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8日，钱谷融先生度过了自己的99岁寿诞。
　　这位被大家呼之为“神仙”的老学者、老教授，说起自己人生经历时最常用的词，是“无能懒散”。
　　然而，只要钱先生坐在那儿，即使不说一句话，人们从他永远仿佛孩童般率真的笑容中，已听到他的千言万语。

2014年12月，钱谷融获上海文学艺术奖终身成就奖。　蒋迪雯　摄

　　其文需如其人，批评更要至诚

　　文艺批评要建立在对文学作品的鉴赏之上，但目前有许多人，甚至是一些名家，已经忘记了这一条，甚至没有读过作品，就敢斩钉截铁地下判断性的言论

　　说到钱谷融先生，便不能不提“文学是人学”。
　　五十多年前，一篇《论“文学是人学”》的文学批评，为钱谷融先生招来了许多麻烦。他被打成“漏网右派”——漏网，却还是右派。
　　一方面无可避免地迎接批判，另一方面却坚守到底，他甚至在批判风波尚未平息时，就仍以此观点评点曹禺，写下了著名的《〈雷雨〉人物谈》。
　　心知肚明却又固执的他，在暴风雨之后淡定地说：“当时转播《雷雨》，演员的口气、声音、语调，味道完全不对，都是图解和喊口号。我想，一定会有人写批评文章的，等了半天却没人写，于是我就写了。”
　　转眼快六十年了，昔日为他惹来大祸的“文学是人学”，已成为他的代表性言论，现代文学研究中一个绕不过去的存在。这一文艺思想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巨大意义和价值，被学者们反复提及。
　　钱先生对此却宠辱不惊。在他看来，当初对他的大规模批判，意外地批出了他的“名声”。虽然为之经历过四次胃部大出血，刚评上的副教授因此被取消，在华东师大当了整整38年的讲师。但先生却很豁达：“要不是那些年大家都批判‘文学是人学’，谁会知道钱谷融呢？”
　　钱先生多次强调，文艺批评要建立在对文学作品的鉴赏之上，但目前有许多人，甚至是一些名家，已经忘记了这一条，甚至没有读过作品，就敢斩钉截铁地下判断性的言论。所以，其文需如其人，批评更要至诚。
　　钱先生的文学批评，从不堆砌晦涩难懂的学术名词，而是文气贯畅、文辞优美。这样的钱氏文风，不但为他的众多弟子所继承，也得到了学界的一致推崇。
　　原北大中文系主任温儒敏曾说：“现在的学术论文，理论的东西一套接一套，这对文学的灵气有所损伤。这是我们现在文学教育的结果，面目可憎却很无奈，如何保持人才的感悟力已经成为一个问题。”而钱先生的文章，以学术为底子，以才气为表现，非常值得提倡。
　　钱先生曾称赞过文章家的“才学识”。依他说来：才是天赋，不用教也不能教；学乃知识，可以教学，可以自我积累；识，却是胸襟与眼光，是后天的，却也最难养成。因而，钱先生在招收研究生时，一定要亲自批改作文，因为“文章最能见出人的才情禀赋”，除此无他。
　　忆及当年的弟子——如今的知名学者王晓明、许子东，钱先生说：“他们是我的第一批硕士生，当时我自己的职称还是讲师，照理并没有资格招研究生，借许杰先生之力招兵买马。许先生把三个年纪大的收留在自己麾下，三个年纪小的则发给了我带。王晓明当时刚考进本科一年级，所以他应该是没有读完大学，破格直升了我的研究生。”
　　至于小说家格非，“他是当了教授再考我的博士”——这是另一种破格。
　　在一次表彰名师的大会上，钱先生依旧谦虚地说：“我是来料加工，名徒出高师。”

　　《世说新语》，他安身立命的依托

　　就像每个人的来龙去脉是不一样的，文字血统也是不一样的。在他年轻时，便在世界上的好文字中找寻了生命中的“父母”。那是他精神源流上的血统：有所依傍，才能醒悟，像这才知道了自己的来历

　　“我们看《世说新语》里所记载的魏晋人的谈吐，那种清亮英发之音，那种抑扬顿挫之致，再加之以手里的麈拂的挥飞，简直如同欣赏一出美妙的诗剧，怎不给人以飘逸之感，怎不令人悠然神往呢？”
　　那是被钱先生品读了一辈子的魏晋风度。“那真率，那洒脱，那光风霁月的襟怀，那雍容逸畅的神宇，又何一不是身心的谐和之发？”
　　钱先生是“教授中的教授”、“学者中的学者”，却不需要致敬，身边应该有谁，应该没有谁，大概从来没有在意过。
　　他一再说起《世说新语》，这是他安身立命的依托。就像每个人的来龙去脉是不一样的，文字血统也是不一样的。在他年轻时，便在世界上的好文字中找寻了生命中的“父母”。那是他精神源流上的血统：有所依傍，才能醒悟，像这才知道了自己的来历。这真是他一生中阅读不完的书，时时刻刻就放在手边，和他的记忆长在一起。
　　他曾屡次突然地提问：你读过《世说新语》吗？再自叹：真是好！被问者第一次往往琅琅应答：“读过。”第二次及以后，就都悄悄改了词：“没读过”或“没好好读”。他们明白，钱先生所问的“读”，与人们理解的泛泛阅读，不是一回事。
　　钱先生常常在躺椅上喝茶，一下午不说几句话，手里一卷书，时翻时不翻，“噗噗噗”，偶尔惊起一片沉思默想。
　　弟子们登门造访后，这样形容先生：“他宁愿听别人讲，而不愿意自己话多。平时在家，除了看书，下棋，就是听听音乐，去他那里，他会问有什么新书可看。他看书的兴趣很杂，什么书都看，记得曾见过一本相面的书在他书桌上摆着，大概他也翻看过。但他最喜爱的书是《世说新语》和《陶渊明集》。”
　　《世说新语》很多笺注本钱先生都有，前几年北师大出版刘盼遂学术文集，其中收有唐写本《世说新语》。天津师大的高恒文复印了寄来，钱先生对着余嘉锡的注本，有滋有味地看了好几天。按他的说法，只要有好茶，有《世说新语》和陶渊明的诗，就足矣。
　　别人赞他“洒脱”，钱先生老话重弹：“我就是很懒散的。讲得好听一点，是散淡、闲适。从来也不用功，率性而为。自己喜欢的、爱好的才做，不勉强自己做不喜欢的事。”
　　钱老弟子之一、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殷国明，用“读书寄怀秋水，对人如坐春风”称赞他心目中的恩师。而同为华师大中文系教授的弟子杨扬，对老人的意态闲适，也颇有心得：
　　“钱先生的闲心，其实是一种思想的孵养，也就是全心全意完成一件有意义的工作。从文章学问方面看，今天的一些学人思想观点可能会有一些新进展，但论文做事的气象，的确很少能够做到像钱先生这一辈人的境地。这不是靠努力学习和突击看几本书所能做到的，而是需要长期熏染教化。有些人再怎么叫他闲，都闲不下来，一旦闲下来，整个精神身体都会垮下来，不是打针吃药身体不行，就是寂寞难耐烦躁不安。钱先生有这份闲心，坐得住坐得定，不仅没有因为闲暇而减弱其治学思考的能力，反而使得他的文章常常别有新见。”

　　千万不能忘记生活的乐趣

　　先生很少说起自己的学术成就，却一再介绍自己的长寿“秘诀”：吃饭，啥辰光都要吃好饭

　　钱先生在各种会议上说得最多的两句开场白是：“我懒惰而无能”、“我开会从不发言”。这标志性的钱氏发言，已成了“名言”——人们确实得静下来，用心去听、去感觉，那或许才是一种真正的表达。
　　钱先生常常这么说、这么叹：“那38年讲师，让我成为‘中国讲师之最’。有的教授工资还没有我高。他是教授五级，而我则是讲师七级。”“还是多读点喜欢的书。我读书是为了自娱、爱好。”“有趣，才能有兴致啊。”……
　　别人问，到底什么是“趣”？他答，“趣”一定与“笑”有关，跟着便哈哈大笑起来。
　　有人这样阐释“幽默”：幽默的本质，就是照射在被冰冻固化的世界秩序上的一束阳光，使观念、生命乃至整个世界，都得以融化而流动起来。而据说大诗人海涅，曾写下这样武断的话：“在遥远的东方有个中国，那里的人不会笑。”这样的话，在钱先生这里只能留作反证了——当然，他要笑，而且大笑。
　　有些往事，先生一再说起，因为这是他一生中最难忘的“年轻有火气”的事例，但“主要还是因为影响了我的饭碗”，接着他又哈哈大笑，旋即起身，说：“吃饭去！”他朗声、快乐地一再催促：“吃饭去！吃饭去！”
　　先生很少说起自己的学术成就，却一再介绍自己的长寿“秘诀”：吃饭，啥辰光都要吃好饭。
　　好饭即好菜。他所报的菜单，大同小异——全荤。如不喝酒的话，就是酸奶一杯；如果喝酒，红白黄不拒，白酒更胜。
　　他不看菜谱叫菜。“清炒虾仁！”熟悉的饭友，此时会及时补充：“最好是河虾。”“清炒鳝丝！”——“不要茭白丝。”“鱼头砂锅！”——“鱼头一定要大。”“虾球！”——“不要老的。”“红烧肉！”——“五花的。”
　　服务员小姑娘唱单唱到这里，就笑。钱先生自己也笑了。小姑娘歪着头逗乐：“老教授，来个蔬菜吧？”老教授好像孩子一样急切地摆手，强调三遍，不罢不休：“不要，不要，不要。我不吃的，不吃的，从来不吃的呀！”
　　“我就是爱吃与好吃。当年被批斗之后，喊一辆黄包车就去饭馆，所有的名餐馆，一家吃半年，也都吃了个遍。”——先生想说的，或许正是千万不能忘记生活的乐趣。
　　对钱先生而言，去餐馆，就像去课堂。首先想到的还不是今天吃啥，翻不翻花样，而是穿得要像样，也就是西装革履，从头武装到脚：“哪怕去小馆子，也不能短打，不像样的。”
　　常常，他说“等一歇”，这位年近百岁的老人便自己在镜子前做足功夫，左顾右看，就是要端端正正，问心无愧。

　　听钱谷融说什么是文学

　　什么是文学？当然是一个深刻的，也是基本的文学理论命题，也实在很难用几句简单的话把它说清楚。古往今来，人们不知为文学下过多少定义，立过多少界说，但几乎没有一个能够使大家都感到满意。因为文学现象实在太复杂了。从最早的《诗经》《伊里亚特》等作品算起，文学已经有了3000年左右的历史，3000年来，出现了多少作品？这些作品，从题材内容到表现形式，都是千差万别，很不相同，前后的发展变化更是异常之大。
　　要想用三言两语把它们的共同特点清晰地揭示出来，真是谈何容易！我在《论“文学是人学”》一文里，曾经援引高尔基的意见，把文学称作“人学”，并作了一些必要的论证和阐释，认为这个名称，最能简明扼要地揭示出文学的根本特点。不想却由此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我险些遭到灭顶之灾。
　　其实，我在这篇文章里，并没有提出什么个人的独到之见，更丝毫没有故意标新立异的地方，所表达的可以说大都只是一些常识性的意见。就连把文学称作“人学”，虽然出自高尔基，但也并不是高尔基一个人的新发明”。正像我在文章的开头所说，“过去许许多多的哲人、许许多多的文学大师都曾表示过类似的意见。”
　　除了我人生态度很真诚，绝不曾想到自己会去“反对马克思主义”，我始终相信理论的生命之根是扎在艺术实践中的。我说过，“文学是人学”这个观点并不在乎是谁说的，它之所以能得人心，是由于它是从艺术实践中来的，是被许多优秀的艺术大师的创作所证明甚至所显示出来的，我之所以忠诚于这个观点，也首先出之于我对这些艺术作品的感受和理解，我在论文中就已写到过：过去的杰出的哲人，杰出的作家们，都是把文学当做影响人、教育人的利器来看待的。
　　一切都是从人出发，一切都是为了人。
　　鲁迅在他早年写的《摩罗诗力说》中，以“能宣彼妙音，传其灵觉，以美善吾人之性情，崇大吾人之思理者”，为诗人之极致。他之所以推崇荷马以来的伟大文学作品，是因为读了这些作品后，能够使人更加接近人生，“历历见其优胜缺陷之所存，更力自就于圆满”。这种看法并不是鲁迅一个人所独有的，而可以说是过去所有杰出的、热爱人生的诗人们的一种共同的看法。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谈到文学的作用时也这样说：诗人指导人们趋向于高尚的生活概念和情感的高贵形象：我们读诗人的作品，就会厌恶那庸俗的和恶劣的事物，就会看出所有美和善的迷人的地方，爱好所有高贵的东西；他们会使我们变得更好，更善良，更高贵。一切艺术，当然也包括文学在内，它的最基本的推动力，就是改善人生、把人类生活提高到至善至美的境界的那种热切的向往和崇高的理想。伟大的诗人，都是本着这样的理想来从事写作的。
　　要改善人的生活，必须先改善人自己，必须清除人身上的弱点和邪恶，培养和提高人的坚毅、勇敢的战斗精神。高尔基在他的一篇题为《读者》的特写中，是这样来说文学的目的和任务的：文学的目的是要帮人了解他自己，提高他的自信心，并且发展他追求真理的意向，和人们身上的庸俗习气作斗争，发现他们身上好的品质，在他们心灵中激发起羞耻、愤怒、勇气，竭力使人们变为强有力的、高尚的，并且使人们能够用美的神圣的精神鼓舞自己的生活。
　　文艺批评家应该有深刻的观察力与思考力，思想水平要高，但更不能缺少敏锐细致的艺术感受力。脱离了实际的感受，缺乏亲切的体验，那么你的理解必然是肤浅的，所作的分析也只能是抽象的，是不会有什么说服力的，更谈不上能打动人了。

　　人物小传

　　钱谷融，原名钱国荣，文艺理论家。江苏武进人，1919年生，1942年毕业于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国文系。历任重庆市立中学教师，交通大学讲师，华东师范大学讲师、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研究所所长，《文艺理论研究》主编。长期从事文艺理论和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和教学。著有《论“文学是人学”》、《文学的魅力》、《散淡人生》、《〈雷雨〉人物谈》等，讲授《治学之道》等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