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合在一起的理由

这三位诗人是商禽，张枣和许世旭。将他们放在一起是基于这样的理由：他们都是去年离世的、用中文（商禽，张枣）或部分用中文（许世旭）写作的诗人。商禽去世是2010年6月27日凌晨，晚年患有严重帕金森氏症，享年81岁。许世旭是7月1日，76岁。张枣3月8日因肺癌病逝于德国图宾根大学医学院，年仅48岁。

在我们的时代，即使是有成就的诗人的离世，也不大会引起媒体、大众的关注；例外的情形似乎只发生在比较特殊的情况下，比如杀人或自杀，正像八九十年代之交海子、顾城的事件那样。诗人之死产生的社会反应，对我来说之所以成为问题，是前些年一些事件引发的感慨。昌耀先生在当代中国，应该是大诗人了,他2000年去世，我却过了很长时间才知道；如果我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人那倒也罢了。另一位著名诗人蔡其矫2007年1月3日去世。尽管知道他年事已高（享年89岁），但前一年春天我去福建三明参加诗歌会议，还和他，刘登翰游建宁的国家地质公园，一起坐船爬山。因此，听到这个消息还是感到突然。关于这件事，和蔡其矫同是福建籍的首师大教授王光明，后来有文章提及：

今年1月3日凌晨2时，诗人蔡其矫因脑瘤在北京逝世。我是当天傍晚从北京大学教授洪子诚先生的电话中得到这一消息的。晚上，我打破自己的习惯，在网络上搜索关于蔡其矫逝世的消息，不见任何报道。我再向中国作家协会一位副主席打听中国作家协会对蔡老丧事的安排，不想他还是从我的口中才知道此事。

我顿时木然。蔡其矫的逝世不该这样无声无息！之于当代体制，他是1938年的“老革命”；之于中国诗坛，他是当代屈指可数的真正有成就的诗人。一个多么热爱生活的诗人！青春永驻的诗人！走遍了中国的千山万水，献出过那么多才情洋溢的诗篇。他天真可爱得像一个儿童，2004年2月14日情人节，已经86岁的蔡其矫，穿着红衣服站在福州的大街上，向每一对身边走过的情人分发诗集和玫瑰。……

这是确实的，我看过这个情景的照片：和男友一起的女孩子，从蔡其矫手里接过玫瑰，露出惊讶，却满心欢喜的幸福笑容。但王光明也不必太感到奇怪和伤心。蔡其矫既不是政治或演艺明星，不是文学界的风云人物，在人大、政协，在中国作家协会，没有官职，没有什么显要头衔。他常常独来独往，被人称为“独行侠”。对他的去世的反应，正好是这个社会给予“疏离者”的合适“待遇”。不过，相信他的读者和倾听者会记住他,会有另外的纪念方式。说到底,诗人和这个世界，和他的读者只有以诗联系，其他的一切其实都不是很紧要的。这也正如爱尔兰诗人的话：“在某种意义上，诗人的首要职责，是允许诗歌再次发生”。

商禽：负伤的鸟

我最早读商禽的诗，是80年代初，读到的是现在仍被看作他的“代表作”的《长颈鹿》、《跃场》、《灭火机》、《逃亡的天空》。“超感”的意象和奇崛的字词、句式，当时让我惊讶。这些诗都写于五六十年代；作者当时还在台湾的军中服役。一个有意味的现象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大陆和台湾的青年诗人许多都是军人。大陆的如闻捷、公刘、白桦、李瑛、周良沛、张永枚、顾工、梁上泉、高平，雁翼，台湾的则有商禽、郑愁予、辛郁、梅新、洛夫、楚戈、管管、痖弦、张默、周梦蝶、大荒……。但是两岸青年诗人的诗歌意涵和情感性质，却大相径庭。诗人都是对时间敏感的人，他们的区别在于，一是以驾驭者的身份，写作他们真诚，但也肤浅的乐观的“创世纪”之歌，另一则强烈感受到被遗弃和遗忘，肩负着巨大压力而“以诗抵御时间无尽无止的侵蚀”（陈芳明《商禽之秋：纪念他，不如读他一首诗》）。有诗评人将商禽的名字解析为“负伤的鸟”，那么，让他“负伤”的正是他所经历的时代的“无尽无止的侵蚀”，是无力把握支离破碎的现实的废然绝望。

朱光潜先生30年代说过，“有些诗可以从文字本身去了解，有的诗非先了解诗人不可”（《文学杂志》1卷2期）。也就是说，有的诗人“人”和“诗”关联密切，他们的作品往往是自身生命、遭际的直接投射；诗和人构成了互补互证的关系。牛汉、绿原、昌耀等都属于这一类，商禽也是。所以，牛汉将他的诗看成“生命的档案”，绿原为他的诗论集命名《人和诗》，商禽坚决认为，“由人所写的诗，一定和人自己有最深的关系”。不过，对于商禽等来说，人和诗的关系还有另一层面的涵义。他们的生命和诗歌写作，也联系着现当代动荡变迁的历史进程；随着他们的逐渐离世，20世纪以来新诗写作与时势纠结的这道独特“风景”，也将会成为历史。

商禽1930年生于四川珙县，15岁就当兵。后来随军队到广东、湖南、云南，多次逃脱又多次被抓。1950年，随军到了台湾。在军队多次被关禁闭、拷打；1968年退役时还只是个上士。退役后，当过出版社编辑，当过码头工人，跑过单帮（从高雄到台北，贩售在60年代被目为奢侈品的“洋烟”和“玻璃丝袜”），卖过牛肉面（诗人辛郁说，“牛肉面的香气虽然四溢，却乏人问津”）。80年代之后到《时报周刊》当编辑，生活才比较安定。商禽说，他从小就是一个逃亡者，以前为了生活及死亡而逃离，晚年则为抗拒病魔而逃离。对禁锢的逃离和对自由的渴望，是他几十年来诗的持续主题。但与那些社会批判派诗人不同，商禽聚焦的是的被囚禁者（肉体的和精神的）的心灵扭曲和所作的抗争。因此,自称“快乐想象缺乏症患者”的商禽，他的“我不但不了解莫扎特中的‘欢畅’，并且也卑视他”的极端的话，也就不难理解；虽然莫扎特不纯然是“欢畅”，虽然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说莫扎特的“坏话”。哪怕贝多芬，有人（如张爱玲）不喜欢也不奇怪。但我印象里，莫扎特是让死去的和未出生的人都亲切的作曲家：神学家卡尔•巴特说，“当我有朝一日升上天堂，我将首先去见莫扎特，然后才打听奥古斯丁和托马斯、马丁•路德、加尔文和施莱格尔的所在。”（《莫扎特音乐的神性与超验的踪迹》）；而浏览购书网站，在胎教音乐CD中，列入的不少是莫扎特的曲目。

商禽对中国现代诗的贡献，在于对情感的节制，对感伤的拒斥。他的诗题“冷藏的火把”可以看作是这一追求的最好说明。我明白，人要和感伤保持距离很不容易，况且按照情理，中国现代诗人有理由，有资格去感伤，去宣泄，因为不少人命运多舛，颠沛坎坷，面对的是长期的战乱和贫弱，是东西、新旧文化冲突交迭的冲击。但是，感伤这种“疲乏的抒情”传统，却是中国现代诗的痼疾。商禽介绍自己，说“商”是奸商的商，“禽”是禽兽的禽，并以“你是一只现役的狗”这样不堪字眼自况。还写道，他“用不曾流出的泪，将香槟酒色的星子们击得粉碎”（《海拔以上的情感》）。这是一种“冷藏”（或急冻，或定格）的美学方案：芟除枝蔓，在“超现实”的变形中，实现对感情的控制和压缩，以逼近事物的骨干与核心。

但我想在这个问题上，不应该陷入某种误区。即使面对人和诗关系纠结的诗人和他们的作品，也不妨警惕写作上对生活经验的崇拜，和阅读上对诗人传记的依赖。那些外在衬托的东西，难以避免随时空流转而褪色，到头来剩下的还是文本自身。在这一点上，我也呼应台湾年轻诗人叶觅觅的意见，“我们应该仔细触摸那一行一行从他笔下流出来的看似超现实的现实，而不是去哀叹实际发生过但是我们不在场的他们的现实。”“因此，我宁愿用比较纯粹的，艺术的视角来欣赏商禽的诗，……而非用他颠沛流离的人生去揣度。”那是因为商禽不仅依靠他的生活经验，他具有改造、提升、转化和发现的强大艺术能力。

其实，商禽的诗也不全是痛苦、悲伤，将他概括为“悲伤至极的诗人”（台湾《中国时报》在刊出商禽逝世消息时的标题）并不很确当。他既不单是“悲伤”，也不是追求情感表达的“至极”。在他悲剧性的框架下，也不难发现那种温暖、深情的面向。“唯一值得自己安慰的是，我不去恨。我的诗中没有恨”——这是他诗观中重要的一项。因此，在我读到《遥远的催眠》，还有《穿墙猫》，读到——

她不是那种用唇膏在妆镜上题字的女子，她也不用笔，她用手指用她长长尖尖的指甲在壁纸上深深的写道：今后，我便成为你的幸福，而你也是我的。

就会有那“逃离者”自遥远地方的催眠声传来：

守着树林守着你

守着草丛守着夜

守着风守着雾

我在夜中守着你

……

守着孤独守着夜

守着距离守着你

我在夜中守着夜

我在夜中守着你

张枣：知音寻求者

一位诗人在《悼念张枣》的诗中，引了约瑟夫•布罗茨基这样的诗行：“死神大手大脚，不知节俭”。是的，在这件事上死神出了差错，不该让年仅48岁的诗人过早离开他其实不想厌弃的世界。张枣去世后，我翻读他的诗集，看到有《死亡的比喻》，开头这样说：“死亡猜你的年纪/认为你这时还年轻/它站立的角度的尽头/恰好是孩子的背影/繁华，感冒和黄昏/死亡说时间还充裕”。

这首诗写于1987年，当时张枣25岁。我突然想到，当代中国不少年纪轻轻的诗人，都爱无所顾忌地写死亡，写衰老。比如顾城、海子、陆忆敏、西川、张曙光、王小妮……或者是认为生活和写作总是两回事？或者是因为“死亡说时间还充裕”？不过，也有心存畏惧的诗人回避着这些意念、这些词语。“毫无顾忌地写生死、衰老、疾病、凶器，尤其是心无芥蒂地写时光流逝，我在十多年前就办不到了。一个词，一种口气，一样东西，都会让我突然警惕，怕它在冥冥中损害我今后的命运。我所忌惮的，不单是时光变迁所暗含的某些逻辑结论，同时也包括了那些微露端倪而并不确定的词语谶意……”（清平《一类人•自序》）。对于张枣来说，这却是一个盘旋心中的问题。在他以满不在乎的语气接触这个话题的时候，它便成为需要面对，并需要加以“对决”的对象。时间的压力是那些敏感、持才傲物者的苦恼，就像他的朋友柏桦的叙述：“他的痛苦仅仅是因为时光寸寸流逝，因为死亡是无法战胜的，因为‘一江春水向东流’的青春将不再回来。”（柏桦《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

在这三位诗人中，唯一见过一面的是张枣，2000年12月在大连的诗歌会议的联谊活动间。当时留给我的是顽皮孩子的印象（不知道是否酒喝多了）。十年后再在书刊照片上见到他，见到他显得苍老、有点浮肿的面容，就恍然若失，就想，认识有的人和阅读有的书，只见过一面或只读过一次最好。张枣诗的数量不多，收在《张枣的诗》（人民文学出版社“蓝星诗库”）中的作品共130首，后来又发现四五首。商禽也写得少，《商禽诗全集》收诗167首，是他50年代起60年间写作的总量。在台湾诗坛中，痖弦、周梦蝶也都是写得少的。痖弦诗的总量也不足二百首，更让人困惑的是，他六七十年代之交停止写诗时，还是他写作的“高潮期”。痖弦事实上只有一本诗集，其他诗集都可以看作是《深渊》的复本。自然，诗人的情况是各不相同的。优秀诗人有的可能“高产”，有的却惜墨如金。惜墨如金者或者基于自信，基于自我期望极高的专注谨慎（张枣：“我潜心做着语言的试验/一遍又一遍地，我默念着誓言”）；有的则是对自己能力“限度”的警觉。总体说来，现在有的诗人写得过多，随意挥霍着自己的储备和才情。

80年代读张枣的诗，如《镜中》、《何人斯》和稍后的《楚王梦雨》，有一种很奇特的感觉。既没有北岛式的政治隐喻和批判激情，也不见于坚式的解构和日常生活琐屑碎片。那是当代已不常见的恍惚、唯美，来自潮湿南方的颓废，回想、追忆的悠长委婉声调……

张枣、商禽都有不少诗难懂，晦涩。在确认他们不是故弄玄虚之后，便觉得自己的理解力、想象力受到严重打击。后来读到顾彬先生——他是张枣诗的德文译者——的文章，说到张枣是20世纪“最深奥的诗人” ，说“张枣的读者殊不容易，无论是他原文的还是译文的读者，无论是他中文的还是德文的读者，他们所面临的难度是同等的”——我这才有点放下心来。张枣诗的“深奥”，顾彬提到的原因是他“以简洁作为艺术之本”；克制，简明精确，每个单独的词不是可预测的,而且这种陌生化随着文本的递进而加深。因而，这些看似随意排列的词语的“统一”，只有“最耐心的读者才能发现”。我觉得原因还来自他诗中自传因素的处理方式。在将自己的经历、体验的细节写进诗时，并不想将解开它们的密码也同时告知读者。当然，理解其中对古代诗文典故的借用、转化，也是我们面临的另一难度。

但最根本原因，我想主要是来自张枣的诗人的定位，和他的诗艺理想的性质。在90年代他有这样的自述：

我的那些早期作品如《何人斯》、《镜中》、《楚王梦雨》、《灯芯绒幸福的舞蹈》等，他们的时间观、语调和流逝感都是针对一群有潜在的美学同感的同行而发的，尤其是对我的好友柏桦而发的，我想引起他的感叹，他的激赏和他的参入。正如后来出国后的作品，尤其是《卡夫卡致菲丽丝》，……与我一直佩服的人钟鸣有关，那是我在1989年6月6日十分复杂的心情下通过面具向钟鸣发出的……（转引自Susanne Cosse 《一棵树是什么？》）

他不是要做一个“大众诗人”，他期待的是被“佼佼者”所阅读。这一判断有两方面的含义，其一是写作不想主动触及人们关切的政治问题和社会时势，也从不与涌动的诗歌潮流建立连接。其另一是，他清楚知道他不是为“多数人”写作，；他的读者不仅具有和他相近的智力、才情，而且具有那种心领意会的默契。显然，在诗歌读者，诗歌交流方式上，这种寻求知音的写作，表现了向着“古典传统”回归的取向。

张枣1986年赴德国留学、工作，2007年回国在大学任教；二十余年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国外，主要作品也在这个时间完成。因为这一经历，在对他的诗的研究上，有点使用了“流亡”这个词。我觉得这样说不是很合适。不过，他确实遇到与“流亡”、旅居国外诗人的相似的文化、语言的问题。张枣不是一般的留学生，出国之前在诗歌界已经有了名气，而且他自视甚高，可是在国外却无人赏识，变得无足轻重。布罗茨基说过，“没有任何一个作家，无论他流亡与否，能接受这样的无足轻重。”因此有强烈孤独感；这种孤独对那些敏感，骄傲的心灵，具有强大的压迫，甚至摧毁的力量。有研究文章（余旸《重释“伟大传统”的可能与危险》）引了他写于国外的诗《海底被囚的魔王》，它的确尖锐透露了那种深刻的无望和悲观：

一百年后我又等待了一千年；几千年

过去了，海面上仍漂浮我无力的诺言

如果说出国之前的寻求“知音”是基于艺术上的高傲，那么，这个时候却多少转化为对巨大压力的承担和释放，也就是说，那种高傲的追求，成为一个如布罗茨基所说的“语言事件”：“他被推离了母语，他又在向他的母语退却”。和诸如北岛等不同的是，张枣的身份既不具备强大的政治性背景，也没有布罗茨基的那种性格能量。这正如桑塔格说的，布罗茨基“着陆在我们中间，像一枚从另一个帝国射来的导弹，一枚善良的导弹，其承载的不仅是他的天才，而且是他祖国的文学那崇高而严苛的诗人威感。……他快捷、灵活地与其移居国建立联系”，尽管他的行为举止，“仍是一个不折不扣、地地道道的俄罗斯人。而他实际上又是何等慷慨地让自己适应我们，同时急于把他的意志强加在我们身上”。这样的适应性和勇气，这样的带“侵略性”的性格，张枣并不具备。张枣寻找“知音”和“对话”的诗歌方式，既是积极的诗艺追求，也是用以抵抗孤独压力的手段。也就是说，这些与他特定的性格、处境相关。

对于张枣诗歌给新诗发展的贡献、启示，值得细心辨析、记取。特别是他在接续中国古典“伟大传统”上的探索的得失。无论如何，他质疑，“抵抗”那种单一的倾诉、宣讲、抒发对诗歌方式，重视交谈、对话在传达现代人复杂、多层次的体验、思考的价值这一点，在增强诗意的丰富、密度和柔韧素质上，就值得重视。但是，他的独特诗歌经验有哪些具更普遍性意义，甚或可以加入到“诗歌方向”的方面，在判断上仍需要慎重。也就是说，他的诗歌取向、诗歌方式的形成，既是基于他的诗学理想，也由他具体境遇所制约。在普遍性的诗歌意义与不可替代、复制的个人经验之间，有着复杂的交织。

顾彬教授从当代中国诗歌历史上来考察张枣的意义，认为“当朦胧诗的意象世界和语汇选择至今还依赖西方和中国早期现代主义，而且还承担政治和社会的角色时，它就还不能把自身理解成纯语言或者纯汉语”，而张枣突破这一制约，他的诗“与政治和时势割断，使语言得以回缩”，让自己“置身于汉语悠长古典传统中”。

近现代中国诗歌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征象，是诗歌扩张自己的边界和功能。这指诗歌触及的范围，也指它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的作用，以及它的传播、交往方式。突破古典应酬、交谊、唱和的那种同好、“知音”小圈子，进入更广大的社会空间；不仅与个人生活，而且与社会政治，与更广大人群的命运建立联系。当然，这一历史进程并非只是一个单一的向度。在中国现代诗歌近百年的历史中，拓展是主导趋向，但“回缩”却也不可或缺：“纯诗”和不纯的诗，向公众发言的诗和寻求“知音”的诗，承担政治和社会角色与专注于语言的美、完善的诗，虽然在纷争中常常挑起激烈争辩，但它们也互为推动的前提和条件。不过，一般来说，前者在大多数时间里更会获得认可，获得合法性；诗人如果能积极呼应社会问题，也容易在“良心”上的得到安定。我们的诗歌界并不欠缺“弄潮儿”，欠缺的倒是像张枣这样潜心自己存在的难题，使语言得以“回缩”的诗人。

张枣的“知音”柏桦在他去世后这样说：他或许已完成了他在人间的诗歌任务；况且，“新时代已来临，新诗人在涌出，他在寂寞中侧身退下，笑着、饮着，直到最后终于睡去”；“但极有可能的是，由于他的早逝，由于这位杰出的诗歌专家的离场，我们对于现代汉诗的探索和评判会暂时陷入某种困难或迷惑。”

许世旭：“共赏的文化生命”

台湾作家尉天骢写道：“今年（指2010年）的六七月是一个极不遂顺的季节，老友先后走了两个，先是商禽，接着就是许世旭。辛郁告知商禽去世的消息时，我们都想着老许一定会从韩国赶来台北送商禽一程，没想到不到两天，竟也传来他的死讯。”许世旭，韩国人，1960年到台湾师范大学中文系研究所就读，到1968年，先后获得中国文学硕士、博士学位。尉天骢说，“大学研究所的拘谨，使得他的学习呈现一片刻板，直到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认识了纪弦，开始了和商禽、楚戈等人的‘鬼混’生活”，“人一灵活，语言的窒碍也就随之畅通起来；随意的交谈，随意兴的喝酒，路边摊的胡说八道，这一切相加起来，就使得老许整个变成另一个人”（尉天骢《那个时代，那样的生活，那些人》）。从此许世旭便用中文写诗，写散文，写研究论著。在台湾的《现代诗》、《创世纪》等刊物发表中文诗作，出版中文诗集。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许世旭是先加入了在台湾的中国文艺协会、中国诗人联谊会和创世纪诗社，后来才加入韩国文人协会，韩国笔会等组织。 

过去，我零星读过许世旭的诗、文，但比起商禽、张枣来，更不系统，也没有能形成明确的判断。在他去世之后，才有更多的搜集关注。在他离世后，中国大陆、台湾的诗人、学者的追念，大多集中在他作为韩国人对中华文化的热爱上，也就是他在生活、语言上如何与异国诗人形成“打破国界共赏的文化生命”（叶维廉语）。他当然主要以韩文写诗和研究论著，但也用中文写诗，写随笔，与台湾现代诗人（后来还与大陆诗人、学者）成为莫逆之交，参与台湾60年代的现代诗运动，推动中韩之间诗歌、文化的交往。在与异国语言、文化建立心神相系的联结上，许世旭做到的，恰恰是构成压力、困境的那些因素。在坚持原先生活，身份，情感支点上，张枣不摇动；这也许是性格，但也许是信念使然。在这方面不存在优劣高低之别。我们只是了解到，当许世旭说不懂得猪耳朵就酒因此韩国没有文化，而“每隔一阵子总要回来台湾住上几天，要不然他会乡愁得要死”的时候，张枣在异乡写的是：

她的清晨，我在西边正憋着午夜（《祖母》）

不过，也许我们对许世旭的了解并非就十分深入。我们是否只是停留在一般的现象上？这真的说不好。况且，对有独特性的诗人而言，他们做出的不同选择，他们的不同的诗艺取向，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可比的；谈论他们，不可能用同一的尺度和语言。对他们的认识、记忆，只能是一个，一个的。

2011年9月

原载《中华读书报》（2011年11月16日，13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