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严肃的诗评领域来说，1990年代一度繁盛的“诗人批评”现象虽然还在延续，学院内外诗人与批评家渐趋分化却成为基本趋势。高校教育的普及以及学术体系的系统化近二十年带来了可怕的后果；老一辈诗歌批评家中有限的几位，留在高校，率领及门弟子，孜孜地维持诗歌学术生产之余，偶尔从事诗歌批评也免不了学究气；更多人文学者，早年志于诗歌兼及批评，接受系统学术训练后往往移情专业另有追求，诗歌不过是青春期的幻梦而已；即使中文系出生的青年学者，研究对象理应为文学，也纷纷转向前景据说更为开阔诱人的文化或思想研究。条分缕析的学院诗歌诗评时下变得萧条零落，并不意味着诗评热情的剧减：一茬茬翻新的年轻或已不再年轻的诗人们，聚会时依然津津于诗评论道，可他们既无义务，也无耐心去写作越发繁冗的诗歌批评，倒是发达网络提供了博客、微信、论坛等平台，为他们的评论热情带来了远比传统批评灵活方便的渠道与方式。诗人们惯于鄙夷介入学术生产链条的诗歌批评之颟顸，却又暗羡学院批评的从容与引经据典的雄辩，正如自视严肃的学院诗歌批评，不屑粗疏且过分热情化的网络点评，却也焦虑于学术体系自我吞噬的幽闭感。在当下以“活动”为基本特征的诗歌场域中，两者之间无论分合，看似也能融洽一团，区隔却是更为明显的事实。在上述粗疏勾勒的当代诗歌批评分化趋势中，少有人像姜涛一样，轻易地穿越边界，同时在诗歌写作、文学研究与当代诗评三方面取得骄人成就，尤其在重要性逐渐降低且日益萎缩的当代诗歌批评领域，越来越突显出个人敏锐而高瞻的批评形象。

大约来说，姜涛的诗歌批评，可以分为两个有所关联又区别的部分。从本世纪初介入“知识分子”与“民间写作”论争时开始，当代众多关键性的诗歌现场都活跃着姜涛的批评身影。他本人从来都不是这些现象、运动的始作俑者，却往往是对形形色色诗歌乱象探讨得尤为深刻者：无论是“下半身写作”（沈浩波等），还是“中产阶级趣味”（张清华），甚至包括了新近几年较有影响的“林（贤治）臧（棣）之争”、“王（敖）西（川）之争”，姜涛都提供了别具一格、超越论争双方问题范畴而又深具批判意识的批评；除了持续地深入批评当代各类诗歌乱象外，构成姜涛诗评更为重要的部分，则是对当代最为重要的诗人们进行的角度不一的评析。

还在众多诗人批评家依然沉湎于“向历史的幸运跌落”的荣光时，姜涛已敏锐地意识到了“九十年代诗歌”之“历史意识”的暧昧性所在，而这，恰好构成其后十多年来困扰当代诗歌最为关键的滞碍：在指出“历史的个人化”呈现，也不能不是一种美学化的、风格式的介入后，姜涛进一步追问：

恰恰在这里，在“历史”与“语言”交汇的暧昧处，需要追问的是，“历史个人化”是否意味着不去追问历史维度的可辨识程度，只让“历史”自在地、神秘地隐没于风格之中？

就在同一篇文章中，姜涛发挥了他较为擅长的“症候”分析，出入文本内外，指出了西川长诗《致敬》存在的内在伦理困境：虽然庞大复杂的“历史”得到了揭示、包容，现实的矛盾、分裂感受通过一种语调、一种箴言的风格得到化解。但在“历史”得到呈现、包容的同时，承担、包容这一复杂“历史”的，仍然只是“那个博学的、满腹牢骚的、又对神秘失误保持敬畏的伪哲学家，一个被抽空了道德立场的‘知识人格’化身。”（1）“历史的压力、社会性的困惑"转变为风格之间的张力，最终化解、释放于箴言体空洞的回声里。

如果说，相比于西川试图与“历史”之间产生密切关联的诗人，陈东东无疑提供了另外的诗人类型：由于将写作自觉定位于“演奏内心的音乐”，陈东东的名字已经代表了当代诗歌在语言“不及物”的卓越努力。在姜涛视野内，“对语言本体的沉浸”，作为一种激烈的抗辩意识，在与既定意识形态下语言秩序的疏远中，包孕着积极的政治意识。可是，当初由对“意义警察严加管束的语言看守所”进行“解禁”获得的“解放”之感，在世易时移的全球化的消费现实中，不幸却沦落为伴随着预言挥霍的激情而来带的“幽闭感”。（2）与之一体两面的，是欧阳江河，对于这一既迷恋时代公共主题又擅长繁复修辞的诗人，2002年时，姜涛尚还认为其带有享乐成分的“失陷的想象力”，不失为开启封闭在“修辞成规”中的语言活力的一条出路，十年后，姜涛则已揭示出“它”和资本逻辑的同一性：“房地产不断透支我们的未来，词语不断透支我们的感受力和经验。”因此“从某个角度看，它们恰恰是资本运动的内在逻辑的一种修辞表现，恰恰是制造‘盛世’幻想所需要的装置。”（3）

源于“诗歌自主性”神话发展出来的“语言本体论”，遭到姜涛不遗余力地清理，并不意味着他就认同于那类操之过急缺乏辨析的笼统批判。比起犀利而尖锐的批判，姜涛似乎更愿意从社会思想文化背景中呈现出当代诗歌可能性受制的基本社会结构。所以，在这意义上，对于批评对象，他往往表现出有风度的分寸感，在犀利的洞见之余不乏同情与体贴之感，与其说是借助文本内外的结合，实现一种居高临下的批判，不如说是运用症候分析，触及当代诗歌写作中受制的文化结构以及突破结构所面临的困境与可能。在指出“诗歌本体论”在陈东东诗中突出表现为抒写这一传统“幽闭”一面的同时，姜涛认为：陈东东诗歌的奥妙，就在于能够发展出一种洞察力，让语言的幽闭包含了时代生活的隐喻。同样，在讨论臧棣的“骄傲”，也是奠基于对诗歌自主性神话的信念之上，而自主性神话已经遭到了最大限度的消解，但姜涛同时强调，在某些情况下，坚持一种“神话”要比放弃它需要更大的智慧。（4）批评的分寸，在姜涛身上不仅表现为探讨对象内在逻辑背后的历史与文化压力，还体现为对时下过于粗糙的批评方式的拒绝：在当下“总体性视角”丧失的基本格局下，当张清华匆忙以“中产阶级趣味”来把握当下诗歌进行批判时，姜涛委婉地表达了不同的见解：匆忙地将诸多问题打包处理，归之于“中产阶级趣味”的名下，这种“总体化”方式似乎还是印象式的，它大致有趣，却不足已构成真正的批评穿透力。（5）

除了擅长“后现代”批评视野与方法外（6），姜涛的当代诗歌批评也具备其他人难以企及的优势，那就是他对民国二三十年代新诗的文学社会学研究。如同最终他文学研究者的身份与一度冲突的写作者身份取得了平衡，姜涛的学术研究，也为他的当代诗歌批评提供了一种互进共长的联动关系：一方面，当代诗歌所呈现的困境，为他在新诗发生初期的研究视域所照亮；同时，当代诗歌突破困境体现出来的新的可能性，又进一步延伸到现代文学的研究中，为之提供了新的视野。2008年前后，诗人西川与王敖，围绕“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历史地位与中国新诗的认识问题，进行了来回几个回合的论战，影响甚大。姜涛结合中国二三十年代的文学现象，探讨诗人主体性的问题，从而将越显火气的讨论拓展到一个更为开阔的空间中。同样，讨论肖开愚的《下雨——纪念克鲁泡特金》一诗时，在现代诗人卞之琳代表的“看风景”立场与茅盾所持的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思想烛照下，姜涛将当代诗歌的趋势与时代思潮进行了更为宏大的勾连，从而延展出肖开愚《下雨》一诗别样的认识论。而这样的思维方式，表现在他的《拉杂印象：十年变速器》中，新诗将近百年的历史似乎打通了，民国二三十年代，与当下的境况混成一片，其间有连续也有变异，最终却完成了对当下诗歌状况的透视与批判。

无论是诗歌乱象的阐述，还是诗人个案剖析，就姜涛上述的批评活动来说，都带有一定的随机性，显得零散，可“从某种宏观的社会文化视野，去理解诗歌的困境和可能”的执着努力，不仅令其批评常常溢出所谓“后现代批评”的限度，还穿织着一以贯之又持续进展的线索，从而在对当代诗歌的走向从基本的信任到怀疑进而批判的认识过程中，逐渐显出一种整体性的眼光。如果说检讨“语言本体论”、质疑“看风景”的诗学态度，尚还属于通过形式细节发现“症候”，从而解读出历史文化压力的“后现代批评方法”，那么，当这一研究趋向置于更为宏大的社会文化视野，试图探讨诗人或诗人群体的主体性状态时（7），不仅使姜涛的诗评脱离了常见的批评模式，较之以往更为整全的深度视野也浮现了出来。从最根本意义上，对诗人主体性状态的关注，既与当代诗歌的困境密切关联，也和社会基本结构状况——也即时代的幽闭症联系在一起，促使姜涛的思考转变为相对稳定的整体判断：

诗人熟悉的人文知识、文学传统在抵抗历史压力，保持所谓内在自由方面卓有成效，而在理解历史变化方面，却派不上用场。（8）

几年前在评价西川的文章中隐约感受的印象，这一次以更为肯定的判断出现。“九十年代诗歌”作为潮流即将结束时，含混暧昧的“历史维度的可辨识程度”，终于随着新世纪以来社会现实的复杂矛盾全面爆发，展现出已有的诗歌意识形态内的封闭性：

当代诗歌正幽闭于自身，逐渐缺少了与当下精神生活的持续对话的活力。（9）

已有的诗歌意识形态，尽管有种种需要详细甄别的复杂情况，大概来说，也可以以“中国式”的现代主义来命名。所以，在《巴枯宁的手·后记》中，由于体例差别，姜涛更愿意读者将其收录其中的“头重脚轻”的论文，仅当做“附录看待”，可在我看来，它们却有一种内在的一致性，简单来说，都是揭示在学术研究与当代诗歌实践中对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的“制度性想象”，这些想象与其他结构性的对立议题一起，作为现代文化的前提，对当下的诗歌实践与研究暗中起着支配作用。在《中国式的现代主义诗歌：该如何讲述自己的身世》一文中，如果说姜涛是通过描述新时期以来，“中国式”的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文学意识形态，如何进入学术研究中的话，那么，《“病中诗”及其他——周作人眼中的新诗》，则回溯到新诗发生期。当现代文学中“病的主体”作为一种隐性装置，尚还没有完全生成时，新诗历史提供有别于普遍的现代文学之外的可能性。该文虽为研究论文，论述对象也集中于周作人，这位现代文学时期的“大家”，可是从“主体”装置这一角度出发，不仅触及了新时期以来一以贯之的当代诗歌实践与学术研究的痛处，也打破了一般诗歌研究与批评中潜在的“公共与私人，社会与心理，政治与诗歌，社会与个人，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的结构性对立，从而将过分强调自主性因而越显孤立的诗歌，置于破除区隔的社会历史的连续体中。也是从这样的角度与与意识出发，在王敖与西川围绕“现代主义”与“浪漫主义”展开论争之时，姜涛却从所谓的文学潮流更迭的现象中抽身出来，围绕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学青年的浪漫主义”这一文化现象，探讨他们在特定社会历史氛围中（10）的“主体心态”，而后延伸到当下诗歌生态中“傲慢而又倦怠”的犬儒主义心态。

不过，整体性的批判视野提供对困境认识有多清醒，突破造成的心理强度也就有多压抑。当姜涛在《拉杂印象：“十年的加速器”之不朽坏？》中提出：“在没有确定价值系统支撑的现代思想中，主体位置往往显现于批判性的张力”，与其说是为个人诗歌批评实践中一以贯之的批判、抗辩的态度伸张，反而透露出姜涛欲打破诗歌“幽闭”状态却又“挣扎而不能”的焦虑心态。按照本人的自我阐释，写于2010年《巴枯宁的手》一文，就是试图传达这一焦虑心态的成果。在该文中，姜涛剖析《下雨》（肖开愚）一诗纵深的思想纹理，通过对比上个世纪上半叶卞之琳等京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看风景”的立场，与茅盾的“唯物主义”认识方式，又涉及了五四以来影响甚众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乃至传统儒家的“政教系统”，连缀到当下“后社会主义”时期甚嚣尘上的“告别革命”的思想氛围。在20世纪以来诸般庞博的思想文化视野烛照下，姜涛检讨当下诗歌所处的“幽闭”处境，不仅与二十世纪后半时期社会政治文化告别“革命”的整体氛围息息相关，更与当下各种流行的批判哲学和娱乐哲学乐于拆除各种各样的关联和纽带不无关联。悖谬的是，这一“困境”，随着视野大幅度地扩张，总体宿命感带来的窒息也成正比加强。对于姜涛来说，之所以“挣扎而不能”，不仅仅是因为诗歌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在二十世纪以来整个社会文化结构中无可挽回地逐步边缘化，“诗已从一种文明方式，一降为辩护性、防御性的文学，又再降为一种可以消费的亚文化”，还表现为当代诗人受困于诸种现代主义美学与诗歌自主性的迷思，缺少与当下现实建立社会连带感的语言伦理反思：不管主动接受还是被动妥协，表面上维护“诗歌自主性”的诸般专业努力，往往蜕变为维护这一似乎命定趋势下的诗歌现实的保守力量，傲慢而又懈怠。可是即便深刻洞悉了诸般思想作用于诗歌上的轨迹（“诡计”），在如此紧迫却又让人沮丧的尴尬局面下，姜依然奋力要对诗歌作为一种参与当代精神创造的认识方式，说出一个最终的“是”字。

在近两年略晚于《巴枯宁的手》的文章中，姜涛都承续了这一二十世纪以来的历史困境视野，挣扎感也越发剧烈。期间的张力，不需要更多慧心，稍为明眼的读者，都会真切地感受到。而姜涛每每在文章结尾处试图提供的，从批判深处长出来的建设性意见，也是这几年突围当代诗歌幽闭状况的种种挣扎表现，即便那从浓雾中伸出的“巴枯宁”之手显得有些狞戾、突兀。

当然，相比于对待各类的诗歌迷思的犀利揭示与尖刻批判，在为突破这一焦灼困境发出的呼吁中，姜涛始终保持了思辨上的警（怵惕）惕与自我克制。他没有直接依赖整体批判所积蓄的反对力量，方便地指引一个明确方向，欢迎乐观的解决，而是坚持顾及全部消极的现实，又从不放弃突围的冲动，即便突破“幽闭”的“巴枯宁”之手，只能是概念性的、想象性的；即便这意味着他似乎只能委身于那些略空洞的方案。就此而言，姜涛的建议，无论是“为想象力挂上粗重的伦理链条”（11），还是“要从各种‘正确性’的格套中挣脱出来，有勇气上天入地，且有经有权”（12），更不必说老一套的方法：读书、阅世、思考、争辩……当然只是一种安慰性的权宜之计，甚至可以说是还找不到破局之路后的冷静选择，如果是说具有一定启迪的话，还缺少一种更为深入透视性的历史洞见，而这也从另外的方面说明，当诗歌试图挣脱幽闭的状况跨入当下矛盾错综交织的社会环境中，姜涛依然面临着价值系统的判断与社会格局认识上的犹疑与抉择的困惑。一句话，十年前他提出的那个问题——“历史维度的可辨识程度”，在最近的文章中转化为“历史想象力”与“诗歌想象力”之间的紧张角力（13），又一次幽灵般的困扰着试图与当下精神现实发生对话的诗人。”历史想象力”为幽闭的当代诗歌似乎开启了一个路向，提升诗歌为富有创造力的认知方式其可能性也许在此，但奥德赛冒险穿越的茫茫大海拍崖的咆哮声，也在路头响起。

智慧的德国诗人荷尔德林预言说：哪儿有危险，哪里就来了营救。（14）明白了危机之所在，我们也有理由期待，已经试着伸出来，挣扎的“巴枯宁”之手，会不会只是一个前奏，有了能转化为1945年8月延安机场那只挥别之手？当时，被卞之琳慰劳过的那只“手”，轻轻地举起了深灰色的盔式帽。

自身对姜涛文论的批评，主要集中在比如他对柏桦所依赖的背后资源，李孝悌所依赖的后现代研究的批评，只不过指出类似的研究方法陈旧，而不是犀利地指出这种对日常生活的二分法，实际上固然自有深意，可是却也缺乏一种能够贯穿其中的伦理紧张。在其中，享乐主义的成分，实际上已经替换了背后内涵的思考。因此他的批评其实圆滑，而又打了一个擦边球。在这里，还是感觉缺少真正进入其中所包涵的针对性。

注：

（1）有关西川《致敬》一诗中内在的矛盾，详细分析见姜涛《“混杂”的语言：诗歌批评的社会学可能——以西川<致敬>为个案分析》，《上海文学》，2004年第9期。

（2）姜涛：《一首诗又究竟在哪——全装修时代的“元诗”意识》，《巴枯宁的手》第42——6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6月。

（3）有关欧阳江河的具体评论，参见姜涛：《失陷的想象——欧阳江河<时装店>解读》，《在北大课堂读诗》，洪子诚主编，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历史想象力如何可能：几部长诗阅读的札记》，《文艺研究》2013年第4期。

（4）参见姜涛：《“每骄傲一次，就完美一小会”——论臧棣》，《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2期。

（5）姜涛：《在总体视角丧失之后》，《星星》2006年第5期。

（6）参见姜涛：《巴枯宁的手·后记》，《巴枯宁的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6月。

（7）这一批评重心的转变，不仅表现在姜涛的当代诗歌批评上，同样可以参考他发表于2012年《新诗评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的学术论文：《解剖室、病理学家与“诗人人格”的生成——郭沫若早期诗人形象的扩展性考察》。

（8）姜涛：《拉杂印象：“十年的加速器”之不朽坏？》，《中国诗歌评论：细察诗歌的层次与坡度》（复出号）2012年第01辑第85、86页，萧开愚 臧棣 张曙光主编，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2月。

（9）姜涛：《巴枯宁的手·后记》，《巴枯宁的手》第26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6月。

（10）这一迥异于欧美浪漫主义诗歌发生之社会历史氛围，渊源于中国其时特定的历史任务：“中国知识分子面对的还是怎样将一个松散的'沙聚之邦'转化成现代'人国'的问题，从这一问题中引申出的文化，承诺的首先是'立人'方法，怎样将个人从传统的家族、地域、风俗网络中解放出来，召唤为独立的现代国民。”具体参见姜涛：《浪漫主义、波西米亚“诗教”兼及文学“嫩仔们”和“大叔们”，《当代诗》》第192、193页，孙文波主编，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8月。

（11）参见姜涛：《浪漫主义、波西米亚“诗教”兼及文学“嫩仔们”和“大叔们”，《当代诗》》第192、193页，孙文波主编，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8月。

（12）参见姜涛：《历史想象力如何可能：几部长诗阅读的札记》，《文艺研究》2013年第4期。

（13）关于这一讨论，参见姜涛：《诗歌想象力与历史想象力——西川<万寿>读后》，读书2012年第11期；历史想象力如何可能：几部长诗阅读的札记》，《文艺研究》2013年第4期。

（14）该句出自荷尔德林的《怕忒摩斯》，转引自张枣：《朝向语言风景的危险旅行——当代中国诗歌写者姿态和元诗意识》，《上海文学》200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