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在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中，包括塞万提斯、莎士比亚在内的一批文艺巨人，“发出了新时代的啼声，开启了人们的心灵”。2016年，恰值塞万提斯、莎士比亚、汤显祖三位中西方的文学巨匠逝世400周年，自7月15日起，光明日报《光明文化周末·文荟》陆续推出了以“‘高峰耸古今 星光耀中西’——纪念汤显祖、莎士比亚、塞万提斯逝世400周年”为主题的6篇系列文章，发掘他们作品的深厚内涵和独特价值，揭示东西方文化间的相互交流和影响。

　　董燕生，1937年6月生于北京，北京外国语大学西班牙语系教授，1996年被批准为博士研究生导师。《西班牙语》（1～6册，董燕生编）获1992年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二等奖；2000年11月6日，获西班牙胡安·卡洛斯国王授予的依萨贝尔女王勋章；2001年9月，译著《堂吉诃德》获中国作家协会颁发的第二届鲁迅文学奖1995—1998全国优秀文学翻译彩虹奖；《现代西班牙语》（与刘建合编）获2002年教育部颁发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二等奖”。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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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吉诃德》插图 古斯塔夫·多雷绘 资料图片

　　中国明代戏曲家、文学家汤显祖与塞万提斯、莎士比亚是同时代的人，他们都逝世于1616年，400年来，他们的作品为一代代的观众和读者所欣赏、喜爱，已成为全人类共同的文化瑰宝。三位文学巨匠同处在人类变革时期，作为巨人时代的时代巨人，他们对人性的热情讴歌，成为欧洲文艺复兴和东方人文启蒙的时代灵魂。《名家》此次推出特别专辑，分别刊发《“对话”塞万提斯 “咀嚼”堂吉诃德》（《光明人物》10版）、《汤显祖〈牡丹亭〉中杜丽娘的生存场域》（《光明讲坛》11版）两篇文章，邀请董燕生、邹元江两位教授，就塞万提斯、莎士比亚、汤显祖三位文学巨匠的艺术成就，以及中西方文化交流等诸多问题进行深入的阐释和探究，以飨读者。

　　《光明人物》版：2016年4月23日，世界读书日，同样也是塞万提斯的逝世日，马德里市中心酒店的电视大屏幕上，全天候转播世界各地的读者阅读《堂吉诃德》的画面，场面宏大。您觉得塞万提斯和《堂吉诃德》在中国以及世界有着怎样的广泛影响力？这位西班牙的文学巨匠及其创作是如何代表时代风貌、引领时代风气的？

　　董燕生：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的序言和后记中再三申明，他的写作目的在于嘲笑当时风靡西欧的骑士小说。因为在他看来，此类文学作品的内容纯属谎话连篇，艺术上也是荒诞无稽的。

　　《堂吉诃德》出版后很快就成为畅销书，立即被译为各种欧洲语言。但是在17、18世纪，它仅仅被认为是一部谐谑逗趣的杰作。直到欧洲浪漫主义发端，“堂吉诃德”这一形象才被看作是高尚的悲剧典型，就是说堂吉诃德像一切有高尚追求的理想主义者一样，不仅不被世人理解、同情、支持、追随，反而遭到耻笑和摧残。应该说，这种解读还是有一定的文本依据的。

　　我们且看看堂吉诃德究竟有什么样的理想（其实也就是塞万提斯本人的理想）。下面是他在牧羊人当中，对所谓“黄金时代”的向往：

　　那是多么美好的岁月、多么幸福的时代啊！难怪古人冠其以“黄金”二字。倒不是我们这个黑铁时代如此钟爱的黄金，在那个幸运的时代可以毫不费力地获得，而是因为，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不知道“你的”和“我的”这两个字眼。

　　…………

　　没有人欺诈行骗、心怀叵测，却偏偏装出一副真诚坦率的样子。法律还没有脱离自己的正道，谁也不敢依靠恩宠和钱财公然玷污干扰它，不像现在，受到那么多的践踏、干扰和侵犯。法官的头脑里没有一丁点儿任意判决的念头……（I，10）

　　请注意这段话中对司法腐败的批判以及对司法正义的追求。在另外的章节里，作者借主人公之口，进一步发挥了这方面的理念。桑丘潘沙就任海岛总督之前，堂吉诃德对他进行了一番忠告：

　　要秉公执法；穷人的眼泪固然值得同情，可也不能忽略富人的申诉。不要管富人如何送礼许愿、穷人怎么苦苦哀求，你该做的就是查明真相。

　　当然应该而且必须公正无私，但也不能对罪犯过于严酷；执法如山固然可嘉，可与人为善更易扬名。宁因恻隐之心低垂权杖，也不为金钱财货贪赃枉法。

　　要是不巧赶上裁决你的某个仇人，你必须捐弃前嫌，据实宣判。事关他人，不要被一己的私情蒙住眼睛。一旦出现这种失误，大多不可挽回；如想补救，必将损名又破财。

　　…………

　　对于被判服刑的人不该恶言相辱；他狱中受苦已经够倒霉了，何必再加上狠狠呵斥呢！（II，42）

　　再看看书中关于完美人格的界定：

　　有的人踏上雄心勃勃的坦途，有的人攀登趋炎附势的阶梯，有的人依靠伪善狡诈的手段，有的人虔诚敬神走向天国；而我，由福星指引，选择了游侠骑士的崎岖小径；为了事业，家业财产可以弃置不顾，但是名誉不容分毫有损。我救助过困厄之人，匡正过不义之举，惩戒过狂徒，战胜过巨人，摧毁过妖魔。我满怀绵绵情思，因为所有的游侠骑士都必须是情种。我尽管缱绻缠绵，却绝非那种轻薄之辈，而是心神向往、恪守礼仪。我从来都是一心向善，设法有利于天下，而绝不加害于人。一个这样想、这样做、这样律己的人是否就应该被称作傻瓜白痴，还请公爵及夫人二位贵人明断。（II，32）

　　即使在今天，在所谓的世俗功利主义观念中，又何尝不是把这种品格高尚的人看作白痴、傻瓜、疯子呢？

　　由于篇幅限制，我不能举出更多的例子，但是有一点很清楚：尽管塞万提斯提笔时，目标定的很有限，但在写作过程中，他不可避免地会把自身的人生感悟融入作品。而塞万提斯自己恰恰是一个追求高尚、人品超群、知识渊博、阅历丰富的人，于是便身不由己地借书中人物之口娓娓道出了自己的心声。

　　遍布书中各处的这类掷地有声的至理名言，通过一个虚拟的疯子之口说出，而且语气庄重严肃，在当时污秽恶浊的社会氛围烘托下，便发挥了一箭双雕的效果：一方面，庄谐反差，增添了小说的戏谑色彩；另一方面，善恶对比，凸显了作者惊世骇俗的良苦用心。

　　塞万提斯是一位深受欧洲文艺复兴风潮影响的文人。大家知道，这场思想文化运动吹响了人类进入现代社会的号角，意欲同弥漫着愚昧、专横的中世纪彻底决裂。当时的有识之士迫切希望把人们从神性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充分调动人性对真善美的追求，从而作为大写的“人”，自由而豪迈地矗立于天地之间。

　　塞万提斯借堂吉诃德的形象勾勒出的高尚品格，恰恰是他对世人的热切期许，因为那是创建一个平等、自由、和谐的新社会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

　　《光明人物》版：您以前提到过中国和西班牙的文化交流处于一种“入不敷出”的状态，目前中国方面翻译西班牙语的能力还不强，西班牙方面懂汉语、研究中国文化的汉学家也很少。这些都限制了中国文化在西班牙的传播和推广。今年恰逢塞万提斯逝世400周年，您觉得如果以此为契机的话，该如何扩大中国文化的影响力？

　　董燕生：要想扩大中国文化的影响，固然离不开高质量的翻译队伍。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迅速、持续地提高当代中国文化的质量和吸引力。否则，翻译家人数再多、水平再高，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光明人物》版：以前关于您的一篇报道中提到，您是“出于偶然的原因选择了北京外国语大学的西班牙语专业，从而结下了与西班牙语难以割舍的‘半生缘’。”您能否讲一下当初选择西班牙语的初心，那又是一段怎么“偶然”的经历呢？

　　董燕生：我估计，大概所有人的生活轨迹恐怕都是许多偶然性串联起来的一条千回百转的曲线。西方哲学所谓的“自由意志”只能是一种遐想。你的任何抉择必然会受到客观环境中诸多因素的诱导或牵制。

　　我的高中阶段恰逢中苏关系的蜜月期，再加上俄国文学的高质量和丰厚遗产，所以便产生了学俄语的念头。后来，老师建议我报考当时的北京外国语学院，我听从了，并且考上了。报到的时候跟我一起的高中同学说他想学西班牙语，我便不假思索地说，那我就随你吧，至少不会感到孤独。

　　对于西班牙这个国家我还多少知道一点皮毛的东西，比方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比方斗牛和弗拉门戈舞。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国家的山川景色和民风民俗都散发着某种浪漫气息，而这也正好符合我的秉性。于是，我的未来便这样定下来了。

　　《光明人物》版：在以前接受的采访中，您曾提到过在北外学习西班牙语的日子，条件不可谓不艰苦，可是从您的言谈话语里，我们并没有感受到遗憾或不满，反而是慢慢地咀嚼与回忆。相信在您的记忆中，在北外的那段学习时光一定是非常美好的，您现在还能否回忆出几件有意思的往事呢，关于师长，抑或关于挚友？

　　董燕生：回忆起那段时光，心情五味杂陈，很复杂。不可否认，那是我人生中十分重要的阶段，因为它是我为日后安身立命打下坚实基础的时期。然而，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不仅给人们造成了沉重的精神压力，而且把人际关系搞得非常紧张。不过，还是给我留下了不少值得珍惜的回忆。

　　先说中国老师。其实，他们比自己的学生大不了几岁，刚刚离开课桌就踏上了讲台。但是，他们那种兢兢业业的精神从那时起就一直是我的楷模。更重要的是，他们能跟我们真诚相处，其中有几位更成为我们的密友。

　　后来，由于工作调动，大家都分散到不同单位，很少见面，但只要有机会聚在一起，还是跟当年一样亲热。

　　再说外国老师。其中，马利亚·列塞亚是我最敬重的老师之一，她生前我们始终保持着联系。我在西班牙学习和工作期间，只要有机会就一定去拜访她，在她家小住几天，一起翻看旧相册，回忆当年的种种琐事，当然更经常海阔天空地“神侃”，两人都感到十分惬意愉快。

　　马利亚·列塞亚说，在她颠沛流离的前半生，走过世界上不少国家，教过不同种族的学生，但是，只有中国使她终生留恋，只有中国学生一直跟她保持着密切联系。

　　她最欣赏形容中国人性格的一个比喻：热水瓶。她说，你们中国人确实不像西方人那样张扬外露，整天把“我爱你”挂在嘴上，可是你们心里对人的那种情谊是深厚绵长的，只有长久跟你们真诚交往的人才能体会到。

　　至于同学，时至今日，我一直通过各种方式跟不少当年的同学保持着联系。当然，关系最近的还是当年一块留校当教师的那几位。可以说，我们是肩并肩一起长大的兄弟姐妹。时不时总得想方设法找借口聚一聚，经常半开玩笑地议论如何合伙养老的事，因为大家毕竟都是八十来岁的人了。

　　《光明人物》版：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塞万提斯及《堂吉诃德》的？真正着手重新去翻译的机缘是什么呢？

　　董燕生：我中小学阶段就已知道西班牙有位名叫塞万提斯的作家写了一本题为《堂吉诃德》的小说，但直到进入北外西班牙语系，我才产生了阅读这部巨著的愿望。

　　当时，我遇到的译本是傅东华从英语转译的，应该说相当传神，常逗得我一边阅读一边情不自禁地笑起来，别人还以为我得了神经病。但我从来也没想过有一天自己会动手直接从西班牙语去翻译它，因为我觉得那是大手笔的事。

　　1994年，我已经任教数十年了。一天突然有人来访，说是某出版社的编辑，问我是否有兴趣翻译《堂吉诃德》。我吃惊得愣了半天，不知如何回答。

　　那位编辑说，他先找的是北大的赵振江教授，可是他和夫人段若川一致认为，这件事只有北外的董燕生能做。没想到，同行和朋友对我如此器重，感动之余心想，干吗不试一试呢。

　　为了慎重起见，我要求给一个月的时间，容我考虑周全了再答复。然后，我立即做的一件事就是对照原文仔细阅读当时市面上最流行的一个译本。这一下，可给我壮了胆，因为我发现了很多一眼就能看出的错误。我想，我还不至于如此吧。就这样，跟出版社签订了合同。

　　《光明人物》版：近两年，有关“经典重译”的话题讨论得尤为激烈。相信您对于这个问题比较有发言权，因为就《堂吉诃德》而言，也是在一个世纪产生了将近20种不同的中文译本。那么您对于“经典重译”的问题有什么看法？

　　董燕生：我非常赞成“经典重译”。道理很简单：语言在发展，审美情趣也在变化，旧时的译本肯定不符合年轻一代的口味。我们自己阅读清末民初那些文白夹杂的作品时的别扭劲儿就是明证。所以我经常对学生说，希望他们当中能有人重译《堂吉诃德》，不仅是为了与时俱进，更是应该在质量上大大超过如今流行的任何译本，包括我自己的。但是“经典重译”必不可少的前提是：重译本必须是高质量的，偷工减料、粗制滥造的残次品则完全违背了重译的初衷。

　　《光明人物》版：有文章称，如今即使在西班牙本国，也并没有多少人读《堂吉诃德》了。您也曾为此叹息。那么，在您看来，《堂吉诃德》能够成为传世名著，其闪光点在何处？就“堂吉诃德”这一人物而言，对于现代社会的我们来说，是否还有借鉴意义？

　　董燕生：《堂吉诃德》讲的是一个“疯子”的故事，因此有必要探讨一下东西方文化对疯癫的看法。在西方，古希腊的柏拉图就曾经说过：“心智高超而不几乎沦于疯魔的人是很难遇到的”。还有一则有关古希腊的故事讲道：

　　哲学家德谟克利特发疯了，希波克拉底被请去诊治。“病状”是他人已入暮年，却突然才情大增，终于失去常理，行为怪诞、言语奇特，完全有悖常情。于是，整个阿布德拉城都认为他疯了……希波克拉底巧妙地向他提问，打算弄清他头脑的哪个部位出了毛病，结果却发现他本是世上绝无仅有的智者。

　　而这正是我们在堂吉诃德身上看到的情况：分明是个疯子，却时而清醒，能道出惊人的至理名言。

　　可能是基于上述古代理论，欧洲有一种对待疯子的古老风俗：一方面人们觉得他们是一些可以取乐的可笑角色，另一方面又认为他们满腹都是常人不及的至理名言。宫廷小丑通常能起到这两种作用。他们实际上是乔装的道德说教者：批评出自疯子之口总比出自常人之口更能受到宽容。头脑不正常（此处无需对疯癫和呆傻做任何区分）总被看作具有两重性：可笑固然可笑，可是一般又认为，疯子说不定比他人更清醒。

　　咱们中国的古代圣贤不是也说过“大智若愚”吗？还有什么“童言无忌”，“酒后吐真言”。

　　说到这里，无须进一步发挥，也就看清了“疯癫”在人世间的作用。堂吉诃德不过是其中少数几个幸运者，被人树碑立传。

　　中国也有疯子被载入史册的，鲁迅的《狂人日记》便是。其中的主人公，就是因为道出了旧礼教的吃人本质，而被大家认定为癫狂的。这种形象不仅对中国社会，而且对整个人类都有意味深长的讽喻作用。

　　我看，仅此一点，一部《堂吉诃德》就足够我们长时间咀嚼、回味、领悟、践行了。

　　《光明人物》版：在西班牙语翻译之外，我们也知道您另一个身份是北外的一位西班牙语老师。您在1996年时就被评为博士生导师，但是依然坚持为本科生上课，并且教学生动、有亲和力，测试形式也不拘泥于考试，深受学生喜爱。那么您是如何看待自己“师者”这一身份呢？

　　董燕生：确切地说，教学是我的主业，翻译只是客串，偶尔为之。我好像从来也没觉得自己是别人的什么师长。年轻的时候不用说，岁数跟学生差不多，天天跟他们摸爬滚打在一起。即使年纪大了一些，也还依然如故。所以凡是我教过、甚至没直接教过的学生中，都有几个非常亲密的朋友，几十年如一日地保持着联系。其他大多数，虽说平常很少交往，但他们一旦有什么聚会，总会把我也招呼上。大家一见面，仍然像当年一样亲密无间。

　　2016年6月24日是我的79岁生日，“文化大革命”后期毕业的一批学生，按照中国传统，提前为我操持了八十寿辰喜宴。几乎每个人都给我赠送了祝寿的诗作和条幅。不妨挑选两则，就可以从中看出我们之间的友情是如何的深厚、真挚：

　　粉笔飘屑染白发 授德授业终不悔

　　蜡烛放光映赤心 树木树人总关情

　　三尺圣坛春风化雨桃李满海内

　　一部译著正本清源彩虹飞地天

　　作为教师，我当然很关心学生们的学业长进，不过我似乎更注重日后他们如何为人处世。我经常对他们说，做人有两点十分重要：一是要践行三“正”：正直、正派、正当；二是必须学会独立思考，切忌人云亦云、随波逐流。

　　《光明人物》版：据了解，您多次参与编写了西班牙语专业教材，并表示：“编写教材不是人们想象的那么容易。”在您看来，中国当今西班牙语教学的困难在何处呢？

　　董燕生：我们曾经多次想直接使用西班牙语国家为外国人编写的教材，但是行不通。那些教材几乎全部都是针对欧美地区的，那里的大部分语言都属于印欧语系，相互之间均有或近或远的亲缘关系，而且人们的文化传统也差别较小。

　　于是，我只好自己动手编写适合中国学生的教学资料。一旦动起手来，才发现困难重重，而且越是初级阶段，越觉手足无措。你想，怎么才能叫一个对西班牙语一无所知的成年人开口说这种语言呢？首先遇到的就是发音问题，只能先选择那些包含与汉语音素相近的短小词汇，组成语法结构简单的短句，而且还必须是常用的话语。做起来，简直就像海底捞针一样。然后，你还得花样翻新地编出各种练习，引导学生反复操练。

　　好了，这个问题不能继续展开，因为太艰涩枯燥了。还是简单说一下西班牙语教学当前的困难吧。我认为，最大的困难在于师资队伍的建设，一是应该迅速而持续不断地提高质量，二是在年轻教师当中坚持不懈地培养高度的敬业精神。就前者而言，目前的条件比我们当年不知改善了多少，无论是国内深造还是出国进修，条条道路都通畅。第二点就难了一些，看来与整个社会上的浮躁气氛有关，那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了。

　　《光明人物》版：现在，提到《堂吉诃德》这本世界名著，许多人都会想起刚刚去世的杨绛先生。此前，您对杨绛先生翻译的《堂吉诃德》版本提出了一些基于学术的异议，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争论。许多年过去了，您是否愿意在就此事，或者关于《堂吉诃德》在中国的众多流传版本为我们进行一次梳理？

　　董燕生：十分遗憾，我无法进行这种梳理，因为除了你提到的那个译本，我没有拜读过任何别的一种。前面我说过，我的主要精力倾注在教学上，没有过多时间关注这方面的问题。这属于翻译批评范畴的工作，应该由相关专家去过问，如果咱们这里有这种专业的话。

　　至于那场争论，已经过去多年，不必再旧话重提。其实，我本人并没有参与进去，只不过是在记者采访我时，谈了一点自己的看法，没想到居然引起轩然大波。有趣的是，那些讽刺挖苦我的“资深”诸君，没有一个是懂西班牙语的。而且，在他们的文章里，除了扣了一些“大帽子”之外，没有触及我提到的任何一个学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