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文化孕育了中国文化史上第一位大诗人屈原（约前339-278），其《离骚》等篇表现出完全不同于此前诗歌——主要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所收风、雅、颂各体诗——的文化特征和文学风格——感情深挚炽烈，哀怨缠绵；想象奇丽夸诞，意象新异；语言华美繁复，张力充足；篇章结构宏大，气势恢弘。尤其因为表现了前人从未有过的独特的生存体验和卓特人格，而使屈原诗歌个性卓异，不仅形成了《楚辞》新体，而且成为千古典范。屈原虽然生长于江汉，却贬谪行吟沅、湘，确确实实受到沅湘地域文化的影响，有些诗如《九歌》，一部分直接源自沅湘间祭祀乐曲和歌词，所以算得上湖湘文化的先驱。当时包括沅湘在内的楚文化，虽然似乎不如中原文化昌盛，但也几乎足以与之抗衡，屈原之能够卓绝一世，在当时的文化情境中，具有某种历史的必然性。

秦汉天下一统，建立中央集权，延续两千多年，实际上使得湖湘地域文化一直被主导的中原文化所压抑，处于文化边缘位置，因此今天的湖南地域在中国历史上很少产生具有重大的全国性影响的文化人物和政治人物，同样，极少出现能够主导文坛或诗坛的大家。

这种情势到了明朝弘治、正德年间，才似乎有所改变。其时茶陵李东阳（1447-1516）久居北京，成为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文坛领袖。李东阳四岁有“神童”之誉，被英宗赏识，十七岁中进士，随即选为翰林院庶吉士，立朝五十年，尤其正德年间位居首辅，其文章有声名，“工古文，阁中疏草多属之。疏出，天下传诵”（《明史·李东阳传》），在诗歌上提倡有“真情实意”、“天真兴致”的“真诗”（《麓堂诗话》），认为作诗要注意法度音调，学习作诗要“出入宋元、溯流盛唐”，以他的影响力，形成相当长一段时间主导诗坛的茶陵派，对曾统治诗坛三四十年的台阁体有所革新，并使诗歌创作向七子派的复古诗风过渡。不过，李东阳只是祖籍茶陵，实际生长于北京，仅在二十六岁时回湖南一次，与湖湘地域文化虽或有关系，这种关系却未必深厚。

大约一个世纪后的万历天启年间，桃源江盈科（1553-1605）作为开创公安派诗风的副将——袁宏道为主将——也成为极具影响力，并引起广泛追随模仿的诗人[ 关于江盈科为公安派副将的论证及江盈科的诗学思想与创作，可以参见黄仁生《江湖无澄浪，林深有坠枝——论江盈科与公安派》，此文作为《江盈科集》（岳麓书社，1997年版）的代前言。]。不仅赞同袁宏道“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核心观念，进一步阐发“诗何必唐，又何必初与盛？要以出自性灵者为真诗尔。夫性灵窍于心，寓于境，境所偶触，心能摄之，心所欲吐，腕能运之。”（《敝箧集引》），还提出“元神活泼”说与性灵说配合：“元神活泼，则抒为文章，激为气节，泄为名理，竖为勋猷，无之非是。要以无意出之，无心造之，譬诸水焉，升为云，降为雨，止为渊，总一活泼之妙，随触各足，而水无心”（《白苏斋册子引》）。公安派性灵说和元神活泼说的出现和风靡，与王阳明心学的兴起与传播有很大关系，而与楚文化之相对自由而少拘束、楚地民风之原始淳朴而本真或许也有较深的关系。就江盈科个人而言，与他成长于沅湘流域的特定的人文自然环境亦或有深切的关联。沅江边居民性情之真淳，民风之古朴，即使到了现代，也还有遗风，沈从文小说中有较充分的叙述，江盈科虽经儒家文化教化而功成名就，或仍保有对真淳古朴心性的留恋。同时，江盈科故乡桃源作为传说中陶渊明所述的原始乌托邦——世外桃花源——的所在地，陶渊明观念在此地文化上也有其相当影响力。陶渊明的隐士心态与傲世品性在江盈科诗歌中也有所表现。

真正能够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第一位湖南人，是明末清初一代大家衡阳王夫之（1619-1692），他也可以看做是近代湖湘文化特征——天下兴亡、舍我其谁的使命意识，艰苦卓绝、独立不移的坚强品行——的创立者。王夫之被不少哲学史家称为中国古代哲学史的巅峰，其学术可谓博大精深，既是宋明理学的总结者，又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刻剖析者，著作近百种，近代以来产生极大的文化影响。王夫之之诗学与诗歌创作，虽非其主要成就，但也相当突出，其诗论著作《姜斋诗话》见解通脱，尤其提出诗歌解释中的“作者用一致之思，而读者各以其情自得”（《姜斋诗话·诗绎》），与现代解释学观念颇为相近，足见其价值。其诗歌创作乃发愤伤时之作，合于《雅》、《骚》之旨，邓显鹤《沅湘耆旧集》称其诗“词旨深夐，气韵沉郁，读之如夏鼎商彝，如闻哀猿唳鹤，使之穆然神肃，悠然意远。”其诗歌艺术，钱钟书认为“不过沿袭明人风格”，“乃唐体之下劣者”（《谈艺录》），成就并不太高。仅就诗而言，其影响在当时和身后也是比较有限的。

有清一代，诗人诗集之多，超越前代，而湖湘诗人在全国诗坛之地位也明显提高，出现从未有过的局面。尤其是道光以后，随着湖南士人在清朝政治格局中的占据重要位置，他们的文学主张特别是诗歌观念和创作也具有重大影响。道光时期出现了益阳汤鹏（1801-1844）和邵阳魏源（1794-1857）等，都有相当成就和影响。而咸丰年间，曾国藩（1811-1872）崛起，作为“中兴”重臣，“以诗教振一朝之坠绪，毅然宗师昌黎、山谷，天下向风”（金天羽《答苏戡先生书》），提倡宋诗，形成一直贯穿到民国的宋诗风尚，所谓“湘乡出，而诗学皆宗涪翁”（陈衍《石遗室诗话》），咸同间形成“宋诗派”，同光间形成“同光体”，宋诗派诗人中颇有具影响的湖南诗人，湘乡曾国藩以外，还有道县何绍基（1799-1873）、新化邓显鹤（1777-1853），后来的“同光体”领袖人物陈三立（1852-1937）虽是江西人，但随父任长沙，参与湖南维新运动，深受曾国藩、郭嵩焘影响，与湖湘文化也有较深关系。

严迪昌《清诗史》总结清诗历史嬗变的总体特点是具有“朝”“野”离立之势，虽则着重谈清前期诗歌离立形势[ 可参看严迪昌《清诗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绪论之二》。]，而实际上用来描述咸同间的湖湘诗坛，也堪称允当。在曾国藩提倡宗尚江西诗派的同时稍后，在野诗人以王闿运（1832-1916）为首的“湖湘派”则提倡汉魏诗。王闿运为深受楚文化和近代湖湘文化影响的一代奇士，秉承湖湘士人狂傲不驯，而又以天下为己任的特质，敢于与权势抗衡，而为时所重。其诗歌宗尚汉魏八代，自具风骨，汪辟疆《光宣诗坛点将录》推许为光宣诗坛盟主，比拟为托塔天王晁盖，认为他“学赡才高，一时无偶”，“举世推为湖湘派领袖也”，甚至在其所著《王闿运传》中推崇他“要其精思盛藻，百年内几无与抗手”。钱基博也认为他“诗才尤牢罩一世，各体皆高绝”（《现代中国文学史》），虽或受时代审美意识的限制而有所偏爱，但也足见王闿运当时诗坛的声望。而他宗尚汉魏的诗歌观念，也有相当大的影响，形成包括湘中五子如李寿蓉（长沙）、邓绎（武冈）、邓辅纶（武冈）、龙汝霖（攸县）等和王闿运弟子杨度（湘潭）、湖南境外诗人如江西高心夔在内的湖湘诗派。这一诗派在近代中国诗坛不可忽视。

光绪一朝，湖南还出了不少有影响力的诗人，如维新派诗人浏阳谭嗣同（1865-1898），诗僧湘潭释敬安（1851-1912），宗尚中晚唐诗的龙阳（今汉寿）易顺鼎（1858-1920），湘乡曾广钧、李希圣等，均名重一时。可以说，嘉道以来的晚清，湖南诗人在中国诗坛具有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力。

有清一代，女诗人已经广泛出现，清末施淑仪辑《清代闺阁诗人征略》，录存女诗人一千二百六十余人，据《清诗史》著者严迪昌检阅各种文献，清代女诗人总计近四千人。女诗人辈出的原因甚多，大概主要是有清相对于前代文教更为普及兴盛，妇女地位也有一定的提高——这或许和满族入主中华，而满族妇女地位较高也有一定关系——社会更为富庶，尤其城市人口增多，“闺秀”群体扩张，有更多受教育机会。湖南也因为出现较多仕宦之家，闺秀们有条件接受更好的教育，同时不仅有余裕而且有需要从事诗歌创作来显示和证实她们的才华，在经济上有可能把作品刊刻成集，于是出现了相当多的女诗人集。据不完全统计，清代湖湘女士诗集至少近两百种。

从这些集子所收文本来看，湖湘女诗人有着与同时期男性诗人不太一致的关注点，尽管在意识形态上，基本上没有摆脱男权宗法伦理的教化所赋予她们的观念，但也相当程度地显示了她们在男权体制下受压抑的实际境况，及在此境况中的生存遭遇与选择。相当多的诗人都是青年丧夫而矢志守节，在艰难困顿中度过她们孤苦凄凉的后半生，她们的诗总是表现出在这种处境中的人性尊严——这种坚守乃宗法伦理教化所致，却仍然让人在同情悲悯中肃然起敬。有些人年轻丧偶，面临改嫁压力，即以死相争，留下自明其志的绝命诗，如长沙黄氏等。还有人痛夫之早逝，以身相殉，如李玉容等。甚至也有人如湘潭石氏、邵阳尹氏等，未婚夫死，即终身不嫁或竟自杀以殉。还有一些人如杜湘娥、王素音等都是在战乱流离中为乱兵所掠，誓死不屈，赋诗明志，并投水身死者，所留下的只是绝命诗。更多的是华年早逝的诗人，未能尽其才华，而赍志以殁，如郭秉慧、胡锦等。即使没有遭遇特别的变故，多数诗人表达的也是凄苦之音，只有少数出身名门的闺秀，或夫婿仕途得意的女士，时有快意之作，且她们也颇多闺怨之什。除人生苦难是表现的重要主题外，亲情、友情是诗人们书写最频繁也最动人的题材了。父女情、夫妻情、兄弟姊妹情、母子情、闺友情是她们最擅长的书写对象，既因为她们的感情体验较为细腻，也因为这是她们生活的重心，所以这方面的书写甚至超过男性诗人，尤其是作为人生困顿之补偿的母子之情，对于有些诗人来说，几乎寄托着她们的全部希望，因此格外容易深沉动人。她们一般交往较少，每有亲戚友朋过访，则表现出特别的兴奋，发之于诗。另外，历史人物、时序更替、物象变化、花草树木、名山大川算是女诗人们吟咏较多的对象了。她们对历史人物虽较多地遵循宗法伦理的教条，但也时有自己独立的理解和评价，她们对感情的体会较为细腻，对自然的感受和描摹也能体贴入微，少数人有机会随父母或夫婿游历山川名胜，则多有歌咏之作，某些诗也表现出一般女诗人难以具有的壮阔气势。

在艺术上，这些女诗人大都熟练地掌握了近体诗的写作要旨，尽管总体上说，成就不算很突出，但相当一部分人已经形成个人的风格，有些诗人足以与男性诗人分庭抗礼。江浙女诗人骆绮兰曾分析女子工诗甚难之原因，认为她们外在条件不如男子：“女子之诗，其工也，难于男子。……何也？身在深闺，见闻绝少，既无朋友讲习，以瀹其性灵；又无山川登临，以发才藻。非有贤父兄为之溯源流，分正伪，不能卒其业也。迄于归后，操井臼，事舅姑，米盐琐屑，又往往无暇为之”（《听秋馆闺中同人集序》）。确实如此，但有些女诗人，极力突破条件的限制，发展自己的才能，如善化罗金淑（字丽生）家贫劳苦，但不废写作，邓显鹤曾亲至其家：“丽生安之，终日操作，不废吟哦皴染。余尝过其家，纺砖织筐旁皆诗筒，煤烟尘迹间皆画稿。乃叹丽生直贤媛，非仅才女也”。罗金淑的诗也颇具见识和个性，如咏《昭君》：“和戎谁策美人勋，匹马飞驰塞上云。千古月明青冢在，画师原未误昭君。”她以昭君之垂名青史，来确证其和亲之价值，既有翻案之卓识，又表达了她自己留名后世的价值观，颇有杜牧咏史之风。郭步韫咏《萍》，也能自出己意，见其风骨：“谁道根苗寄未深，春来仍自泛波心。凭他无限风涛恶，只可高低不可沉”。郭漱玉《到家》，写归省父母之欢愉场景，生动活泼，情真意切，也极见才情：“初六整行装，初七泊河侧。初八到湘阳，水天共一色。直从雨湖西，行过雨湖北。黄犬卧当门，吠我疑是客。报道远人来，笑语珠帘隔。女侄忽旋归，叔婶欣然悦。兄弟俱长大，昂然美风格。相见钗离情，烛光如昼白。娇痴四妹小，鬓云才覆额。牵我薄罗衫，索我旧诗册。别久情愈亲，团坐屋嫌仄。阿爷自外回，若喜掌珠获。呼女问归程，不嫌琐碎说。初六整行装，初七泊河侧。初八到湘阳，水天共一色。风尘果劳苦，鹧鸪行不得。阿爷闻之笑，区区里仅百。男儿仗剑游，大功立沙碛。十年还故乡，两鬓雪不墨。我昔上长安，到处鸿留迹。归时杨柳青，去时荷叶碧。不知客路劳，那知家居逸。女闻阿爷言，自愧还自惜。回头语弟妹，庭闱乐何极。”重沓的几句，表现亲人的关切及自己不嫌烦琐地诉说的情状，在形式上也颇具创意。

现代湖南也出现了一些女诗人，其中陈家庆最为突出，被视为民国年间重要的女词人之一。作为现代诗人，更具个性。她往来大都，交游颇广，胸襟开阔，情趣超逸。其词作格律谨严而吟咏自然，流畅如水，圆转如珠，自具风格，如题画词《水龙吟  题荻秋访旧》：“望中烟水萧寒，画图写出苍茫意。荒墩断岸，孤云野树，风前掩曳。荻渚洲横，蟹村屋小，高人曾寄。叹西风故国，殷勤洄溯，扁舟去，何人会。   莫问泬寥秋气，想东林，昔贤胜地。名流三五,缥湘满架,兰襟清泚。鸥鹭盟心，烟波息影，古怀同契。羡剡溪逸兴，飘然来去，话沧浪味。” 词中荻秋为明高攀龙读书故址，细致的画面描述，高远的历史意识，景仰前贤、超脱凡俗的志趣，都表现得自然妥帖，可谓情景交融。对感情和物象感受表达的细腻，更为女诗人们普遍的特点，表现在相当多的诗作中。这些都完全可以作为文学生存的有价值的史料流传下去。

随着时间的流逝，尤其因为近代以来，整个中国社会状态、文化观念的变化，使得这些集子难以重刊，一般读者都不太容易见到了，所以值得出版和介绍。本书从众多诗集中选择了几个具有代表性的集子，予以点校。

《湖南女士诗钞所见初集》为长沙女诗人毛国姬与其弟毛国翰搜罗选辑，沈道宽（字栗仲）审阅，初集共十二卷[ 另有道光年间刊本《湖南女士诗钞所见初集》共8卷，其中所收诗有道光17年以后者。]，其中前十一卷是诗钞，第十二卷为词钞，选于道光十四年（1834）。从其题名及序言看，编辑者尚拟继续广搜群集，再行编选，但二集终未成。毛国姬，字孟瑶，号素兰女史，著有《素兰诗集》。其弟毛国翰（1772-1846）为诸生，也工诗，助成其事。沈道宽（1772-1853）为嘉庆二十年进士，知湖南酃县，聘国翰教子，因此交往颇深。毛国姬发心选湖南女士诗，乃因清朝此前已经颇有专选闺媛诗集而刊布者，如陈其年《妇人集》，王西樵《然脂集》，胡抱一《名媛诗钞》,汪心农《撷芳全集》，蒋泾西《名媛绣针》，许山臞《雕华集》等，还有袁枚《随园女弟子诗》、任兆麟《吴中十子诗钞》（即《林屋吟榭》），陈文述《碧城仙馆女弟子诗》，恽珠《闺秀正始集》等。甚至也有女士选诗者如王端淑编《名媛诗纬》，骆绮兰编《听秋馆闺中同人集》等。这些选本多为江浙一带文化鼎盛之地所刊，所选对象自然也大都为江浙女诗人，湖湘女诗人之作很少被选入这些选本，所谓“于湘兰沅芷，采撷寥寥”（《湖南女士诗钞例言》）。毛国姬慨叹女诗人往往一生创作，难于传播，徒敝精神，蕙心兰质，与草木同腐，因此希望通过选诗阐显幽微，“欲使湖湘近时吾属之颂椒咏絮者，不至湮没”（《弁言》），于是屡促弟国翰四处求索，以成其业。《湖南女士诗钞所见初集》总共收诗131家（有目无诗者、诗词重出者未计），多者一百几十首，少者一首，共计近2000首。选诗以温柔敦厚之诗教为宗旨，强调诗人之品行，激扬表著有关节义者，在艺术上则因为意在阐幽显微，以保存文献为要，所以从宽收录。

《湘潭郭氏闺秀集》主体为湘潭女诗人郭润玉于道光17年（1837）所编，其夫李星沅作序，并于是年刊刻。次年郭润玉病逝，李星沅于道光19年整理刊刻其最后一年之诗作，成《簪花阁遗稿》，并又附上《红薇吟馆遗草》（此为润玉侄女兼长媳郭秉慧之诗集，秉慧痛润玉之死，16天后哀毁夭逝，年仅17岁），成《郭氏闺秀集》全璧。郭润玉（1797-1838），字昭华，号笙愉，进士、知县郭汪灿女，嫁湘阴李星沅（1797-1851），星沅字子湘，号石梧，道光12年进士，后官至云贵、两江总督，为清朝重臣。《郭氏闺秀集》收郭氏四代闺秀诗人七家诗，分别为郭步韫《独吟楼集》（74首）、郭友兰《咽雪山房诗》（51首）、郭珮兰《贮月轩诗》（58首）、王继藻《敏求斋诗》（88首）、郭漱玉《绣珠轩诗》（119首）、郭润玉《簪花阁诗》（162首）、《簪花阁遗稿》（43首，附录之李星沅诗不计）、郭秉慧《红薇吟馆遗草》（99首），共计七家诗，694首。郭润玉为前六家诗作序。郭步韫为郭氏闺秀中开创写诗风气者，经历坎坷，嫁邵氏，早寡，抚孤矢节，才华卓异，风格突出。友兰、佩兰为步韫侄女，王继藻为佩兰女，漱玉、润玉为堂姊妹，均友兰、佩兰侄女，郭秉慧为润玉侄女兼长媳。一门闺秀，传承有自，既时相酬唱，自然相互切磋，诗学和文化均有相当积累，因此诗歌各具风格，且都有较高水准。郭润玉所作各序中，表达了较强的家族意识，也略述了各人性格、遭际以至诗风，毅然以风雅自许。叙述她自己的学诗过程，尤足显示其家庭熏陶、激励之功：“予十四岁失恃，遂膺痼疾，展转床褥四五年，顾独喜诵诗。闻阿父论诗，则凝思寂听，若有所得，神志都爽。既而疾渐愈，益从两姑母卒业。时阿父家居，督吾辈为诗课，糊名易字，第甲乙甚严，犹忆乙亥冬夜分咏，作消寒会，设花笺湖颖标胜，余咏水壶擢第一，又梅花十绝句连擢第一，为阿父所激赏，中心欣欣，殆胜秀才之得第也。”像她们这样一门闺秀，都尚风雅并尽皆成集的家族，即使在全国范围内，也并不多见，因此足以构成女性文学的珍贵史料，也可见当时湖南诗风之盛。

《碧湘阁集》是民国女诗人宁乡陈家庆的诗、词、文集，民国22年（1933）刊刻。陈家庆（1904-1970），字秀元，号碧湘，兄弟姊妹中五人均能诗，且都为南社诗人，长兄陈家鼎参与辛亥革命，颇有影响。作为毕业于东南大学，接受过正规大学教育的现代女性，陈家庆在学术上也颇有造诣，曾执教于安徽大学、重庆大学、中央政治大学、上海中医大学等校，文革时遭受迫害致死。家庆嫁湖北汉川徐英（澄宇），徐亦为诗人、画家，其《天风阁集》与《碧湘阁集》同时刊行，互相题辞，文坛传为佳话。《碧湘阁集》有名家林损、黄侃、高步瀛、吴梅等人题辞。家庆创作诗、词、文兼善，尤以词作著称，其词不专一体，自具个性与风格，或清丽、或雄健、或洒脱，较少凄清缠绵格调，艺术上音韵和谐，格律谨严，时有巧思，尤见学者功力。《吴宓诗话》称其“词胜于诗文”，可以说是民国年间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湖南女词人。《碧湘阁集》诗集、词集、文集各一卷，收诗243首，词134阙，文15篇。为保持《碧湘阁集》的完整，本书亦将其文集收入。

本书校点尽量尊重原本，所收诗都未作增删，以存原璧。《湖南女士诗钞》中有几位诗人有目缺诗，因此目录中也删去其名，其中部分诗人作品在《沅湘耆旧集》中保存。原本有明显误漏处，改正增补并作注。也有原版毁坏模糊处，酌情处理作注。采用简体字排版，常见异体字径改，少数异体字作注。

                                                      庚寅清明于乐是居

   作者简介：

   王攸欣，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贝京，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获作者授权发表于中国诗歌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