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文学重在表现人的命运，办杂志则是体现文学的命运。

文学与杂志有着不可分割的共同命运，那种麻木面对无边杂志萧萧下，而希望不尽文学滚滚来的认知是荒谬的。无论人们有没有认识到，文学杂志都是文学队伍必须死守的堡垒。对于已经在手的阵地，最重要的是不失守，不惜拼命，也要保住老本。一旦丧失，就只剩下无法挽回的痛失。

文学杂志在全国各地广泛存在，也是我们国家的体制所决定的。绝大多数杂志社都是所在省市所直属。相比五四运动前后，文学杂志也很兴旺，却处在自生自灭状态；应当说，当前办杂志，比办办企业要过硬一些，起码在地方政府那里是在册的，所谓边缘化和生存危机只是相对20世纪80年代文学空前红火而言。

当代文坛，最大的不足是宁为玉碎之心不足。办文学期刊要有宁为玉美之心。

10年前，新《芳草》正式出版，从一开始就确定了“汉语神韵，华文风骨”的宗旨。在众说纷纭的文化歧义面前，旗帜鲜明地追求气韵优雅、风骨大气的经典汉语文学品格，公开向媚俗风尚说“不”，尊重市场规律，但决不向市场作放弃原则的妥协。

办好杂志第一是发现好作家，推出好作品。

文学的特殊性决定了文学杂志要办好，不仅要发掘有潜质的作家和作品，还要敢于拒绝那些有意无意亵渎文学、损害文学品质的糟糕的写手与糟糕的文字。

文坛中人常说，看准了好苗子，就要大力推出。实际问题是，对于初出茅庐的年轻作者，谁敢丝毫不差地断定，那就是一棵定能长成参天大树的好苗子？这时候，往往起决定作用的是编辑们的决心。经典作家作品是一块老玉，新人新作则是一块不起眼的石头。办杂志很大程度上就是要敢于决断，将别人眼中的石头，当成玉来珍惜。2006年新《芳草》首期，就力推来自青海的青年作家龙仁青，一下子发了他的三个短篇小说，第二期更是刊发了龙仁青的五个短篇小说。接连刊发的这八篇小说，让文坛关注到这个后来被评论界认为是“时间之外的孩子”的写作。之后，又有一位藏地青年作家次仁罗布，2009年二期，我们精心组织了一期“吉祥青藏专号”。当时，次仁罗布的作品也到了，我们却另给他一个更突出的亮相机会。在2009年四期的头条位置上推出了这位年轻的藏地作家的一组短篇小说《放生羊》《阿米日嘎》。这两篇极具青藏文化特性的小说刚一发表，便双双引起关注，《放生羊》最终获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几乎在同一时间段，《芳草》特别为山西青年作家李骏虎开辟个人小说专栏，每期刊发他的一部小说，最终发在这个专栏里的中篇小说《前面就是麦季》也获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

刚刚过去的台湾地区“九合一”选举，执政的国民党遭受空前溃败。在诸多因素之中，国民党的政治叙事语言太老套、太老旧被认为是为祸因之一。其对手胜出的奥妙，则是将那些沉重的政治民生话题，用“喵星人”那样的“神”语言来对付，只顾逞口舌之快，哪管有无对策，不要传统，抹黑经典，哪怕是睁开眼睛就得照着做的常识性的东西，也要先打一百下杀威棍、痛快淋漓地过把瘾再说。这种无关问题本质的政治竞争叙事，对沉浸在互联网世界的一代人确实有着致命的诱惑。反观国民党依然沉浸在貌似经典的旧语境里，用唠唠叨叨的苦口婆心诉说执政理念，到头来，那些影响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典籍，即便是在台北这种典雅的都市里，也都成了政治笑话。宝岛台湾正在上演的这一幕，使得我们可以通过溃败的政治叙事教训，给文学叙事以借鉴，这种借鉴对文学的现实与未来，无疑具有寓言性和丰富性。

当传统叙事还在说，人生要有理想！马云却说，人还是要有一点理想的，万一实现了呢？当传统叙事还在说，谁谁奇丑无比。马云却说，我长得丑，所以像外星人。作为人生叙事主体的文学，不要以为拥有与理想共生的天赋道义权利，就有理由只探索理想万一实现的莫大价值，却不改进如何更好地叙述理想。在努力对丑与恶进行批判时，还要营造如“外星人”的新的审美境界。

在此种叙事巨变背景下的10年里，《芳草》文学杂志既高度重视铁凝的《告别语》等具有中国文学史高度的作家作品，也以极大的喜悦发现和推介周李立的《八道门》，以及宋小词、周瑄璞等准确把握现代气质的青年作家作品，希望能从周李立们的写作中得到解决“外星人”的审美案例。既大篇幅地推出叶舟的长诗《陪护笔记——致母亲》，寻找天理人伦与历史错位时我们的抒情理由；也以最显赫的位置推出林那北顾名思义的散文《过台湾》。既不惜以整期篇幅重磅推出李骏虎的《中国战场之共赴国难》、次仁罗布的《祭语风中》等深潜到家国历史中的长篇小说，同样珍惜雕塑个人心灵状态的刘继明的长篇小说《人境》、欧曼的中篇小说《胭脂路》等。既发表了李清霞的《陈忠实的文学道路》这类专门研究正在成为经典的作家的大部头著述，也力推洪治纲等人的《新世纪文学：命名的合理性与必要性》等极具前沿性和标志性的先锋评论。还打破大型文学期刊只用小说作头条的普遍办刊习惯，只要是好作品，无论诗歌还是散文都可能用头条重点推出。

去年夏天，沿南水北调工程行走，接触到沿途一些省市的青年作家，深感湖北本地青年作家群体在国内文学界处在很弱势的位置。追究起来，其根源在于湖北本地的年轻写作者，大多是从一家以高稿酬、大发行量著称，同时也以恶俗著称的杂志上起步的，在他们的作品中，有着明显的劣质文体的痕迹。作为地方性文学杂志，对本地作者的引领与扶持应当是重中之重。《芳草》文学杂志这些年定期举办“湖北小说联展”和“湖北诗歌联展”，在推出宋小词、陈旭红、欧曼和喻之之等一批青年作家后，今年第三期再次以头条位置重点推出乡村教师周以刚的小说处女作《小河》，并迅速被《新华文摘》转载，其看重的正是同为“底层写作”，其作品透露出不一样的气质。

文学杂志的有效创新是发现文学新秀，推出文学精品。在现阶段，文学杂志的最大创新，是将“读者是上帝”、“互联网是上帝”改变为“文学是上帝”。只有让文学归于文学，才能推出“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经典文学作品。

一本书或者一本杂志，哪怕只能拯救一个人的灵魂，也远比逗得十万人无聊痴笑来得重要。一万个人写写画画，最终只有一个人的作品被流传，这才叫文学。文学从来就不是用于养家糊口，也不是用来作威作福。反过来，因为没有立竿见影功效而远离文学，或者表面上装模作样地做着文学的花样，事实上已放弃文学性，而混迹于不问青红皂白的GDP之中，就等同于放弃人文品质的构建。

文学的最佳气韵是美与浪漫，无论时势如何变化，对“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精神追求，都是文学必须向往的高度，同时也是不可放弃的文学底线。为当代中国文学价值标准确立、为中国文学高地建设提供优良资质的作品，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芳草》文学杂志的惟一追求。

（本文作者为《芳草》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