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友顺君：

读了您发表在４月２日《南方周末》上的《内在的诗歌真相》一文（以下简称《真相》），深感诧异莫明。此前曾听杨克兄说到，您年轻有为，才华出众，于文学批评一道，已有相当阅历和实绩，却不知为何竟写出如此糊涂的文章？事关公义，不敢止于腹非，故不揣冒昧，以公开信的方式谈谈个人的有关看法，以就正于您及业内有识之士。或有言重不妥之处，欢迎反批评。

您为您的文章设计了一个多少有点耸人听闻的标题。您试图扮演一个诗坛“揭秘者”的角色。您将予披露、揭示的，不但是“真相”，还是“内部”的，换句话说，人所未知、甚至是被刻意隐瞒的。这样一个大智大勇者的形象，真是风光得紧！当然，事关《1998中国新诗年鉴》的销路，使一点小小的炒作手段本也可以理解，但问题显然远远超出了“炒作”的范围。

作为编者之一，您在《真相》中竭力标举《1998中国新诗年鉴》“对现存诗歌秩序的反省”。这种反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许多诗人把诗歌变成了知识和玄学，无法卒读；另一方面，诗歌被其内部的腐朽秩序所窒息”。后一方面这里就不去说它了——早已腐朽的，就让它继续腐朽吧——我想着重讨论的是前一方面，相信这也是您真正的嘱意所在。

这里的上下文是“广阔的民间”；而您之所以提出这方面的问题，也是为了“清理”“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民间”，“使读者明白什么是真正的诗歌精神”。如此宏愿可谓善矣，尽矣，蔑以加矣；然而，您又是如何“清理”的呢？

您是从区分两种不同的诗歌写作开始展示您（当然不止是您）的清理成果的。您写道：“《1998中国新诗年鉴》使得那些长期存在于诗歌内部的矛盾开始浮出水面。特别突出的是，关于两种最有代表性的诗歌写作——一种是以于坚、韩东、吕德安等人为代表的表达中国当下日常生活经验的民间写作，一种是以西川、王家新、欧阳江河等人为代表的提倡‘首先是一个……知识分子，其次才是一个诗人’，明显渴望与西方诗歌接轨的知识分子写作——之间的冲突”；然后您把您所指认的这种“冲突”进一步归结为两种不同的诗歌立场，并循循善诱地问道：“到底哪一种立场更接近诗歌的本真呢？”接下来您为“知识分子写作”做了如下定义：“它所代表的将诗歌写作不断知识化、玄学化的倾向，是当直诗歌处境日益恶化的主要原因之一。这种写作的资源是西方的知识体系，体验方式是整体主义、集体记忆式的，里面充斥着神话原型、文化符码、操作智慧，却以抽空此时此地的生活细节为代价，从中，我们看不到那些人性的事物在过去的时代是怎样走过来的，又将怎样走过去，诗歌完全成了知识的炫耀和字词的迷津。”在文章的末尾，您再次强调《1998中国新诗年鉴》“更主要的是第一次如此显著地实现了两种不同写作道路的分野——诗歌写作是守护自尊的生活，还是守护知识和技术；汉语诗歌是为了重获汉语的尊严，还是为了与西方接轨”，并表示相信，“每一个内心敏感的人都会在他的内心里迅速作出抉择。”

我不得不非常遗憾地认为，您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清理者；我甚至不得不说，您在很大程度上尚不具备“清理”的资格！这不是因为您不懂诗或读诗太少，而是因为您没有做到任何清理都应该做到的、起码的诚实，是因为您对诗歌写作作为一种复杂的精神劳动缺乏最低限度的尊重，是因为您的着眼点根本就不是什么“真正的诗歌精神”，而是“诗歌门户”，或者不如说，有关诗歌的话语权力！

凡此种种，仅从两处不起眼的细节便足以看得清楚：所谓“首先是一个……知识分子，其次才是一个诗人”，明明只是批评家程光炜在阐述“知识分子写作”这一命题时的个人看法，却被您隐去出处，指认为“以西川、王家新、欧阳江河为代表的”一批诗人所“提倡”的观点；程光炜的这句话明明与坚持“个人的而非集体的认知态度”的上下文密不可分，且原文是“它要求写作者首先是一个具有独立见解和立场的知识分子，其次才是一个诗人”，您却将其从上下文中孤立地拎出来，并处心积虑地省略掉了关键词“具有独立见解和立场的”，以便把“知识分子写作”和“知识写作”这两个内涵截然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谈。您不妨批评任何人的观点，却不必玩这类或移花接木、强加于人，或断章取义、作伪使奸的把戏；如此上下其手，翻云覆雨，视他人头脑耳目为无物，岂是一个够格的清理者所为？

诸如“民间写作”、“知识分子写作”等问题当然可以也应该提出来讨论，关键是怎样讨论？在“民间诗歌”的上下文中将“民间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对举，从形式逻辑上就说不通；将不同的诗人在个体诗学和创作风格上的差异归结为，或夸大为两种诗歌立场、两条诗歌道路、两个诗歌阵营的“冲突”和对峙，更是荒唐得可笑。托福诗神，当代诗歌历经艰难曲折，用了20余年的时间，才从重重困境中基本建构起目前的个人写作或曰多元共生的局面，凭什么只您一句话，就又回到了从前的集体战斗岁月？一定要把童年的战争游戏经验或被强制灌输的政治斗争记忆套用于诗歌写作，是不是一种强迫症？这样做又把几代诗人、批评家、翻译家和广大读者的共同心血和劳作置于何地？

另一方面，您其实根本就无意于讨论任何问题。您的所有观点及其陈述——包括您假意的设问——差不多都是自明的。所谓“自明”，是说从接受的角度无需思考，无需质疑，是非高下立判，如同遭遇公理、常识或“文革”中的“定性材料”。《真相》在这方面确实称得上煞费苦心：民间写作＝中国当下日常经验、知识分子写作＝渴望与西方接轨这一事先罗织好的结论是如此巧妙地被编织进中/西二元对立的现成思路，据此形成的语境是如此有效地兼具强制性和催眠性，“是……还是……”的选择句式是如此咄咄逼人而又不容回避，以致读者假如不能马上乘上爱国主义的直通车迳赴艺术良知的彼岸，就摆脱不了“文化汉奸”的嫌疑。这不禁令我想到乔治.奥威尔《动物农庄》中的一个经典情节：一心称霸的波普为了取得舆论上的压倒优势，专门成立了一支山羊“啦啦队”；其职责是：一旦在公共场合出现或可能出现怀疑、歧见和争执的情形，就齐声高呼：“两条腿，坏！四条腿，好！”尽管二者之间有文野、藏露之分，骨子里却是异曲同工，难分轩轾。唯一的区别或许在于：您充当了您自己的山羊。

以上所析诸点，无不具有一眼可辨的蒙昧主义性质，但看来并没有给您造成任何心理障碍。这表明您非但不在乎蒙昧读者，同时也不吝于蒙昧自己。您有关“知识分写作”的定义肯定算得上这方面的一个杰出范例。这里且不说定义本身的诸多自相矛盾和夹缠不清（一批操母语、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诗人，怎么可能以“西方的知识体系”为“写作的资源”？“整体主义、集体记忆”如何成为一种“体验方式”？既说“体验”，为什么作品又“完全成了知识的炫耀和字词的迷津”？如此等等）；关键在于，任何有效的定义都必须以对所定义对象的有效把握为依据，有关“知识分子写作”的定义也只能建立在与之相应的文本基础上。然而，读者到哪里去找对应于您的定义、足以说明问题的文本呢？按照您的说法和提供的线索，《1998中国新诗年鉴》中西川、王家新、欧阳江河三人的作品，应该能代表那些“被缩小到最少的篇幅”（据说这样做“实际上是对一种谎言的拒绝”——多么奇怪的逻辑！）、以“凌空蹈虚、贩卖知识和迷信文化”为能事的诗歌了吧？可是，一个再“敏感”的读者即便读破了头，恐怕也破译不出在您的定义中言之凿凿的诗歌罪行；而这样一来，所谓“凌空蹈虚”（现实之空、虚）、“贩卖知识”（蒙昧的知识）、“迷信文化”（霸道的文化），岂不反过来成了有关您定义的定义？——以愚弄读者始，以愚弄自己终。俗云“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斯之谓也。

这样悲惨的结局在您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一个清理者可以偏激，可以无知，但就是不能搞蒙昧主义；否则势必破绽百出、捉襟见肘，以致跌入自己掘好的陷井。君或不信，请容再析一例。

您在文章中煞有介事地告诫说，诗的“资源应该是中国经验”；这种告诫本身就足够荒诞了（从什么时候起，诗歌写作的资源也和自然资源一样，被划分并标出了国界？今天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纯粹自足、金瓯无缺、类似绝缘体的“中国经验”？一种新的“题材决定论”？），但其理论预设更荒诞。按照这种预设，一个中国诗人居然可以外在于“中国经验”！而这意味着，除了他像在空气中呼吸一样生、活其中，并像一棵树同时向大地和天空汲取一样自然、有机获致的“中国经验”之外，还存在某种需要跨过一道认识的鸿沟才能抵达的、彼岸的“中国经验”！或者说，除了和他的全部生存及其思考、想象本为一体，可以无差别地用作写作资源的“中国经验”之外（即如您强加给“知识分子写作”的“渴望与西方接轨”，不也是一种现代化、全球化历史语境中的“中国经验”，不也可以作为“写作资源”吗？），还存在某种形同道德律令、必须在应该/不应该之间作出选择的“中国经验”！请问这样的中国诗人在哪里？这种被抽象化、神秘化、道德化的“中国经验”是什么意思？和现实的诗歌写作又有什么关系？在文章的前半部分您曾引用于坚的话说，“民间诗歌的精神在于，它从不依附于任何庞然大物，它仅仅为诗歌自身的目的而存在”；接着又攻击“知识分子写作”站在“日常化写作的对面”，是“另一个庞然大物”；然而，看看您塞给我们的所谓“中国经验”吧，它除了是某种徒然以话语体积和事先注入的价值优势压迫、排斥异己，其自身却空空洞洞的“庞然大物”外，还能是什么呢？

一方面是要清理“广阔的民间”，“使读者明白什么是真正的诗歌精神”，另一方面却又大行蒙昧主义之道，愚弄和误导读者，这种以南其辕而北其辙的方式自我揭示出来的“内在真相”，听上去简直像是个开坏了的玩笑！问题还不在于这可怕的悖谬本身，而在于何以会出现这种可怕的悖谬？我在信的开头说“事关公义”，更多地也是指向这方面的思考。

我相信，业内每一个尚未丧失历史记忆的人，都不难从《真相》的行文“语法”中，辨认出曾长期占据统治地位，而现今早已被弃如敝屣的所谓“意识形态批评”的身影。您虽属晚生的一代，但既置身当代中国语境，又读过阿多诺，对这种批评自也毫不陌生：为一种极其简单粗陋而又暴虐专横的哲学所派生；依附于权力同时也体现着权力；自诩终极真理在握并遵循一分为二、势不两存的斗争逻辑，如此等等。您想必同样清楚它的语言操作程序，其原型模式是：先把无限丰富和复杂的历史（就“历史”一词所能指称的全部领域而言，也包括当下的精神文化现象）简约成僵硬对立的两大阵营（有时多一点，但归根结底是两个）；再从诸如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指明其“要害”所在，使问题变得自明；最后要求（更准确地说，是胁迫）人们在无可调和的前提下（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进行非此即彼、“二者必居其一”的站队式选择。如果换一个场合，您必定会对这套做法痛加斥责或表示不屑一顾；可是，为什么在《真相》一文中，却会在很大程度上为其暗中操控，自觉不自觉地重新拣起并穿上这双“敝屣”呢？

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但最致命的恐怕还是强烈的权力意识。因为蒙昧主义总是与对权力的追逐联袂而行的。因为只有在难以遏制的权力欲的支配下，人才会把他人的存在视为一种威胁，以致树为“假想敌”；才会自我恶性膨胀，情不自禁地诉诸暴力（这里说的是语言暴力）攻击；才会神昏智迷，置基本的事实和必要的界限于不顾，孜孜于营造自我神话的愚行；才会像囚徒听命于狱卒一样，听命于内心“毁容的激情”！

您完全可以指责我这是在胡说八道，而我又是多么希望自己是在胡说八道！然而我的眼睛不答应。这里于坚为《1998中国新诗年鉴》所写的代序或许更有说服力（我注意到，《真相》中的主要观点在这篇序文中几乎是应有尽有，以致令人忍不住要怀疑，您怎么一不小心成了于坚的思想经纪人或副产品？）。在这篇序文中最为打眼的“出彩”处之一，正是有关“民间诗歌”的某种权力游戏，其奥妙在于：先以《他们》为坐标，对始自《今天》的民间诗歌进行“分封”式的肯定；然后再择其影响卓著者，进行“削藩”式的排除：《今天》吗？“《今天》和《他们》都是中国最杰出的诗人的阵地，但前者成了流亡者，后者在相同的处境下，则仅仅是一群诗人”；《非非》吗？“八十年代的《非非》和《他们》具有同样的‘民间立场’，但在九十年代，这个刊物转向所谓‘八九后的写作’，（和四九后的写作有何不同？）关于‘红色写作’和‘白色写作’的划分，使后期的《非非》丧失了民间身份”；至于“九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写作”就更不用说了，那是“对诗歌精神的彻底背叛”，是“与专制时代弄臣的厚颜无耻的歌功颂德一脉相承”的“可耻的殖民化”写作，早已丧失了，或者说从一开始就配不上“民间立场”和“民间身份”（为什么不顺便通过一项“永远开除其诗籍”的“决议”？）。如此只手将“革命的同路人”一一点倒，只手指明“新的革命对象”，谁是诗歌“大统”的在位者或“民间诗歌”的“法人代表”，自然也就“水落而石出”了——这岂止是有关诗歌的权力游戏？谓之“诗歌南面术”，不亦可乎？

《他们》当然是当代诗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也确实多有我心目中的优秀诗人（包括作为诗人的于坚在内）；正因为如此，看到它这样眼睁睁地被当作个人野心的道具糟踏，才格外令人觉得悲哀而无趣。愚钝如我者是搞不懂“民间立场”和“民间身份”在于坚辈手中的妙用了，好在明白一点也就足够：当代诗歌曾饱受强权蹂躏；一部当代诗歌史，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部诗歌的受难史，是自由、开放、创造、充满可能性的诗歌精神不断被强权篡改、阉割、戕害，同时又不断与之抗争，并在抗争中顽强地阐明自身的历史，舍此便无从谈论“民间诗歌”。所谓“民间立场”、“民间身份”云云，不应是对诗歌的一种限制，而应是一种解放；不应意味着一道符咒，而应意味着广泛的对话；不应被视为一件克制或扫荡异己的法器，而应被视为一根维系所有孤独的探索者的纽带。由此而自然生发的一个推论是：那种“原教旨主义”意义上的“民间立场”和“民间身份”必定是可疑的！汲汲于这种“立场”和“身份”的“民间诗歌”必定与您所抨击的“腐朽的诗歌秩序”相去不远！它早晚必定要成为一座臭气熏天的“奥吉亚斯牛圈”！到那时再“清理”，只怕已经晚了。

这封不得不写的信就此打住。很遗憾一封因诗而写的信却通篇无法及诗。我希望这样的通信在我们之间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正如我希望《真相》这样的文章在您仅仅是一次事故，一次“短路”一样。应该补充且强调的是：在一个普遍崇尚权力和善于滥用权力互为恶性循环的历史－现实环境中，鲜有单方面的受害者；就此而言，这封信也是写给更多的朋友、首先是我自己的。米兰.昆德拉笔下的一个人物说过一句很精彩的话：“人对权力的斗争就是记忆和遗忘的斗争”，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却将该记住的归于遗忘，而把该遗忘的牢牢记住。

此致

敬礼！

唐晓渡

1999年5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