前，像人的人在其中若寒蝉若蝼蚁，记忆作为一个肉眼看不见的陈词多仓皇且无奈；这样的悲情艺术化地渗透于扎西才让、小引、衣米妮子、路亚、宋雨、衣米一等的文本中，“真实”寄于莫须有的“身体”并不时侵袭终究要来的中年和日益膨胀的虚无感，这“身体”变幻拓宽为广义的过程也是诗者更加充实和自在过程。政治本身也是一种道德一种色情？看蓝废废、沈秋寒、沙欢的诗荒诞恣肆又纤丽清绮地巧妙地将生存、生命与和心境兼容；“观风俗，知得失”，而对于时政的一切抚摸都恍若过眼轻烟是暂时的，这似乎有力的反讽其实何其悲怆。

　　对于“颓荡写作”倾向而言，文本的艺术性是其成为诗歌的保障，从还叫悟空、清让、邱枫等成熟诗人的文本，能看到情感、语言与现时空的巧妙接洽；而如庄凌、魔约、阿煜、陶子、徐娟、冯谖、地蓬等“90后”群体，我们能欣喜地看到他们虽年轻却丰满，矛盾体会与焦虑感化随激情与真情不断地融洽化解，这避免了这一代鲜果般的诗人常见的——心灵鸡汤式常规言志励志套路，或写作的功利性，他们更自在，宋他们甚至在某些方面的体验与感觉是超常的。

　　是的，最终，诗歌能做的只是提供个人感觉、情感的自我收拾和组装可能。它可能是无奈的，消极的，虚无的，孤独的，但肯定都是“暂时”的。天上的月亮与怀中的猫儿都是“暂时”的。对于诗人来说，每首诗都是“暂时”的。它起着调节、平衡作用。“抒情”的作用终归也是如此，它有助于抒情者切身地体会欢愉、极乐，也自我地发现深哀与缺陷。但它不是最后的目的与结果。

　　每一个诗人都是一个身体，每一个身体都有七情六欲，每一种情欲都它的根据地、莫名其妙或不知所终的秘密。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也是青春、精力、才情的工具甚至是无聊、玩笑与游戏的玩具、礼物或消耗品。当看“颓荡诗歌”时，仿佛是看到一群诗者整日就围绕着身体做文章，这其实也没错。写作是一种心理试验或感觉实践，没有人会反对人性的自由与解放，有时误解往往是暂时和无意中的偏题而已；但是，误读误解也对“颓荡写作”提出了不可规避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在今后完善其审美可能，保证好它的文学性。

　　每一个身体都属于具体的时代环境与文情都不可能刻意疏离。从身体里来，到身体外去。不妨把“颓荡诗”比作当代诗歌的欢愉或极乐，深哀与缺陷（这，是否让人想起遥远的魏晋），但并非目的与结果。即是说，所谓“颓荡”，对于少数诗者它是自我完善，是一种实践中的抒情“气派”，对于包括读者在内的多数人它是一种诗意的抒情“倾向”。作为诗人的，是为了摸索人与世界的遮蔽潜藏的真实部分。

                            （2015年冬于贵阳煤粑场）

 来源：《颓荡》杂志201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