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华，14岁参加工农红军，是长征途中中央红军顺利通过彝区的“先遣队长”，新中国成立后最年轻的上将。他不仅是一位驰骋沙场的将军，还饱含深情地写下了《长征组歌》的不朽篇章。

　　1985年，张黎明作为记者采访了这位共和国的传奇将领，从彝海结盟聊到《长征组歌》。31年后，在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现任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馆长的张黎明回忆起了那次难忘的采访。

　　口述　张黎明

　　整理　本报见习记者　雷册渊

　　初见萧华即遇将军“下马威”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序列中，萧华不仅是一位百战将星，也是一位军中儒将。1930年，年仅14岁的萧华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反“围剿”中，他是红军少共国际师的第一任政委；长征途中，他是中央红军顺利通过彝区的“先遣队长”；抗日战争中，他是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司令员；建国初，他又出任中国人民空军第一政委，是共和国最年轻的上将。

　　时光回溯到31年前，还是一名初出茅庐的“媒体新兵”的我，有幸采访了这位共和国的传奇将领。

　　北京西山，一个令人熟悉而又陌生的地方。萧华上将就居住在这里。

　　按照军方规定，记者采访需要提前一天将来访人员的姓名、证件号码、车辆牌照等有关资料上报给警卫部门。1985年3月15日上午9时许，我驱车进入了戒备森严的西山区域，小车在一幢浅灰色的小楼前戛然而止，萧华同志的秘书热情地将我领进了客厅。

　　当时萧华将军正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一职，这是我第一次采访国家领导人，心里很紧张。

　　大约5分钟之后，刚从广东考察回来的萧华将军就出现在我面前。他身着灰色中山装，一开腔就给了我一个下马威：“你们青年报刊为什么要采访我这个老头子？我与你们没有关系嘛。”

　　经将军这么一激，我反而平静了下来，连忙解释说：“萧副主席，您和我们青年当然有关系，您早年就担任共青团兴国县委书记，又是红军总政治部第一任青年部长，还是少共国际师的政委……”没等我说完，将军便哈哈大笑起来：“你这个小鬼，还挺了解我的历史。”

　　一度紧张的气氛瞬间化解。这位时年69岁的开国上将语言丰富、思维敏锐、记忆非凡，面对我之后的采访，他侃侃而谈。

　　山高路险率领先头部队进彝区

　　那次采访，萧华将军和我聊得非常愉快，我们从彝海结盟聊到《长征组歌》，也聊到他在山东坚持敌后抗战的故事。南征北战几十年，萧老最难忘的还是红军长征的经历。

　　中央红军抢渡金沙江后，并没有完全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1935年5月，中央军委决定：强渡大渡河。当时，萧华任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随中央红军先遣队行动。

　　为了避开敌人的重兵防守，先遣队司令员刘伯承决定，避开西昌至富林的大道，从四川凉山彝族聚居区借道，直奔大渡河。萧华则率领一支精干的工作团，由通司（翻译）带路，马不停蹄地赶往大凉山，为大部队开进打前站。

　　当时，这里的民族矛盾尖锐复杂，甚至还流传着“石头不能当枕头，汉人不能当朋友”的说法。萧华一行，越往前行，山越高，路越险。山道上陈年的腐草败叶散发出阵阵恶臭，而山里的天气就像孩子的脸，一会儿云一会儿雨，行进道路相当艰险。

　　在留下“过路费”成功通过了两个彝族部落的领地后，突然，茂密的树林里传出了枪声。形势陡然紧张起来，部队战士即刻持枪上膛，双方剑拔弩张，一触即发。萧华向战士们挥了挥手，示意大家放下武器：“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开枪，我们一定要模范遵守党的民族政策！”

　　随后，萧华又让通司告诉彝民：“老乡们，千万不要误会，我们红军不会伤害你们。今天我们只是借道经过此地，要去打国民党反动派！要去打日本帝国主义……”

　　话音未落，只听见山谷入口处传来马蹄声，几匹骡马直奔而来。为首的彝人大约50来岁，身披黑色斗篷，英俊高大。通司悄悄告诉萧华，他是当地彝族头人小叶丹的四叔。

　　见证刘伯承小叶丹彝海结盟

　　彝人头领的出现，使紧张的气氛缓和了下来。小叶丹的四叔告诉萧华，他们看上了红军的大铜锅。萧华风趣地说：“老乡，这是我们做饭的工具，假如给了你们，我们只得饿肚皮了！”

　　一席话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萧华趁机吩咐管理员：“彝族兄弟的日子过得很清苦，给他们都发些钱吧。”

　　在大家排队领钱的时候，萧华和小叶丹的四叔坐在路边石头上拉起了家常。你一言，我一语，两人越讲越火热，通司在一旁不停地翻译。萧华便趁热打铁，对小叶丹的四叔说：“我们红军是穷人的队伍，不论汉族彝族，国民党反动派才是我们共同的敌人！为表示诚意，我们红军先遣队的刘伯承司令愿意同你们的首领结为兄弟。”

　　彝族同胞一向重情讲义，小叶丹的四叔听到这个提议后立刻爽快地答应下来。萧华马上叫警卫员将事先准备好的一支手枪和几支步枪拿过来，交给小叶丹的四叔：“这是刘司令让我们带来送给你们首领的一点礼物，请不要见怪！”小叶丹四叔当场将自己骑的一匹黑骡子作为礼物回赠。谈判成功了！

　　彝海——四川大凉山腹地的一个高山淡水湖泊。按照彝家习俗，刘伯承与小叶丹在这里歃血为盟。两人面对碧蓝的海子并排跪下，刘伯承将盛着“鸡血酒”的大碗举过头顶，高声发誓：“上有天，下有地，我刘伯承与小叶丹在海子边结义为兄弟，如有反复，天诛地灭！”随后，他将碗中的酒一饮而尽。小叶丹也端起酒碗对着苍天立下誓言。

　　萧华参与和见证了彝海结盟这一历史瞬间。他说：“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们红军先遣队已经开进了大凉山，整整走了一天才走出彝区。临别时，刘伯承司令员还将一面写着‘中国彝民红军沽基支队’的军旗亲自授给了小叶丹。”至今，刘伯承和小叶丹彝海结盟的塑像还屹立在凉山彝族自治州首府、中国航天城西昌的市中心。

　　心系长征病中创作《长征组歌》

　　1985年，中央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作为当年亲历长征的红军老战士，萧老有着太多太深的感悟。

　　采访中，我向他背诵起我最喜爱的《长征组歌》片段：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炊断粮。红军都是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难……这是萧华52年前在杭州西子湖畔养病时创作的。

　　采访时谈起《长征组歌》创作及两次公演的前前后后，老人依然很是激动。

　　1964年2月，48岁的萧华因患肝炎卧床治疗，此前他经历了在总政治部最忙碌的一段时光。3个月前，萧华痛别了他视为良师与兄长的罗荣桓元帅，中央军委决定，由萧华主持总政治部日常工作，不料，他感染上彼时正在流行的肝炎。

　　4月下旬，在中央的安排下，萧华由夫人王新兰陪同到杭州疗养。此时，全军各大单位都在筹备纪念中央红军长征胜利三十周年的活动。有不少单位向萧华约稿，这是萧华讴歌长征最直接的动因之一。因病赋闲的萧华忘我地投入创作中：他办公室的灯光常常亮到午夜；他眼前的稿纸一次次被泪水打湿；他的转氨酶指标先后4次突破“警戒线”；他的体重减了好几斤……

　　如今，呈现在众人面前的“三七句，四八开”的格式，即每段诗用4个三字句，8个七字句，一共12行，68个字组成，一诗一韵。就是《长征组歌》中一幕幕可歌可泣的故事：告别、突破封锁线、进遵义、入云南、飞越大渡河、过雪山草地、到吴起镇……

　　病中的萧华倾注了自己的心血和情感，历时两个多月，创作了一部呕心沥血的传世佳作。

　　小平同志提出了修改意见

　　萧老告诉我：“1965年5月初，周总理听说战友文工团在排练《长征组歌》，他立即抽空前往观看。当晚，总理还打电话到杭州找到我，他对我说：‘你为党和人民又做了一件好事，为子孙后代做了一件好事。我谢谢你！’”

　　可是，在十年浩劫中，《长征组歌》也未能幸免，被林彪、江青一伙下令禁演。1975年，正值纪念中央红军长征胜利40周年，刚刚走出“牛棚”的萧华，又与战友文工团再度合作，却遭到张春桥的刁难和阻挠。小平同志获悉后，亲自批准了《长征组歌》　重新公演，还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萧华回忆说：“组歌第二节‘突破封锁线’的结尾，原词是‘围追堵截奈我何，数十万敌军空惆怅’。邓小平提出，中央红军在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时，仍未摆脱‘左’倾路线的干扰，8万多红军只剩下了3万多人。他痛心地说：当时，不只是敌军在‘惆怅’，红军也在‘惆怅’啊！”

　　根据小平同志的意见，萧华将原词改为“全军想念毛主席，迷雾途中盼太阳”。这一改动，更准确地再现了当时的真实心态。

　　采访临近结束时，萧老还兴奋地告诉我：“今年，我已经同战友歌舞团约定，准备第三次合作《长征组歌》。”

　　原定一个小时的采访，不知不觉又增加了一个小时。临别时，我向萧老提议合影留念，老人爽快地答应：“好啊，我们到屋外，外面春光明媚。”将军边说边戴上鸭舌帽，领着我走到院子里，留下了宝贵的合影。

　　临别，老爷子还叮咛：“以后你有机会来北京，别忘了来看看我这个老头子！”

　　1985年8月12日一早，我听到了萧华上将去世的消息。遗体告别式的前一天，我坐了一夜的火车，第二天一早赶到北京八宝山，参加了萧华将军的遗体告别式，跟首长作别。几个月前我采访他时他的音容笑貌犹在脑海，没想到再见时，将军已是盖着鲜红的党旗躺在鲜花之中，天人永隔，痛矣。

　　如今，31年过去了，往事依旧清晰。后来，萧华将军的夫人王新兰阿姨对我说：“你是他在家里接待的最后一位记者。”

　　王新兰捐出萧华生前遗物

　　萧华将军的去世给了我很大触动，我当时就想，这些创造历史的开国元勋们、这些人民的功臣可能很快就将在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一定要抢救这些历史。也是从萧华将军去世那年起，我开始系列地采访共和国的老英雄、老战士。几十年间，我走进了近百位开国元勋、将帅、功臣的家中采访他们的故事。

　　三十多年来，我一直跟萧华的家人保持着联系，他们都把我当成家人一般的看待。

　　萧华将军的夫人王新兰是位传奇女性，出身富家却在9岁的时候参加红军，10岁就踏上了长征路，成为长征中年纪最小的女红军。

　　她的传奇人生，也因为她和萧华将军的动人爱情而更加传奇。1937年，王新兰初识红一方面军红二师的政委萧华，罗荣桓热心地为他们搭鹊桥；毛泽东让她“快去追萧华吧”，她便凭着对英雄的崇拜和爱慕追着萧华的队伍走了一年；1939年11月，萧华和王新兰结婚，他们用几斤小米做午饭就算是摆了“婚宴”……他们的爱情浪漫无比。

　　萧华将军去世后，我经常去萧华家中探望王新兰阿姨，我们的感情也越来越深。她对我的称呼从最开始的“小张”，到后来的“黎明”，后来她又叫我“侄儿”，而现在她叫我“干儿子”。每次见面我们都会来一个大大的拥抱，临别了又是一个大大的拥抱。

　　2014年8月，我调任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担任馆长，从一个新闻人向文博人的身份转换。今年恰逢萧华将军诞辰100周年，又是长征胜利80周年。在这样一个深具纪念意义的时间点，我又一次充当起策展人，和同事们一起策划即将在10月中旬推出的“萧华《长征组歌》文物文献展”。

　　年届92岁高龄的王新兰阿姨，得知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将为萧华将军办展的消息，特别高兴。由于“文革”时萧华家受到的冲击，萧华将军的很多手稿和资料都遗失了，为了这次展览，王新兰阿姨又特地向我们捐出了两件宝贵的文物——萧华将军生前用过的一支钢笔和一个肥皂盒，这是她一直以来的珍藏。

　　还有萧华将军的儿女和原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副团长马子跃同志，得知要为萧华《长征组歌》办展，不辞辛劳，奔走呼告，为我们筹集了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物和文献，只为萧华将军的英雄事迹和长征精神能够在中华大地上继续绵延撒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