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刚刚整理好衣冠

就面临了死亡

四月的歌手

血液如此浅淡

但桃花的骨赅比泥淖高一些

它死过之后

就不会再死。”

送别

11月2日，华北平原告别数日的阴霾，天空明净，阳光灿烂。来自各地的人们奔赴石家庄，为陈超送行。这些人，有陈超的学生，有素不相识的市民，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诗人。

遗体告别仪式前，诗人们在殡仪馆的院子里朗诵陈超的诗。以诗歌批评家享誉诗坛的陈超，也是一位优秀的诗人，后者的身份一直隐秘。在多年前的一首《沉哀》中，他写道：“今天，我从吊唁厅/推出英年早逝的友人/从吊唁厅到火化室大约十步/太阳最后照耀着他，一分钟”，太阳在这一天也最后照耀着他。

在陈超曾经工作的地方——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专门在教工之家设了追思堂，风尘仆仆的人们从各地赶来，鞠躬、默默垂泪。他们有的上过他的课，有的看过他写的诗评，在一个诗歌散发微弱光芒的时代，他们通过他的努力感受到诗歌的美好。而这天，诗歌的美好还在，斯人已逝。

突发：一切都结束了

在老友辞世几日后，诗歌批评家唐晓渡还沉浸在悲痛中，“完全不能接受这个事情。”这句话唐晓渡轻轻地说了两遍。

11月31日上午9点半，他接到了陈超妻子杜栖梧的电话，“晓渡，告诉你一个坏消息。”唐晓渡的心一紧，“什么？”“陈超出事了。”“对不起，你再说一遍。”小杜又说了一遍，“小杜请你再说一遍好吗？”小杜又说了一遍。“现在情况怎么样？”“一切都结束了。”这是小杜在电话里和唐晓渡说的最后一句话。

唐晓渡认识陈超三十多年，两人几乎无话不谈，“但他恰恰不愿意谈自己的病。”唐晓渡最后一次见到陈超，是今年五月底在杭州的一个诗歌研讨会上，他发现老朋友看起来不大好。多年前，陈超是个很强壮的人，五六年前瘦下来，而这一次见到，唐晓渡觉得他瘦得有点过了，“他说在游泳，我说你脸色不好，要不要查一查，他说，有时候睡眠不太好。”唐晓渡记得那天他们聊天到凌晨三点多，谈诗歌，陈超谈性很浓。散会后的那天，他们在西湖边散步，还有其他的朋友，当时陈超很活跃，还开玩笑，“他是个喜欢开玩笑的人，能自我消解。”

“但这几年他的精神状态是下行的，他的话没有以前多、兴致大不如前，尽管好朋友之间还是活跃的。”唐晓渡回忆，10月29日中午曾经打过电话给陈超，问他来不来参加一个活动，“他说不来了，我问他哪儿不舒服，他想了想说，反正不舒服。”

“我们以前打电话起码会谈个四十分钟，有时两个小时都有，但这次显然他不想聊，有一句说一句，他从来没说起自己的精神状态，我问他老太太怎么样，他说，就那样，还行吧！最后说到孩子，他说不好，又开始打胰岛素了，最近血糖又上去了。我们聊了十几分钟就挂了，他说他再打给我。我当时觉得有点异样，这是我们之间打电话第一次这样。但我想他恐怕有事，没有深想，他后来也没有再给我回电话。”唐晓渡没想到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对话。

十月中旬，陈超的最后一本诗论文集《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生成》下了印厂。10月27日休假回来，责任编辑张雅秋开始给陈超打电话，要将新书快递给他。手机无人接听，第二天她再发了短信，没有回，再打，显示不在服务区；再后来，是关机。

陈超的博士生崔立秋在30日晚上还给导师打过电话。“晚上7点半，我给陈老师打电话，手机关机，打家里座机，老师接了，声音虚弱，从来没有过。我问他为什么这么虚弱，他说最近状况不好。我说想去看他，他说，别来，我需要休息，不能激动。”崔立秋当时感觉不太好，放下电话，又给其他人包括另一个陈超的学生，同在河北师大中文系任教的李建周打了电话，相约过几天去家中看陈超。可就在当天晚上，事情发生了。

师者：讲台上的王者

在陈超的友人和学生心目中，他是与虚弱不沾边的。在学生的印象中，他是个黝黑、没有丝毫文弱书生气的读书人，甚至俨然是一副煤炭工人的模样。作为河北师大的明星教师，陈超的课据说是需要提前占座的，有时甚至会吸引普通市民前来旁听。

崔立秋第一次感受到陈超的风采是在本科时偶然听到的讲座，之前对诗歌停留在古体诗认识的他通过陈超的讲述，认识了食指、芒克、多多、北岛、顾城这些名字。后来保研后，他选修了陈超的《生命诗学》课程。1998年开学，小教室里十来个人，第一堂课陈超讲的是海子的《亚洲铜》，“他的解读完全不一样，让我真正进入诗歌。”

“他不在乎奖项，也不报项目，不填表格，很多时候是其他学生替他填，他是真正喜欢诗。在课堂上，他像一个王一样。”崔立秋说，陈超一定不喜欢他这样的说法，“但是如果诗歌是一个王国的话，在我心中，课堂上讲课时候的他就是一个王。”

但今年六月以来，陈超开始出现耳鸣，由耳鸣发展到失眠，后来发展成脑袋里都是声音，一开始是电冰箱的声音，后来是马达的声音，不能读书，不能写作，最后不能上课，去医院看了，但效果寥寥。每次上课都是妻子开车送他到学校，等上完课再接他回家，上完课陈超常常是一头汗，对妻子说，“你看我讲了什么呀！”

出事前两周，陈超上课中间会发生短路，脑中一片空白，不知道说了什么，在说什么，要说什么，随之而来的是更大的沮丧。“他对自己要求过高，他的课非常受欢迎，对教学效果的期待，学生的反应，也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一下子不能讲课了，这对他的打击是很大的。”唐晓渡道。陈超去世前两周，他妻子打电话给学校希望停课，想要专心治疗。

“他为这事焦虑，觉得是给系里添麻烦了。”在唐晓渡看来，陈超是一个特别不愿给人添麻烦的人。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陈超来北京时大都会到唐晓渡家里住，经常是下午过来前先在外面吃碗刀削面，“我说你过来吃晚饭吧，他说我吃过了。他很早起床，我还在梦中，他把被子叠得方方正正就走了。”

“在他面前，不会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李建周这样评价。学生眼中的这位敦厚长者，是个特别包容的人，崔立秋回忆，他曾经写过一篇关于现代诗与流行音乐的文章，文章批评现代诗的小众，“陈老师开玩笑说‘看你这文章不像是我的学生’，但他其实是特别包容的人，从来都是鼓励学生，让自己发展。我选他做博士生导师，我并没有研究他熟悉的诗学研究领域，而是做小说研究，他总是从怎样对你更好的角度出发。”

■ 追忆

臧棣：陈超，一个真正懂当代诗，又宽厚善待诗人的批评家。当代诗受益于他的智慧，敏锐，精准，宽厚，而对他的回报却如此之少。想来不免悲痛至极。

徐敬亚：陈超，一个优秀的诗歌批评家。能把文章写得既学养深厚、审美精致，又如普通读者平白亲切，善解诗情，何等聪明、睿智！最终，诗没能救他，所有的理论也无法把他挽留……为什么他自己伸出一只手从背后推走了自己？为什么全天下的阳光都不能照亮他内心那一小片黑暗……

叶匡政：一直想去石家庄看望陈超先生，没想到来了，竟为送他最后一程。人之哀恸，莫过于此。陈超是当代杰出的诗学家，学养深厚，思锐识卓，有自由的学术精神与深度的专业自觉。他的诗学体系体大思精，审微见远，卓然一家。他还是一个至诚至性的诗人，高蹈自守，令人尊敬。

翟永明：好人呵！好作家！好批评家！这个时代、这个现实社会——为陈超一恸！

王家新：“是不是，如果你，如此的眼睛暗淡了，/那么生命不是生命死亡也不是死亡……”（茨维塔耶娃《新年问候》）

这是诗人、批评家陈超的诗作《我看见转世的桃花五种》的开头，虽然四月已过，但10月31日凌晨，陈超用自己从16楼的纵身一跃，来迎接这个即将到来的寒冬……

诗学：做了新诗史里最扎实的工作

陈超去世后，有人希望能对陈超在诗学上的贡献做一个盖棺论定，唐晓渡觉得，虽然人不在了，但有些东西还在生长，“精神这东西不好说，有时候它会用另外的方式在另外的人的笔下生长。”

唐晓渡与陈超的初次见面不是1983年下半年，就是1984年上半年，“那时他在山东大学进修古典文论，《诗刊》1983年春节后从小关搬到虎坊桥，我分到作品组，负责作品组的是吴家进，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去找吴家进，家进桌子上有个稿子孤零零的，编辑部到处都是稿子，大概是那篇太孤立，印象很深，那是陈超的文章，从当代的角度看古典诗论，吴家进进来，问我觉得怎么样。我说，不错，还挺有见识。”

“1992年开始我静下心来写了24篇专栏，每篇阐释一首诗，当时还很得意，觉得没有人像我这样写，所以陈超两卷本的《20世纪中国探索诗鉴赏》突然出来，我心里是暗叫惭愧的，他那个功夫！陈超做得更早，1987年不声不响开始写的，当然方法我们不一样，他是点评式的细读，我是展开阐述，他的工作功不可没，可以说这是整个新诗史以来做得最扎实的一本东西。”

唐晓渡评价陈超很勤奋，“我经常和陈超说，你比我勤奋多了。如果说每天让我做二十首诗的点评，我想想都疯了。他生活非常规律，时间怎么用，都是按照工作来组织的，当然也是因为孩子。我记得有一次我们聊天非常晚，第二天他爬起来吭哧吭哧写，等我起来他已经写了两千字了，我说你这工作效率真是高啊，他说‘也没什么，胡写呗！’”

除了诗歌文本的细读，陈超另一个重要工作是当代诗歌现象学意义上的观察，包括朦胧诗之后的第三代诗歌，在诗学层面上建构他的生命诗学，“这两个工作他都做完了，而且可以说都做得很好。”

但是唐晓渡也隐隐发现，陈超这两年渐渐主动关闭和朋友的通道，朋友们觉得陈超这几年也不怎么开会了，大家觉得他在积蓄力量。“他属于在写作上很有计划的人，他去年跟我谈过在一些项目上耗费的精力，希望赶紧做完，回到个人写作上来，但那个项目也加重了他的颈椎病。”

“去年以来他大概写东西很少，以前他会主动说，晓渡，你在写什么？自己主动也会说起来，最近在写什么，但这两年不太说。我后来问他最近在干吗？他说，哎，没干吗，一写作头就晕，颈椎病。”

有人说陈超的离开是因为整个人文生态的恶化，因为对诗歌的不满。唐晓渡认为这是胡扯，以唐晓渡对陈超的了解，这不会成为他的焦虑源。“我知道陈超还是有抗击打的能力的，有精神上的韧性，我们这代人如果没有这些东西，根本活不下来。”回顾陈超的个人经历，插过队，当过工人，经历过残酷的人生历练，生命本该没有那么脆弱。唐晓渡难过的是，“孤立起来都不会成立的原因，很长时间郁积——当然首先是疾病。如果不能写作，不能思考了，我可以想象这对他的伤害之深。”

生活：想要给28岁的患病儿子多攒些钱

“京深高速公路的护栏加深了草场/暮色中我们散步在郊外干涸的河床/你散开洗过的秀发，谈起孩子病情好转/夕阳闪烁的金点将我的悒郁镀亮。”

《秋日郊外散步》一诗凝聚了陈超日常生活的一瞬间，在诗里，他以对妻子的口吻感叹：“西西，我们的心苍老得多么快，多么快/疲倦和岑寂道着珍重近年已频频叩访/十八年我们习惯了数不清的争辩与和解/是呵，有一道暗影就伴随一道光芒。”“不容易的人生像河床荒凉又发热的沙土路/在上帝的疏忽里也有上帝的慈祥……”

上帝疏忽的是他们的孩子。今年28岁的儿子因为自闭症、糖尿病等病症需要终身照料。“有人说孩子是他的焦虑源，是有很多糟心事，但我不认为这是他的压力源，这两年家里的状态比较好，我还跟他讲，最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现在就是往宽处走，根本没想到会出这样的事。”唐晓渡说。

最难的时候是不知道孩子将来怎么办？这一直是萦绕在夫妻俩心里的问题。通过治疗促进发育，包括去普通小学、智障学校，都试过，都没有成功。后来干脆不考虑这个问题，决定自己在家来调理他。包括通过画画引导孩子的兴趣，每年两次全家出去玩，让孩子多接触周围人群。去年深秋，在杭州的一次诗歌颁奖活动上，陈超全家三口的出现让很多人感动。有人记得，在西湖边散步的早晨，和煦的阳光下，陈超微笑着教孩子和旁边的友人打招呼。“以前不愿意让朋友知道家里的情况，那是他第一次不避开诗歌圈的人。”唐晓渡当时欣慰陈超把一个关突破了。

“‘我和小杜都会老，我们将来都会离开他，怎么办呢？他的路还那么长。’有一次他说得很平静，‘我跟小杜能做的一个是把他照料好，一个就是攒点钱，到我们老了，如果幸运的话孩子有一定自理的能力，不敢想成家的事，但比如说开个店，给他攒点本金，不行的话托付给亲戚，如果经济来源没有问题，基本有自理能力也就可以放心了吧！’”唐晓渡想到这个事心都疼，“陈超生活很节俭，非常节俭，我特别佩服陈超，心里装这么大的心事还做这么多的工作。”

只要在家，每天不管多忙，下午五点雷打不动陈超陪孩子下楼去玩，这是从孩子3岁时开始的习惯。除了这个习惯，陈超每天坚持游泳，也坚持跳绳。唐晓渡说，“有一次他兴高采烈地对我说，你教我的方法很管用——倒走，手做成十点钟的样子，试了一下对颈椎病很有效。”

“我一直觉得陈老师是个很乐观的人。”今年六月份陈超的孩子糖尿病复发住院，崔立秋去医院看过陈超，崔立秋去过西藏，陈超和他聊起很多西藏的事情，“陈老师很向往，还问我西藏适不适合带孩子去。”

“也有人说他不负责任，家有老母、儿子，就这样走了，其实他是一个特别负责任的人，师母特别担心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陈超不负责任，不是的。”崔立秋说陈超的老母亲87岁，一直跟着他生活这么多年，陈超每次出差前都会把饭菜准备好，每天打电话。儿子住院，每天中午、晚上给老太太做饭。“他们住14楼，有一次电梯故障，爬14楼，下去上来、下去上来，夏天啊，爬得汗流浃背，特别孝顺。”崔立秋说，自己人到中年会对这些东西有更多体会。

结尾

李建周这几天整理陈超遗物时困惑重重，八十年代的书、笔记、获奖证书都好好地保存着，似乎在留待晚年重温。文稿、诗歌还在抽屉、书桌上。两周前，陈超还在系里和他商量博士生招生的细节，他不明白，一切没有预谋，怎么就如此突然地发生了？老师的死亡，对他来说像一个谜团。

但所有人都知道，最难的是陈超的妻子杜栖梧，“老人、孩子、这么长的路，小杜怎么办？”唐晓渡忧心忡忡，“要过两关，跟老人说，陈超病了，老人打电话回来，问起陈超的病情，为什么陈超不在家？家里怎么来了这么多人呢？孩子问，爸爸什么时候回来？”杜栖梧告诉他，陈超不在了，每天固定五点钟带孩子去广场的工作现在由妈妈来做，孩子喜欢一个人在那里玩儿，她坐在车里，开着音乐，天晚了，看到那些灯亮起来，想起陈超不在了，那种巨大的悲伤，只能靠时间慢慢转圜。

唐晓渡和陈超以前聊天时说起过死亡，“我说最欣赏罗素的态度，就像百川入海，那个虚无的大海是我们最终的归宿，罗素希望做到的是，到了老境渐渐开阔，就像河的入海口，就像汇入一个更大的实体当中，了无痕迹。我记得当时陈超说：‘哎呀，这个特别好，特别好！’我说是啊，但这也难。”

“实际上，你面对具体死亡的时候，不管我们平时多么激愤，多么虚无，即使有很多经验还是会恐惧。”唐晓渡说他相信陈超对死亡的理解是通透的，只是跟你有血肉上关联的死亡，自己还是受不了，“他这样做一定有他不得已的理由，如果不是巨大的病痛令人受不了的话。可他还是英年啊，也还是夭折啊！我不能接受的是这个。”

携手漫游的青春已隔在岁月那一边，

翻开旧相册，我们依然结伴倚窗。

不容易的人生像河床荒凉又发热的沙土路，

在上帝的疏忽里也有上帝的慈祥……

——摘自陈超诗作《秋日郊外散步》

来源：新京报